第二节 工业化战略与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工业化的概念，从不同视角看能得出不同认识，如从生产工具角度来看，工业化是以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业操作作为开端的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从社会生产方式角度来看，工业化是一场包括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在内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工业化是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过程。[22]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工业化的具体过程也有不同的特点。对于一个生产落后的农业大国，其经济建设任务主要是使落后的农业国向强大的工业国转变，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着重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造、化学等项重工业。[23]为了促进重工业建设的迅速推进，国家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除了资本、机器、原材料外，很大一部分成为围绕着这些建设服务的工人工资支出，变成了巨大的社会购买力，因此，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小农经济的生产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另一个是轻工业发展赶不上人民生活增长的需要。[24]一方面，某些商品在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现象，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迅速前进；另一方面，要求手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弥补轻工业品的不足，生产出大量质量好、价格低的农机具，满足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同时加快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25]

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其实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就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有所论述，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6]；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国民经济中工农业的比重，大约是现代工业占10%，农业、手工业占90%；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27]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也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帝国主义；另一条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会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28]但是在1949年以前，中共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工业化扫清障碍，并没有直接从正面回答如何去工业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底，我国通过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统制外贸等重大经济改革，不但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如降低通货膨胀率、提高社会就业率等），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有显著增长，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1936年）增长20%，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2年的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到26.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到1952年的35.5%。[29]随着民主革命的完成和经济形势的好转，自然要把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中共需要明确采取何种工业化模式。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世界上的成功模式基本上有三种：一是如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竞争对手和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工业化；二是如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强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国内的高积累以及学习他国先进技术，缩短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时间，实现工业化；三是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外部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30]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影响着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第一，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所引起的供求关系紧张。这种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私营经济与政府计划性为主的资源集中配置的不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1952年的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是由于资金积累率低，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的经济封锁，国家建设资金严重短缺。以我国对外贸易为例，尽管中国通过建立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为原则的统制外贸体制，结束了长期以来对外贸易关系上的不平等地位，但是西方经济封锁还是对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内地的贸易重心由过去以西方国家为主转向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在出口创汇中，手工艺品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将其远销到国外，换回了国家建设所需的资金和器材。如我国1955年、1956年出口手工艺产品换回钢板150917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出口1956年比1955年增长了75.84%，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1956年比1955年增长了33.5%。[31]由于当时我国还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在进行出口贸易时，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即使是工业品，大多数也是初级产品。大部分产品在出口时，只是为了获得外汇或换取国家急需物资和工业器材，并没有经济上的收益。

表1-1 1956年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重点出口商品的产量增长比例和盈亏情况

上述资料说明尽管手工艺品的出口是亏损的，而且亏损率在不断增加，但是要换回更多的外汇和物资，来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必须尽可能地压低手工艺品的成本价格，才能扩大市场份额。

表1-2 1950～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在进口总额中比重的变化

表1-3 1950～1956年中国工业成套设备进口情况

表1-4 1950～1956年中国出口情况

浙江省的主要出口手工业品，有麻帽、绣衣、十字花台布、万里斯（花边）、金丝草帽、丝织风景片、绸扇等七个品种，由于其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上述手工艺品的产地分布于杭州、温州、黄岩、温岭、临海、玉环、乐清、永嘉、瑞安、萧山、绍兴、鄞县、慈溪、余姚、海门等十五个市、县。抗战前最高年产量麻帽40万打、绣衣168000件、十字花台布259000套、万里斯600万码，其中绝大部分是供给出口所需。历史上手工艺品的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及东南亚国家。但自抗战爆发以后，受到战争影响，外销阻滞；抗战胜利后，又遇通货膨胀，物价猛涨，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生产一度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国际政治局势的缓和，除了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也有所恢复，因而若干产品出现了产不敷销的现象。但对于手工业品出口大省的浙江来说，在恢复生产方面，除个别产品外，一般产品恢复都比较缓慢，不仅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如此，即使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如1954年麻帽计划任务为178000打，但仅仅完成80.9%；绣衣为44000件（除委托私商加工6400件），完成52.27%；十字花台布为136244套，完成76.2%；万里斯为300万码，完成96.4%。根据以上情况来看，主要产品都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绣衣完成情况尤差。[32]

表1-5 1955年浙江省出口手工艺品计划

表1-5 1955年浙江省出口手工艺品计划-续表

按“一五”计划的设想，在五年时间里，全国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相当于7亿两黄金），其中工业占58.2%。[33]虽然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了一批项目，但是国家的工业发展主要还是依赖于原有工业体系。五年内能投入生产的只占工业总产值的4%～6%（主要的项目要在第二个五年投入生产，有些甚至要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因此，国家在筹集生产建设所需的资金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34]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增长速度较快，1953年比1949年净增长了477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8.7%。[35]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大部分城乡居民都有提高物质消费的需求，因此，建设积累与生活消费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正如陈云在1954年所指出的：“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费三千万到四千万匹布（当年产量为15690万匹）；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万到七百万头猪（当年肉猪出栏头数为7415万头）；几万万人的消费水平提高，就会使增产了的消费品发生供不应求。”[36]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即自我积累、节制资本的道路。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

第二，由于大部分农民生产资料不足、农业剩余偏少，农业增长受到较大限制。我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大国，无论是粮食还是工业原料，都无法满足国家的需求。1952年国家粮食总产量3200多亿斤，平均每人每年还不足600斤；如果按照农民常说的“大口、小口、三石六斗”来算，每人每年需原粮850斤，加上牲口饲料及其他需要，并考虑人口的逐年增长，1953年的粮食生产需要在1952年的粮食总产量上再增加70%以上。[37]尽管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农业并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且劳动生产率很低，阻碍了工业经济的提速发展。

第三，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落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影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指出，初步估算五年内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就需要国家技术人员39.5万人，而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6.6万人（其中中专毕业生占2/3），相差近11万人。[38]从基层方面来看，1954年邓子恢指出，“区一级干部，不止是质量弱而且数量也少。好多区只有三五人可以办合作社，每人管三四十人，确实抓不起来”，“合作社是改造小农经济，比之土改要更复杂，更艰苦得多，没有专职干部，确实难以办好”。[39]这种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不利因素，短期内是无法克服的，它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53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中国必须走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过渡时期中，稳步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引导国民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在工业化的标准上基本沿用了苏联的标准，在工业化的速度上，则估计用15年，即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