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
浙江省手工业种类繁多，包括农副业在内约有九百余种，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手工业，就地产销，全省到处都有，此类手工业在城乡大多设有作坊，在乡村则大多系农民直接临时雇用手工业工人制作。另一类为特种手工业，如土纸、草席、皮革、渔网、花边等，产区集中于一地或数地，产区广阔，销往外县、外省，乃至国外。手工业生产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据1950年统计，手工业产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8.5%（农业占72%，近代工业占9.5%），从业人数众多，单单造纸工人，全省就约有20万人。[119]
一 新中国成立前浙江手工业合作事业发展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浙江省手工业生产合作事业历经了创办、工业合作运动（“工合”）两个阶段。
创办阶段。1928年7月，浙江省政府颁布《浙江省农业信用合作社暂行条例》，翌年12月，又颁布《浙江省合作社规程》，据此创办了各种合作社。1931年以前，多为信用合作社，1932年以后，生产、运销、消费、兼营等合作社渐有发展。表2-6是抗日战争以前浙江省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
表2-6 1932～1937年浙江省生产合作社统计
1935年12月至1936年5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考察浙江兰溪后，在《中国合作事业考察报告》中写道：“浙江省之兰溪，有织布生产合作社，多为自备织布机之农民组成，兰溪畈口村一带称之曰土布合作社。桐油生产合作社浙江兰溪提倡甚早，该县已组成11社，每社有榨油车1部，社员大多为榨油工人，间有自种桐树者。”[120]
“工合”运动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相对发达的地区相继沦陷，由于交通阻滞，生活用品来源匮乏，各地迫切希望动员当地的人力、物力，发展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军需民用，于是就产生了工业合作运动。1938年2月，浙江省政府为了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公布《浙江省战时合作社暂行办法》，并于1939年成立了浙江工业合作协会领导机构。同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技术顾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办事处主任路易·艾黎[121]到金华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并在兰溪、永康、云和、临安、常山、衢县等地设立事务所和指导站。兰溪事务所先后组织了钢盔、被服、皮革、肥皂等1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军需民用产品，直至抗战胜利。1940年，在日军进逼宁波的情况下，浙皖工合兰溪事务所在中共宁波地下党的支持下，从资本家手中购得各种机床设备100多吨，这批设备运抵兰溪后即组织合作社进行组装生产，并在淳安也开设了一个机器合作社。[122]1941年，温州下属的永嘉、平阳、瑞安、乐清、玉环、泰顺六县，在战时状态下依然获得了发展，其中平阳有蛎壳、木器、制绳、薯刨生产合作社，瑞安有造船、方木器生产合作社等。平阳县秀溪薯刨生产合作社，1935～1941年，社员人数从202人增至264人，合作社股金额从2420元增至48000元，七年间生产薯刨985413张，销售收入724158.76元。社员工资收入得到增长的同时，合作社的福利待遇也有所提高，子弟学校、合作食堂、合作诊所等无不具备，为浙江省光荣合作社之一。[123]1941年，出于战时业务考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将兰溪事务所改为指导站，增设衢县事务所及临海指导站。表2-7是1941年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概况。
表2-7 1941年浙江省工业生产合作社概况
“工合”运动开始后，工合组织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但组织兰溪、永康、屯溪等县的事务所生产根据地所需的军需民用物资，克服经济封锁所带来的困难，“在浙西的遂安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124]；而且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邀其派人参加和领导“工合”运动。1943年10月27日，中共浙东区党委在根据地内推动合作社运动，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同年，浙东革命根据地慈溪观海卫东山头办起了妇女纺织生产合作社，纺纱织布，做袜制鞋，支援部队。[125]
抗战胜利之后，“工合”运动的发展逐渐衰弱。一方面，“工合”运动是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根本无力与现代工业生产相抗衡，尤其是面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时，竞争劣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受到国民党的抵制和破坏。“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工合”的贷款，并且陆续逮捕“工合”的工作人员。路易·艾黎在回忆“皖南事变”时说，“浙皖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撤退过程中，陆续因‘危险’思想而遭到逮捕”；“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宣布，在东南区我是不受欢迎的人”。[126]此外，外援中断、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都压制了“工合”运动的发展。[127]
表2-8 1945年浙江省工业生产合作社地区分布概况统计
二 恢复发展阶段：1949～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浙江省面临着全面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任务，但国营工厂与私营小生产者之间缺乏一道经济上的桥梁，因此小生产者不得不继续依赖商人，造成农民及手工业者生活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128]为了使小生产者和国营经济相互衔接，促进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流，增加他们的收益，逐步引导这些分散、无组织的独立劳动者朝着集体生产方向转变，1949年10月23日，浙江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当前开展合作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有计划地开展合作社工作，在广大农村地区（首先是以县为单位）、商品集散中心市场或主要特产集散地建立供销商店”。[129]为此，浙江省成立了合作社事业指导委员会和省供销合作总社，来加强业务上的指导。到1949年底，浙江省建立起供销总社1个、专区供销总社5个、县供销总社43个、基层合作社81个。[130]
1950年，浙江省成立了隶属于省工矿厅的浙江省乡村工业改进所[131]（1951年改为浙江省手工业改进所），通过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加工订货等形式，帮助手工业者克服生产上的困难。为了提高手工业的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对部分重要行业设立专门的技术研究、指导机构，颁布各种操作流程、原材料配备和产品性能、规格等标准。[132]如土纸生产，由于遭受战争、自然灾害等影响，1950年浙江省土纸产区陷入生产困境，大部分纸槽处于停产状态。为了能度过生产困难期，解决生产原料问题，在地方政府和国营商业的扶持下，各产区在提高品质、改进规格的同时，还对土纸价格进行了调整，纠正了售价低于成本的不合理现象，既打开了土纸的销路，又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土纸产量由1949年的49万件增至1950年的100万件。[133]浙江省其他手工业如草席、麻袋、土丝、红糖、雨伞、剪刀、竹筷等行业，在政府的帮助下，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表2-9 1949～1951年浙江省主要手工业品产量变化情况
表2-9中的几种产品只是手工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政策的扶持下，土纸、石灰、雨伞、平瓦、剪刀等产品的产值都恢复到甚至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据浙江省14个主要市、县的统计，1951年1月至4月工商户数增加3978户，其中就有2813户是手工业户。[134]手工业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其中一些私营手工业主也开始自发地走上合作生产的道路，如富阳县城关镇协盛昌锅厂、义和锅厂和3名小商人联合组建的富阳富春联营锅厂，就是比较典型的“私私”联营形式。[135]
到1953年，个体手工业从业户数达到46万余户，从业人数90余万，加上农业兼营的人数则达146万余人；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职工以及辅助劳动的家庭人口在内，人数更多。同时，10人以下私营小型工业在浙江省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据1953年调查，共有6800户，职工人数3.6万余人，总产值1.6亿多元。[136]
但手工业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产销的季节性、盲目性。手工业生产往往受市场需求（主要是农民需要）与原料来源的季节性影响。一般来说，农村手工业生产分散，其中做农具、家具的手工业者直接受雇于农民，生产忙闲视农民需要而定；城镇手工业大多设作坊，老板大部分是独立生产者，规模、资金都很小，雇工也不多。据统计，1951年金华市铁、木、竹等三个行业230户中，老板亲自参加劳动的达到225户，而雇工人数仅425人，资金短缺，原料不能成批采购，成本因此增高。[137]由于手工业生产资金短缺，只能接受订货或加工，无力进行大批量产品生产。在生产旺季，资金、劳动力不足致使产品粗制滥造，如新昌农民抱怨说“现在的锄头、铁耙一用就弯或断了”，余姚农民反映“市场上所售的竹器不牢固，没有自己买毛竹雇工做的好”[138]；而在淡季则出现产品滞销，手工业陷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由于手工业生产者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了解，盲目生产，导致产品积压。如杭县临平镇周成兴木器店，因不知市场需求，1950年有20部木盘滞销，200多元资金积压，影响后续生产。[139]
同时，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好转，加之部分产品的供不应求，有些地方出现了工资收入过高的现象，如1951年新昌县木匠工资为每天8升米，当地农民对此有意见，认为：“六亩地辛苦一年也就只有12石米，而木匠一年空闲160天，却有16石米，太不合适了！”同时行业工资有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如同为铁业中的刀炉，金华工资每工只有四斤米（少则两斤），而杭县临平镇则为一斗米。[140]
“工合”运动，不仅为手工业合作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作用，而且也为后者培养了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在手工业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基层干部通过积极努力的工作，减少了供产销之间的矛盾，并使手工业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划中。对于大多数手工业者而言，面对战后物资原料短缺、市场萧条的局面，他们也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指导，不管怎么说，至少他们在生产未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在产品销售、原料供应等方面还获得了政府的扶持，这就为手工业者接受并适应合作化生产做好了准备。
三 初步开展阶段：1953～1954年
1953年，在国家公布过渡时期总方针、总路线之后，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十四次扩大会议公布关于手工业生产的若干政策，省政府对手工业制定了如下方针：“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领导，并给予必要的援助，使其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逐步地适应和满足人民需要。对有销路、将来无发展前途的行业，应维持生产并进行改造；对无销路、无前途的行业，劝说其进行转业，总体上，对手工业生产的改造掌握‘重点实验、稳步前进’的原则。”[141]在中共浙江省委及相关经济部门的配合下，手工业合作化有了快速发展，到1954年底为止，浙江省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达3751个，社、组员149564人，比1953年增加了将近5.5倍（其中专业的91778人，占全省手工业专业从业人员的16.9%），其中：生产合作社1281个，社员37815人，比1953年增长了1.48倍；供销生产社108个，社员81637人；生产小组2362人，组员30112人。同时，手工业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不断增长，合作社经济在整个手工业经济的比重由1953年的3.26%增加到1954年的8.42%。从产值上看，1954年生产社、组的全年产值比1953年增长了1.82倍，达到33745544.98元。[142]
在适应和满足农业生产方面，1954年浙江省组织起来的“为农村经济服务”的铁、木、竹业生产社、组2182个（其中：生产合作社746个，供销合作社25个，生产小组1411个），占全省生产社、组（3739个）的58.4%；社、组员42395人，占全省社、组员总人数（14.8万）的28.6%；产值为1351.9万余元，占全省生产社、组总产值（3443万余元）的39.3%。[143]对浙江省48个县、市的统计，合作社、组供应农具522万件，生活资料100万件，部分地区为满足农民对新式农具的需要，在旧式农具基础上进行了试制、改良，如中共嘉兴地委供销手工业合作部组织200多个合作社、组的6000多人，研制新式打稻机、自动转向风力水车、深耕犁、单人脚踏水车等农具。改良后的农具提高了农民劳作的工作效率，深受他们的欢迎，如余杭、嘉善等县改进的单人脚踏水车，比原先四人踏的水车节约了3个劳动力。[144]
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浙江省不仅有草席、雨伞、剪刀等行销全国的手工业品，更有丝绸、特种手工艺品、猪鬃等世界知名的产品，通过组织这些产品出口，可以从国外换取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设备。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浙江省委加强了对外销手工艺品行业的领导，尤其是对花边、麻帽、青田石刻、东阳木刻等行业。到1954年底，组织起来的手工艺品供销生产社30多个，发展社、组员64245人，其中生产社17个，社、组员670人；生产小组2个，组员30人。1954年出口创汇共计达到5543300余元（包括个体手工业），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事业。[145]
在组社过程中，大部分合作社通过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以及与农业生产社建立各种贸易上的合同关系，解决了合作社所存在的供产销困难问题，如1954年浙江省各地供销合作社供应钢铁达4700多吨，有效地缓解了生产原料短缺的问题。同时银行也给予生产社、组低利息优待的长期贷款，仅1954年第四季度浙江省手工业贷款额就达135万元。以上经济方面的措施，帮助合作社、组克服了生产上的困难，稳定了社员的情绪。据对浙江省898个生产社的调查，产销基本正常的占64.6%。在扶持合作社、组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浙江省还适当地对老社进行了整顿、巩固，初步改善了社内的经营管理制度；经整顿后的生产社，不仅社员过去粗制滥造、偷工减料的经营作风有了较大转变，而且通过分工合作和机械设备的使用，还提高了社员的生产效率，如宁波专区49个老社，有38个社在实行分工协作后，产量平均提高了26%，其中慈溪县狮桥竹器社通过整社，不但提高了生产定额，降低了产品价格，而且社员的实际收入亦相应有所增加。[146]
虽然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在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领导机构不健全，干部缺乏管理经验，群众觉悟不高等。首先，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大部分合作社虽然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被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中，但部分合作社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上的自主性使国家的统购包销方式无法彻底解决供产销不平衡的问题，如温州市地方国营制革厂虽然停止对合作社提供生产原料，但是当地的制革生产社并未受到影响，还从福建购买到原料，其生产的产品依旧与地方国营厂的皮件存在竞争关系。
其次，有些地区在组织手工业生产时，对手工业的特点认识不足，存在贪多求快、追求高级形式的急躁情绪，较突出的问题是供产销不平衡、排挤个体户以及违反自愿互利原则，造成个体手工业者生产困难。[147]在组社时，有些干部为了加快组社速度，提出“过社会主义关”“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入社就是不想走社会主义”等带有强迫性的口号。如杭州市丝绸业在组社时，为了追求高级形式，要求手工业者将生产工具折价充公，进行集中生产，并在工具折价、多余资金存社等方面处理不合理（如第一丝织生产社790多元资金存社无利息），而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有不少个体手工业主，对走合作化道路发生了疑虑。另外，有些地区的合作社以包揽生产、压低价格等方式，排挤个体手工业者。这些合作社非但没有带动个体手工业者走向合作化道路，反而表现出传统行会的陋习和垄断行为的倾向。[148]
最后，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在地区发展上，在合作社自身发展上也极不平衡。1954年下半年，为了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倾向于组织高级形式的生产合作社，致使在组织发展上存在盲目发展、转业的现象，如金属制品、木、竹、篾、雨伞、砖瓦、牙刷、缝纫等八个主要行业（包括地方国营、劳改队、民政部门所属的合作社），1954年组织起来的从业人员数达292801人，比1952年增加了31224人。[149]特别是第四季度以后，将主要工作重心集中于组织新的合作组织，忽视和放松了对老社的巩固。据1954年统计，虽然浙江省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者达到20%以上的有26个县、市（区），占县、市（区）数的29.2%；达到10%～20%的有43个县、市（区），占县、市（区）数的48.3%；不到10%的地区共有20个县、市（区），占22.5%。但从合作社的质量来看（根据572个社的类型统计）：供产销正常、生产管理较健全的有169个社，只占29.55%；供产销基本正常、生产管理方面问题较多的有321个社，占了56.12%；供产销不正常、生产管理混乱的则有82个社，占14.34%。[150]
四 合作化运动的快速推进：1955～1956年2月底
与全国其他地区情况类似，1955年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在快速推进中，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1955年上半年对合作社、组进行的调整和巩固。1954年手工业在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下，积极组织合作社进行农具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但是大部分地区在没有考虑市场供求关系的情况下，一味盲目生产，导致产品销售和原料供应发生困难，不仅直接影响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的巩固，还造成了社员退社、退组情况的发生。据嘉兴、建德、金华三个专区1955年4月底对510个社的产销月报表统计，所积存的产品价值达798081元，其中以铁、木、砖瓦业最严重，铁器为216798元，占该业总产值的37.60%；木器为215287元，占该业总产值的30.24%；砖瓦为13825元，占该业总产值的43.39%。永嘉县1955年5月共积存铁、竹、木农具147217件，价值132209元。另据浙江省供销社1955年4月统计，积存铁、木、竹旧式农具总计价值1395467元，这些积存产品中虽然包括部分合理的季节储备，但总体上来看，积压情况十分严重。并且合作社所产的农具中，粗制滥造的现象十分严重，如杭州市木器业，为了追求农具的产量，农具质量问题突出，不但直接造成合作社的经济损失，还影响了农业的生产。[151]从具体行业的供销情况来看，1955年上半年浙江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产销基本平衡的有土铁、石灰、陶瓷、燃料加工、造纸、鞋帽、制糖、修理、花边及特种手工艺等行业，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18.9%，产值占总产值的19.1%。
第二类：原料供应不足的有棕制品、草席、油布、麻帽、金丝草帽、棉织、针织、印染、丝绸、麻织品、榨油、轧花等行业，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25.4%，产值占总产值的37.8%。
第三类：销路有困难或人员、设备过剩的有铁、木、竹、服装、制革及皮革制品、雨伞、牙刷、砖瓦、文具等行业，从业人员占总人数54.1%，产值占总产值的36.7%。
第四类：已逐步淘汰的有土丝、土绸等行业，从业人员占总人数1.6%，产值占总产值的6.4%。[152]
从上述统计可知，产销基本平衡的行业不足20%，超80%的行业或多或少有不平衡问题。另外，从地区来看产销不平衡的情况，平原甚于山区，城市（镇）甚于农村，灾区甚于一般地区。从经济类型来看，由国家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的行业比一般行业的情况要好。
为了解决手工业品供销紧张的问题，1955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在全省手工业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供产销平衡的原则下，大力巩固已有手工业生产社、组，积极领导供销生产社、组，统一安排手工业生产，继续贯彻为农业服务。”[153]为此，各地首先召开了干部会议、手工业代表会议，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纠正贪大求快、盲目发展的急躁情绪。并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调整、巩固自发合伙组织。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关于下达和贯彻执行本省一九五五年度国民计划的指示》中，将合作社、组的人数调整为264236人（国家批准计划的119.15%），增长速度只有1954年的78.5%（不包括花边、麻帽、金丝草帽三项的161823人）。[154]其中工作重点是对“中间部分”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提高。表2-10是组织发展的具体要求情况。
表2-10 1955年浙江省手工业三种组织形式计划完成情况
到1955年9月，浙江省51个县、市812个手工业合作社、组中，经过整顿后，符合中共中央四个条件[155]的健全社为310个，占总社数的38.18%（整顿前占22.09%）；中间社有404个，占总社数的49.75%（整顿前占55.03%）；不健全的社还有97个，占总社数的11.95%（整顿前占22.88%）。[156]1955年1月至9月，浙江省生产合作社、组员人数达259544人，超国家批准年度计划的28.72%、浙江省修编年度计划的17%。其中合作社社员41617人，完成国家批准计划的92.25%、浙江省修编计划的84.97%。[157]
表2-11 1955年1月至9月浙江省各地区社、组员发展年度完成情况
在生产总值方面，6月的《关于下达和贯彻执行本省一九五五年度国民计划的指示》要求，总产值到年底达到453979000元，完成国家批准计划的109.6%，在1954年总产值基础上增产65.36%，其中合作社、组产值达到78841000元，完成国家批准计划的119.42%，完成浙江省修编年度计划的100.65%，是1954年增长速度的128.89%，占手工业总产值比重为17.37%。[158]
表2-12 1955年浙江省各地区产值要求完成情况及占总产值比重
表2-12 1955年浙江省各地区产值要求完成情况及占总产值比重-续表
表2-13 1955年浙江省手工业三种组织产值计划完成情况
1955年上半年，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为了保证产供销平衡，对发展计划适当地做了限制（对有些发展条件相对薄弱地区，即使有组织发展条件的，也仍采取以巩固为主的措施），各地区的手工业产值相应地有所降低。
表2-14 1955年1月至9月浙江省各地区手工业产值完成年度计划情况
表2-14 1955年1月至9月浙江省各地区手工业产值完成年度计划情况-续表
此外，从1955年下半年起，在批判农业合作化中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浙江省进入了合作化加速发展阶段。
1955年在农业获得大丰收后，农民的潜在购买力有所提高，要求手工业供应更多、更好的产品。据嘉兴专区调查，农民收入比1954年增长了10%～40%，在经济作物的主产区，增长幅度更大，市场普遍出现了“生产赶不上市场需要”的情况。在浙江省一些地区，甚至积压两三年的货物都售光了，如杭县把之前积压的价值10多万元的货物销售一空，社员从一开始抱怨“到社会主义实现了都卖不了”，到后来“产品销光了，可以到社会主义了”的转变，间接反映出市场需求增加给手工业所带来的变化。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更是增加了农具的需求量，据崇德县灵安乡的典型调查，1956年所需农具数量，要比1955年增加74.82%，其中铁器增长28.4%，木器增长8.1%，竹器增长120.9%。[159]不仅生产资料如此，生活资料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宁波地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原先积压严重的圆木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有的预付定金，有的人甚至坐等现买。在产品销售过程中，有些手工业产品因品种、规格不符合农民需要，有些农民投诉说：“手工业光为城市服务了，不是为农村服务的。”[160]浙江省各地在打稻机、喷雾器、水泵、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方面出现供不应求现象的同时，因技术人员的缺乏，售后的维修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如富阳、孝丰、安吉等县，虽然买到了打稻机、播种机、抽水机等新式农具，但因当地铁器社不会修配，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要求退回供销合作社。[161]
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趋于高潮的同时，浙江省各地的生产联社却处于初建或未建阶段，到1955年底，浙江省只有38个县、市建立了生产联社（筹委会），其中包括23个在第四季度匆忙建立起来的，尚有半数以上的县、市未建立生产联社。对建立联社的地区来说，由于机构不健全，缺乏系统的领导，其在原料供给、产品推销等业务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1955年上半年以后，尽管暂缓了合作社向高级形式发展，并对老社进行了调整和巩固，依然有大量自发组织迅速发展，据1955年10月建德专区10个县的统计，有自发组织249个1793人，占社员总数的80%。自发组织中成立时间超过半年的有118个，其中超过一年以上有77个517人，有些甚至3年以上的。在这些自发组织中，部分具备了一定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公共积累（积累150元以上的有38个）。如开化县1954年经过当地手工业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只有32个，自发组织则有42个；1955年该县只发展了4个生产小组，而自发组织却增加到76个。事实上，在贯彻“巩固、调整为主”方针的同时，大部分地区将重点放在了对老社的巩固方面，忽视了对自发组织的领导，甚至有些县在1955年上半年还解散了部分自发组织，引起了自发组织的反对。如桐庐县三和乡铁业合作组，通过合作生产的方式逐渐产生一定的公共积累（包括股金在内共400多元），并制定了生产管理制度。为了向高级形式方向发展，该合作组曾三四次到县社生产科提出申请，但在1955年5月当地手工业生产科却解散了该合作小组，他们为此写信给国务院，要求其批准成为正式的合作组织。[162]
上述问题也是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批判的重点。在供产销平衡与合作社发展、基层社干部与组织发展速度以及计划安排与现实需求等方面，不管是中共高层还是浙江省地方领导，都对组织中存在的困难有所了解，只不过地方领导倾向于按照实际情况和自身条件，逐步地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中央则担心因压制组织速度影响手工业者的积极性，阻碍手工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供销生产社（组）要对‘连家铺’的辅助劳动力作出适当的安排，对业主和雇工、师傅与徒弟要一起过渡，过渡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长期停留在低级形式，而不积极进行过渡是错误的”；“对各地建立较久的生产小组，需要帮助他们适当扩大或合并，转为生产合作社”。[163]从中我们看出，中央更加希望尽快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使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集体化生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加快手工业改造的速度，中共浙江省委及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对行业改造政策做了调整。
（1）主要原料、产品由国家控制或加工订货的行业（即统购统销），优先进行组织；（2）与大工业并存且有密切协作关系的行业，与相关工业部门同时进行改造；（3）与农业生产关系较大的行业，其改造速度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要求；（4）出口需求较大且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优先组织；（5）手工业行业之间有密切协作关系的，一起进行改造。此外，除个别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相同部分一起进行改造外，绝大多数的行业都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引导下，积极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64]
同时，中共浙江省委要求各地手工业主管部门在组织发展过程中，采取“边调查、边安排、边发展、边整顿”方式，使“安排和改造、发展和巩固”密切结合，并相应地进行技术上的改造。在城镇或集中产区，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按行业性质、协作关系分批逐业地进行改造，有的一次改造完，有的分批改造完；对其中有条件的合作组，直接跨过低级形式，发展组织生产合作社。在吸纳社员问题上，以吸收贫苦和觉悟程度较高的手工业劳动者为主，对较富裕的手工业者，在他们思想觉悟符合要求后组织起来。[165]为了加快手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少县、市领导干部亲自主管手工业规划，指导合作社的生产工作。如中共余杭县委书记亲自参与之后，仅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整个县的手工业合作化组织任务。江山县在领导干部的亲自指导下，在1955年8月至12月修改了六次组织发展计划；并在1956年初的短短20天时间里，发展了2个社和若干小组，超过了1956年原定发展计划的96%。[166]
到1955年底，在所属的手工业改造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专业手工业者共580500人（包括小城镇及农村建筑业），兼营商品性手工业者144万多人；其中为农渔业生产服务的铁制农具、木制农具、造船、竹制农具、棕制品、渔网、黄麻制品、石灰、煤灰、蜊灰、生产资料修理等行业的从业者为201410人；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日用金属品制造、木制家具、砖瓦陶瓷、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皮革工业、造纸工业、修理业及建筑业等行业的从业者为376904人；为出口外销服务的麻帽、金丝草帽、花边等特种手工行业（大部分为兼业）的从业者为316661人。[167]
1956年1月，为了配合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迎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浙江省召开第四次手工业会议，在会上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为手工业的组织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1月19日，杭州市举行了手工业合作化大会，会上宣读了批准个体手工业者入社名单，并当场发给批准书。19日被批准成立的共有253个生产合作社（组），人数达12800人，加上原有的163个生产合作社（组），杭州市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组）为416个，人数19298人，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7.22%以上。[168]浙江省其他地区如宁波、湖州、金华、台州、丽水等专区，也相继完成手工业合作化任务，如嘉兴市的2062名手工业者于21日组织了47个合作社（组），绍兴市4500多名手工业者于22日全部组织起来。[169]到1956年2月15日，浙江省组织起来的社、组员573670人，占手工业部门改造范围从业人员的51.7%（专业人员占组织起来从业人数的59.1%），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5427个，社员242112人；供销生产社325个，社员289992人；生产小组3252个，组员41566人。到4月底，浙江省组织起来的人数达到627846人，[170]包括杭州、宁波、温州等7个市、32个县和绝大部分城镇在内，相继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171]
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为弥补大工业生产不足，以逐步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为目的的从业者为542399人，占总从业人数的93.44%；为国计民生所需，与大工业并存的从业者为25935人，占总从业人数的4.47%；因技术设备落后，逐步被工业所代替，或因社会风俗习惯改变而不适合社会需要，逐步转业的有12166人，占总从业人数的2.1%。[172]
从产值上来看，1955年手工业总产值为423884420元（不包括渔、盐、建筑、屠宰、木材采伐业及十人以下小型工业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37.0%，占浙江省地方工业总产值的37.13%。[173]浙江省2856个社、组共积累资金11037625元，其中股金1967914元，基本基金3244676元，并向国家缴税645万元。[174]
浙江省手工业在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及出口创汇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城乡人民生活方面，5万名建筑社社员和1万名砖瓦社社员承担了浙江省2400万居民大部分房屋建造、修理任务；在日用品生产方面，除满足浙江省内需求之外，还组织生产一部分土纸、雨伞、剪刀、草席、竹器、木器等产品支援省外；[175]在农业生产服务方面，1955年生产农船7048条、肥料24万余吨、渔网27万余张、打稻机1700台。据宁波、嘉兴两个专区1955年1～4月的统计，修理拖拉机10余台、抽水机677台、双铧犁打稻机321台，配制各种农具零件44000余件，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176]同时，各地为了节约原料，还积极地广泛利用废物料、代用品，如温州市木业、竹筷、布伞、箬帽等行业，以油漆、青油、洋油等混合物制成桐油代用品，每月为国家节约桐油7410斤；方木、棕棚等社，通过利用废木料，节约木材20余万斤，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原料供应紧张的困难。[177]
五 合作化高潮后的巩固
改造高潮后，为了及时将群众热情引向日常生产中去，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要求各地生产合作社开展以“提高质量、厉行节约、降低成本”为中心的劳动生产竞赛。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合作社在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的同时，通过利用废物料、代用品，克服了原料供应不足的困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社员的收入。据统计，1956年浙江省手工业产值达37046万元，比1955年增长了38.6%，完成年度计划产值的114.17%（农副业产值在内为43892万元，比1955年增长20.3%，完成年度计划的99.09%）。各地的合作社在降低废品率的情况下，产品种类增加了600余种，成本比1955年下降2%～9%；同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绝大部分社、组相应地增加了公共积累，改善了社、组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据1956年9月的统计，全省有80%以上社、组员比入社前增加了劳动收入，其中社员的平均工资比1955年同期增长了10%，70%～80%的合作社得到巩固、加强。[178]依靠合作社的积累和国家资金扶持，各地还新建了一大批小型的基础设施。浙江省1956年仅500元以上的基建单位就有278个，投资金额3581922元，其中厂房的投资额为2457855元，占基建单位投资金额的68.62%（其中非生产需要房屋的投资占12.61%）；机器工具设备的投资额为1562903元，占总投资额的31.38%；购置各种车床300多台，为进一步发展生产、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条件。[179]并且通过专业会、产品展览会、组织参观、总结评比等形式，对涌现出的优秀生产者（据22个市、县统计有5940人）进行了表彰，不但提高了手工业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先进经验的推广。
在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生产包括打稻机在内的新式农具6万余件，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新式农具的需求；建立新式农具修配站388个，为农民提供农具修理服务，仅嘉兴专区的铁、木、竹业，就为农民修理农具24万余件。在为城乡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业化服务方面，浙江省恢复和增加了1700余种花色品种，部分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并抽调了2000余名手工业者支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在出口创汇方面，1956年特种手工艺的产值超全年计划的17%，比195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翻簧竹器、黄杨木刻、竹编、绸伞等行业的产值甚至超过了历史最高值。[180]这对国际文化交流、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和美化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手工艺人的政治地位及劳动报酬亦有了显著的提高，花边、金丝草帽等行业的工资报酬，1956年比1955年同期平均提高40%左右；一些地区的艺人被选为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等。[181]
但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快速推进中，由于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对手工业的特点认识不足，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对待个体手工业上，问题尤为严重。在合作化高潮后，各地手工业管理机构放松了对个体手工业者的管理工作，认为组织工作已经完成，不用继续发展合作社、组，许多地区甚至撤销了劳协会。一些个体手工业者还趁机以高工资诱导社员退社、退组，并且在生产经营中偷工减料、哄抬价格、偷税漏税，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同时，由于合作社的管理水平远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部分合作社的产品质量低劣，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各项经济政策处理不够妥善，特别是分配政策中的平均主义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技术传授和内部团结。如花边、金丝草帽、土纸等行业，由于所定的工资较低，不但直接影响了社员生活，还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国家出口任务的完成。有些地区不恰当地强迫手工业者缴纳绿化费、电影费、农田水利费、肃反调查费等，直接增加了手工业者的额外负担。如开化县建筑社，合作化中积累了4000多元，其中为肃反调查就支出了2000多元；并且不少社员反映：“入社后会议、制度条文增加了，工资收入反而减少了。”[182]此外，在手工业合作化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等缺点，原本分散流动、游乡串门的服务业也集中起来统一经营，这就使一些合作社经营管理发生困难，生产秩序陷入混乱，同时也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使其甚感不便。
[1] 《正确解决手工业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4月13日。
[2] 《浙江的手工业情况介绍》，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3]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450页。
[4] 《杭州市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50页。
[5]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450页。
[6] 《杭州市手工业情况综合报告》，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009-038。
[7]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483页。
[8] 《浙江的手工业情况介绍》，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9] 台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台州地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115、382页。
[10] 《一九五一年全省乡村工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11]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468页。
[12] 《一九五一年全省乡村工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13] 《宁波市乡镇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市乡镇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250页。
[14] 丽水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丽水地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207页。
[15] 《一九五一年全省乡村工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16] 金华市二轻工业志编审领导小组编《金华市二轻工业志》（内部文件），浙出书临（1990）第92-3号，1996，第91页。
[17]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30页。
[18] 《一九五一年全省乡村工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19]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651页。
[20] 《一九五一年全省乡村工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21] 《一九五一年全省乡村工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22]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07页。
[23] 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志》，昆仑出版社，1999，第574页。
[24] “工合”：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抗日战争期间，由国内爱国分子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海外友人共同建立的，一个专门用于提供军事物资和民用物资的组织。
[25]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44页。
[26] 《一九五一年全省乡村工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27] 《浙江省手工业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4。
[28] 另根据1954年秋季调查，全国金属制品、木材加工、棉纺织、针织、缝纫、食品、造纸、陶瓷、建筑材料、皮革制品、煤炭开采、土铁冶炼、化学矿开采及化学加工、竹藤棕草软木制品、文化教育科学用品、特种手工艺品以及各种修理业17个行业，从业人员占手工业总人数的81.49%，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81.86%。《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规划的报告（初稿）——白如冰在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29]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25页。
[30] 《浙江省机械制造金属制品业生产方向初步规划简要说明》，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31]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20页。
[32]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20页。
[33] 此中的竹器是指匾、席、筛、箩、篮等农具，专事其生产的人称“刀中师傅”，有别于编制篰、筐、土箕等粗放产品的“大刀师傅”；混竹指专事制作竹椅、竹床、竹榻等大件日用品生产的行业；纺织竹器则指竹筘、打手棒。《杭州市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224页。
[34] 《针织业文字分析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30-002-493。
[35] 兰溪市二轻工业局编志组编《兰溪市二轻工业志》（内部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1987，第39页。
[36] 《浙江省制糖业重点行业调查文字分析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30-002-493。
[3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第47页。
[38] 虽然全国机械造纸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到1957年土纸生产量占全国纸张生产量的30%，也就是说，在手工业改造期间，比例可能更高。《张主任在省土纸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16。
[39] 《关于十七个主要行业的初步规划的说明》，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40] 《一九五五年富阳县手工造纸业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16。
[41] 富阳市二轻业局编《富阳市二轻工业志（初稿）》（内部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1990，第65页。
[42] 《陶瓷业文字分析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30-002-493。
[43] 金华市二轻工业志编审领导小组编《金华市二轻工业志》（内部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1996，第157页。
[44]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85、186页。
[45] 《杭州市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252页。
[46]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00页。
[47] 《浙江省制革皮革制品工业规划（草案）》，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16。
[48] 长兴县铁矿储量2837.3吨，余杭县闲林埠铁矿储量至少1800吨，这些铁矿石的品位都较高，可以直接用于炼钢。《请全国总社协助解决炼钢设备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14。
[49] 《浙江省私营肥皂业调查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30-002-493。
[50] 《关于工艺美术基本情况与1957年工作初步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7。
[51] 《温州区花边生产基本情况及当前存在问题和今后解决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30-003-034。
[52] 杜云松（1884—1959），东阳市上湖乡人，擅长人物、走兽、花鸟的雕刻技艺，是东阳木雕厂的创始人之一。东阳市二轻工业志编写组编《东阳二轻工业志》（内部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1990，第223页。
[53] 楼水明（1898—1983），东阳市横店人，擅长冷作木雕、木工小样设计，被同行誉为“雕花状元”。东阳市二轻工业志编写组编《东阳二轻工业志》（内部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1990，第223页。
[54] 《浙江工艺美术基本情况与今后工作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28。
[55] 《青田石雕艺人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34。
[56] 《浙江工艺美术基本情况与今后工作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28。
[57]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
[58] 《谭政委在经济作物地区合作社手工业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1年1卷-008。
[59] 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1997）》，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第394页。
[6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2页。
[6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7～10页。
[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282～283页。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99页。
[64] 据统计，1950年全国有生产合作社1300个，社员26万人，股金151亿。《把分散的手工业逐步组织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8月5日。
[65] 《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9年9月17日。
[66] 《有计划地发展手工业生产》，《人民日报》1951年6月3日。
[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89～190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22～224页。
[69] 《必须重视手工业》，《人民日报》1953年4月23日。
[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56页。
[71] 《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9年9月17日。
[72]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320～324页。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49～655页。
[74] 中共中央党校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第34～35页。
[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21～322页。
[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371～373页。
[77] 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0页。
[78] 《切实办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日报》1954年8月9日。
[79]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06-104。
[80]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为农民需要服务》，《人民日报》1955年4月21日。
[81] 《全国农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小组今年给农民生产五千多万件农具》，《人民日报》1954年12月8日。
[82] 《山西手工业社生产大量农具》，《人民日报》1955年3月21日。
[83]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人民日报》1953年7月5日。
[84] 《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7月13日。
[8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04～219页。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77～478页。
[8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238页。
[88]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318页。
[89]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第2～3页。
[9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346页。
[91] 《全国第五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两年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
[92] 邓洁（1902—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部长兼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从事机关生产的机构）总经理、中央人民政府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代理主任、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93] 全国这种自发组织的成员共计100多万人。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309页。
[94]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6年1月13日。
[95]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90～191页。
[9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346页。
[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42页。
[98]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312页。
[9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
[100] 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载《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7～320页。
[101]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313～314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455～460页。
[1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27～29页。
[1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204页。
[1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278～281页。
[106] 季龙（1917—2008），历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办公厅主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根据他的回忆，1956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社（组）9.91万个，人数509.1万人。季龙：《中国集体工业辉煌的45年》，《中国集体工业》1994年第10期。
[10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346页。
[108] 《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巩固和提高手工业合作组织而奋斗！——白如冰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7日。
[109] 《妥善安排供产销——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31。
[110] 《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巩固和提高手工业合作组织而奋斗！——白如冰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7日。
[111] 白如冰（1912—1994）：1954年11月至1958年3月，历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等职。
[112] 《关于手工业改造问题的几点意见——白如冰主任在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31。
[113] 《手工业社调整工资以后绝大部分社员收入增加》，《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8日。
[114]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做好工资福利工作》，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31。
[115] 《上海市手工业社员医疗问题得到解决》，《人民日报》1956年8月19日。
[116] 《手工业社调整工资以后绝大部分社员收入增加》，《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8日。
[117] 《根据有利生产和便利社员的原则，逐步扫除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中的文盲》，《人民日报》1956年6月18日。
[118] 《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巩固和提高手工业合作组织而奋斗！——白如冰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7日。
[119] 《省委农委会关于浙江手工业生产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6-003-072。
[120] 转引自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350页。
[121] 路易·艾黎（1897—1987）：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埃德加·斯诺、佩格·斯诺等人发起了“工合”运动，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艾黎担任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
[122]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351页。
[123] 《合作前锋》1941年第11期。
[124] 路易·艾黎研究室：《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第144～145页；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徐存尧译，新华出版社，1985，第204页。
[125] 浙江省二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352页。
[126] 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第103～105页。
[127] 侯德础：《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范圣予、吴晓军、毛永胜：《“工合”运动探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128] 《关于当前开展合作社的指示》，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03-0593。
[129] 《关于当前开展合作社工作的指示》，《浙江政报》1949年11月1日。
[130]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史志编辑室编《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258页。
[131] 乡村工业改进所内设有技术指导股、业务股、会计股及总务等部门。下属单位有：衢州、丽水、嘉善、台州、余姚5个办事处，温州、临安、奉化3个工作组和上海、济南2个联络站，工作人员240人。
[132] 《浙江的手工业情况介绍》，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133] 《两年来本省手工业生产恢复状况》，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134] 《省委农委会关于浙江手工业生产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1年3卷-008。
[135] 浙江省富阳市史志办编著《中国共产党富阳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232页。
[136] 《全省手工业调查参考文件》，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1-004。
[137] 《两年来本省手工业生产恢复状况》，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13-034。
[138] 《省委农委会关于浙江手工业生产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6-003-072。
[139] 《省委农委会关于浙江手工业生产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1年3卷-008。
[140] 《省委农委会关于浙江手工业生产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6-003-072。
[141] 《关于解决当前手工业生产中若干政策和领导问题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3年5卷—019。
[142] 《一九五四年手工业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五年工作意见——李茂生同志在全省第三次手工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1。
[143] 《浙江省一九五四年及当前农具生产情况的初步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10。
[144] 《手工业社帮助农民改良农具》，《人民日报》1955年3月13日。
[145] 《一九五四年手工业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五年工作方案》，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1-001。
[146] 《中共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党组小组关于全省第三次手工业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5年8卷-013。
[147]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一九五五年手工业工作的指示》，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5年8卷-012。
[148] 《一九五四年手工业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五年工作意见——李茂生同志在全省第三次手工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1。
[149] 《浙江省关于整顿巩固提高现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工作的初步总结》，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2。
[150] 《一九五四年手工业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五年工作意见——李茂生同志在全省第三次手工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1。
[151] 《杭州市手工业供产销情况简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54-002-005。
[152] 《关于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手工业工作情况与下半年的工作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2。
[153] 《关于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手工业工作情况与下半年的工作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2。
[154] 《关于下达和贯彻执行本省一九五五年度国民计划的指示》，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5。
[155] 中共中央根据1951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章草案》提出四个条件作为衡量的标准：（1）组织纯洁，有一定的民主管理制度；（2）生产正常，比较有计划；（3）财务制度不乱，没有贪污；（4）产品质量至少不低于合作以前的正常标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06-104。
[156] 《浙江省关于整顿巩固提高现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工作的初步总结》，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2。
[157] 《关于贯彻执行全国手工业生产总社筹委会关于为保证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一九五五年计划的指示》，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5。
[158] 《关于下达和贯彻执行本省一九五五年度国民计划的指示》，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2-005。
[159] 《关于一九五五年手工业合作化改造工作总结与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意见（草案）》，《浙江省第四次手工业工作会议简讯（第四号）》，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0] 《浙江省第四次手工业工作会议简讯（第一号）》，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1] 《关于一九五五年手工业合作化改造工作总结与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意见（草案）》，《浙江省第四次手工业工作会议简讯（第四号）》，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2] 《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速手工业合作化》，《建德地区代表宋秀村同志发言》，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3] 《关于当前手工业合作化进程中关键几个问题的函》，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4] 《关于十七个主要行业的初步规划的说明》，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5] 《关于当前手工业合作化进程中关键几个问题的函》，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6] 《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保证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第四次手工业干部会议各县市代表的发言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1。
[167] 《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方案——李茂生同志在浙江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
[168] 《杭市手工业全部实行合作化》，《浙江工人报》1956年1月20日。
[169] 《本省七个城市已全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浙江工人报》1956年1月24日。
[170] 《中共浙江省委工业交通部、省手工业管理局党组关于地、市委手工业部长会议的情况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56年8卷-011。
[171] 《关于把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就是推向生产高潮的指示》，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7。
[172] 《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方案——李茂生同志在浙江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2。同工业有密切联系的棉针织、丝织、制革、榨油、冶炼、造纸、化学工业、肥皂、牙刷等行业的91450人，划归工业部门管理；同商业部门有密切联系的理发、食品、钟表、照相、洗染、弹花、迷信纸等行业的54409人，划归商业部门管理；同农业有密切联系的农兼手工业及部分串门游乡的服务、修理性行业的1363782人，归农业部门管理（其中农村流动手工业140972人）。除此之外，金属制造修理、木器、竹器、棕草制品、麻制品、砖瓦、石灰、陶瓷、雨伞、服装、鞋帽等行业的215600人（除金属制造外），划归手工业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浙江省手工业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4。
[173] 《浙江省手工业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4。
[174] 《关于一九五六年手工业生产情况与一九五七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初稿）》，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2。
[175] 《关于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当前的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2。
[176] 《浙江省手工业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4。
[177] 《关于一九五六年手工业生产情况与一九五七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初稿）》，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2。
[178] 《一至四月份手工业工作总结及对下半年的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4。
[179] 《一至四月份手工业工作总结及对下半年的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4。
[180] 《关于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七年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3。
[181] 《关于一九五六年手工业生产情况与一九五七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初稿）》，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2。
[182] 《一至四月份手工业工作总结及对下半年的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