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发展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优势、瓶颈与路径研究[1]
陈恩 刘熙龄 于倩文[2]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的形成，是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成果，是中国社会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的自然选择，也是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必然路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点，是国家借助港澳国际窗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探索，是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理论与制度创新。本文以国际三大湾区为主要参照系，对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背景与条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瓶颈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湾区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
一 国际湾区经济的兴起与作用
“湾区经济”这一名称最早源于美国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临海的一个大都会区，交通便利且环境优美，人才、技术、创业资本等优质要素集聚于此，历经数年形成了以硅谷为中心的湾区模式。该模式为全球诸多临海港口城市所效仿，相继形成了纽约湾、悉尼双水湾、香港浅水湾、日本东京湾、布里斯班鲁沙湾等著名湾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三大湾区。纵观当今世界，那些经济发展条件较好、极具竞争力的城市群，大多聚集在湾区一带。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全球60%的经济总量、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75%的大城市都集中于入海口和海岸带地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湾区往往在某一地区乃至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纵观世界著名湾区的发展轨迹，湾区经济的形成需具备以下条件和特点。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湾区往往具有海岸线长、腹地广、三面环陆等“拥海抱湾”的特点。例如，日本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海岸，是优质的深水港湾，其沿岸有包括横滨港、东京港、川崎港、千叶港、横须贺港和木更津港等在内的港口群，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纽约湾区利用其优良的海湾优势，构建起以纽约、纽瓦克为主的港口群，货运总量占美国北大西洋集装箱货运总量的55%。旧金山湾区地处沙加缅度河下游出海口，包括东湾、北湾、南湾多个湾区，每个湾区中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港口。
（二）发达的城市群
凭借湾区地理位置优势出现的港口群，促使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并吸引了大量外向型企业及上下游企业，产业集聚的同时有大量人口迁入，城市由此形成和发展。在湾区环水的狭长海岸线上，港口群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湾区便利的交通，大大节约了城市间运输和出行的成本，加速了湾区城市的合群，最后出现了城市—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圈集群的城市化演变路径。美国纽约湾区以纽约为中心城市，以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巴尔的摩为次中心城市，还有40多个周边中小城市，共同构成了“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城市群。旧金山湾区是美国西海岸第二大都会区，湾区一带共有9个县，101个城市，其中最主要的是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
（三）顺畅、便捷、高效的航运交通
湾区作为连接海陆、联系国内外的交通枢纽，大多拥有完善的海陆空交通体系。纽约湾区的核心城市纽约是全球公交系统最为繁忙的城市，平均每年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纽约港是美国最大的商业港口，这奠定了其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东京湾区是日本铁路、公路、通信、管道和航道网络最密集的地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线达14条，湾区外围有“山手线”和“武藏野线”两条环形铁路，内环有密集的高速公路网。东京羽田机场年定期国内航线升降90000架次，国际航线升降44000架次。东京港年货运量超过6000万吨。
（四）经济辐射能力强
位居国际湾区之首的纽约湾区陆地面积为2.15万平方公里，聚集了全美7%的人口，创造了美国8.6%的GDP。同时，纽约湾区还是全球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全球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落户于此。这里还有世界最大的CBD、名声显赫的华尔街以及100多家国际著名金融公司总部。东京湾区是全球GDP最高和人口密度最大的湾区，陆地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8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6.3%。该湾区也是全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工业总产值和GDP分别占全日本的40%和26%，同时是国际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交通中心。
（五）高层次专业人才大量聚集
湾区环绕大面积海域，温差小，容易形成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吸引大量人才，这促使湾区成为科研与教育机构密集分布的地区。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发展与壮大主要就是凭借其丰富的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源。旧金山湾区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为本科以上的达到46%，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占湾区常住人口的16%。南湾是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硅谷，是世界创新与研发领导中心；同时还拥有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在内的20多所著名大学，以及航天和能源研究中心。东京湾区集中了全国20%以上的高校，包括横滨国立大学、庆应大学、武藏工业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以及三菱重工、三菱电机、NEC、佳能、索尼、东芝、富士通等100多所民间研究机构和300多家顶级技术型公司。
（六）创新驱动型经济
湾区经济发展大致会经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四个阶段。目前国际三大湾区都是以服务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为主导的非常成熟的湾区，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其发展实现了由要素推动向创新推动的转变。旧金山湾区集中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公司，既有谷歌、英特尔、苹果、思科、脸书、甲骨文等大公司，还包括众多中小型高科技公司（见表1）。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在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的专利。硅谷的实力是建立在持续不断的发明创新基础之上的。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硅谷始终引导着半导体技术、互联网、个人电脑和绿色科技的技术革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全球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发源地。另外，斯坦福大学首创的“大学—政府—产业”合作模式，为硅谷成为研发与创新中心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表1 国际三大湾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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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条件
（一）地理区位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以珠江口为依托，由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佛山、东莞、江门、肇庆、中山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覆盖面积达5.6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6799万人。湾区地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以及香港、澳门两大对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区域，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优势明显。从湾区出发，往东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往西是北部湾经济区和东南亚，往北是江西、湖南等广阔的内陆城市群。其通过南广铁路等陆路交通和海洋运输快速连接中国内陆与东盟各国，是国际物流运输航线的重要节点和连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纽带。
（二）经济基础优势
庞大的经济体量是湾区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和特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GDP和进出口总额一直位居全国之首，累积起雄厚的经济实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拥有广州、深圳、东莞等极具活力的城市。香港和澳门是全球著名的自由贸易港，现代经济高度发达。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总值达到1.38万亿美元（见表2），是美国旧金山湾区GDP的2倍，与世界湾区之首的纽约湾区差距不大。2016年大湾区进出口总额为1.8万亿美元，是东京湾区的3倍。粤港澳大湾区以占全国不足1%的土地面积、不足5%的人口总数，创造了13%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愧是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表2 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情况
（三）交通物流优势
粤港澳地区的天然港口为湾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港湾资源。由于沿海、沿河口岸和港湾众多，大湾区从地理位置上分为三个港口群：珠江三角洲港口群是沿海港口主体，与自由港香港、澳门毗邻，拥有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南沙等优良港群；粤东港口群以汕头港为主体，邻近海峡西岸经济区；粤西港口群以湛江港为主体，邻近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广州港、香港港、深圳港为国际性港口群，珠海港和东莞港为国内大型港口群。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6400万标箱。（见表3）
表3 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港口及机场运输情况
大湾区内还拥有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等4座干线机场，2016年客流量近2亿人次。粤港澳大湾区内铁路网、公路网密布，城际交通发达，形成了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使珠江口东西两岸实现了完整的交通闭环，直接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虎门大桥、南沙大桥则连通东莞、南沙、番禺，这些大通道的建成极大促进了珠江两岸的经济交流合作，增强了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功能。
（四）产业基础优势
在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广东省凭借区位优势承接港澳制造业的转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广东省形成了以纺织、电子、家电等轻工业为主，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等重工业共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CEPA（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机制的推动下，广东省的服务业也有了一定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很多城市是全球制造业基地、世界工厂、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具有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坚实基础，惠州、佛山等城市发展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城市。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也是世界自由经济体，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澳门是全球知名的旅游目的地，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是大湾区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五）人才和科教优势
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有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众多名校。2015年大湾区在校大学生人数将近180万人。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布数据，2016年广东省拥有研究机构14311个，其中工业企业研究机构达11834个，占所有研究机构总数的83%；全省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达73.5万，80%的研发来自工业企业。截至2016年，全省人才总量达到1357万人，累计引进海外人才3.7万人次，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终身教授将近130人。
2015年珠三角地区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7%，与德国、美国持平。大湾区专利申请量超过30万件，专利授权量超过20万件（见表4）。广东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138878件，位居全国之首。全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1105家，国家工程实验室9家，省级工程实验室59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3家，国家地方联合创新平台51家。
表4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储备与专利申请情况
续表
（六）“一国两制”下的制度、政策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先后设立深圳特区、珠海特区、南沙新区、前海深港合作区、横琴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广东自贸区等一系列改革开放试验区，拥有港澳两个国际自由贸易港，以及国家级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新区、粤港澳合作示范区等涉及“一国两制”和三种法律架构、三个关税区与三种货币体系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优势。
三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需要突破的瓶颈
在当前条件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面临的瓶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国两制”下大湾区各方的制度、法律、货币和关税区差异较大
从大湾区区域融合角度看，与国外著名湾区和国内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不一样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是同一个主权国家内三个独立关税区间的区域合作，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即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互为独立的三个关区，实行三种法律架构、三种货币体系。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导致了经济模式、法律体系等领域的重大差异，不同关税区的关税水平、税制管理办法不同，这些差异必然造成行政模式、管理政策手段难以衔接，人员、物资和信息等要素在三地自由流动受限等问题。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无核心”“多中心”状况
从湾区城市协调发展来看，目前无论是国际上的著名湾区，还是国内的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城市，并以一个核心城市来命名，这样便于统筹、协调和管理。但与之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名称上不是以某一个城市单独命名，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如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那样可以“号令各方”的核心城市，但拥有规模和作用相近的城市，如广州、香港、深圳和澳门。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并不明确。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实际呈现的可能是“无核心、多中心”的发展局面，这使粤港澳三地在错位竞争中实现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模式面临困局。客观而言，香港是知名度很高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对内地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广州是广东省政治中心，极具文化影响力，但科研创新和金融等领域发展不足；深圳是广东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城市，但欠缺政治、文化和历史影响力。这种“无核心”“多中心”的状况，给区域统筹协调带来了困难。
（三）历史与现实形成的湾区产业结构相似和重复建设状况，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从湾区产业协调发展来看，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形成了一定的分工，但从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各城市产业较为雷同，经济结构相似度较高，金融、航运、制造等领域还存在不良竞争和重复建设的现象。以2016年为例，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是广东省制造业产值最高的十个行业。从整体上看，这十个行业在珠三角九市制造业生产总值中几乎都占有60%以上的比重，仅肇庆除外。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产业趋同较为严重。趋同最为严重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广州六市制造业总产值中都占有超过12%的比重。其次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在珠海、佛山、中山三地所占比重都在20%左右，在江门也有超过10%的比重。另外还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在广州、江门、肇庆三市占比均为10%左右（见表5）。
表5 2016年珠三角九市制造业十大产业占比情况
（四）大湾区两岸“东强西弱”，发展不平衡凸显
当今世界著名湾区，都以整体高水平发展的形态出现，如日本东京湾区，以东京都为基点，沿湾区形成了京滨、京叶两条实力雄厚的产业带和一个港口群落。正是这一环湾区产业带和东京都的金融、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实力，使东京湾区产生了相当于全日本1/3的经济总量。美国纽约湾区的东北部，是制造业、军工业和金融业都很发达的康涅狄格州。位于纽约湾西南部的新泽西州，是美国最为著名的高科技制造中心，也是美国第一大医药制造基地。正是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的产业实力及纽约的金融文化实力，共同成就了纽约湾这一世界经济之都。而反观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状，一个基本事实是湾区两岸发展极不平衡，“东强西弱”即西岸发展严重滞后。据最新统计数据，在能够代表全湾区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中，77%的地区生产总值（GDP）、81%的地方财政收入、91%的进出口总值、87%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和67%的工业增加值，都集中在湾区东岸五市，即广州、深圳、东莞、惠州和香港。而珠海、佛山、肇庆、江门等西岸四市，除了工业增加值占全湾区的1/3外，其他指标的占比都很低。特别是进出口总额和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两个指标，只占全湾区的10%左右。此外，大湾区的绝大部分航空客流量、铁路客运量和港口输送量，也都主要集中于湾区东岸。这种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将极大影响湾区整体实力和对周边辐射力的提升。
（五）湾区的创新要素分散，集聚度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
从湾区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情况看，尽管粤港澳各地不乏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创新人才，并且高层次人才资源丰富，创新体系完整，但创新要素较为分散，聚集度较低，粤港澳高校与科研机构大多“各自为政”，缺乏合作攻坚的统筹规划和制度激励；不但缺少强有力的科技企业，也不具备完整的创新产业生态，湾区的创新网络远未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高等学府，在校大学生近200万人。广州和香港是教育资源最集中的两座城市，但高校培养人才的能力较低，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澳门资金充足，但休闲旅游业是发展重点，缺乏科研气氛。深圳创新能力较强，但专利投入使用率不高；科研与教育集群未形成，缺乏高校基础研究优势。
（六）大湾区的整体开放程度和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主要是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与港澳台、东南亚国家的天然联系，以及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通过港口经济、对外贸易、出口加工等发展起来的开放型经济。因此，对外开放成为湾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否则再好的湾区仅仅凭借地理优势也无法发展为湾区经济。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开放度计算结果可知，从单个城市看，香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2012～2016年平均开放度达到3.380；其次是深圳1.872，东莞1.713，珠海1.686（见表6）。开放度最低的是澳门0.233和肇庆0.255。广州平均开放度仅为0.480。从区域来看，珠三角地区对外开放度为1.086，港澳地区为2.932。从时间上看，2012年以来，大湾区各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呈现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开放程度差异性较大，香港在湾区的开放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这也意味着，跟香港以及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对外开放水平较低，还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
表6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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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域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水平有待提升，高端、现代服务业比重过低
如前所述，湾区经济发展一般会经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四个阶段。以装卸和运输为主导的港口经济是湾区经济发展的起点，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经济活动范围很快突破港区限制，扩大至湾区城市，制造业成为湾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随着制造业、航运的发展和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大批为之提供服务的行业，比如通信、金融、保险、法律、会计、广告设计等，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现代服务业由此得到迅速发展，湾区经济进入服务经济阶段，由制造业中心转变为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科技产业中心，在全球产业链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时，制造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产业比重来看，第一产业在各城市所占比重都很低，珠海、东莞、惠州、江门、佛山、中山、肇庆7个城市的第二产业比重很高，基本保持在50%～60%，而且这7个城市的第二产业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或加工装配型产业。虽然广州和深圳的第二产业略低，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于50%，但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也不占主导地位，只有香港、澳门2个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85%。整体上大湾区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3.2%、40.0%、56.8%，服务业比重未超过60%，与世界三大湾区均超过80%的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去甚远。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的服务业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不是服务业，对制造业依赖程度较大，处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的阶段。
（八）资源与环境掣肘，高质量、高效益发展面临瓶颈
早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澳门就面临土地紧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加上资源匮乏，大批制造业转移至珠三角地区。随着产业集聚度提高、竞争加剧，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制造业成本逐渐上升。以劳动力成本为例，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2012年珠三角九市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7115.22元，2016年为69400.11元，增长了近50%，年均增长率达到10.2%。其中，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中心东莞市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13.8%。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本来就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利润微薄，逐年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出现严重的“用工荒”。2012年广东省用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技工短缺率为7.21%，平均普工短缺率为7.95%。经过多年发展，珠三角地区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集中了大批制造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而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长期偏重于重工业发展，使珠三角的土壤、空气和水质遭受严重污染，而治理成本相当高昂。澳门、珠海等城市正在或准备实施填海造地，给湾区自然环境带来一定破坏。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潮差不大，海水净化能力和循环能力较弱。湾区内一批石油冶炼、钢铁、造纸等重化工项目，以及核能、火电等能源项目，给湾区环境带来了威胁。
四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高效协调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实施的两种社会制度以及三个独立关税区的深度合作，必然引发市场划分、信息沟通、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能源交通、创新网络等方面的复杂问题。建立高效协调机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当务之急，目前的“体制机制安排”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粤港澳四方共同签署并推进的。建议四方每年定期召开磋商会议，协调解决大湾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并就大湾区建设制定年度重点工作，由四方及国家有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后共同推动落实。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建立大湾区发展日常工作机制，可分别在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的日常运作中发挥工作机制在合作中的联络协调作用，推动规划深入实施。这种模式较以往的粤港澳三方协调机制有很大的改进，但粤港澳合作的跨境治理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重要性，应提高并增强相关部门的层级和权威性。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以及港澳特区政府和主要区域城市等形成跨境、跨地域（深港、珠澳）和跨产业领域的协调机制和治理模式。
（二）将广东自贸试验区升级转型为自由贸易港区，以点带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泛珠合作区域发展
从根本上讲，广东自贸试验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是CEPA机制进化而来的，是在CEPA机制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改进实验，最终目的是通过创新来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更加开放，从而与国际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标。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和大湾区建设联动的基础上，自贸区是引爆点和核心，大湾区是承载区域，泛珠三角是辐射区域。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各要素便捷流动的试验田。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全面的区域改革，可以从广东自贸区进行突破，通过三大片区的示范作用，带动周边地区进行更加积极的改革。因此，应该将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转型为自由贸易港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主动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重塑自贸区与大湾区的联动发展关系，推动前海、横琴在深化与香港、澳门的合作中探索出一套促进两地要素便捷流动的改革措施。
（三）继续完善CEPA机制，提升粤港澳三地市场融合水平
截至2017年，CEPA机制正式实施已有13年。CEPA机制在促进三地经贸合作往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内地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人员流动困难、专业标准规则不统一、内地营商环境复杂、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诸多问题，制约了CEPA机制促进三地要素自由流动的效应。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需要对CEPA机制继续升级，打破粤港澳市场间障碍。因此，应在继续落实CEPA机制及其补充协议的同时，不断增强协议内容的针对性。CEPA机制的设置既要考虑内地市场经济体制培育欠成熟、市场竞争力较弱的现状，也要符合内地在经济新常态下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更要契合香港、澳门的产业结构特点和未来发展规划。同时，继续发挥广东省CEPA机制的先行先试作用，以广东省为试验区，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权与开放权，待经验成功后再由广东向内地扩展。货物贸易领域已基本实现自由化，应加强通关便利方面的机制建设；服务贸易领域需要通过负面清单完善，进一步提高内地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方面需要三地加强在电子商务、标准统一、资格认定等领域的合作，以促进贸易、投资进一步自由化。
（四）继续完善和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负面清单”的服务业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扩大服务业开放，要加速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提升湾区产业竞争力水平，对接国际最新贸易与投资规则，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拓展粤港澳合作空间的必然选择。内地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开放度不够和机制落后。因此，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竞争力，应继续完善和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负面清单”的服务贸易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加速粤港澳大湾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五）增加科技投入，制订“湾区人才计划”，打造粤港澳“创新之湾”
全球著名湾区几乎都是“创新之湾”，各类科创资源高度集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需要依靠创新发展的支撑。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一大批有相当科研能力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增加对湾区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金投入，着力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各高校与科研机构应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坚克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内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源头作用。对湾区内的各类高校、职业院校、科研机构开展教育规划和科研规划，鼓励和引导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的融合，共同建设产学研基地或技术创新平台，提升并加快科研技术的转化能力和速度。高校与科研机构是知识创新的源头，创新的主体在于企业，培养人才的核心是建设新型大学，应利用香港和广东在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学科优势，加快构建一大批国际一流或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使之成为注重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创新型大学。
（六）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以湾区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对内推动粤港澳深度融合发展，对外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机遇，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粤港澳各自优势，加强与英语系和葡语系国家的联系，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通过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和优质生活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总部、高端企业落户与集聚。同时，加强与内陆腹地的联系，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形成全方位的开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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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索光举：《CEPA条件下“大湾区”经济合作的法律框架建构》，《嘉应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2]周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有多“牛”？》，《中华工商时报》2017年3月24日，第4版。
[13]王静田：《国际湾区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经济师》2017年第11期。
[14]王子成：《劳动力短缺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基于广东用工企业的调查分析》，《财经论丛》2015年第5期。
[15]陈恩：《CEPA下内地与香港服务业合作的问题与对策》，《国际经贸探索》2006年第1期。
[1]本文系广东省打造理论粤军重大资助项目“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与应用研究”（LLYJ1319），以及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重大课题“构建广州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研究”（2016GZZD01）阶段性成果。
[2]陈恩，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港澳台经济、港澳台投资、粤港澳合作、两岸经贸关系；刘熙龄、于倩文，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