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的深衷隐曲

陶渊明的诗文看似平易清浅，实则意蕴丰厚，往往需要从容涵泳，反复推敲，才能得其确解。比如那篇耳熟能详的《桃花源记》，说到渔翁进入桃源之后眼前呈现的场景，有“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数语。倘若囫囵吞枣地读过，恐怕不会给予过多的关注，甚至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不过是说桃源中人的服饰打扮与外间全然相同罢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其中恐怕还别有深意，有待仔细寻绎。

导致漠视或误解产生的缘由，就在于读《桃花源记》的时候忽略了陶渊明另有一篇《桃花源诗》。关于这一记一诗，历来题名不一，或作“《桃花源记》并诗”，或作“《桃花源诗》并记”，究竟孰主孰从，暂且不作赘述；而两者可以彼此阐发、互相补充，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桃花源诗》里有一句“衣裳无新制”，对应的正是《桃花源记》中的那段描写。所谓“无新制”，并不是说衣物陈旧破败，而是指其不符合新的服饰制度。在古人的观念中，衣着服饰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恰如《礼记·大传》中所言：“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也说：“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王朝的兴衰交替，免不了一系列革故鼎新的举措，改易服色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在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时期也概莫能外，只要翻一翻《晋书·舆服志》和《宋书·礼志》，就能发现不少相关记载。桃源中人自称先世为了躲避秦时战乱，率众逃入此间，其后便与世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世间政权早就屡经更迭，服饰制度也随之多有变迁，因此，“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云云，是说桃花源中的居民也像世人一样有衣裳蔽体，并不是未曾开化、赤身裸体的蛮族野人。至于身着衣物的具体形制，则显然还应该保持着秦代的式样，和外面的世界存在不少差异。

陶渊明亲身经历过晋宋禅代，耳闻目睹了种种酷虐无情的篡夺杀戮，又由于家世背景的影响，“耻复屈身后代”，“不复肯仕”（《宋书·隐逸传·陶潜》）。尽管不便在诗文中直言，却时常通过廋词曲笔来纾解内心的痛切愤激。《桃花源记》虽似小说家言，却非游戏笔墨。宋人洪迈早就指出，陶氏“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容斋随笔·三笔》卷十《桃源行》）。今人陈寅恪也强调，此篇虽为“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桃花源记旁证》，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当陶渊明不动声色地讲述着“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与此同时又貌似漫不经心地提及“衣裳无新制”，两者交融互证，影射的恰是现实中易代之际的政令递嬗。只是其中潜藏的深衷隐曲，正如桃源中人所说的那样，“不足为外人道也”。唐代王维有一首取材于此的《桃源行》，诗中有云“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对原作意旨的领会倒是颇为细致贴切，堪称陶公知音。

原载2017年8月10日《文汇报·笔会》

附记：本篇发表后，承业师杨明先生赐教，谓《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所谓“易服色”之“服”即“使用”之意，不可拘执为“服饰”，所言良是。唯《礼记·大传》将“易服色”与“别衣服”相提并论，本文所述似亦可自圆其说，故未予改动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