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常互助　异趣却知己

1913年3月30日，宋紫佩到达北京，与鲁迅同住绍兴会馆。不久，即应南社社友高天梅、田梓琴之约，任天津《新春秋报》笔政，但不到半年，该报倒闭，宋紫佩依然回到北京，生活无着。鲁迅便代为设法，介绍他去教育部所属的京师图书馆分馆任掌书员。《鲁迅日记》1913年10月17日载：“晚关来卿先生来，少顷偕去。”所记的便是向分馆主任关来卿（名维震）推荐宋紫佩之事。10月26日又记：“往前青厂图书分馆访关来卿先生，见之，子佩外出。”可见鲁迅对宋紫佩的就业问题十分关注。一直到1923年，当教育部及附属的图书馆等机关裁员时，鲁迅见到所裁之人都是“日日真来办事者”，而留者，竟是“于发薪时或偶见其面”，这种裁撤，根本不论年数和劳绩，只是为了排斥异己而已。鲁迅深恐不善奉承的宋紫佩被裁，便在12月14日写信给许寿裳，托他为宋紫佩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管理注册的职务。后宋紫佩幸而免裁，才作罢。

那时，图书馆的工资极低，宋紫佩生活窘迫，鲁迅虽然也不宽裕，仍时常借钱给他，直到1919年宋紫佩任北京第一监狱教诲师，经济上好转为止。以后宋紫佩也在经济上对鲁迅有所帮助。如鲁迅安家北京时，曾托宋紫佩在监督所办的工厂里买了19件便宜的家具。其时，教育部经常欠薪，鲁迅则要维持全家费用，而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恣意铺排，1921年的周作人生病，1924年的兄弟分居，另置新宅，这些都造成了入不敷出，鲁迅只得向宋紫佩等好友借贷。据《鲁迅日记》记载，借宋紫佩的钱，直到1926年1月11日，才“旧欠俱讫”。

在异乡客地，鲁迅和宋紫佩结为知己，除了因为乡情和过去的战斗友谊，还由于北方的所见所闻，使他俩都意识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封建复辟势力已粉墨登场，他们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都怀有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但是这两位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的朋友，却因为他们的学识水平和思想深度不同，造成行动上和思想发展上的很大差异。

首先表现在学习上。鲁迅不仅勤于学，而且善于从古今文化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宋紫佩却因悲观失望而荒废学业。

在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下，鲁迅曾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迷惘、失望、颓唐，但未沉落。他不像有些悲观失望的革命者那样逛妓院、赌博、玩古董，而是把主要精力专注于学习中。他一贯“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是熬苦求学”。（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而且他认为学习要义，“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所以他的学习重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历史，考察现社会的本质，探寻解放和发展的道路。尽管在那个时代环境下，他学习研究的对象跟朋友们一样，不外是搜集金石拓片、抄古碑、校古籍、读佛经，但归结却大相径庭。即以读佛经来说，他并没有皈依佛门，而是积极地把“佛经当作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看，借以研究人生观”；在认真钻研后，他曾不无感慨地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看佛经》）佛学的法义不仅使他在黑暗的环境中获取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帮助他认识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写出了诸如《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样的警世雄文。正是这种有效的学习，使鲁迅的思想与时代同前进。

宋紫佩虽然在1914年时，也曾在鲁迅的思想影响下，认为“佛学主清净无为，尚有至理，吾辈韬光养晦，正可借此以修养身性”（宋紫佩1914年9月20日致李宗裕），有志于研究佛学，购读了《大乘起信论》诸书。但由于强调基础差，“读之不解者十八九”（宋紫佩1914年9月29日致陈子英），终于没有坚持下去。其实，终止学习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主观上存在着悲观愤激的思想，不明确学习的长远目的。如他也曾接受鲁迅的建议，想学好一门外国语，每日往青年会学习英文2小时，然而，最后却因事业失败，经济拮据。“受种种刺激，觉着人生不必读书，一读书就没有饭吃，想吃饭就不必读书，英文更无读之必要，举世皆不学无术，读书者宁有立足地耶？”（宋紫佩1914年9月29日致陈子英）这种悒郁的情绪，使他身在图书馆，有书可读，却无心读书。学识思想未能日臻进步，势必限制了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白话文都不作。所以他虽然不甘失败，企图重整旗鼓，改革社会，但思想一直停留在原先的政治见解和不满中。他的这一弱点，鲁迅深有所知，因此，每当他来商量从政之事，鲁迅“终以不劝人出山为言”（宋紫佩1914年9月20日致李宗裕），认为凭他的气质在此潮流汹涌的复杂环境中，是无立足之地的。

这种距离反映在对待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总结上，他们观察的角度及认识的深度就很不一样。

鲁迅痛心地看到辛亥革命后的10余年中，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非但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冲击，反而成了已获取地位的共和党人所膜拜的对象，有的则被它所吞噬。自己也感到受了原先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他看到许多民国国民，竟是民国的敌人，他们踏没了烈士的鲜血，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怎么会造成这一结局的呢？这促使他在过去“立人”思想的基础上，着重考察领导这场革命的政党和革命者的性质。在冷静的观察中，他一方面深深钦佩孙中山、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志士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感到他们思想中尚存旧意识，勇猛有余，深沉不足。在1925年写的《补白》中，他既痛惜陶成章在革命党人的派系斗争中遭暗害，又颇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这位革命家的“神主”依然热闹地入了祠，“捧香茶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他认为革命党人内部气质上的弱点，乃出自中国国民性堕落的病根：眼光不远，加以卑怯和贪婪，这又是历史养成的，一下子不容易去掉。因此，他不再单纯地强调发扬个人意志，培养自治精神，而是着眼于改造整个社会，决心采取“韧”的战术，从切实的点滴做起，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而且开始突破原有的进化论观念，他不再只是攻击旧党，还要攻击青年所沾染的旧习，因为唯有如此，方能期望青年担负起创造一个不是奴才主持家政的“第三样时代”的使命。（《坟·灯下漫笔》）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的认识又产生了新的飞跃，认定“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因为“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南腔北调集·辱驾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到抗日战争前夜，他已断言：在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他自身的全部工作，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宋紫佩和鲁迅一样，看到辛亥革命后，“朝野上下，竞尚巧作，廉耻二字荡然无存”。（宋紫佩1916年9月15日致《社会星报》）当他看到《社会星报》提出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是廓清嫖赌等社会罪恶时，立刻投书表示支持，同时指出应研究何以有此种罪恶，造成这种不良社会的原因，应当首先注意到那些所谓代表国民的国会议员与当局的大人先生们，就是日日争逐嫖赌场中者，他们就是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不过，宋紫佩提出的解决办法，依然是他过去的主张，提倡廉耻教育。

“廉耻”二字，自古以来为多少仁人志士所提倡，又有哪个统治者不晓。当年被鲁迅讥为“木瓜”的夏震武，因提倡廉耻，曾一度得到挥霍无度的慈禧太后的青睐。后来的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无不向臣民晓谕廉耻。新军阀蒋介石更是在青天白日党旗上高悬“礼义廉耻”之明镜。然而，他们眼中的“耻”又是什么呢？夏木瓜把革命者宣传的平等、自由、剪发变服均诬之为无廉耻；辛亥革命后的复古派也是攻击民主革命运动使风俗人心大坏。鲁迅在小说《肥皂》《高老夫子》和许多杂感中把此辈“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坟·论“他妈的”》）的假道学刻画得入木三分。鲁迅后期又从阶级斗争的实质上去考察蒋介石喧嚣一时的“新生活运动”，揭示其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控制人们思想；另一面横征暴敛，蹂躏百姓，讽刺他们的“廉耻”教育，只不过是行将就木的封建说教，是统治者的“自寻枯槁之道也”。（宋紫佩1935年2月4日致杨霁云）历史证明，无论哪家的廉耻教育，都未达到过改造社会之功效，连宋紫佩自己在晚年，不是也曾陷入嗜赌的污泥中而不能自拔吗？

当时宋紫佩却对“廉耻教育”念念不忘。他任《新春秋报》主笔时曾竭力提倡，失败后，仍把振兴教育一职寄托于明智的统治者。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7月宋紫佩在致杭州教育厅罗扬伯的信中振奋地报告，北洋政府内阁有改组的消息，教育总长将由汤化龙或范源濂担任，他感到政局将为之一变，颇有乐观气氛。自己也想应友人之邀，重作冯妇，组办《新报》，鼓吹社会改良。

事实上，不管是改良派汤化龙，还是元老派范源镰出任教育总长，无非是代表各个派系出来争权夺利而已。鲁迅在做了10多年教育部部员，目睹一打以上的教育总长后，已把这一点看得十分透彻。后来他在《反“漫谈”》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迂执地和“教育当局”谈教育，其根本误点是在将这4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不过，为了“做”，就要发指令。北洋政府前后换了30多任教育总长，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如出一辙，都是反反复复强调“注重道德教育”，其核心又都是“法孔孟”。范源镰在1912年初次出任教育总长时，鲁迅已从他自相矛盾的演说中，感到“其词甚怪”（1912年9月6日《鲁迅日记》），因此，当他在1916年7月再次出任时，鲁迅没有宋紫佩那样的乐观心理。而宋紫佩也因为把希望寄予改良主义的道德教育中，失望也就更加深重。

尽管他俩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较大差距，但是在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是相互支持的。不过，这一阶段的鲁迅，趋于深沉的总结和思考，支持青年的斗争。宋紫佩则更倾心于参加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国民党改组后，他以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转为国民党党员，心中又燃起了革命的热情，他向党内同志表示：“愿很忠诚地为本党尽一分子义务。”（1925年致曹翼如）1925年3月，他参与国民党在北京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经理部的发行业务。不久，该报因转载《上海国民会议策进会宣言》而遭北京警察厅查封。继而，他又因反对段祺瑞的卖国外交政策，参加“国民议会后援会”而受到北洋政府的监视。在他处境险恶，难以活动的情况下，依然无畏地支持鲁迅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

这时，鲁迅因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奴化教育，被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为了揭露这位号称“老虎总长”的真面目，鲁迅决定主动出击，向北京平政院提出对章士钊的控诉。从《鲁迅日记》中看到，这一行动最早得到宋紫佩的大力支持，而且全部过程几乎都由宋紫佩代为奔走。

1925年8月14日，鲁迅的免职令发表，当日宋紫佩即来，估计就在那一天商量好向平政院投控诉状。所以，隔日由宋紫佩约来他和鲁迅少年时的塾师，时任平政院记录科主任并文牍科办事员的寿洙邻，进一步研究起诉的法律根据。此后，鲁迅和宋紫佩几乎隔日相见，22日鲁迅赴平政院投递的诉状，便是前两天由宋紫佩送来的。10月13日，鲁迅收到平政院送来的章士钊答辩书的副本，并要求五日内予以答复。鲁迅即将此件寄宋紫佩。15日宋又来和鲁迅详商互辩书的内容，次日即将写好的互辩书送交鲁迅。这份署明“10月16日”草拟的互辩书现存，其所用纸张系法政学堂校外自修科的笔记本，从字迹上推断系由宋紫佩代拟。由于他们在起诉书和互辩书中巧妙地以北京政府自己制定的法令来揭露章士钊有恃无恐，以权迫害下属的非法行为，抓住章士钊答辩书中的漏洞和自相矛盾处予以反击，终于使鲁迅在这场与权贵的斗争中，出奇制胜，迫使北洋政府教育部撤销了对鲁迅的免职令。宋紫佩老到勤快的办事能力，对保证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也因此受到北洋军阀政府更深的仇视，但他义无反顾，决定将妻儿送回绍兴老家，以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决定离京去厦门教学。临行前，宋紫佩与友为之饯行，并帮助料理出京事务。鲁迅将其在京的老母弱妻、房舍书画均托付于这位忠厚可靠的莫逆之交。8月26日，宋紫佩与许钦文一起将行李押至车站，送鲁迅前往南方开创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