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研究

国际新闻报道不仅是新闻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具有重要的超文本内涵。因此，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已成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国外对国际新闻报道研究

虽然国际新闻报道在西方媒体中遭受冷遇，但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却并没有因此降温，西方国际新闻学术界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热情一如既往，还出现了不少关于国际新闻报道或与国际新闻报道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1）国外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最大特点是以实证研究为主，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宽广，不仅涉及国际新闻报道业务，而且还能从国际政治、文化、历史和人文的角度对国际新闻报道进行全方位探讨。过去，这种实证研究多以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体为中心，突出探讨了这些国家英语媒体如何报道世界。

这些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西方媒体都非常突出对世界各国的灾难和动乱的国际新闻报道，因此在西方媒体中的世界图像总是负面的形象。在国际新闻传播过程中，西方国家媒体往往占有绝对优势，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因而成为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在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的反映。这些理论从国际新闻报道的业务角度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大论战的国际背景。也正因如此，国际新闻报道及有关传播和处理方式的研究成为这场论战中最突出、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不过，经过那场“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论战之后，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这种以西方媒体占主导的局面正在不断得到改观。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国际新闻报道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增多，逐渐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研究。

（2）西方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不仅注重实证研究，还使用新闻传播学理论来阐释国际新闻报道的特征和趋势，包括国际新闻制作过程、国际新闻的文本内涵以及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些理论对国际新闻报道的论述角度各不相同。议题设置理论侧重议程角度，而媒体框架理论则突出框架视角。虽然总体上讲议程设置理论偏重定量研究，媒体框架理论偏向定性研究，但它们在具体方法上却经常相互引用，如在文本分析中，议程设置的研究可以引用框架研究中所用的语言学、符号学等方法，从而加深议程设置的研究深度，有助于对媒体议程的层次分析。媒体框架理论研究在具体研究上则适当采用量化方法。塔奇曼（Tuchman）是一个框架研究学者，但他也非常重视新闻传播效果，认为在整个新闻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如何让受众接受新闻框架，受众像记者和编辑一样对新闻框架可以接纳和排斥，也可以参与新闻的产生过程，对于框架的形成发挥着反制作用。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1960年代后期提出的“培养分析”理论虽然主要突出电视暴力对人们的影响，但这一理论也常被用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效果分析，尤其适用于国际新闻文本分析和受众对文本解读的比较研究。

二、国内国际新闻报道研究

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我国与西方学术界不尽相同，但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理解是有共识的。我国新闻学界一般都认为国际新闻不同于国际新闻报道，因为国际新闻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同样的国际新闻可以有不同的国际新闻报道形式。此外，国际新闻报道可以有真假之分，会带有报道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并渗透着报道者的主观自我意识。

中国媒体较重视国际新闻报道，但学界对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升。整体而言，与国外新闻学界相比，我国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还存在差距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1）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视角相对较为单一。过去，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活动仅限于中央级的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台和外文出版局等，因此以前我国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基本也是由这些中央级媒体分别来开展，他们都拥有新闻研究所和研究类刊物，一般都以各自的国际新闻报道活动和经验为基础开展国际新闻报道研究，重点突出国际新闻报道业务研究或对各自媒体国际报道活动的总结性研究。

这些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业务探讨和研究针对各个媒体的具体国际新闻报道，对我国中央级媒体来讲很有必要性，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应该承认，这类研究对我国国际新闻报道的总体发展情况少了一些理性思考，缺乏理论深度。由于这类研究只定位于各自媒体，其研究成果带有一定局限性，较难阐释国际新闻报道的普遍规律和趋势。

（2）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重“外”轻“内”。随着我国国际新闻报道活动的不断开放，我国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也不断提高，基本把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和中国对世界的国际新闻报道两个概念交叉使用，出现了重“外”轻“内”的现象：即较注重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而相对忽视中国媒体对世界的国际新闻报道，或者至少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当然，我国对国际新闻报道研究重“外”轻“内”的现象可能与我国没有能够参与20世纪80至90年代那场“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国际大讨论有关。由于我国新闻学术界基本游离于这场大讨论之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向国际学术界同行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际新闻报道研究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