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赴南非之約
緣起
我的南非之約，緣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認識一位南非華商領袖——胡老先生，他原是中國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法院院長、大學教授，還曾是蔣經國留學蘇聯時期的同學。
胡老先生與夫人年事已高，有一對子女，但性格和能力都不適合接管他的事業，希望申請在中國大陸江蘇省蘇州市的侄兒過去幫忙打理生意。
由於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非共和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無法直接通訊，所以，請我在香港幫忙相互傳遞書信和傳真。
胡老先生除了發來有關辦理姪兒出境所需要文件外，還喜歡寫一些自傳式的文字與我溝通，內容包括：為何放棄在中國台灣已擁有的社會地位和優越生活條件而選擇全家移民南非重新創業的過程，以及對南非歷史文化、種族隔離、投資環境的闡述。
他從學者到高官再變成商人的豐富人生歷程，厚厚一大疊，至少有七、八萬字以上，使得當時年輕的我受益良多，與胡老先生夫婦成了相差半百的忘年之交。
通過這些傳真件，了解到一些台灣社會的複雜性，例如：黑道和政治結合，這種獨特現象與島內社會的發展變化有密切關聯。
從清朝、日治到國民黨戒嚴統治，黑幫在中國台灣一直都存在，但大體都在當局強力干預的可控範圍。一九八七年中國台灣解除戒嚴後，經濟開始起飛，黑道也進入快速發展期，有實力的大佬進軍商界或參加選舉漂白為政治人物，在中國台灣政壇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
對台灣社會而言，黑幫發展最大影響是「黑金政治」的興起，根據警方估計，中南部地區民意代表或鄉鎮長，至少有一半具有黑道背景或有黑道關係。除了「黑金政治」外，黑幫還設法對政府官員、知名人士及親屬進行控制，以達到有利用價值之目的，如果不幸被盯上則很麻煩。
胡老先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法院院長，得罪過某些黑幫人物，因此兒子被盯上，他們採取威逼利誘及各種方式想拖其下水。為保護兒子，也為遠離這複雜之地，胡老先生開始考慮遠走他鄉，另覓發展生存之處。
當時國民黨國防與外交政策是積極研發原子彈，即將成功時，被美國阻擋，迫於無奈，蔣經國將技術轉移給建有外交關係的好朋友——南非白人政府，於是，南非便製造了八顆原子彈，試爆兩顆後剩下六顆。
而且，那期間南非政府積極引進外資與人才，鼓勵外國人到南非設廠辦企業。優惠的移民條件吸引了不少台灣商人前往投資，幾經考量後，胡老先生夫婦最終決定放棄台灣擁有的一切，全家移民南非。
他們最初是投資塑料和絹花工廠，後來又陸續開了蠟燭廠與紙箱包裝工廠，都是勞工密集型的。我記憶中，胡老先生曾說，從台灣運到南非的所有傢俱和設備，全部由政府提供運費（好奇怪的優惠政策），甚至，工廠開始運行後，黑人工資百分之九十也由南非政府負責，僱主只需要支付不到百分之十的工資（不可思議），我好奇地問為何要這樣？胡老先生說，當時白人南非政府目的是將大批黑人集中起來，找些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讓他們有活兒幹，免得聚集鬧事。
這些黑皮膚的工人，白天被集中在工廠內，晚上回到郊區少水沒電的貧民窟居住。
胡老先生的產品除南非境內銷售外，也大量出口到歐洲各國，業務發展很順利。胡夫人是位賢內助，與女兒還另外打理兩間專賣自己工廠出品的塑膠花、絹花以及蠟燭等的零售店面，一家人在南非的事業與生活漸漸安穩下來，並在富人區買了幾座別墅自住和出租。
正當一切蒸蒸日上之際，不幸發生：某天，胡老先生去機場接朋友，途中遇上交通事故，撞傷了大腿，從此需要坐在輪椅上出行。幸好，多年奮鬥積攢的財富，尚能維持在當地較寬裕的生活水平，家中雇用七至八名黑人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打掃庭院等工作，這與當時黑人工資極低緣故有關。胡老先生受傷後行動不便，每次洗澡，都要動用四至五位黑傭幫忙伺候。
從傳真件往來的溝通中，感覺胡老先生個人對南非社會階層等級和高低貴賤之分是認可的，從他語言文字、生活描繪以及工作事業上都能體現出來。比如，公司管理方面，他認為黑人普遍學歷低，又不勤快、不上進，只適合做最低下工種，中層管理人員以上絕對不聘用黑人。所以，他才想方設法申請在中國大陸從未見過面的侄兒去南非幫助經營，可見對當地人的不信任。
通過與胡老先生傳真件往來溝通，我對南非有了初步想像：一個美麗與醜陋並存的矛盾國度，雖然那時華人在南非社會並不是受尊重和保護的族群，但富有的華人，像胡老先生這樣較成功的商人，生活水平還是不錯的。
當年，中國大陸與南非並未建立外交關係，政府通過各種關係管道，積極展開建交工作，得知胡老先生經歷和他與南非政府方面良好關係時，希望胡老先生能予以相助並邀請他和夫人回大陸探親訪友。
由於胡老先生與國民黨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特殊歷史關係，以及曾在中國台灣社會地位和南非華商中影響力（當時南非華商主要是台商），還有他腿受傷後的行動不便等等問題，要請他在這樣情況下回大陸一趟並不是容易的事。
後來，胡老先生在多方人士積極勸說和幫助下，攜夫人終於回到闊別四十多年的祖國大陸，並在故鄉治病療養，也為一九九八年南非與中國建交作出了一些貢獻。
胡老先生夫妻倆非常喜歡我，寄來他們的全家福和家居照片，並要求我也寄家庭照片給他們，還幾次正式提出要認義女，更多番邀請去南非工作、學習或考察。
當時非常年輕的自己，雖然對那陌生國度有極大好奇心，承諾一定會去探望他們，但一直忙於學習和事業，無法抽出時間赴約。後來，兩位老人相繼過世，沒能踐行與胡老先生之間的「南非之約」就成了我心中的一件憾事。
事隔多年後，我閱讀了幾本關於南非解除種族隔離制度前後，對社會狀況做比較的書籍，分別有兩種不同觀點：
一種是，白人南非曾經為發達國家，黑人上台後，經濟開始崩壞，治安紊亂，已淪落為發展中的國家。
另一種是，南非從來沒有成為過發達國家，雖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四十年間，發展速度足以與當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日本相媲美，但這一切都是在不把黑人當人的前提下實現的，而如今的南非黑人，揚眉吐氣，當家作主，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無法與那時做比較。
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激起我好奇心，點燃了兌現「南非之約」的承諾，去親身體驗如今南非與胡老先生當年描述的有何不同？
於是，向環球自駕遊達人莊百川先生提出建議，雷厲風行的他很快設計出自駕遊攻略，我還邀約了曾同赴南極探險的團友香姥姥、朱朱，以及朱朱女兒筱筱，合共五人，一拍即合，出發！
南非比北京時間晚六個小時，我們從香港乘夜機飛行十三小時後抵達被稱為非洲經濟中心，也是南非最大城市的約翰內斯堡，打算在此休息一天。
飛機剛剛降落停穩，廣播就響起機長聲音：「抱歉地通知大家，有旅客行李被盜，各位檢查一下自己的隨身物品，需要在位子上等待。」
幸好只等一會兒，問題解決後陸續走出機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