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著名宪法学者，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作者手记——
认识童之伟教授的时候，他已经步入了“大V”学者行列，经常为一些媒体写专栏文章。后来他在自己的博客上系统地研究并完成了重庆“打黑”专题报告后，也被不少人冠以“社会的良心”称号。我和童教授的访谈和互动还是比较多的，有的公开发表了，有的就是纯粹的对一些热点问题或公共事件的请教、交流、探讨，没有什么目的性。选录的这篇是2010年时谈暴力拆迁问题，这也是童教授长期关注的问题。回望2010年，暴力拆迁导致的恶性案件触目惊心，可喜的是，近年来这种流血事件基本得到了遏制，为法治建设的成就喝彩。
暴力拆迁何以再度疯狂
近年来，城乡房屋拆迁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户户到整片、整村、整个街区地拆，这个过程充斥着太多的暴力和血泪。仅2010年元旦以来，暴力拆迁导致自杀、自焚、被杀、杀人的案件就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近来更是愈演愈烈。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暴力拆迁的悲剧不断上演？为此，特邀请童之伟教授对此问题发表看法。
吴晓锋：近年来，暴力拆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血案一件接一件发生，强拆者对公民的财产和生命、对法律似乎没有丝毫的敬畏。面对暴力拆迁，那些一夜间失去财产的公民，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救济程序吗？
童之伟：企业和老板要追逐利润，地方政府和官员要创造政绩，他们都要钱，老板要钱追加投资，政府和官员要增加财政收入上新项目。他们承受的压力都很大，因而互有需要，干柴烈火似的结合在一起，只要出现助燃的火星，马上就会爆燃。这里涉及体制问题。我们的官员，前途是由上级决定的，上边要用发展这个硬道理衡量他们的政绩，发展的指标中最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是GDP，还有各种工程，他们只能在这些方面下工夫。他们不可能带领百姓过平和安稳的日子，尽管那样老百姓满意，但他们会因此失去升迁的机会。
马克思在讨论资本原始积累时，曾这样描述资本的本性：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惧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人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泼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于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秉性不因在中国而有所不同。渴求升迁的地方官员对上边认可政绩的渴求，正如资本对于利润的渴求，谋求利润的行为和谋求政绩的行为受相同规律的支配。我国的政商关系，政是主导的方面。因此，拆迁中暴力和血泪不止的根源，其实主要在于民意和选票不起作用。
吴晓锋：几乎每一个暴力拆迁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要从根本上遏止暴力拆迁，就必须要让失职官员为暴力拆迁承担责任，同时，司法对遏制不法拆迁行为要有所作为。
童之伟：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驱动暴力拆迁的力量虽然很多，但只要掌握公权力的机构有足够决心，是完全可以从根本上加以遏止的。有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我看，如果真有所谓中国模式，其最大特点，应该是在经济生活领域广泛运用公权力。所以，暴力拆迁可以视为公权力过度运用的一个直接结果。
如果追求立竿见影的治标效果，遏止暴力拆迁最好的办法是追究拆迁主导者的政治责任。既然野蛮拆迁是为了追求政绩，那么，只要有证据显示出现暴力拆迁的情况，不管有没有致死、致伤的后果，就将当地主要党政领导和分管领导降职或免职，看谁还敢强拆！江西省宜黄县县委书记、县长的乌纱不是拿掉了吗，那里继任的县委书记、县长还敢强拆吗？估计短期内他们是不敢了。但这样严肃究责的事例还太少，警示作用仍然有限。
从迄今为止发生的强拆事件看，许多强拆者的行为是应该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或侵犯财产权利方面的罪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实际上历来少见有被公诉的案例，追究民事责任成功的案例也属罕见。如果能够严格依法追究强拆主导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遏止强拆必然产生明显效果。
吴晓锋：千呼万唤的物权法出台后，让人们看到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希望，但遗憾的是，物权法的明文规定也未能阻挡住暴力拆迁。于是，舆论再去攻击《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而且一度传出这个条例将废止，由新的法规取代。经过激烈的博弈，被公众寄予厚望的“新条例”出台却遥遥无期。
童之伟：拆迁补偿实际上是征收行为，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新“拆迁条例”也有这个问题。拆迁总是由政府牵头搞的，几乎每一次强拆的背后都有个别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现在的有的地方财政很大程度上是卖地财政，拆迁与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国务院一直抓住新“拆迁条例”的制定权不放手。新“拆迁条例”就是那么几页纸，关键处不过几行字，怎么那么难以定稿？无非这种“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关系难以平衡：卖地财政要持续，地方官员出政绩要靠拆迁，他们要尽可能地压低征地成本，抬高卖地价格。但另一方面，公民出于生计考虑，希望争得一个较好的拆迁条件，避免财产缩水，最好有所增值。中国拆迁工作做得平和的城市也有，如上海总体较好。这固然与上海法治发展水平有关，但似乎与地方政府手里有钱而且愿意出较好的价钱关系更大。上海的百姓大都很愿意被拆迁，甚至还有主动要求被拆迁的，有利可图嘛。
如果我国把GDP增长幅度适当调低一点儿，把拆迁需求降下来，多让些利给被拆迁户，同时完善立法、建立公平的纠纷裁判机制，下重手打压违法违规拆迁者，暴力拆迁风是完全可以制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