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不仅受益于专业化生产与资源配置的静态利益，还可在贸易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结构等动态利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国际贸易提升生产率还是存在一定限制。由于比较优势大都集中在传统生产领域，行业技术增长不快的特征导致国际贸易并不一定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技术的有效扩散还存在门槛，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才能发挥作用。

关于对外出口是否能够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在理论上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一为“出口中学习”假说，二为“自我选择”假说。

“出口中学习”理论认为，通过出口可以接触到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研发与管理方式，直接或间接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率，这称为出口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出口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商品的国外购买商为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希望获得价低质高、环保安全且受顾客欢迎的产品，可能会把顾客的喜好、要求转告给出口生产者，将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转移给产品生产者；可能对外包企业进行技术培训，指导监督流水线的工人生产，甚至允许外包企业参与产品研发设计，或通过生产设备、专利技术的转让，从而让外包企业逐步拥有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Gereffi et al., 2005）。因为规模经济和竞争，出口具有正向外部性：出口能扩大整个社会的生产规模，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出口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后来者出口成本的降低，出口企业与上下游产业联结，会加速国外先进技术在国内的扩散与传递，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的知识沉淀和人力资本产生贡献，有利于所有企业；对外出口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竞争将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营效率。

而“自我选择”理论则认为出口与生产效率提高是无关的。该理论认为，只有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才能有低的边际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立足（Melitz, 2003）。因为开拓国际市场存在额外营销成本，需要增加广告投入、建立国际品牌形象、建设国外分发与销售渠道，面临调整产品适应国外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增加、运输成本增加、国际交易风险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等，导致高额的沉淀成本付出。只有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因为具有规模经济、创新能力、技术效率等竞争优势，才能具备支付出口贸易所需的高额沉淀成本与开拓成本的基础能力，从而导致“自我选择”的出口行为（Clerides et al., 1998; Bernard et al., 2003, 2004）。

对于出口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并未在学术研究上达成一致，经验证据也常常相互矛盾。Edwards（1998）研究1960—1990年92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对外开放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Wu（2004）以1980—1997年APEC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发现开放促进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但Tybout et al. （1991）通过研究智利的制造业，发现出口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提升作用；Bernard et al. （2004）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确实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证据表明是出口造成的。

与贸易出口相比，进口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国际技术扩散渠道，是技术国际扩散的主要载体。通过进口高技术含量的最终制成品，或引入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从而分享到贸易伙伴国研发投入的成果。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Coe et al. （1997）采用77个发展中国家和22个工业国1971—1990年的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工业国贸易伙伴的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Keller（2000）研究发现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导致技术扩散效应很大，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也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至于外商投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包含研发、生产、品牌、营销、管理等一系列资源的投入，有利于从技术、管理、知识等多层面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存在知识溢出、技术扩散、竞争等多种正向外部效应。FDI常常能将知识和技能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通过技术示范可给当地企业提供技术模仿与学习的机会，通过产业链关联可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对雇员的培训与使用可以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国内企业的竞争有助于建立起高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改善国内资源配置和效率。但FDI的正向外部性可能也存在门槛，Atiken & Harisson（1999）的研究结果就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是很小的。

很多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也是一条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并进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称为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不仅可能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也可能存在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潘素昆、杨慧燕（2013）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综述。Fosfuri & Motta（1999）建立了一个国际投资决策的古诺竞争博弈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落后的国家通过在技术先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得技术提升。在东道国的技术水平高于母国的技术水平的前提下，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借助技术扩散效应、演示－模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人员培训效应可以促进本国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在理论上支持了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论断。Dierk Herzer（2010）实证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和母国劳动力市场监管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和母国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度无模型关联。

关于对外开放中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及对外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有怎样的影响，中国学者们也做了一些经验研究，得到的结果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何元庆（2007）根据1986—2003年各省数据研究发现，出口对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作用，而进口有负向影响，FDI无明显影响；出口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轻微的负向影响，进口对二者具有小幅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综合来看，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其影响只有人力资本的十分之一。张杰等（2008）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出口不是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全要素生产率却是促进企业出口的因素，支持“自我选择”假设。但2009年他们利用本土制造业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又发现存在“出口中学习”效应（张杰 等，2009）。沈坤荣和耿强（2001）的结论是FDI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李小平等（2004）利用1990—2000年的数据发现，FDI和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抑制作用；赵文哲（2008）的研究表明，FDI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赖明勇等（2005）、何元庆（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认为FDI对技术扩散的效果要好于进口贸易。钟昌标（2010）利用中国各省区1986—2008年的数据发现，外资不仅产生地区内溢出，也产生地区间溢出。而周春应（2009）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研发人数、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等是影响逆向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李梅、柳士昌（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只有东部发达地区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不存在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蒋冠宏、蒋殿春、蒋昕桐（2013）通过实证研究企业技术研发型OFDI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可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但其影响呈倒“U”形变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