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语言，见证着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记录和保存着民族丰厚的文化内涵；方言，承载着厚重而独特的地方文化，方言本身又是充满地域文化个性的活态民俗事象。作为汉语方言的一支，河湟方言呈现着“其音甚渺，其域甚狭”的特点。虽然河湟方言在历史长河中左右逢源、吸纳百川而独具一格，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人员流动的日趋增长，河湟方言在融汇各类语言给养的同时，又在不间断地发生着消变，甚至语言自身的特色正在趋于消亡。如果河湟方言逐渐消亡，那就不仅仅是语言的消亡，而是河湟地区历史文化特色的缺失。庆幸的是，语言学界关于“拯救濒危方言”的行动从未停歇。诚然，在“保护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加强汉语方言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此起彼伏，方言研究也备受海内外学者关注，但大量涌现的研究成果习惯把方言从其生存环境中抽离出来，仅对语言要素进行文本式描写，且多为结构主义研究，从文化角度探讨方言及其民俗文化内涵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故而，本书试着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运用全新的研究方法，对河湟方言及其民俗文化内涵进行“多模态”挖掘。
一 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1.学术价值
（1）从方言学研究现状看，因传统方言学久已有之的研究传统，常把语言抽离出它的生存语境，仅对语言本身进行文本式描写，使语言脱离了其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而孤立存在。本书试以全新的研究视角，把方言作为河湟地区的文化事象，通过民俗学“深描”，深度剖析生存语境里“活态”方言的民俗化特征，揭示古老而文明的河湟文化内涵。
（2）从民俗学研究现状看，学界较少把方言作为文化事象进行考察，研究也多按照传统民俗活动的分类，如物质民俗、精神民俗、民间文学、信仰民俗等进行。其实方言被分散在各类民俗事象中，在不同的民俗语境中方言的文化特色各不相同，将各类民俗事象从地方语言文化的角度加以探讨，可以更深入解析河湟方言与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
（3）摆脱语言学或民俗学单一的学科研究方法，运用语言与民俗双向视点的“多模态”综合性研究，在语言不脱离生存文化环境的情况下，依托世代相沿成习的风俗、习惯、信仰，探讨语言和民俗的关系：丰富的语言现象和民俗事象相融在一起，方言本身就是“活态”的地方民俗文化事象。在此基础上，对河湟方言文化研究进行规律性总结，促进方言文化价值的认知与提升。
（4）挖掘历史文化的同时关怀现代文明，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对河湟方言和民俗文化进行阐释：在历时地剖析民俗事象的传承过程、地方特点的同时，共时地关注河湟方言流变中民族语言、他地域方言的融合现象。
（5）积极关注河湟方言的互动情况，从群体识别、文化认同、跨文化交际、区域文化个性等方面揭示方言是推动文化互动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同时考察河湟方言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发展趋势，深入思考如何有效开展对方言文化的整体保护。
2.现实意义
（1）学界对方言的关注度不高，特别是从方言角度对民俗文化特质进行研究的成果更为匮乏。本书利用极其有限的文献资料，辅以大量的田野调查，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归纳，阐释了方言作为一种活态语言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色，以及作为民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文化个性，开拓了河湟方言文化与民俗学特质研究的新领域，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丰富的河湟方言文化，为地方历史与文化的学科构建添砖加瓦。恰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本书有志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弘扬河湟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2）首次对河湟方言进行了“多模态”研究。不仅阐释了河湟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特点，同时挖掘了方言作为文化本身在各种语境下的“活态”状貌和言说特点。在此基础上，从群体识别、文化认同、跨文化交际、区域文化个性等方面揭示方言是推动文化互动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并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化遗产的重大保护价值和特殊属性，制定科学妥善的保护策略，正确认识弱势语言保护和尊重语言持有者自主选择意愿、生存发展利益的关系，正确协调和处理好方言保护与推广普通话的关系。为方言整体保护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提供资政参考。
二 学术史回顾
1.方言学研究
（1）传统汉语方言研究。
汉语方言诞生比较早，先秦就已出现方言分歧，《孟子·滕文公下》载：“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则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1]天子体察民情，通览天下名物，年年秋后的农暇时节都派人到民间搜集民歌和方言异语。
汉代，为了解释典籍兴起了训诂学，同时也开始关注词语的地方差异性。此时期，扬雄撰写的《方言》[2]作为传统方言学的第一部专著诞生了。它是首部方言词典，开创了调查记录方言口语的研究方向，其中收录了包括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各区域的汉语方言语词、少数民族词汇、各地方言词、共同语词汇等。魏晋时期，崔豹的《古今注》[3]、服虔的《通俗文》[4]中都有关于方言的研究记录。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郭璞的《方言注》[5]最为著名。文中对古代词汇的阐释通过晋代鲜活的方言词汇体现，凸显了词汇的历史发展过程。此外，考察词语间的关系时，关注的是词语的注音，较之《方言》这又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方言注》描述了晋代的语言概貌，反映了语言和方言一直以来的发展轨迹，体现出了历史方言学、描写方言学的研究价值，郭璞的《尔雅注》[6]《山海经注》[7]《穆天子传》[8]中也涉及了方言领域的内容。隋唐宋元时期，方言研究进入了衰退期。这一阶段抛弃了调查记录方言口语的传统，重点研究音韵学，直到李实的《蜀语》[9]出现。《蜀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研究方言的著述，标志着调查记录研究方言口语的传统重新恢复。到了清代，方言研究进入了繁盛期。首先是对扬雄《方言》的疏证、校勘，有戴震的《方言疏证》[10]、钱绎的《方言笺疏》[11]。其次是关于方言词汇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沿袭了《方言》体例，如程先甲的《广续方言》、杭世骏的《续方言》等。再有是关于地方方言词汇的研究，有故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范寅的《越颜》等。最后是对地方韵书的研究，特别以闽地区为代表，有反映漳州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记录泉州地区的《汇音妙语》等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志中也有记录或者研究方言的内容，只是相较于传统方言学的专门著述不以古今证合为主，把研究重点侧重在记录方言口语词汇上，方言记录的详略也不等，详细记录有十几页，如民国《嘉定县续志》，其中卷五关于方言内容的一节共62页。另外，还有阐述方言音变、方言地理、地方权威方言、地方方言种类、地方各类方言异同等内容的。但从编辑体例上看，方志中关于方言的内容也没有独立成卷，大多自成一节，譬如在《地理志》《风俗志》《民族志》中，洪武十二年序刊的《苏州府志》，是含方言材料最早的志书，其中卷十六《风俗》中的方言内容仅264字[12]。方志中有关于方音、历史音韵、词汇、语法等内容的记录，但材料芜杂，也并不都可用，其中收录的词汇因标准不同也存在差异性。
（2）现代汉语方言研究。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在1923年揭开了序幕，以《歌谣》周刊为代表。1924年1月“方言调查会”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其中的学者们被称为“歌谣派”，该派的诞生标志着以今方言、古文献相互证合的中国传统方言学结束。1926年，赵元任发表了《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3]，这是首篇研究方言语法的论文，他的调查报告《现代吴语的研究》[14]，也创立了调查记录、分析汉语方言的学术规范。赵元任之后，又有十多种方言调查报告相继出版：陶奥民的《闽音研究》[15]、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6]、黄锡凌的《粤音韵汇》[17]等。因为涉及语言的内容在民族学著作中不占据重要位置，而且民族学者也没有受过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民族学著作中的语言学成果略显不足。比如刘锡蕃的《岭表纪蛮》[18]第一章《广西各民族语言分布详图》是方言学史上首张分县标出方言种类的分类图，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19]在现代方言学史上首次全面研究客家话，并探讨了客家人移民时期的源流、分期。另外，被誉为中国现代地名学的经典著作——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20]出版，在研究粤江流域人民历史时采用的“地名研究考证法”是作者首创的，与此同时，文中对南方语言、方言混杂现象、方言交融情况的研究都具有创新性研究意义和价值[21]。
1956年汉语方言研究进入普查期，以教育部《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通知》为发端。1957年，全国各省市先后开展了关于方言的普查，1195类调查报告相继诞生，近20种方言概况类著作出版。与此同时，一系列指导方言调查工作的工具书也先后出版：《方言词汇调查手册》《方言调查字表》[22]《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等。随后的6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的方言著作陆续诞生，袁家骅的《汉语方言概要》[23]、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的《汉语方言字汇》[24]《汉语方言词汇》[25]等。
1979年《方言》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汉语方言研究逐渐深入。此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语音方面进一步深入“连读变调”的描写和分析，如吕叔湘的《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26]，文中阐释了变调的影响因素，诸如字组结构、词义、词性等，说明语音同词汇和语法的关系甚为密切。第二，关注对词汇、语法的描写和阐释。学界开始把研究视角放在地方词汇和语法上，对语法的描述较之前更为深入，同时也对各类方言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三，开始了对方言更深层次的研究，以《上海市区方言志》[27]为代表，其中收录了8000多条独具地方特色的词汇，也首创了全面描写和分析某一地区方言的语汇和句法，并对研究方言语法的方法进行了调查整理，这在方言语法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8]。到了90年代，方言类志书的总数已超过100种，各地方言的全面调查以及比较研究也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到了这个时期，才出现了方言结合地方文化的研究成果，如游汝杰和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29]、张映庚的《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30]、崔荣昌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31]等。
进入21世纪，学界对汉语方言的研究更为系统和深入，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此时期汉语方言类研究成果颇丰。钱曾怡的《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32]收录了作者在方言理论与实践方面的24篇文章，内容涉及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心得，汉语方言研究报告、实践等。钱曾怡主编的《汉语官话方言研究》[33]中指出，“官话方言”是汉语方言的一种，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在汉语方言中的影响极大，并对汉语官话方言的特点、研究意义、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元探讨。邢向东等著的《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34]，以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的语音词汇为研究对象，对方言事实进行了深度描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方言理论的阐释和分析。伍和忠的《广西汉语方言体范畴调查与研究》[35]，以广西境内的西南官话、粤方言、客家方言、平话等为研究对象进行共时描写，同时对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进行历时分析，并结合认知语法理论特别是构式语法理论对汉语方言体范畴内容进行阐释。方言的深度描写和解析类成果还有许彬彬的《清末以来闽南方言副词系统及其变化研究》[36]、郭利霞的《汉语方言疑问句比较研究——以晋陕蒙三地为例》[37]等。在推动汉语方言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理论著作有游汝杰的《汉语方言学教程》[38]，全面介绍了汉语方言知识，强化了音韵学基础知识和语音学基础知识的训练，并对各大方言的音系及主要特点进行了阐释，其中对汉语方言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的解析助推了汉语方言学学科研究的全新进展。《汉语方言调查》[39]是李如龙先生的晚年力作，浓缩了他一生致力于方言学研究的经验和心得，对汉语方言宝库的进一步发掘和探索起到了推动作用。庄初升和邹晓玲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40]，在分析方言濒危原因的基础上，对濒危方言的特征做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内容涉及濒危汉语方言的分布、类型；濒危汉语方言语言接触；濒危汉语方言与国家语言资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濒危方言的对策建议。对汉语方言内部要素进行深度剖析的成果有宋劲庞的《汉语方言的轻声模式与分析》[41]，分析了轻声的声调性质，对轻声的音系过程进行了阐述，同时做出了关于轻声的进一步假设，在此基础上，以不同地区的方言为例，阐释了轻声化的基本模式和多种轻声化模式并存的情况，并对轻声化与连读变调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深度分析，最后解析了不同地方方言的轻声存在同化赋值、异化赋值和缺省赋值。陈源源的《汉语史视角下的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42]，在对方言字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度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具体方言字的考释以及对方言字研究的理论思考。方言辞书成果在这一时期也各具特色，如詹伯慧的《汉语方言学大辞典》[43]，不仅是一部汉语方言学方面的辞书，还是一部学术性颇高的著作，内容涉及汉语方言学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基础知识，还有整理的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敖小平的《南通方言考》[44]，以南通方言为素材，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南通方言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描写。此时期汉语方言在海外的发展也不容小觑，《汉语方言地理学》[45]就是比利时学者贺登崧的著名语言学论著，作者基于对华北地区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一套详尽的方言调查法，包括锁定发音者、整理方言词汇、制作方言言线地图、考察语言变迁等。该部著作的译者石汝杰和岩田礼通过翻译，又订正了一些字词的使用，国际音标和标点符号的错讹等情况。陈晓锦主编的《汉语方言在海外的播迁与变异》[46]，是“第四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海内外关于汉语方言领域的优秀论文，内容涉及方言描述、方言变迁、方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助推了汉语方言在海外研究的深入发展。陈晓锦的《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47]，全书涉及东南亚10国29个方言点，是第一部大面积调查研究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的精品力作，语言材料丰富、内容饱满。
2.民俗语言学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界通过运用社会学理论来指导对民俗语言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这也标志着学界将民俗语言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开启了研究模式。1984年辽宁语言学会举行了第二届学术年会，会上曲彦斌一篇题为《民俗语言学发凡》的论文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文章以“大锅饭”一词着手，提出不论在语言学领域还是在民俗学领域，都无从解释这一词的语源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建立一个能从语言学、民俗学相融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科，于是，文章对建立民俗语言学有了初步构想。以此为始，民俗语言学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启蒙期：1984年末曲彦斌又发表了《从民俗语源略谈“大锅饭”》，文章对“大锅饭”一词的语源进行了崭新的阐释，这也是第一篇公开提出创建民俗语言学学科的文章。基于此，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48]1989年正式出版，该专著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传统文化的理论为根本，汲取了学界一些新方法和新成果，对民俗语言的类型、源流、功能、方法论、学说史等进行了深入阐述。
发展期：1990年，“民俗语言学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研讨会”在辽宁举行，随后，民俗语言学的第一套丛书《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出版。1993年，陈克编著的《中国语言民俗》出版，作品涉及了“乡土的烙印：方言”“身份的标志：社会方言与称谓”“超自然的干涉：避讳与禁忌语”“下层社会的保护色：隐语”“野性的冲动：咒骂语与脏语”“无处不在的词汇：非语言符号”等汉语中最活跃和最丰富的内容，探讨了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经验。1992年，曲彦斌发表了《民俗语言学新论》[49]，将民俗语言学研究思路重新爬梳。从此时期开始的10年间，民俗语言学有了持续深入发展。以首届“语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与会学者提交了一系列关于民俗语言学学科发展的理论文章，还有同时期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些都标志着民俗语言学研究正在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理论建设方面，有乌丙安的《民俗语言学的创建与拓荒》[50]、贾唏儒的《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51]、廖泽余的《维吾尔民俗语言学初探》[52]等，尽管内容略显浅白，但在学科发展阶段这些成果助推了学科的理论建设。民俗语言学应用方面，有黄尚军的《四川方言与四川民俗》[53]、张林林的《九江话“八×”社会分层情况考察》[54]等，这些文章结合当地的民风民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展现了地方语言民俗的独有特色。同时，张天堡的《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55]、辛菊的《从河东方言看山西晋南的民俗文化》[56]、王志家的《当代一般社会集团的隐语》[57]、张晓波的《朝阳地区的婚丧民俗语汇研究》[58]，这些成果的研究领域被不断扩大，在涉及不同地域、族群、民众民俗语用情况的同时，展现了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情感。与此同时，各类专著与辞书典籍也陆续出版，如赵宗福的《花儿通论》[59]，作为“花儿”研究的样板和范示，论著在对“花儿”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了“花儿”的格律特色和语言特点，并深挖了“花儿”的艺术价值，提出了“花儿”的创新发展思路，把“花儿”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曹聪孙的《中国俗语选释》[60]、温端政主编的《中国俗语大词典》[61]、杨青山主编的《犯罪隐语与方言识别词典》[62]、潘灰云主编的《中华隐语大全》[63]等，这些辞书对各类民俗语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分门别类地阐释了各类民间俗语的特征、表现手法、文化内涵，为民俗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语言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先后成立了各类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并开设了民俗语言学的相关课程，并于2001年招收了第一批民俗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64]。
繁荣期：随着学科的发展，民俗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了一种更加平稳的发展态势，学者们更加主动反思和梳理学科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并紧密结合生活实际，使各类研究成果更加具备了与时俱进的研究效用和价值。辽宁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重新出版了《民俗语言学（增订版）》[65]，该书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订和修改，增加了新的章节“民俗语源探析”“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传统商业招徕标识与市声民俗”，还有“汉语民俗字学说略”“民间流行习语”“民间流行习语与社会时尚”“返璞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计算机网络生活中的数语言习俗”“数字化时代的言语时尚”等专题版块。全书的结构更为严谨、内容更为完善。语言与民俗文化研究方面，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66]出版，全书深入阐释了语言民俗呈现出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民俗通志·民间语言志》[67]系统爬梳了民俗语言学的发展状况，详细阐释了诸多语言事象，这对民俗语言学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4年，“民俗语言学二十年”学术报告会召开，各位与会学者回顾了学科20年来的卓越成就，探讨了学科未来的发展大计，标志着民俗语言学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68]。201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主题更为突出，地域性特点更为显著。王志清编著的《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69]，以辽宁省西部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为个案，通过民族志、民俗志手法的运用，探讨了族群文化变迁的意义，以及这个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语言民俗和与之相关的其他民俗活动，系统阐释了日常生活中的当地民众在文化变迁中做出的“合宜”的文化选择，从而进一步探讨文化选择与村落乃至族群文化命运的关系。周国炎的《仡佬族语言与民俗文化》[70]，系统梳理了仡佬族的人口分布情况、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文学艺术特色、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等，展现了仡佬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江佳慧的《方言词汇与民俗——以景阳镇为例》[71]，以方言语汇为线索，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农林牧渔副以及时空表达、称谓特点、节日娱乐等方面，描画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乡镇的风土人情，展现了经济改革及社会变迁对方言与民俗的重大影响。香港学者冯国强的《珠三角水上族群的语言承传和文化变迁》[72]，通过对珠三角地区水上族群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和阐释了（舟丁）民方言与民俗消亡的原因。还有一些成果从国际视角出发，探讨语言与民俗的相辅相成，如魏薇的《汉语国际教育视角下的方言与民俗》[73]着眼于汉语国际教育，提出了以“传播”为核心，有效构拟出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后发地位和汉语的国际地位，有效把握汉语国际教育的宏观模式，为落实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了实际的可行性建议。值得一提的是，曲彦斌的《民俗语言与社会生活》[74]出版，全书选辑了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文章90余篇，分为“民俗语言学跋涉之旅”“民间隐语行话与中国文化”“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履痕”“中国典当学研究”“网络语言论”“辽河文化探索”和“著编之痕：序跋选辑”七个专题，展示了作者在科研生涯中的学术贡献，为学习和研究民俗学、语言学、语言民俗的学者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学习依据。
另外，一系列涉及民俗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民俗语言学各类专题、民俗语言学应用方面的论文相继发表：中国知网以关键词“语言”且“民俗”搜索到31条，以主题词“语言”且“民俗”搜索到2140条；以关键词“方言”且“民俗”搜索到3条，以主题词“方言”且“民俗”搜索到871条；以关键词“方言”且“文化”搜索到122条，以主题词“方言”且“文化”搜索到10189条，以主题词“方言”且“民俗文化”搜索到530条；以主题词“文字”且“民俗”搜索到600条；以主题词“语音”且“民俗”搜索到66条；以主题词“修辞”且“民俗”搜索到65条；以主题词“称谓”且“民俗”搜索到74条；以主题词“歇后语”且“民俗”搜索到40条；以主题词“谚语”且“民俗”搜索到110条；以关键词“隐语”搜索到601条。因民俗语言学学科建立较晚，故而，可查阅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方言与民俗文化方面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
3.关于河湟方言的研究
河湟方言研究起步较晚，可考资料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前，在传统方言学的基础上，学者们就方言语音进行探讨，有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朱马的《甘青宁三省汉语声音研究之浅见》，这些是西宁方言在新中国成立前留下的唯一书面资料[75]。新中国成立后，描写方言学进一步发展，譬如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成果，但数量有限。
语音方面，首篇用国际音标对青海方音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由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组完成——《乐都音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21日对此进行了报道。后来《青海汉语方音字汇》完成，收录了16个地方的读音、2136个汉字，并编辑出了方言的声韵调表[76]。另外，都兴宙的《西宁方言二字组连读变调研究》[77]阐释了西宁方言二字组连读变调的种类及其特点，蒲生华的《青海方言中“我”字诸音考辩》[78]，对西宁各地的“我”字做了采录，阐释了极具代表性的四种读音，特别提出西宁方言与其他语音存在混读现象。刘钦明的《青海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差异性比较》[79]从语音要素入手，对普通话和青海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音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并总结了青海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王双成的《青海元音[i]的舌尖化音变》[80]对青海方言中高元音[i]的音变特点进行了分析阐释，指出[i]的舌尖化主要是由于“复元音的单元音化”大量出现的同音现象，是经历摩擦化过程后完成的，有的也是直接舌尖化。孔祥馥在《青海方言蕴含的文化意义》[81]一文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分析了青海方言的特征，并进一步挖掘了青海多民族文化。韩明明等《基于参数库的青海方言乌图美仁土语短元音声学研究》[82]，运用实验语音学、实验音系学理论，结合“现代蒙古语青海方言乌图美仁土语语音声学参数库”，对青海方言乌图美仁土语短元音进行分析和阐释。在中国知网以主题词“青海方言”且“语音”搜索，共计论文19篇，最早的发表于1979年，2016年以后没有相关论文。
词汇方面，1984年朱世奎和张成材合著的《西宁方言志》[83]出版，该书基于《方言词汇表》，从天文、地理、饮食、起居、休闲、娱乐等方面进行分类，收录了4000余条方言词汇，同时还收录了“广义的西宁方言”。另外，朱世奎主编的《西宁方言词语汇典》[84]于2003年出版，该书从民众最为熟悉的方言成语、惯用语、熟语、顺口溜、斜话等内容进行分类，列举并阐释了西宁方言词汇的内涵和地方特色[85]，这些都是研究西宁方言不可或缺的典籍。论文方面，贾晞儒的《珠联璧合 光疏媒质——读〈蒙古语青海方言辞典〉》[86]分析和总结了《蒙古语青海方言词典》的学术价值、编写特点、应用价值，并肯定和强调该书在研究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张成材的《五十年来青海汉语方言研究述评》[87]系统梳理了青海方言研究50年来的发展情况，在爬梳肯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学科发展滞后的现状和原因，为青海方言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孔祥馥的《青海方言词汇来源浅析》[88]从古语遗留、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其他方言渗透、群众自造等方面考证了青海方言词汇的来源问题。在中国知网以主题词“青海方言”且“词汇”搜索，共有论文17篇，最早的论文见于1989年，2016年以后没有相关论文发表。
语法方面，1980年程祥徽发表于《中国语文》上的《青海口语语法散论》，比较研究了青海汉语和藏语，提出了使动、终动等语法现象，贾晞儒的《对河湟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89]和罗太星的《青海汉语方言的“宾—动”式》[90]，结合实地调查的方言资料，对独特的语法现象进行了阐释，但深入剖析不足，而任碧生的《西宁方言的前置宾语句》[91]则对西宁方言中前置宾语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出此类宾语前置现象以“啊”字为符号[92]。都兴宙的《〈元朝秘史〉中“行”用法分析》[93]，对语法化后位成分“行”表示方位处所和表示受事、对象的两种特殊用法深入阐释，并提出蒙古语的影响是现代青海方言语法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马梦玲的《青海方言中“可”的语法特点》[94]一文，阐释了青海方言中“可”的用法，指出“可”在青海方言语言系统中的研究价值。除此之外，马梦玲的硕士论文《西宁方言SOV句式类型学特点初探》[95]，对西宁方言的语法特征进行了深度挖掘，分析了其成因，特别指出，西宁方言的后置词语特征明显，这有别于普通话，其形成同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密切，同时证明了桥本万太郎关于“北方汉语阿尔泰语化”假说[96]。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的Keith Dede（中文名：狄志良）对西宁方言的研究兴趣浓厚，他与都兴宙合作了论文《西宁方言词典简论》[97]在“1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学会第15届年会）、“1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第19届北美汉语语言学会议）的会议上进行了关于“The Reported Speech Particle in the Huangshui Dialect，Qinghai Province”（青海省河湟方言中的语音调研报告）的专题报告。在中国知网以主题词“青海方言”且“语法”搜索，1982年至2017年共有论文22篇。
4.关于河湟民俗文化的研究
有集中介绍地方风俗的，如朱世奎主编的《青海风物志》[98]《青海风俗简志》[99]。部分史志中也收集了关于西宁地区风俗的内容，譬如清代乾隆年间的《西宁府新志》[100]和清代光绪年间的《西宁府续志》[101]等。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版了一系列以具体的民俗文化事象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其中不乏精品，如赵宗福的《花儿通论》[102]《昆仑神话》[103]、马成俊主编的《神秘的热贡文化》[104]、著作《青海民间文化新探》[105]、索南多杰和唐仲山编著的《神湖记忆》[106]、鄂崇荣的《土族民间信仰解读》[107]、霍福的《沉睡的记忆》[108]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民俗文化圈研究的拓荒之作《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109]于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由赵宗福先生主持完成。全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信仰圈”“文化圈”“祭祀圈”等术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以此为基础，深入阐述了“民俗文化圈”的学术内涵，同时以青海地区多元民俗文化事象为个案，构建了“民俗文化圈”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具有极高的学术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观点创新[110]。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学界关于民俗文化圈研究的空白，而且填补了系统研究青海多元民俗文化的空白。与此同时，青海省民俗学会成立，赢得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民俗学会、美国民俗学会、日本民俗学会、台湾中国民俗学会等国内外同行和青海各界的支持[111]，学会主编的《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相继出版：文忠祥的《神圣建构与世俗秩序——土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互动研究》[112]、霍福的《多元村落民俗文化研究——以青海苏木世村落为个案》[113]、米海萍的《青藏民族民间文学研究》[114]、刘永红的《青海宝卷研究》[115]、蒲生华和马建华的《河湟汉族传统婚礼歌研究》[116]、央吉卓玛的《〈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117]、鄂崇荣的《青海民间信仰》[118]等。赵宗福先生主编的《中国节日志·春节志（青海卷）》[119]《中国节日志·土族青苗会》[120]等也顺利出版。另外，就青海地区民俗文化、民俗语言等方面的论文也多集中于2000年后，有辛宇玲的《民国时期西宁市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变迁》[121]、唐仲山的《青海“於菟”巫风调查报告》[122]、黄港金的《夏都西宁的河湟人文》[123]、文忠祥的《信仰民俗与区域社会秩序——以青海土族那顿、醮仪、六月会为例》[124]、米海萍的《河源昆仑与土地崇拜》[125]、赵宗福的《论昆仑神话的精神内涵与现实价值》[126]《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解读》[127]等。在中国知网以关键词“青海”且“民俗文化”搜索到1条，以主题词“青海”且“民俗文化”搜索到197条；以主题词“青海”且“民俗语言”搜索到7条；以主题词“河湟”且“民俗文化”搜索到59条；以主题词“河湟”且“民俗语言”搜索到5条。青海地区就民俗语言和民俗文化方面的资料相对匮乏。
学界对方言类文献资料的研习常从语言学角度展开，将方言与文化相结合进行探讨的甚少，而将方言视为一种活态语言民俗文化更是寥寥无几。河湟地区民俗文化研究多民俗事象描述，少文化内涵分析，特别是对河湟方言民俗文化的研究更为浅薄，故而可查阅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
三 研究理论与方法
1.采用的主要理论
民俗语言学理论：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位的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128]简言之，民俗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与运动规律的实证性人文科学。
普通语言学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ussure）提出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他的学说“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各个语言学流派”[129]。《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提出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和“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的情况，即语言状态（language state），又称静态语言学（static linguistics）；历时语言学集中研究语言在较长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又称演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130]索绪尔总结说：“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131]
文化互动理论：“文化互动”是俄国符号学家、文艺学家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的重要学术思想。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了В.М.Жирмунский、Н.И.Конрад、В.Б.Шклов-ский、Ю.Н.Тынянов等学者的思想，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阐述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问题[132]。其文化互动理论主要由符号域理论、文化文本理论、文化文本交际模式、文化对话的动态机制等内容构成[133]。
本书以民俗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河湟方言为主要研究内容，内设相关点，从语言本体视角进行论述，同时，以河湟地区的民俗文化内容为研究对象，从民俗学本体视角进行论述，如河湟地区民众传延至今的各类民俗事象等，同时，对民俗事象的流变过程、传习特点给予语言学和民俗学双向视角的“多模态”分析，并对河湟方言在发展过程中融汇民族语言和其他方言的独特现象给予共时关注。另外，结合丰富的田野作业和扎实的问卷调查，从方言文化的角度揭示河湟地区多民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特点。
2.应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还乡调查：指的是“在民俗田野作业中，民俗学者及其相关人员选择自己的家乡为调查点，以家乡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在家乡进行专业调查的一种群体共趋性行为的指称，是民俗学者及其相关人员为了实施民俗学调查计划而选择自己的家乡为调查点，以家乡的民俗事象为对象或在家乡做相应专业调查的行为”[134]。课题组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对亲友和熟人的定向访谈、对家乡民俗事象的实地调查，以及对保存在家乡文献资料中的、承载家乡民俗事象的相关人员进行访问等。
语言与民俗双向视点“多模态”研究法：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提出“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135]。基于此，课题组重新审视语言与民俗的关系，发现无论是从语言研究民俗还是从民俗研究语言，都是合乎一般逻辑的视点与方法。而反复的研究实践显示，大量的语言现象和民俗事象是交织在一起或两者集于一体的，其本身既是语言现象、语言材料，同时也是民俗事象或民俗形态，是语言学和民俗学共同的研究对象[136]。基于此，课题突破过去传统的单一视角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西宁方言展开语言与民俗双向视点的“多模态”综合性研究。
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面对河湟地区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的现状，课题组加大了田野调查力度，先后对数十名河湟世居居民进行了访谈，深入挖掘关于河湟方言及其民俗学特质的文化内涵，获得了大量尚未见于书本的第一手资料。另外，针对河湟方言面临的“语言危机”，课题组先后多次制作了300余份问卷调查，并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走进学校、企事业单位、商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区域分发问卷，同步取得了真实有效的社会反馈，后期的问卷整理和数据分析科学有效，为提出方言文化整体保护的强有力措施给予了科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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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戴震：《方言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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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语文研究》1982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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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语文研究》1982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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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任碧生：《西宁方言的前置宾语句》，《方言》2004年第4期。
[92] 任碧生：《西宁方言的前置宾语句》，《方言》2004年第4期。
[93] 都兴宙：《〈元朝秘史〉中“行”用法分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94] 马梦玲：《青海方言中“可”的语法特点》，《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95] 马梦玲：《西宁方言SOV句式类型学特点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
[96] 马梦玲：《西宁方言SOV句式类型学特点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
[97] 狄志良、都兴宙：《西宁方言词典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98] 朱世奎主编：《青海风物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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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1] （清）来维礼、杨方柯等：《西宁府续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2] 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3] 赵宗福：《昆仑神话》，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4] 马成俊主编：《神秘的热贡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105] 马成俊：《青海民间文化新探》，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06] 索南多杰、唐仲山编著：《神湖记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7] 鄂崇荣：《土族民间信仰解读》，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108] 霍福：《沉睡的记忆》，青海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109] 赵宗福等：《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0] 刘永红：《民俗文化圈研究的拓荒性成果与学术典范》，《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11] 赵宗福等：《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12] 文忠祥：《神圣建构与世俗秩序——土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3] 霍福：《多元村落民俗文化研究——以青海苏木世村落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4] 米海萍：《青藏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5] 刘永红：《青海宝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6] 蒲生华、马建华：《河湟汉族传统婚礼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7] 央吉卓玛：《〈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8] 鄂崇荣：《青海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119] 赵宗福主编：《中国节日志·春节志（青海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
[120] 赵宗福主编：《中国节日志·土族青苗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
[121] 辛宇玲：《民国时期西宁市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变迁》，《中国土族》2000年第4期。
[122] 唐仲山：《青海“於菟”巫风调查报告》，《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123] 黄港金：《夏都西宁的河湟人文》，《民间文化旅游杂志》2003年第11期。
[124] 文忠祥：《信仰民俗与区域社会秩序——以青海土族那顿、醮仪、六月会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25] 米海萍：《河源昆仑与土地崇拜》，《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26] 赵宗福：《论昆仑神话的精神内涵与现实价值》，《青藏高原论坛》2013年第1期。
[127] 赵宗福：《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解读》，《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128] 曲彦斌：《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129]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30]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4页。
[131]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4页。
[132]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133]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34] 邵一飞：《谈民俗田野作业中的还乡调查》，《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135]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重排第二版，第186页。
[136] 曲彦斌：《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