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启超之进学及师友

19世纪中叶，在内忧外患中，中国逐渐步入了近代的历史进程。由于这一进程是伴随着中国的政治、民族、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危机而展开的，因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与西方近代化不同的底色。在传统的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所坚守的是哪一种信念，都包含着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他们思想和实践共同的意义。在这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物之中，梁启超无疑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一位。他自言：“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1]他将其出生时间与中外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似是暗示着要在此风云变幻的时代承担起对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而其起号“任公”，也正表明了他要勇担责任、奋斗不止的心志，综观其一生的活动，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做的。而最让人惊讶和叹服的是，他在56年的生命中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哲学、新闻等诸多学术领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梁启超的生平与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73年出生到1898年的“戊戌政变”。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同传统士人一样，主要是追求科举功名；在“甲午”之后则主要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第二阶段从1898年9月逃亡日本至1912年回国，这是他宣传介绍近代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的主要时期。第三阶段从1912年至1918年欧游，他活跃于民国的政治舞台，曾先后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第四阶段从1920年3月欧游回国至1929年去世，他离开官场，专事教育和学术研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