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数据与研究变量

1.数据概述

2014年6月，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了一场针对上海居民的大型社区综合调研，内容涉及居住、社区商业、社区公共生活、邻里交往、社区安全、社区认同、社区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老年健康和社区养老等几大方面。此次调研以上海市十三个不同层次、特点的居民区为样本选取的基础，在调查过程中控制样本的性别、年龄比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展开调研。经过两周的调研，共获得有效样本1040个，其中60岁以上样本411个，此即我们分析的依据。

在这411人中，男性174人，占42.34%，女性237人，占57.66%。按年龄层次区分的话，60～65岁占47.93%，66～74岁占33.82%，75～80岁占11.44%，80岁以上的占6.81%。从教育程度来看，初中以下的占49.88%，高中/中专/高职的占26.52%，大专及以上的占23.60%。就收入而言，19.46%的老年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68.86%的老人月收入在2000元至4000元之间，8.76%的在4000元至8000元之间，有2.92%的老年人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

在411位老年人中，8.03%为独居老人，28.95%为双老（空巢）家庭，63.02%的老人还与除配偶之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在我们调查到的老人中，27.25%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1～5年，16.55%的老人在现在的小区居住了6～10年，27.01%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了11～20年，7.79%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了21～30年，另外还有21.41%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了30年以上。从他们的居住面积来看，7.30%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23.60%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为21～50平方米，45.99%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为51～100平方米，23.11%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大于100平方米。[8]他们的居住房屋类型也比较多样化：11.68%的老人住在公房当中，10.71%的老人住在新式里弄中，14.36%的老人住的是老式里弄，35.77%的老人住的是新建商品房，14.11%的老人住的是动迁安置房，13.63%的老人住在经济适用房中（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统计情况

续表

2.变量设置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想要探究的是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所以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而将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以外的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见表2）。

表2 变量设置

续表

1）因变量

如前所述，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安宁状态”，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理功能和身体机能的健全。据此，我们从主观健康感、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三个方面探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主观健康感是一个综合健康指标，不仅反映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涵盖精神层面的健康状况、收入和居住环境等多重心理和社会因素（杉澤秀博、杉澤あつ子，1995；星旦二，1988）。本研究通过直接提问的方式测量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答案选项有：①很健康；②基本健康；③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④生活不能自理；⑤其他。

心理健康是情感、行为以及社会性等方面的一种正常与良好的状态（播摩優子、佐々木久長，2013），心理健康状况的判断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本研究参考CGSS2010的调查问卷以及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成人调查表，将心理健康操作化为对抑郁度与孤独感的测量：①是否感到抑郁和沮丧；②是否感到孤独。“一直抑郁和沮丧”和“经常抑郁和沮丧”赋值1分，“偶尔抑郁和沮丧”赋值2分，“从未抑郁和沮丧”和“其他”赋值3分（缺失值和“其他”赋众值）；“总是感到孤独”和“经常感到孤独”赋值1分，“偶尔感到孤独”赋值2分，“从未感到孤独”和“其他”赋值3分（缺失值和“其他”赋众值）。“心理健康”分值由两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2～6分，2～3分算低，4～5分算中，6分算高。

生理健康指人体生理上的健康状态，其判断最具有客观性，可以通过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的生理健康量表参考了美国SF-36生活质量调查表，总共设计了11道问题。生理健康分值由11项分值加总获得，最低分11分，表示最健康，最高分44分，表示最不健康，分数由低到高表示生理健康水平下降。由于大多数人（241人）的健康水平都在最健康的水平，在生理健康状况差的一级人数很少，为了能够有所区分，将21～44分定义为最不健康，划分6个层次：1（最不健康）＝21～44分，2＝17～20分，3＝15～16分，4＝13～14分，5＝12分，6（最健康）＝11分。

2）自变量

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前文已做了充分的讨论。总体而言，信任、互惠性与社会网络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的基本指标。由于本项研究主要针对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的相关性，因此在参考了已有研究（播摩優子、佐々木久長，2013）的基础上，笔者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信任、互惠性、社会支持三个方面。信任一般分为强信任与弱信任两类。强信任指频繁且高强度的，嵌入广泛的网络中的个人关系的信任；弱信任（社会信任）指对一般他者的信任（罗伯特·帕特南，2011）。本研究的“信任”主要指弱信任，即对邻里以及所在社区的信任。“信任”的测量通过三个题目来完成：①小区居民关系和睦与否；②是否会让小孩一个人玩耍；③是否敢晚上一个人行走。通过赋值（1～3分），并计算得分，每一题的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分值越低表示信任程度低，反之则信任程度高。“社会资本—信任”分值由三项分值加总获得，分值3～4分算低，5～6分算中，7分算高。

互惠性是指出于如果自己需要帮助的话他人也会乐意帮助自己的愿望，而打算帮助他人的意愿。互惠性体现了一种双向性（I.カワチ·S.V.スブラマニアン·他，2008）。本研究侧重社区内邻里间的互惠性，因此互惠性的测量操作化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互助与信任、社会责任感、与他人联系、社区认同这5项指标（见表3）。

表3 对老年人社会资本测量的操作化

续表

“社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数据通过给13个居委会负责人分发的问卷获取，回收有效问卷11份。测量题目是社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一览表中的“社区离三甲医院的距离”栏目，可选项有：①1公里以内（步行15分钟以内）；②2公里以内（步行30分钟以内）；③3公里（步行45分钟以内）。三个选项分别构成“社区医疗设施”的三个分类。

“互助与信任”通过两道题目来测量：①是否能借到扳手、螺丝刀之类的工具；②小区里大部分人都愿意相互帮助。同样通过赋值计算得分，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互助与信任”分值由两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2～6分，2～3分算低，4～5分算中，6分算高。

“社会责任感”的测量包括5项：①自觉遵守小区的各项规章制度；②破坏小区公共秩序的行为应该受到制止和批评；③当遇到坏人时，周边的邻居能够挺身而出；④当小区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我会参加小区居民为此发起的一些联合行动；⑤如果你居住的社区有玩耍的孩子在破坏花木或公共物品，你是否会阻止他们。计算方法与前两个类似，“社会责任感”分值由5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5～15分（实际最低分为6分，没有出现5分情况），6～8分算低，9～12分算中，13～15分算高。

“与他人联系”由四项组成：①您在小区中有没有相对固定的交往圈子；②小区里和您见面会彼此打招呼的居民数量；③关系好到可以登门拜访的小区居民数量；④户外活动的时候你与其他人交流吗。第一题赋值1～2份，缺失值分小区按众数补齐；第二题0～3个人算1分、4～19个算2分、20个以上算3分，该题缺失值分小区按均值补齐；第三题0人算1分，1～3人算2分、4个人以上算3分，该题缺失值分小区按均值补齐；第四题“不太交流”和“不交流”算1分，“偶尔交流”算2分，“几乎每次都交流”和“经常交流”算3分，该题缺失值按众数补齐；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与他人联系”分值由4项分值加总获得，共4～11分，4～6分算低，7～9分算中，10～11分算高。

“社区认同”测量的时候结合三个问题：①喜欢我的小区；②告诉别人我所住的小区，感觉很自豪；③如果不得不搬走会很遗憾。每一题赋值1～3分，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社区认同”分值由3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3～9分，3～4分算低，5～7分算中，8～9分算高。

社会支持通常指社会联系以及互助活动（畑栄一、土井由里子，2009）。但笔者认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主要指来自家庭成员特别是邻里的支援与帮助。据此，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由“家庭支持”和“社区支持”两部分组成，共6道题（两个量表）：①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家人和亲属是否倾听个人问题或者个人关心的事情；②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家人和亲属是否提供经济上的支持；③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家人和亲属是否做一些家庭杂事；④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邻居是否倾听个人问题或者个人关心的事情；⑤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邻居是否提供经济上的支持；⑥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邻居是否做一些家庭杂事。每一题的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统一成1～2分，（选项4～7算1分，选项1～3算2分）；“社会支持”分值由“家庭支持”和“社区支持”分值加总获得，由于社会资本更为看重邻里间的互助，即社区支持，因此社区支持分值加权乘以2，计入总分。最终总分为9～18分，9～11分算低，12～15分算中，16～18分算高。

3）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实际效应，本研究在参考前文所述的关于社会资本与健康以及老年人健康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同时，根据此次研究重点纳入其他可能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家庭形态、居住年份、居住面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