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陶东风

《文化研究》2015年春季卷就要付梓了，国战君提醒我赶快写一个例行的“主编的话”，不能像以前那样拖拖拉拉，因为从这期开始，《文化研究》就要通过邮局发行，交稿时间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灵活了。

我当然不会为此而感到任何不快。恰好相反，我为《文化研究》感到高兴，也为它的读者感到高兴，希望从此以后《文化研究》能够彻底摆脱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出版时间错乱问题，定期到达读者手中。

本期辑刊的专题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书写与阐释”，这是《文化研究》近年来不断关注的一个话题（以前曾经以“文本阐释与历史反思”等不同标题刊出），其所聚焦的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既包括前30年的，也包括后30年的）。中国今天在走的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复杂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回答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我们设置这个专题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角度切入这个问题。

无论是在前30年还是在后30年，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表达，英雄形象的演变就成为重要的文化症候。吴娱玉的《将否定进行到底：1949～1959年文学中英雄形象建构的方法》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十年中文艺界的三次与英雄塑造有关的批判运动——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对郭小川《一个和八个》的批判以及对杨沫《青春之歌》的批判——作为个案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时期英雄形象的建构是通过持续不断、层层递进的否定来完成的（被称为三大“锄草”工程），否定的本质则是英雄的去人性化（如去爱情化、去小资产阶级化、去日常生活化、去个人化等）。与革命样板戏中无产阶级英雄的“成熟”状态相比，这是一个憧憬英雄但还不确知英雄特征为何的时代。虽然如此，但其通过排除来建构英雄身份的原则业已确立，样板戏不过是这个原则的更成熟、更纯粹、更极端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否定其实也就是肯定。

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因为没有什么比改变性别更能突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改天换地或再造自然和人性的本质的了。韩琛的《革命变雌雄：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性别政治》指出：从民国时代的“新女性”，到“十七年”时期的“铁姑娘”，再发展为“文革”期间的“女闯将”，中国左翼电影的新女性塑造经历了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女性的自然性别意义被逐步消减。新女性形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通过有效的符号运作，将新女性塑造为一个去性别化的纯粹意识形态符码，掏空了女性作为个体人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这篇文章讲的也是革命者身份建构中的否定与肯定、排除与容纳的辩证关系。

本专题的其他几篇文章转向了新时期以来的文艺作品。曹莹的《历史的缺位与情感化的“文革”叙事——论电影〈归来〉对小说〈陆犯焉识〉的改编》聚焦于张艺谋2013年的电影《归来》对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改编。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提出，电影删除了小说的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导致苦难叙事的虚化，丧失了原著具体的社会历史批判性。与这种对人物社会身份及社会经历的弱化相反，电影强化了对人物家庭身份的期待，以“丈夫陆焉识”和“父亲陆焉识”取代了右派知识分子陆焉识，试图以亲人间的温情和宽恕缝合政治创伤。这些分析发人深省，但如果能够结合张艺谋电影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可能会得出更加公允客观的评价，因为张艺谋或许有不得已的难言之隐（当然，本文作者曹莹或许也有自己不能说出张艺谋难言之隐的难言之隐，那就请他们相互理解吧）。

朱楠的文章不见得多么老练成熟，但绝对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她捕捉到了一个极好的话题。不少人认为，“80后”一代不懂也不关心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他们所热衷的青春文学、玄幻文学总像是飘在历史的真空中。但有一个叫冬筱的“80后”作家，突然出版了《流放七月》，这让我们刮目相看。小说突破了以往青春文学的“小我”情怀，将视野投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坛整肃运动，获得张抗抗等作家的高度评价。同样是“80后”的朱楠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文本，指出了特定历史记忆如何通过非亲身经历者而得到传承与书写，这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流放七月》这部作品的诞生不仅标志着社会灾难的书写向着更为年轻的群体扩展，而且标志着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曾经发生在父辈甚至祖父辈身上的社会灾难。这其中暴露非亲身经历者的灾难言说存在书写困境（稍觉遗憾的是，作者对后者的分析失之于简单笼统）。

本期的第二个专题同样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主题，即“城市文化研究”，所收入的几篇文章或指向历史，或立足当下，或同时指向历史和当下，但都避开了空泛之论，聚焦于个案分析。蒋原伦的《后海：空间与文化》把后海视作北京新都市文化的缩影，是生产消费文化并发挥协调各种新都市生活功能的开放空间。作者分析了这个空间的动态变化和混杂构成。在作者看来，“后海一带的仿古建筑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虽然仍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意味，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历史文化的某种痕迹或遗迹，更多地提供有关历史文化的想象性功能，或者作为全球化的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获取其意义”。或许是出于对于后海的厚爱，本文不只是一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散发着强烈意趣和人文情怀的散文。

许苗苗的《作为都市空间的法源寺——空间意义的生产与再创造》同样是一篇娓娓道来、颇具可读性的文章，该篇文章不但通过历史资料追溯了法源寺的演变过程，而且解读了李敖小说里虚构的法源寺形象，以及在新的时代主题和媒体环境中，法源寺被赋予的多重意义。虚虚实实，虚实相间，这样的言说方式和行文脉络，正好可以巧妙传达法源寺在历史上和当代都市环境中的想象性意义创造方式。

鞠熙的《城市景观与文化自觉——清前期（1644～1796）北京城市景观书写方式的转变》，通过大量资料勾勒了从清初到清中期北京城市景观书写方式的重大转变——文人们对当下北京之美的“视而不见”发展到“重新发现”，最后发展成“指导观看”。作者认为，这不仅受官方态度的影响，而且受北京居民兴起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影响。如此说来，一个城市的文化自觉意识是该城市能否发现自身之美的关键性因素。

从“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东北人都是黑社会”（难道雷锋和黑社会之间存在什么隐秘的关联？），21世纪大众文化对东北的地域修辞就是如此两极化和戏剧化。也许，这些不过是大众文化的城市“江湖”想象——一种消费文化与老工业基地的社会主义元素的巧妙结合，它与“上海酒吧”式的东部沿海城市想象形成有趣的对比。刘岩的《“东北人不是黑社会”——大众文化的城市江湖想象与社会主义锈带的情感结构》，以《东北往事》小说文本为中心，结合《东北人不是黑社会》等相关作品，深入剖析了这些江湖想象是如何被纳入一种形成于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的情感结构中的。

在第三个专题“电视剧研究”中，我们收入了四篇文章。张慧瑜的《国产剧的三种类型与主流价值观》分析了“红剧”（革命历史题材剧）、青春剧以及国共剧三种重要电视剧种类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其中对“红剧”的分析特别具有启发性。在中国的后革命语境中，“红剧”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既承担着在后革命时代重新讲述革命历史的任务，又具有把红色价值观改造为与改革开放的主流逻辑相契合的功能，而且还须和消费主义、大众文化进行合作。这样的微妙角色定位使得“红剧”不仅须从正面讲述红色革命历史，而且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红剧”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前30年革命历史叙述与后3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最大公约数，这就要求“红剧”在重述革命文化的同时要“与时俱进”，同当下社会保持有效互动。因此，“红剧”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失效和21世纪以来的重新流行，成为反思新时期主流价值观建构的文化症候。

“公式化”“概念化”等概念在中国并不令人陌生，早在制造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关于公式化、概念化的“讨论”（加引号是因为“讨论”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主导性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症结在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宰制。然而卢燕娟的《论当下电视剧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却指出，当下电视剧在远离198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后，仍然普遍存在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新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正是盲目排斥政治，失去历史整体性视野的结果。因此针对消费时代新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恰恰应该重新从历史整体性、人的社会属性出发，重视意识形态所能赋予文化作品的历史厚度和现实深度。当然在我看来，当下电视剧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既不是从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人出发，又不是从现实中丰富饱满的生活本身出发，而是从抽象概念出发，来理解“人性”“生活”“历史”这些基本概念）到底是消费文化这个新恶在作祟，还是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旧鬼在消费时代的变形，或许还要做更细致的考辨。

说到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书写，当然难以避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三大改造、“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在当代文学艺术书写中，这些事件的承受者大多是学者和艺术家。电视剧《大宅门》的突破就在于其中的受害者是以白景琦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此剧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李松睿的《社会转型与灵氛的消逝——以〈大宅门〉系列电视剧为中心》对此做出了解读。他认为《大宅门》看似延续了五四以来的家族史叙事，却悄悄改写了这一叙事模式的成规与惯例。第一，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是在社会主义文化脉络中，都是负面形象，《大宅门》却塑造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正面民族资本家白景琦。为了让这样的形象获得观众认可，编导首先将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白景琦经营的是中药铺，而不是西洋现代工业），这无疑极大地迎合了当下语境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五四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家族史故事是以阶级划分及其所代表的进步—落后、传统—现代的线性进化的价值逻辑为支撑的，而在电视剧《大宅门》中，传统与现代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消失不见了，推动戏剧情节向前发展的，是善与恶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这使得这部作品虽然试图书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但在大部分篇幅中，历史其实是被放逐出去的。作者的观察可谓深刻而独特，但我们也可以提出两个问题：难道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框架内的家族叙事，就没有放逐真正的历史真实？其中的历史难道不是“缺席的存在”？

本辑中的“其他论文”部分中，如章辉对戴维·莫利的观众理论的评述，张杰对铁路的政治文化意义的分析，等等，都有作者自己的发现，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前几辑《文化研究》相比，本辑中年轻作者的比例有了进一步的上升，他们中除却一些是活跃在当下文化研究领域的青年才俊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刚刚出道的博士生或博士后。相信读者看了本辑《文化研究》后一定会有与我相同的感受：中国的文化研究前途无限，因为它是一项年轻人热爱的学术事业。与此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的未来也更有信心了，因为它是一本受到年轻学者喜爱的刊物。

201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