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治理与当代民主问题

在讨论当代民主危机的时候，一些西方学者从一个民主国家内部政治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民主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所致，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即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并且转向权威主义到底是因为这些社会希望权威主义的统治还是这些社会的民众对现存“半民主”状况的不满？

这两个问题对人们分析当代民主问题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导人们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人们不难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再深入来讨论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这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那么至少可以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视为自由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现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阶段性特征，那么民主也必须是变化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出现“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是说，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现出不稳定性。那么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现了问题，还是那里的社会出现了问题？

第四，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民主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意，或者是对现存的“半民主”状态不满意。这种现象在发展中社会非常普遍。很多人对民主现状不满意，希望现在的“半民主”状态演变成为西方式的“全民主”状态。很少有人会说民主形式有问题，而往往认为是民主不足。不过，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为什么“半民主”状态很难转型到“全民主”状态？这种转型的困难到底是因为制度设计、政治精英等人为的因素还是有其他的客观因素？

民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把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模式，但这一民主模式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之前，对选举权有诸多的限制，例如财产、性别、种族等等。美国被视为是民主的典范，但美国民主在很长时间里保留着奴隶制度，直到林肯总统的时候才废除。如果说当时的西方民主是自由的，那也只存在于精英之间，也就是精英民主。因此哈佛经济史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给民主的经典定义就是精英们对大众选票的竞争。

今天人们在西方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实现。不难看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转换（例如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中产阶级等）。其次，从政治层面来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了二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民众权利的一部分。最后，从社会层面来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说，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主柱。实际上，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例如有产、对社会的贡献、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说西方当代民主出现了问题，那么就要从精英和平民的互动及他们互动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层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价值化。传统民主可以理解为精英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共识至为重要，他们对民主具有共同的认同，具有相当一致的道德价值，遵守共同的规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传统民主中能够参与政治的是少数，选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诚如马克思所说，民主是不同政党的轮流执政，但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可解读为当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互相“选拔”，民主只是对所“选拔”出来的候选人的一种正式认可。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精英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众多变化中，去道德化和价值化对民主质量的影响最大，也最为负面。为什么？很简单，大众民主下，选票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今天，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更是发达国家的现象。民粹主义也改变了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反对党往往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从传统的“忠诚的反对派”演变成为否决党。

在精英政治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民主表明，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扮演关键角色，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了民主的质量。法国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所著《美国的民主》中向人们展示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自治和理性等在美国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社会的道德载体、对公共事务热心，这些特质决定了市民社会不会被政治精英们盲目地动员起来，而实现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不过，在今天，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为什么会衰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西方学者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众多因素中，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保障中产阶级的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可以流向任何一个地方，真正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政府的经济主权已经荡然无存。当税收可以逼走资本的时候，中产阶级便成为政府征税的主要对象。再者，今天的产业结构与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大不相同。传统中产阶级是传统产业结构的产物。今天的产业结构，无论是金融还是信息技术，注定只能产生绝少数富翁和绝大多数低薪者，这是一个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产业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会高度分化，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也跟着迅速恶化。一个国家有富人和穷人并不可怕，但如果穷人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小得可怜，那么传统中产民主也就失去其社会基础。更为糟糕的是，当中产阶级被挤压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大众民主迫使政治人物诉诸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

当人们的眼光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时，就会发现非西方的情况更为严峻。这里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平民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精英和平民之间缺失有效的互动平台。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尽管民主革命和社会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一旦产生，就具备其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一些民主的产生是通过欧洲殖民地主义，另一些则是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们反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为引入的民主根本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情况在西方之外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存在着。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着政治人物各自挟持着自己的支持者竞争国家有限的资源。

平民层面也一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受教育水平也较低。当政治人物告诉他们“民主（可解读成为 ‘支持我！'）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人们就信以为真。对他们来说，投票（民主）是走向衣食温饱的手段。当平民对民主持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无穷的社会力量。而这种民粹主义所带来的仍然是贫穷，是无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难找到像西方那样的规制精英和社会互动的法治制度。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如果和西方比较，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在西方各国，发展的顺序都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人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大部分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道理很简单，任何国家制度建设都需要权威，而作为分权的民主往往和制度建设相冲突。经验地看，民主制度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贡献寥寥无几。这个顺序在后发展中国家（post-developing country）便倒了过来，往往是民主化在先，国家制度建设在后。不过，实际上，一旦大众民主化发生，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作为一种制度手段之间的区别。从发展顺序来看，西方早期民主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不过，后来民主越来越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人生而有之的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天赋权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任何权利的实现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在西方，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学者马歇尔（Thomas Humphrey Marshall）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英国人公民权（citizenship）的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8世纪的市民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走过这三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权利实现的顺序必须是相同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来追求，而往往忽视这些权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超前实现权利的价值观与客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反而导致权利的无法实现。

不过，在后发展中社会也有成功的民主化的例子。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是典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已经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中国香港的民主化也在进行。不是说这些民主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地方是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东亚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或者说“先生产，再分配，后政治权利”。先发展经济，再发展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然后再进行政治开放。这个顺序使得民主政治有了比较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这个顺序也改变了政府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中产阶级本身是政府政策的产物，那么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府的支持力量。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出现在东亚社会。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今天东亚社会也面临着发达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民主化形式也被人为地仿照西方。不过，东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发展中社会的问题不是同一个性质。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但正如本文所讨论的，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条件下实现民主，那么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