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康霖文集:基础与前沿(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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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宏观调控

——三为中国金融立论

摘要:一国的货币供给量取决于进入市场中流通的商品和能够反映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价格量的总和。必须遵循货币的供给是有限的,能够计量的,而不是任意的,不能计量。货币供给量是有限的,靠货币供给量着力于金融宏观调控的力量是有限的。“央行行为的哲理”是金融宏观调控的艺术和必修课。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巨额增加——国内储蓄与投资难以均衡;贫富差距拉大,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造就中等收入阶层;中美之争,以及关联度成为全球经济问题的核心。金融宏观调控关注的基点是:要关注国民实际收入的变化;要关注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要把社会就业始终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要密切关注财政信贷收支的综合平衡;要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建立现代中国央行制度就要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就要提高对金融市场变迁的敏感度和适应能力。

关键词:货币供给量 经济社会重大变化 金融宏观调控 现代中国央行制度


2018年遵照教育部巡视组领导的指示,要着力研究中国金融。2019年3月以《大国金融及其特色——为中国金融立论》为题,在教育部主管、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长篇文章论述了:中国金融的特色是大国金融、社会主义金融和发展中的金融。继后,又以《论中国金融体系模式——再为中国金融立论》为题,从五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应当是什么样的金融体系。

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又从五个层面讨论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与行为特征、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以及金融宏观调控要把握住的基点。

一、金融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

金融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领域的资源配置重要的是货币供给,因而金融宏观调控,必须从货币供给说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供给理论,其要点是:货币随商品流通而进入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进入流通的商品供给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品的价值必须靠货币表现和实现。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的补充部分中马克思设计了一个理论模型,表明需要供给多少货币,实现两部类之间的价值交换。他假设:

第Ⅰ部类产品价值总额2800000=C1944445+V388888+M466667

第Ⅱ部类产品价值总额5000000=C3055555+V1111112+M833333

其中,Ⅰ代表生活资料的产品;Ⅱ代表生产资料的产品;C代表不变资本的价值;V代表可变资本的价值;M代表剩余产品的价值。

它们的价值都是以同一货币单位计量的,因而都能相加和对等交换的。在模型中马克思设定的货币单位为英镑。

马克思设定:第Ⅰ部类剩余产品的价值是(C+V)的20%,即2333333×20%=466667;第Ⅱ部类剩余产品的价值也是(C+V)的20%,即4166667×20%=833333。在这样的设定条件下,两部类之间要多少货币进行交换呢?马克思的分析是,在第Ⅰ部类内部:①用于可变资本V流通的货币,每周付一次,全年52周,需要388888∶52=7479; ②用于分配剩余产品价值的货币必须考虑两个因素(因为这一部分价值需要分解为利息、地租和企业主收入),第一,用于各种收入开支,假定全年平均支付10次,则1/10,就应需要46667∶10(466667∶10=46667);第二,分解为利息、地租和企业主收入后,成为他们的货币收入,为了生活他们就要用于购买消费品,假定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平均周转10次,则就需要货币4667(46667∶10=4667)。经过这样的分析,马克思的认知是:在第Ⅰ部类内部,为了使可变资本V的流通就需货币7479,为了使剩余产品价值M的流通就需要货币4667,两者合计共需要12146个单位的货币(7479+4667)。在第Ⅱ部类内部:①用于可变资本V流通的货币,也是每周付一次,全年52周,需要21367个货币单位(即1111112∶52=21367); ②用于媒介剩余产品价值的货币,假定每年10次,全年则需要83333个单位的货币(833333∶10=83333)。经过这样的分析,马克思的认知是:在第Ⅱ部类内部,为了使可变资本V的流通就需要21367个货币单位,为了媒介剩余产品价值M的流通就需要83333个货币单位。两者合计共需要104700单位的货币(21367+83333)。

由于第Ⅰ部类再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都要向第Ⅱ部类购买,其购生产资料价值1944445的货币,假定全年1次性全额支付,则需要1944445单位的货币。但马克思假定第Ⅰ部类向第Ⅱ部类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都是在第Ⅰ部类实现V+M后取得的,不需要额外增加供给货币。此外马克思还假定,第Ⅱ部类内部不变资本的流通,有1/10通过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即3055555∶10=305555,是不需要转化为货币的,只有90%的补偿需要货币媒介,这样就只有2750000的生产资料在内部互相转移才需要货币。同时,马克思又指出,“这里货币多半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而只是用货币来支付差额”,只需要2750000的1/20,即137500个单位的货币。

综上所述,马克思设计的理论模型表明:要实现两部类总额为780万产品价值的流通,总共需要货币12146(在第Ⅰ部类内部流通)+104700(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流通)+137500(在第Ⅱ部类内部流通)共计只需要254346个单位的货币(注:马克思在手稿中货币的单位是镑),相当于两个部类产品总值的0.032%。这样的分析表明:①随商品流通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大大少于进入流通中的商品量;②货币的购买手段的次数即它们的周转速度代表了进入流通的绝对货币量;③在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补偿不需要转化为货币;④绝大部分通过支付手段转移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现实的货币来支付差额;⑤ⅠV+M=ⅡC,这是马克思假定的两部类再生产的前提条件,由于ⅠV+M=ⅡC,所以再生产不需要额外供给货币。

马克思设计的这一模型,揭示了作为媒介消费品的货币流通和作为媒介生产资料的货币流通,前者是货币作用于消费品分配和交换的货币供给,后者是货币作用于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货币供给。前者,马克思称作“简单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表现为“W—G—W的过程”;后者,马克思称做“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流通”,表现为“G—W—G的过程”。

再生产过程中货币流通有以下特点:

马克思说“G—W—G这种形式也包含着特殊的货币流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63.。我们将这种特殊性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存在垫支与回流的过程

货币的预付包含着货币回流的条件,因为再生产的组织者必须先当买者,要使再生产过程能继续进行,就必须继之以卖。作为简单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却不存在这样的过程和条件。

2.回流的货币一般要增值

这是因为它包含着直接的生产过程,而直接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又是新价值的形成过程。其新增价值以货币来表现,即Δg。作为简单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不体现增值,因为一般说来它以等价交换为条件。

3.货币作用于多个过程

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流通,货币既作用于交换过程,又作用于生产、分配、消费过程。作为简单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货币只作用于交换过程。

4.能够区分为生产性的货币流通和生活消费性的货币流通

这是因为社会产品的价值是区分为资金和收入的。作为简单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不存在这种区分,因为它不体现所交换的产品的价值成分和用途。

5.一部分货币的回流需要以下一个再生产过程提供的产品为条件

这就是说,上一个再生产过程预付的货币的一部分要用下一个再生产过程生产的产品来回流,因为上一个再生产过程生产的产品,由于储备的需要不可能全部销售出去。这样,仅从这一过程来看是货币预付的多,回流的少。这说明在再生产过程中货币的预付与回流是交错发生的,作为简单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则不存在这种状况。

马克思关于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流通理论,主要表明:再生产要能正常进行,必须有货币资金的垫支,而且垫付的货币资金必须回流;否则,再生产过程就无法继续。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讲“在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中由资本主义生产者垫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出发点(而不论这种货币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03.。这之所以是一个规律,是因为要使再生产过程正常进行,买者必须转化为卖者。作为买者,他投放货币;作为卖者,他使货币回流。这说明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流通要呈现为G—W—G的形式。这一形式包括“货币转化为商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然后,这些商品作为要素进入流通过程,因而再作为商品同货币相对立的时候起,商品又是过程的结果;最后,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因为完成的商品只有在它先转化为货币之后,才能重新同它的生产要素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28.

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货币,既然是生产者或企业家垫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其量的多少取决于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流通时间长短又取决于生产者或企业家从买者转化为卖者的时间。这表明:作为资金的货币,其供给的多少取决于市场经济中生产者或企业家的行为。

还必须指出的是:作为资金的货币的供给,不仅取决于物质产品的生产、再生产过程生产者或企业家对货币资金的垫付,而且取决于为了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对货币的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货币需求:既有物质产品又有精神产品;既有劳动创造的产品,又有非劳动创造的产品(如土地、矿山及其他自然资源)。在这种状况下,货币的供给就不完全是实现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价值,而且推动各种生产要素与劳动的结合,推动供给与需求的结合。其需要供给的货币量,也取决于它们在市场中的价格,价格的高低、涨落取决于对货币量的供求。

总之,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影响的因素很多,但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取决于进入市场中的流通中的商品,能够反映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价格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按这个原理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必须遵循货币的供给是有限的,能够计量,而不是任意的,不能计量。

二、中国货币的供给与m2-m1的超额增长

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1月以来,广义货币量(m2)余额为202.31万亿元,同比增长8.4%。与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990865亿元相比,m2是GDP的204%,即货币供给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还多。这样的比例关系不仅超过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其增长的趋势即速度大大超出了不少发展中的国家。怎样看待中国货币供给量的迅速增长,中国学术界及实际部门曾经进行过深入讨论,分析了中国货币供给超额增长的原因、去向。笔者于2013年撰文指出《研究我国货币供给超额增长要有创新思维》其主要论点为:

(一)要把货币与准货币区别开来

该文指出,在现实中只有货币(m1)发挥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与经济社会的现实增长和发展产生密切关系,而准货币(m2-m1)是潜在的货币,在现实中发挥着储备手段的职能,成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家庭的货币积累,与投资发生密切的关系。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家庭货币积累的迅速增长可视为货币供给超额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从货币积累到进行投资,从投资到经济增长有一个过程。在这一的过程中,以一定时期(如一年)来m2的存量与一定时期中GDP的流量相比较,难以表明这二者合理或不合理,均衡或不均衡。因为准货币(m2-m1)与潜在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不会与现实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二)要研究货币供给超额增长的时期跨度和转折点

该文指出,在中国基于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于改革开放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实际上才起步,所以将1992—2012年这21年作为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前10年中,引起货币供给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引进外资和鼓励出口;后11年中引起货币供给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房地产业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土地财政”。在前10年中1998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的货币供给第一次超过10万亿元。在后11年中,2005年和2009年是转折点,2005年货币供给近30万亿元,而2009年货币供给超过了60万亿元。该文指出,在我国过去的21年中,m1的增长率基本上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率之和相一致,不存在超额供给的现象,而真正出现超额供给的是“作为资产的货币”,即准货币。我们认为“作为资产的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市场参与者的储蓄,这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就是超额供给的货币通过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而资产会在此过程中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资产形成效率的高低决定着负债的偿还能力。如果过度通过超额供给货币来发展无效资产,那么资产所对应的负债就只有由后人来偿还。

现在看来,仅指出以上两点是不够的。近年来,金融领域面临着“数字货币”的挑战。数字货币的出现改变了对法定货币的供求。数字货币是建立在信用关系的基础上的,数字货币就是社会成员之间信用关系的量化,社会成员既是货币需求者,也是货币供给者。在这种状况下,强化了货币供给的不确定性。它的出现拓展了金融服务,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同时增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此外,在金融宏观调控中,中国央行建立并编制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考查指标,这一指标以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有关数据为基础,综合反映各种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对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资金供给。

考查它的意义是:在金融宏观调控中,通过货币、信贷等政策的传导,真实地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资金是多少,并旁证货币供给量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性。2020年1月末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56.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这与同期货币供给量m2的增幅比较多了2.3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考查,2020年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55.06万亿元;外币贷款余额为2.13万亿元;委托贷款余额为11.45万亿元;依托贷款余额为7.49万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47万亿元;企业债券余额为23.93万亿元;政府债券余额为38.4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7.4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是合伙人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你买我的股票,你的钱交到我手上,企业经营得好你可以获得分红,经营差了你可能连本金都拿不回,所以这是一种风险共担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融资结构当中,除了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之外,其他的都可以理解为社会累计借入的资金,其资金总额为248.94万亿元。目前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是7.42万亿元。所以,我们能够得出:社会融资规模也是物质产品生产领域承担的一种负债,规模越大,对社会的负债规模就越大。这种状况使它与货币供给形成的对社会的负债相辅相成,高度一致。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币主要是国家银行供给的。人民币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一种债务凭证,国家银行供给信用货币形成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负债,即欠了持币人的债。欠持币人的是什么性质的债呢?在信用货币能兑换黄金的条件下,国家银行欠持币人的是黄金债,也就是说当持币人要兑换黄金时,国家银行要保证有黄金能够兑换。在信用货币能购买商品的条件下,国家银行欠持币人的是商品债,也就是说当持币人需要购买商品时,国家银行要保证有满足需要的商品能够购买。在中国现阶段,人民币不能直接兑换黄金,只能购买商品,但不可否认,黄金仍然是维护人民币币值的保证。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国家银行供给的信用货币,能够不还,也就说债权人即持有人长期持有,不向债务人索取(兑换黄金或购买商品),但必须保证信用货币的权威性:价值稳定,正常兑换,有序流通,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人民所得利益。

总之,结合现实情况,在中国的现有的货币供应量其基数已经相当于GDP的两倍,且绝对数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相对数快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态势下,货币供给量的供给是有限的,靠货币供给量着力于金融宏观调控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们必须在理论上深刻地认知这一点,必须在实践中把握好这一点。

三、金融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哲理

政府干预宏观调控,大都认为始于凯思斯经济学的诞生,那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西方发生了经济危机。凯思斯认为产生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是需求不足,必须实行政府干预,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以扩大需求。因而学术界大都认为,凯思斯经济学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而马歇尔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这样的认定可以讨论。但必须承认,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靠政府推动,也要靠市场推动。还必须指出,在马歇尔、凯思斯以前已经存在着两大思潮: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思想包含着经济社会发展排斥政府干预的成分;而马克思则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引起供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矛盾的激化,会产生经济危机,而解决经济危机的途径是需要社会权威机构去协调。而社会权威机构自然包括政府。这表明:崇尚市场行为,或崇尚政府行为,长期就已存在。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凯思斯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是指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特别是总需求的调控。他强调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调控总需求。后凯思斯学派对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虽有丰富和发展,但先前的这一核心观点没有动摇。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人们认识的深化,使政府干预的基点有了转移,宏观调控的内容更加丰富。比如有人主张政府干预主要在于制定游戏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要制定产业政策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调控总量,而且要调控经济结构等。特别是强调政府不能一般地导向,而要切实地掌握资源,特别是重要的资源要由政府集中合理配置。

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是政府的行为。从制定、颁布、实施货币政策来说,通过增减货币供给量,通过调整利率、汇率升降货币资金的价格,通过信息的传递导向,影响被调控者的行为。总的说来就是通过货币数量、货币价格和信息传递对经济社会发生作用。增减货币数量,在于发挥货币媒介、投资功能;升降货币资金价格在于发挥利益机制功能;而信息的传递在于影响人们知识结构和信心。所以货币政策在金融宏观调控中,能起多大作用,通过什么途径起作用,完全在于理性的认知和感性的实践。

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制定、颁布、实施货币政策时,必须在理论上明确:①货币政策不等于信贷政策。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的行为,信贷政策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行为。但在中国,贯彻实施货币政策又不能不纳入信贷政策。有人还指出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或广义的货币政策。②有效需求不足不等于各经济主体支付能力不足。因为有效需求,指能够成为货币购买力的需求,它是货币供给量中的一部分,而各经济主体的支付能力,决定于它们的信用状况及持有的资产中的流动性(即现金流)。③物价下跌不等于通货紧缩。因为引起物价下跌的因素很多: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预期心理;供给过多;涉外因素的影响;政策的干预等。而通货紧缩是个特定的概念并有多种解释。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是在一定时期经济状况的下降或萎缩,它不一定表现为流通中货币的紧张和物价的下跌。要划清这些概念的界线,明确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态势,指导制定、实施货币政策的行为。

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汲取过去的教训,在制定、颁布、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应掌握其基本理论和方法。将其基本理论和方法称作“央行行为的哲理”,它们的内容是:

(一)坚持持续稳定,一以贯之

因为实现稳定币值、稳定金融始终是货币政策追求的首要的目标。稳定币值、稳定金融不仅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来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中外有的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的继续连任,也是“央行行为哲理”之一,也在情理之中。在追求和实现长期目标中,有时货币政策也要“相机抉择”,那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行为,是局部的调节。局部的调节不能违背总体调控的最终目标。

(二)调控心理预期,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同,预期不同,行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正面效应的发挥会产生阻滞,甚至发生负面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必须配合,影响配合不到位,不保质、不达标的因素较多,在这种状况下,就要着实调控人们的心理预期,推动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通常说政策要“熨平波动”,经济要平衡运行。形象的说,经济过热时就要压一压,不要火上浇油;经济下行时就要守住底线,要雪中送碳。用专业的术语表达,叫作“逆周期调整,逆风而动”。

(三)进退有度,防患于未然

比如央行现在的加息,是为了以后的降息,这是给以后的相机调控,预先留下可运作的空间。这是央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功,可叫作“多退少补,拾遗补缺”。

(四)丰富手段,可供选择

有的人曾批评美联储为了无限地实施量化宽松QE,绕开商业银行,直接下场购买企业短期无担保的商业票据,抛弃了美联储的原则,损伤了美元的信誉。其实,这样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财政部的担保,因而这次7000亿美元购买的QE仍然是国债和有抵押的贷款证券。只不过绕开商业银行下场直接购买,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它在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的同时,更有利于货币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扶持中小企业。

(五)“既要,又要”,周全表述,彰显公平

在短期政策的调整中,比如央行实施精准的扶贫政策和扶持中小微经济体的政策,往往会带来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有辩证的思维,它具体化为“既要,又要”兼顾多方面的表述。这样的表述在一些人看来概念模糊,不知所措。其实在这样的表述中既有不确定性又有倾向性。因为当代实施货币政策,既要调宏观总量,又要调整结构;既要调控需求,又要调控供给;既要作用于静态,又要作用于动态,而且作用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政策具体化为“既要,又要”表达,似乎不太集中、透明,可以说是个模糊的概念,也是一个不太集中、透明的概念。如果政策过度集中、透明则会导致市场各经济主体行为“一边倒”,而“一边倒”将带来较大的震动。要知道,央行货币政策的预期功能是相互的:政府预期经济社会发展、走势、怎样与国际经济政策相适应和接轨,而社会公众预期货币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利弊。相互预期,消除不确定性,减轻震动,以实现均衡。

“央行行为的哲理”是金融宏观调控的艺术。建立和发展这门艺术,就会有展示身手的平台,有了展示身手的平台,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金融宏观调控的必修课。

四、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与金融宏观调控

在讨论金融宏观调控以前,值得考察的是近年来特别是21世纪开始以来,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

(一)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巨额增加,有的国家难以为继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权威机构及人士的研究,21世纪标志性的特征就是不可阻挡的人口老龄化。截至2018年,在联合国选定的工业化国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18%以上。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至今没有退休仍在工作,坚持工作的原因很多,没有理想的福利待遇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巨额增加,有的国家难以为继。如北欧国家瑞典,对改革课税制定,还是改革福利制度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难以确定,已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二)储蓄状况逐步降低,国内储蓄与投资难以均衡

据资料记载,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储蓄总额和政府的社保支出总和一直占GDP的30%,其中政府的社保支出一直增长,储蓄总额持续下降,这表明社保支出挤压了储蓄上涨空间。这种状况在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同样存在。由于社会福利保障支出挤压了国内储蓄,储蓄与投资的均衡靠国外储蓄平衡。据资料记载,从1929年开始,美国国内投资总额一直与国内储蓄总额接近,即基本平衡。但近几年,投资已经超过了国内储蓄,二者的差额来自国外借来的资金填补,这笔国外借来的资金表明为美国国际的投资净额,目前,已达10万亿美元左右。权威人士说“近年来,我们发现美国国内的生产力的增速有所下降,原因是福利的支出挤占了国内储蓄总额的空间,进而挤占了国内投资总额。而国内投资总额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见格林斯潘的演讲《谈全球经济、中美贸易摩擦和数字货币等热点话题》)。

中国国内储蓄多年来一直不断增长。据权威人士的考察,“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上的发言。,但进入21世纪以后已有了显著的变化。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国民储蓄包括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政府储蓄一般指各级政府经常性收入减经常性支出的结余。在经常性支出中只包括消费性支出,不包括投资性支出。但投资性支出也是政府的储蓄,将这部分收入转化为投资,表明政府参与了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以经济社会建设中,我国政府的投资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这部分投资应当看作是政府储蓄的绝大部分,它能转化为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但大大超过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由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而不是所有企业,因而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大都用于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有利于扩大经营的项目,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储蓄中的绝大部分,不会通过资本市场转化为投资成为企业的股本以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和降低企业杠杆率。至于中国居民的家庭储蓄,在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且工资收入刚性、较长时期不变或变动较小的条件下,家庭储蓄不可能有较快增长。目前的状况是:由于减税让利,政府的经常性收入相应减少,由于冠状病毒的肆虐,政府的突发性支出急剧扩大,再加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脱贫,经常性支出的负担较重,所以综合这些因素考察,政府有待于转化为投资的国内货币资金储蓄量不容乐观,近期国家财政赤字逐步扩大,就是证明。这是第一个显著变化。第二个显著变化是由于瘟疫,不少国内企业停工停产,外资企业撤资退单,使得企业营业收入减少,利润降低甚至亏损,在这种状况下,何来储蓄。第三个显著变化是居民的家庭储蓄,其绝大部分积累在房产和有价证券(如股票)上,以货币资金积累的储蓄逐步下降。前些年银行的“脱媒”定期存款相应下降,就是证明。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银行的定期存款相当大的部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蓄,而是预存的养老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似,储蓄与投资难以实现均衡。要通过金融渠道实现二者的均衡,必须开辟新的途径。

(三)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

20世纪末(1997年)和21纪初(2008年)先后发生了两次金融、经济危机。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在一些国家不同阶层的人群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在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得更加充分。对于这种状况,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kusnets Simon Smith, 1901—1985)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经济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会发生趋势性变化。库兹涅茨将经济增长设定为两个部门,即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产业部门,并假设收入分配的差距由三个因素决定:①按部门划分的个体数的比率;②部门之间收入的差别;③部门内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根据他的设定,他对1913—1948年美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数据进行处理,发现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加大,整个分配趋于不平等;一旦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由于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居于支配地位,比率变化所起的作用缩小,部门间收入差别缩小,使不平等程度提高的重要因素财产收入所占的比率降低;再加上政府政策对收入再分配发挥作用,使各部门内部的分配趋于平衡。库兹涅茨将经济过程发展中收入分配的变化,用数字函数表示,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如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如基尼系数,他发现这样的函数图形呈“倒U形”。他在1953年出版的《高收入解体在国民收入与储蓄中所占分额研究》中,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状况:这种状况呈现为“倒U形”,即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时,国民收入及收入分配逐步改善,趋于公平。学术界把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称做“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曲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近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后,存不存在两极分化,可以讨论。权威人士早就提出要注意“两极分化”,权威文件始终没有肯定“两极分化”,这是需要关注的。但必须肯定,中国贫富差距正在加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表现在基尼系数的变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分配课题组根据城乡入户调查数据估算,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0.4。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量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1988年只有0.23,到2002年增加到0.319;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03,到2002年增加到0.366,都没有超出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这样的统计是“分块测定”,即分别城乡认知,但如果把两个群体加起来测算,基尼系数就高得多。因为基尼系数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测定收入差距的大小,“分块测定”测定的范围小,其收入差距就小,把两个群体合并起来测定,其收入差距就大得多。这个状况表明: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在于城乡差别,要改变这种状况,要从缩小城乡差别抓起。

收入分配状况体现效率、公平、正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曾经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明确“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有利于鼓励先进,促进效率,最大限度激发活力,又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一权威文件的精神,显然与上个文件有显著的差别:①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促进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②不仅是按劳分配为主,而且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指出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决定报酬机制;③没有提到“先富带后富”,而是提出要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改善人民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据媒体报道,2002—2010年城镇财产最多的10%人群占有的财产份额从32%上升为55%,而农村的这部分人群的财产份额从33%上升到62%,全国这部分人群的财产份额,从39%上升到64%(《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12月16日胥会云/文)。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上,更表现在财产上,这种状况与中国房市和股市的兴起与发展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两个市场为投资者和投机者发财致富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引起中国人群财产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还有: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没有缴纳应缴的税;换句话说,收入低的人比收入高的人缴纳的税更多);不平等的竞争存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等。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考察,进一步研究。但需要强调的: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措施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如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使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目标。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如果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左右,再过若干年后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还是可期的。

缩小贫富差别的重要意义在于: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建立起以中等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基础,有利于金融业的建设和发展。

(四)中美之争,关联度成为全球经济问题的核心

21世纪20年代的末期,发生了“中美之争”,这是本世纪全球的重大事件。怎么看待这一事件,各国官方和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意见。从道理上说,必须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剖析中美之争。对此,首先要看到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二战以后,美国的经济结构总的说来,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大国;从一个以电信为主的通信大国,变成了一个以网络技术为主的通信大国。这样的变化,可概括为:经济结构金融化,能源结构网络化。这样的变化,使美国社会分裂: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中产阶级存在着威胁。或者说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越来越不平衡。

特朗普能够上台,就是美国社会分裂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美国所谓的“铁锈地带”的三个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全力支持特朗普,使特朗普在竞选中大获全胜。

二战后,美国建立了一套世界运转的秩序,其他各国围绕着这套秩序运转,这是它的国家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之所以同意中国加入WTO,就是要让中国加入这套运转体系中去,围绕着美国转,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可是,中国不完全听美国的,比如加入WTO后经济18年,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等(有人说,中国的开放,就是对美国的开放)。不仅没有围绕着美国的秩序运转,而且我们提出:要中华民族振兴,做了我们应当做的事,所以美国提出“中国威胁论”。这个威胁论的实质就是中国不听话。中国不听话怎么办?就要受到惩罚,贸易战就是美国惩罚中国的开始。但必须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关联度成了当代全球经济问题的核心。

所以这场中美之争,绝不仅仅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个人挑起的事件,而是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也绝不是个别人的偏见,换一个总统上台,这种状况也不会改变。必须有坚持长期的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们不能乞求对方改变态度,而要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

在斗争中,我们既要有战略的部署,也要有战术上的应对。战略上的部署:一是核心技术怎样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必须承认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全球领先,我们要学习、引进、运用它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比如,中兴事件,虽然我们被罚了款,但也反映了短时间内还难以摆脱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依赖。

二是在货币体系方面,中国怎样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必须承认“美元体系”是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的。我们中国的货币供给、国际结算、对外投资都需要依赖美元体系。比如货币供给,我们很大程度上靠美元计价、结算,债权债务关系很大程度上靠美元体系建立和消除。为此,我们要稳往美元体系。购买美国国债也就是“稳往美元体系”。如美元不稳、贬值,持有的美国国债也会遭受损失。这也是我国被迫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原因之一。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1971—)在这个著作中提醒读者,要注意外部冲击在一定时期中对某个国家收入不平等减缓的重要作用;要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要考察全球财富在一国国内和多国间如何分配;要考察财富为谁所拥有。应当说,皮凯蒂的提示,对各国央行怎样建立政策调控体系是有启示的。

五、金融宏观调控的关注基点

基于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结合国内外的实际,金融宏观调控值得关注的基点是:

(一)要关注国民实际收入的变化

国民收入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绩效,因为经济的发展和绩效创造着社会财富,这通常表现为一个国家权威部门(如国家统计局)在一定时期公示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但不能认为一定时期公示的GDP或GNP,都对等的创造着社会财富,因为GDP或GNP有多种统计方法,统计的方法不同,其经济含义不同。中国现阶段统计GDP的方法是“支出法”,支出法的经济含义就是要把一定时期的“投入”视为这一时期的“增加值”,算作GDP或GNP。如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90865亿元,它的计算就是各部门的“净投入”,包括货币形态的资金和实物形态的资产,其来源或者是本部门自身的积累,或者借入的负债。从负担来说自身的积累越多越好,借入的负债越少越好。但实际情况是在推动GDP或GNP增长中,借入的负债投入也不少。所以,要把握好借入的负债投入到GDP或GNP中的比重。学术界的共识是:在GDP和GNP中,只有能体现“最终产品”的部分才创造社会财富,所谓“最终产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可供人们直接消费或使用的物品和服务。要能直接消费和使用必须通过交换,只有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从而实现其使用价值的物品和服务,才能成为财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符合这个原理,将“中间产品”统计在GDP或GNP中,只能是虚增社会财富或不能直接消费的财富。2019年中国实现了人均上1万美元的GDP后,有人著文肯定“人均GDP代表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这之前全球人均GDP上1万美元的国家的人口约15亿,中国加入后,全球人均达1万美元的国家人口就近30亿人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四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其实这样的比较是不准确的,也是值得商榷的。再说这样的比较其意义何在,需要斟酌。还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不等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它反映初次分配的收入;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和储蓄的总和,是衡量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指标。也就是说这二者有“初次分配”与最终消费与储蓄的区别。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9732美元,而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为28228元(按1∶6.8汇率计算)相当于4151美元,只相当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42.65%,这就表明:人均国民总收入并非人均个人收入,人均个人收入只是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少部分。但世界银行是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的,2018年中国人均总收入达到了9732美元,就把中国确定为“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这样的确定与大多数老百姓的感受是有差距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还不富裕。

这里要讨论的是要“关注国民实际收入的变化”,除了要关注大多数老百姓货币收入的变化外,还要考察通货膨胀的因素。只有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才是老百姓的实际收入。

关注国民实际收入变化的初衷,为的是考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程度,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的基础,也是金融制度建设和展业的基础。要知道,提高中等收入比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助于真正扩大内需,有助于建立起一道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维护国内经济安全的防火墙。

(二)要关注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推动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必须实施区域发展的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已经济确立了:珠江三角区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长江三角洲及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京津翼联合发展的战略;黄河经济带及成渝经济带发展战略等。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有利于充分利用该区域的各种资源,协调发展,更有利于该区域民众实际收入的提高,这对金融领域来说,有利于促进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增加→储蓄减少与投资增加之间的矛盾平衡。

中国现阶段,既要狠抓经济发展,更要着力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关联,互为因果,但二者仍有区别: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现主要是收入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进步的价值体现主要是人的素质提高,传承文明。把二者结合起来,应称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疏于县级区域(县级区域指:县级及县级以下城镇的广大农村地区)。这样的状况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因为这样的结果:一是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资源有限,承受力有限;二是生活成本高,不利于人的素质提高;三是造成县以上特别是农村资源的巨大浪费。基于以上认知,我们主张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应着力以县级区域为基础,以广大农村作为前沿基地。其中,值得重视的因素有:①中国14亿人口,绝大部分常年生活在县级区域。除少数有条件的人跨区域旅游外,多数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县级区域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小康、小康、全靠老乡。”这样的“老乡”就是常年生活在县级区域范围内的居民,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应着力于以县级区域为基础,以广大农村作为前沿基地,归根到底就要让这部分人早点富起来,过上全面小康生活。②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升,总要反映到“吃、穿、住、行、乐”中。而这五个要素中,都要依托广大土地,优化土地配置,农村是土地的源泉。实践证明:人们生活在县级区域,其“含金量”是大中城市不可比拟的。要知道,当代人们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不一定都是“高、大、上”,而且追求绿色,富于健康,有利于长寿。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③经济社会发展的初衷,必须使拥有劳动力而又愿意劳动的人口充分就业。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现阶段的就业状况是:数以百万计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的选择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很少愿意回县级以下城镇和农村。这种状况亟须改变,必须改变。乡村振兴已经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写入十九大报告。笔者曾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在于树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在于产业导向,乡村振兴的推进地在于打造小镇。虽是一家之言,但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

(三)要始终把社会就业作为金融宏观调控和首要目标

中国央行易纲行长在《求是》杂志中发文指出:“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牢牢把握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都要求我们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与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关乎大家手中的票子,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易纲.坚持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J].求是,2019(12).,这肯定是完全正确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只先有货币,才能谈得上管住货币,所以把社会就业始终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必须的,符合中国人口众多的实际的。当代,有的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改变了货币政策几大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把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当成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而放弃了充分就业的目标,比如美国。但在中国不能放弃,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人力资源,道理就这样简明、充分。

(四)要密切关注财政信贷收支的综合平衡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金融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实现财政信贷收支的综合平衡,是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的特色。这方面的表现是:财政收支作用于信贷收支,或者信贷收支作用于财政收支,比如财政发生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主要国家银行购买等。此外,地方政府的债务状况,也需要中央银行关注,因为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不仅能交叉,而且能转移。求得二者的综合平衡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

(五)要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著文指出:要把坚守币值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同时中央银行也要强化金融稳定的目标。币值稳定不等于金融稳定,这二者的含义不同,衡量的方式方法不同,产生的时机也不同。强化金融稳定,就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密切相关,它集中地表现在股市和楼市等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上。学术界的研究把股市和楼市价格的底谷和峰值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临界线和转折点。在这种状况下,金融宏观调控就要密切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国内的这两个周期与国际上的这两个周期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反应,因而一国的关注不能离开国际。历史上,一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暴发,发生金融危机,往往涉及若干国家,这是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两个周期的初衷。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乃至中华民族的担当。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就是要提高对金融市场变迁的敏感度和适应能力。在这方面,就要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为此,必须:①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让中国中央银行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的银行;②理顺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让货币的价格灵活、精准、有效地作用于货币的数量,从而服务于实体经济。

以上阐述的五个方面既是现阶段金融宏观调控的关注点,也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的诉求。当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还有更多的学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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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文发布 [R].央视财经,201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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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会上的讲话 [N].中国基金报,2018-04-11.

[7] 格林斯潘与朱民的对话 [Z].中央台,2019-11-12.

[8] 刘鹤.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中国要建一道防火墙 [Z].恒丰资本研究院荐读.

[9] 长期停滞视角下的美国经济走势与美联储货币政策 [J].当代金融家,2020(2).

[10] 曾康霖文集——基础与前沿 [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