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1949—1978年，是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是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主要特征。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迫使中国选择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与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对外贸易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对外贸易量极小。贸易以引进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为主，目的是建立工业体系，替代进口，即实施进口替代战略。

一、中苏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时，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美苏两大阵营，中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等多项协定，由此开创了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合作的新时期。

苏联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方式和途径对新中国进行援助。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为帮助中国发展工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购买苏联的机械设备。在新疆地区，两国共同建立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为两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和基础矿产品。为发展我国航空业，中苏签订了共同创办民用航空公司的协定，开通了从北京到苏联多个城市的航线，在促进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同时，便利了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在接受了苏联大量无私、系统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援助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生产生活获得了快速恢复，继而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家日后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之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日益膨胀，试图强迫中国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蓝图之下，开始不断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压力。其结果直接导致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大，并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双方最终走向决裂。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受其影响，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停止了对中国的成套技术设备的供应。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始把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来源地转向西方发达国家。

中苏双边贸易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趋势（见图3-1）。从1950年开始，中苏贸易额开始逐渐上升，到1959年达到峰值。1960年和1961年，双边贸易额急剧下降，恢复到1950年的水平。在双边贸易中，中国的进口额高于出口额，体现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等进口需求以及我国出口能力不足的特征。

二、中美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孤立、封锁、包围的敌视政策，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长期处于相互敌对的非正常状态，并一度在朝鲜兵戎相见，在越南间接作战，在台湾海峡武装对峙。事实证明，中美之间长期对抗，不仅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中美关系解冻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60年代，中苏冲突的发展为中美和解提供了历史契机。从1965年起，中苏边界问题日显突出，使中国对苏联扩张野心的担忧大大增加，也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现实可能性大大增加。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几乎同时意识到，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2月1日，尼克松在给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2月起，尼克松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减少在台湾海峡的活动。1970年2月，尼克松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公开表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接下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逐渐放宽去中国旅行的限制，放宽对华贸易管制，不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为了与中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中国，美国认为美中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愿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对外战略布局。尼克松入主白宫前，曾于1967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毛泽东即意识到尼克松上台后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尼克松大选获胜后，中美双方即开始恢复唯一的沟通渠道——大使级会谈。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我国加紧研究对美战略问题。最终形成的结论是尽快打破中美之间的僵局，恢复中美会谈。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

1971年是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年。2月25日，尼克松在他的第二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将“准备同北京认真对话”。他在报告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这一名称，意味着美国开始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去华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被毛泽东称为“小球转动大球”的重大事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极大地推动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中美关系，周恩来总理称赞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4月16日，尼克松发表演讲称：“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结束。”

形势的发展表明，中美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会晤商谈的时机已经成熟。1971年4月，周恩来邀请尼克松访华。5月，尼克松表示接受邀请，并安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7月访华。基辛格10月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

1972年2月9日，在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政府又发表了第三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宣称美国同中国的任务是“寻求能开始建设美中分歧的途径”“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2月14日，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管制，规定所有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售的商品同样可向中国出售，从而使美中贸易取得了与美苏贸易同等的待遇。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现职总统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尼克松会见了毛泽东并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2月28日，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联合公报》。双方在公报中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声明表明了中美两国反对其他国家推行扩张主义的共同立场，正是这种共同立场为当时中美两国实现和解以及后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两国经贸、文化、科技往来有了增长。两国通过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直接接触也增加了。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越南战争后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的协议。

尼克松之后，美国继任总统福特表示要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1974年11月，福特派遣基辛格访华，此次访华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要以“三原则”为前提，即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同台湾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和从台湾撤出一切军事力量。但由于美国不能同意“三原则”，中美关系正常化无法实现。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美国第39届总统。此时中国已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美国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美国决心通过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来打开中国巨大的市场。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继续讨论台湾问题，中国仍然坚持“三原则”，谈判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苏联势力在第三世界的渗透不断加强，迫使美国调整政策，中国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美国商界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纷纷要求政府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4月，卡特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此次访华，美方表示接受中国的“三原则”，并建议双方立即开始正常化问题的谈判。这样，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就解决了，中国随即表示同意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至此，长达近1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终于画上了句号。

1979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隆重接待。总统卡特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出访前夕，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27位美国记者，阐述了他即将访美的目的。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愿意同科学技术、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同美国达成协议，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都是从全球角度上来考虑问题的”，“这次去美国访问，这是我至少几年来的愿望。我去的目的是要了解美国，向美国的一切先进东西学习，去同美国政治家，特别是同卡特总统，就我们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交换意见”。

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华盛顿同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还同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市长，以及经济、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波音飞机公司装配厂等，并接受了费城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访问期间，中美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包括科技合作和文化协定，教育、商业合作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友好合作取得的第一批成果。

邓小平的这次访美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我国争取了30年友好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

三、进口替代战略

我国虽从未明确提出过实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外贸战略（或工业化战略），替代了许多工业品的进口，建立起以重化工业为骨干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战略的实施在奠定我国国民经济基础方面起到过巨大作用。

进口替代的原本定义是一国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工业，以本国生产的产品替代国内市场上的进口商品，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主要是由国内市场来推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潘恩琦（1986）进一步剖析了进口替代的内涵。他指出，那种把进口替代仅仅理解为“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的认识，只注意了商品生产对商品流通的作用，而忽视了商品流通对商品生产能动的反作用，因而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马克思关于流通过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导下，进口替代的具体化是指，根据比较利益原则，通过进口引进新产品（包括技术、附加设备及消费品），使我们的生产在较高的起点上前进，从而不仅提高这种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且提高其生产的技术水平。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原有旧产品被新产品所代替，另一方面这种新产品的进口逐步减少。

计划经济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主要表现为实行统制对外贸易。统制对外贸易，是指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管理、控制和调节。对外经营的进口经营权被授予十几个国家级的外贸专业总公司及所属口岸分公司。对内经营则实行出口收购制和进口调拨制，即出口由外贸企业向出口商品的生产者用买断的方式洽购出口商品，再由外贸企业转售给国外客户的出口贸易方式。进口调拨制，即由外贸部门进口商品，由政府统一调拨，大部分商品的调拨价不仅低于进口价格，甚至低于国内议价，盈亏由国家统负。

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缺乏国内市场机制。过分依赖行政措施和指令性办法来实行进口替代，压缩进口，抑制国内需求，需求减少使得部分替代免除，同时也抑制了需求对供给的促进作用，这种办法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替代进口。②缺乏国际市场竞争机制。限制进口而国内生产又尚未发展起来，形成市场空缺，替代品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因而其有一种惰性，始终无法超越被替代品的“生命发展阶段”。这导致出口品没有国际竞争力，创汇困难。而进口机械设备又需要巨额外汇，因此经常出现外汇短缺。

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为维持经济的增长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借用国外贷款是最为常用的手段。但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本国币值高估，对出口不利，为了鼓励出口，政府进行财政补贴，结果形成：一方面，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为维持经济增长，大量吸引外资，造成外债偿还负担重，更加剧了外汇短缺的矛盾；另一方面，外债的增多，迫使政府鼓励出口，换取偿债所需外汇，财政补贴因此大量增加，赤字财政不可避免，多发货币又造成通货膨胀。结果，既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转，最终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又阻碍了出口的增加。这一相叠的内外恶性循环，就是“进口替代陷阱”造成的最终经济状况。

在进口替代战略的指引下，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原则是“调节余缺，互通有无”，即把外贸仅仅看作流通领域里相互调剂余缺的手段，忽略了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中国产品远销国际市场的能力十分有限，由于进口替代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就不能更多地获得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所带来的“乘数效应”，使国民经济难以走向循环。结果导致：①外汇短缺越来越严重；②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与进口替代相适应，我国产业结构的显著特征是跨过劳动密集型轻纺出口替代直接进入资本密集型全面重化进口替代。这种结构呈现出一种封闭式、内向型的产业结构。结构置换表现出一种缓慢、渐变、相对超稳定的态势。它以农、轻、重为序，在国民经济体系内自我服务，各自实现产品价值，以保持结构的独立完整。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给自足为主导方向的封闭结构。它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不受或少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形成自我循环。至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这一分工的好处则被放在附属地位，人为地割断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自然联系，以致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难以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四、计划经济时期的对外贸易

图3-2显示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1.3亿美元。之后缓慢增长，到1972年贸易总额达到62亿美元。贸易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1950—1972年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0%降至5%。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贸易恢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开始大幅上升。1973年，我国贸易总额达到109.8亿美元，增长了近1倍。随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到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达到206.4亿美元。这一时期的前5年，进口额大于出口额，以贸易逆差为主，之后大部分时间保持顺差状态。1972年后，随着贸易总额的大幅增加，贸易差额亦逐渐增大，1978年贸易逆差为11.4亿美元。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贸易额不大，增长缓慢，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未超过10%（见图3-2）。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进口商品结构充分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见表3-1）。按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类的进口产品中，生产资料在进口额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1953年占比为92.1%，1959年为95.7%，之后下降到60%以上，1972年后又恢复到80%左右。在生产资料内部，机械设备为主要进口商品，20世纪50年代一直占50%以上的份额，之后下降到20%~30%。与机械设备相对应，生产原料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从35%上升到60%。进口生产原料以工业原料为主，农业生产物资所占份额一直在10%以下。由此可见，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进出口贸易以引进机械设备为主，同时配合进口工业原料，这两项构成了我国贸易的主体（见表3-1）。

总的来讲，1949—1978年，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前期以中苏关系为主，后期以中美关系为重。整体上对贸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把它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调剂余缺的手段，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自力更生、坚持不依赖世界其他国家而独立发展的内向型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