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20年：圆了“纺织大国”梦，踏上“纺织强国”征途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出现腾飞的局面。作为最古老的传统工业部门，纺织工业在八九十年代也出现了加速发展的新气象。正是在这20年间，中国纺织工业在丰富国内市场纺织品供应、发展纺织品国际贸易、发展服装工业和化纤工业等重要环节，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进展。但在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力度不够，因而到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棉纺织、毛纺织、丝绸等纺织加工生产能力总量过剩的问题。为此，国家果断地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适当压缩棉纺锭、毛纺锭和缫丝生产能力的实际措施。纺织工业各行各业，都在这一时期开始走上集约型发展道路。这20年的重要历史轨迹是：

1.“纺织大国”地位的最终形成 从1979年起的十几年间，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求激增，纺织业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刺激下，纺织工业成了投资热门。在地方投资新建、许多国有企业改建扩建、乡镇企业兴起、外资企业涌入等多方面投资汇合下，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绢纺织、针织、印染、服装、化纤、纺机等各行各业的生产能力，又在1978年的基础上成倍地扩大。棉纺织，从1562万绪扩大到1997年的4246万绪；毛纺织，从48万锭扩大到387万锭；缫丝，从72万绪扩大到323万绪。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棉纱、棉布、丝绸、机织服装等多种主要产品的年产量，都已稳居世界首位。化纤和呢绒，也已处于世界第一、二位之间。惊人的发展速度，带来了城乡市场纺织品供应的日益丰富多彩，适应了中国社会从温饱型转向小康的客观需要。实行了长达30年的布票制度，在1983年得以终止。纺织品出口，也因货源极为充足而得以顺利发展。

但工业规模的过度扩张，很快就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生产过剩，市场竞争过度，导致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严重滑坡，不少企业陷于亏损。针对这一经济发展中的新矛盾，国务院在1997～1998年间先后作出了压缩淘汰1000万枚落后棉纺锭、100万枚落后毛纺锭、180万绪缫丝设备的果断决策。为贯彻这一重大调整措施，国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这是中国纺织工业转向集约型发展道路的必要步骤，同时也是中国从“纺织大国”走向“纺织强国”的契机。

表2可以清楚说明中国纺织工业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取得的新进展。

表2 1978～1998年纺织工业各主要经济指标对照表

续表

2.化纤工业在世界范围后来居上 化学纤维的工业化生产，就世界范围来说始于20世纪初，始于黏胶纤维（人造丝）。1920年世界上总共生产出人造丝1500吨。“二战”中开始有合成纤维（当时主要是尼龙长丝）的工业化生产，但年产仅几万吨而已。“二战”结束后，各国纷纷着手发展化纤工业。1950年世界化纤总产量达到168.1万吨，其后节节上升，到90年代后期世界总产量已达两千几百万吨。

中国开始有化纤工厂，晚于工业发达国家二十几年。最早的两家人造丝厂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一家是在辽宁丹东，设计能力为年产三四千吨，是日资用旧设备建的工厂，但1945年后停产多年并遭受严重破坏；另一家是上海民族资本投资的设计能力为400吨的安乐人造丝厂，但因设备缺损久久不能投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制订了发展化纤工业的方针。第一步是修复和改造丹东化纤厂（后来发展成为大型化纤企业），并使上海安乐人造丝厂投产（后成为上海化纤新品种的试生产基地）。第二步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东德引进设备技术，建设日产1吨尼龙丝（锦纶）的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和年产5000吨的保定人造丝厂。这四个厂是中国化纤工业的奠基石。但直到1965年，全国化纤产量还仅是5.01万吨。

在国务院直接安排下，60年代从日本引进万吨级规模的北京维尼纶厂。这在当时竟成为中外轰动的新闻。后来在全国各地翻版建设了九个维尼纶厂，形成了一个专门行业。

战略性的举措发生在七八十年代：国家集中财力、物力，开始发展以石油、天然气为基础原料的合成纤维。先是建成上海（金山）、辽宁（辽阳）、天津（大港）、重庆（长寿）四个大型化纤企业；继则又在河南（平顶山）、江苏（仪征）等地建成了几个大型合成纤维工业基地。特别是仪征化纤，是年产聚酯50万吨的世界级的特大型化纤基地。

在全国各地、各部门通力合作之下，随着一些大中型化纤工厂的建成，到1982年全国化纤产量已达51.7万吨。这一年，全国已有化纤工厂153家（其中大中型厂30多家）。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进一步发展就比较好办了。

1986年突破100万吨大关（101.7万吨）。

1992年突破200百万吨大关（211.1万吨）。

1997年跃到471.6万吨的新高峰。同年中国化纤工业生产能力为504万吨，仅次于美国。而且从黏胶人造丝、人造棉到合成纤维类的涤纶（的确良）、腈纶（合成羊毛）、锦纶（尼龙）、维纶、丙纶、氨纶（弹性丝），品种齐全，且均有相当大的工业规模。化纤使用量在全部纺织原料中的比重，已上升到45%左右。

1998年，在又一批新建的大中型化纤工厂投产的情况下，全国化纤总产量又创510万吨的新纪录，跃上世界首位。

化纤工业作为化学合成的新型材料工业，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新兴工业。中国化纤工业的后来居上，值得国人自豪。

3.完成“成衣工业化”的大战略 中国社会传统上采取家庭劳作的方式缝制衣裳。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则由手工业者（裁缝师傅）和手工作坊（前店后厂的裁缝店、成衣铺）承担这项社会分工。

19/20世纪之交，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出现了专门生产内衣、袜子的针织厂，但在当时中国社会影响不大。

真正意义上的服装工业——以工业方式批量生产服装，萌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先是生产西式衬衫。30年代初，全国各地已有一百几十家衬衫手工作坊，最早脱颖而出、演化为工厂的是上海“新光标准内衣制造厂”（后来创出“司麦脱”名牌衬衫）和“标准服装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创出名牌“康派司衬衫”）。同一时期，上海涌现出20多家雨衣专业厂店，以“ADK雨衣”闻名全国的永新雨衣制造厂脱颖而出。但直到40年代中后期，服装工业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时期。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共有服装工厂（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工场）2000家左右，职工5万余人，工业化成衣约4000多万件。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间，社会购买力较低，服装加工就整体来说尚处于手工业阶段（归“二轻”系统手工业局管理），发展相当缓慢。直到1963年全国服装工业产量还仅2.56亿件。又经过15年，到1978年还仅6.73亿件。

为促进服装工业的发展，1987年11月，国务院做出将服装工业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管理的决定，当时全国服装工业年产25亿件左右。其后，国家在政策上多方扶持，再加上社会购买力迅速提高，人们解除了“衣着打扮”的思想顾忌，服装工业很快就出现了超速发展的局面。全国服装产量，1990年达到了31.7亿件；这一年，全国服装工业产值500多亿元，服装企业35000多家，职工300多万人。又经过一些年的发展，到1997年全国服装生产企业已达4.4万家，服装产量达到96亿件左右（这还不包括90亿件的针织服装）。同年，国内市场衣着类商品零售额达到2950多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10倍多；服装和衣着附件出口创造了317.8亿美元（其中，机织服装169亿，针织服装117亿）的历史最高纪录。

1997年服装工业销售收入百强企业中，最高的达38.67亿元，最低的1.2亿元。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涌现出杉杉、雅戈尔、罗蒙、美尔雅、黎明、康赛、雅鹿等著名服装大企业。用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的西装、衬衫、羽绒服、牛仔服、童装以至女性时装等，把中国城乡纺织品市场装点得万紫千红。

随着现代服装工业的建立，中国的工业成衣率，在80年代中后期20%～30%的基础上迅速上升。1991年达到40%，90年代后期已达到70%左右，已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85%）接近了。

4.开始面对买方市场：纺织品从限制消费到鼓励消费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就直面人民群众衣被供应的严峻问题。1949年全国生产棉布18.9亿米，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仅3米多。在纺织生产迅速恢复的情况下，1952年全国生产棉布38.3亿米（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人均也仅6米多，只能勉强维持全国城乡市场纺织品供应。

“一五”时期我国纺织工业顺利发展，1953年全国棉布产量上升为47亿米，比1949年增加150%。但终究由于人口压力大，而且城乡市场购买力开始上升，纺织品供应仍然吃紧。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4年9月15日起，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就这样，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发布票限量供应、限制消费的短缺经济漫长历程。

经过“一五”的顺利发展，1957年国内市场棉布零售量为46亿米，同年纺织工业生产棉布50.5亿米，在低水平上（每人十几市尺棉布）保证了供应。但好景不常，50年代后期那场“大跃进”把纺织工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批工厂因缺乏原料而停工数年，棉纱、棉布产量锐减。在最困难的二三年间，“凭票供应”量甚至减到了每人每年七八市尺。经过几年的严重折腾，“人民衣被甚少”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直到1965年国内市场限量销售的棉布还仅47.1亿米，甚至还低于1957年的供应水平。

十年动乱时期，局面稍许稳定后，周总理亲自过问纺织品生产。年复一年由国务院直接召开全国棉花会议。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集中资金建设上海石化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等大型化纤基地。纺织生产迅速复苏。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纺织工业生产显著上升。当年棉纱产量达到1162万件，棉布达到94亿米，创历史最高水平，布的国内销售总量69.5亿米，比1952年（30.8亿米）增加1.3倍。

1978年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指引下，纺织工业开始进入黄金时期。1981年布的生产量又创153.5亿米的历史纪录。相应地，同年国内棉布销售量达到96亿米的新水平（这一年，呢绒销售量1.6亿米，绸缎3.8亿米，针棉织品9.5亿米，都创历史纪录）。纺织品供应大大丰富起来了，渐渐地，人们对布票无所谓了。正是在这样的良好发展势头下，经过纺织工业部和商业部多次会商，最后又经国务院郑重审议，1983年12月1日由商业部发出通告：“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和絮棉票”。由于关系重大并以防万一，通告中“临时”二字，还是由国务院最高决策层在审议时加上去的。

1984至90年代后期的十六七年间，中国最先在纺织业发生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出现了时装工厂、时装公司、时装杂志、时装设计师、时装模特等鼓励消费的新事物。“人民衣被甚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已成为过去。

5.世界第一纺织品出口国 中国曾经有过“丝绸之路”的历史光荣。中国出产的蚕丝（生丝）和土布（手工纺织的“松江布”等），在十八九世纪曾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倾销“洋纱洋布”和呢绒、毛线的大市场；中国生产的纺织品（除日益萎缩的生丝贸易外）基本上被挤出国际市场。“二战”结束后，仅有少量针、棉织品出口南洋诸国。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十几年间，中国致力于解决国内市场纺织品供应问题，再加上遭受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无力也难以大举进入国际市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有少量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前苏联、东欧。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总额，1952年仅0.4亿美元。60年代起，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纺织工业把纺织品出口的重点转向欧、美、日本、东南亚市场。但举步维艰，直到1978年出口总额还仅24.3亿美元。

在这以后的一些年，随着纺织工业的大发展，更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抓住西方国家纺织工业实行战略转移的有利形势，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出现了大大超过国内外业界人士预料的局面：1990年达到138.5亿美元，几乎是1978年的6倍；仅隔两年，到1992年又跃升为253.4亿美元，进入世界纺织品、服装主要出口国行列。

1993年后的一些年，由于我国服装业的产品日趋精良，同时又有服装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因素，纺织品、服装出口继续呈现跳跃式局面。1997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455.8亿美元（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317.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商品总额的24.9%。同年，纺织品、服装贸易顺差达330亿美元，约占我国全部商品贸易顺差的3/4。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29亿美元的较高水平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稳居纺织商品出口“世界第一”的地位。

6.基本形成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引导下，外资和民间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纺织工业，成了纺织工业腾飞的新动力。截至1997年底，开业投产的纺织业三资企业已有1.5万家，总共吸纳外资150亿美元。其工业产值、出口额、利税已分别占到纺织工业的22%、27%和24%。

集体经济（主要是乡镇企业）的纺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达3万家左右，职工人数近500万，产值近4000亿元（已相当于国有经济的195%）。私营纺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其热点地区在浙江、江苏、福建，尤以福建的石狮，浙江的绍兴，江苏的江阴、常熟、张家港等地最为活跃。在乡镇企业和私营纺织企业烘托下，这些中小城市到90年代中后期已成了著名的纺织城或服装城。

全国纺织业上市公司，到1998年也已达70多家。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工业史上是空前的。中国人口众多，要达到温饱水平决非易事，要达到小康水平更非易事。纺织工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工业部门，在中国社会解决这两个历史课题中起了卓越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催化下，90年代后期，中国纺织工业以其2/3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造成了城乡纺织品市场的一派繁荣景象；以其1/3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形成了“世界第一”纺织品出口国的地位。中国人已圆了“纺织大国”梦。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十多亿人民群众的衣着问题、家用纺织品问题和多种多样现代产业部门需用的纺织品供应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当代中国人必须自力更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在小康水平上。纺织工业发展得好、管理得好，还可以为国家带来每年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并对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城镇居民就业水平起到重要作用。纺织工业在中国是“永恒的工业”，这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中国现在已是“纺织大国”，中国纺织工业将通过调整结构、改善内涵、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而继续得到发展。人们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完成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