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西方与伊斯兰的对立

所谓“文明间的冲突”，是国际关系进步的主要约束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赢得冷战对抗之后，全球冲突与矛盾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改变：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和技术优势、主导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欧美各国，与占据重要地理和资源区位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在涉及国际安全、宗教文化、社会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上，产生或加剧了分歧，激发出新的对抗与极端思想。如果说，巴以矛盾为核心的中东和平问题，好似全球冲突局势的晴雨表；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同“伊斯兰反美势力”（包括伊朗这样的国家政权、哈马斯这样的游击队或“伊斯兰国”这样的新崛起势力）的较量，则决定着国际热点冲突的走向。当今国际冲突和热点多数发生在这两大体系之间，主要范围是从北非到西亚中东到中亚乃至东南亚连为一体的“伊斯兰弧带”。布什主义所折射的“新十字军东征”指向，是西方强硬势力在新世纪初期的主要攻略之一，即通过对伊斯兰反西方挑战者的打压，巩固欧美政治和安全体制的主导地位。当然，这种努力还包含了输出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软改造”，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治理方式。总之，是用欧美现代体系为坐标，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力促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体系西化转变。反过来，伊斯兰反西方阵营用同样强硬甚至更加极端的方式（如恐怖主义），对抗外部的改造企图和打压政策，对内部的温和声音进行反制，并在世界其他地方努力结成反美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与传统的西方左派反抗思潮、国际上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之间有着复杂的默契，在西方国家内部阶级分化和社会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构成今日国际关系的主要抗衡面。

然而，在断定其重要性的同时，又难以对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演化做出精确预测。这种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日益紧张、麻烦点和冲突事件层出不穷，还是逐渐缓和、有所妥协，极端主义受到抑制？美国的“奥巴马新政”，可以作为这种测不准事态的注脚之一：一方面，它通过“巧实力”外交和其他手段，修补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避免单靠武力和一国力量的旧方式，来解决与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存在的重大冲突；但另一方面，伊朗人或塔利班势力并不买账，而是利用美国内外政策重大转换期的“真空”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乘虚而入并寻求扩大反西方的社会基础，从而造成奥巴马主义的困境。同理，人们很难判别西方与伊斯兰这样两种关系悠久却又恩怨不断的文明形态，会在新时期生出何种演进线索。无论如何，对于全球各国和国际制度而言，这种关系极其重大紧要，带有全局性的引导意味，决定着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安理会的偏好、北约的战略调整等重大事态，影响着国际制度建构的整体趋势和国际力量斗争的大格局。

2014年法国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判断。它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深思，为什么在欧洲最古老最优雅的首都之一，会发生如此残忍的种族杀戮？众所周知，法国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那里伊斯兰极端势力正在迅速扩展自己的影响，反对西方统治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反对所有撒旦追随者。伴随着更多穆斯林移民的到来、更多清真寺宣礼塔的建立、更多反基督教思想的传播，以及更多来自沙特和一些阿拉伯国家资助的宗教文化行为，曾经舒适静谧的西欧各个城市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紧张对立和社会撕裂，令民众中反伊斯兰教的情绪及厌恶穆斯林的心理不断加深，排外主义、民粹思潮和右翼力量从中看到其大行其道的时机。认同的差异、价值的对立、文化的误解，成了欧洲走向衰落的又一个通道。《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不是个案，不是偶然。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避开“西方vs.伊斯兰”这对尖锐矛盾。其他西方发达地区和国家（北美、澳洲、日本等），尽管程度不同，亦感受到类似的压力。它是21世纪前期全球治理的主要难题之一，也是制约国际关系和谐进步的重大因素。

图10　各国政要手挽手在巴黎游行声援《查理周刊》（2015年1月）

来源：环球网（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2015/0112/201501120347323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