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统一新罗时期的寓言和志怪

第一节
社会思想文化背景

后期新罗是朝鲜半岛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叫做统一新罗。它结束了七百年三国鼎足的状态，把全国分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归并到一个统一的大国家权利系统之下。这种半岛一统的政治经济局面的形成，得益于之前6世纪法兴王政治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自从654年新贵族势力的代表金春秋登上王位以后，660年另一个新贵族势力的代表金庾信又掌握上大等职位。这样的新变动意味着新贵族势力已经掌控了六部门阀贵族势力，过去的最高国家议事机构“和白会”变成了从属于王权的国王咨询机构，从此“执事部”成为国家主要的决策机构，而执事部牢牢掌握在国王的手中，从此国王地位显著提高。继而太宗武烈王新设和扩充中央权力机构，充实和提高位和部的地位，国王通过它直接掌握官吏的任免，使“和白会”有名无实；此外，还新设和扩充左右理方府（掌管司法）、司正府（官吏监督机关）、船府（管辖水军和船只）、左司禄馆（管经济出纳）、右司禄馆、供葬部（管丧事和祭务）、例作部（掌管土木）等中央机关。这些措施为加强新罗的王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新罗朝廷控制过分强势的门阀贵族势力，以各种借口处决了大幢总管真珠和南川州总管真钦等对战争有功的勋旧势力，又于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后的670年，以临阵脱逃等罪名罢免了六部门阀贵族达官、义官、兴元等大臣。这样，不仅控制和分散六部门阀贵族势力，而且还拉拢地方新兴地主势力，扩大中央王权在地方的影响，达到巩固和加强王权的目的。文武王登位以后，制定了奖励京都贵族和豪族移居州、郡和小京的政策，动员京师的真骨贵族和豪族迁移到九州和五小京等重要地区，政府还为迁移者给予开垦荒地等种种优惠政策。这样的举措不仅有利于开发地方经济，还可分散和削弱京师的这一阶层势力，并为建立全国性的统治网打下了物质基础。统一三国后，新罗王朝重新改编和加强军队，调整了骨品制。这样原来最显贵的圣骨体系被打破，真骨出身的官僚主导国家权力机构，使得圣骨出身的旧贵族完全丧失了王位继承权，由以金春秋为首的真骨出身者垄断了王权。

统一三国以后，新罗王朝在经济方面实施振兴政策，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打好基础。随着领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国家生产力大幅发展，政府收入随之不断增加，人民生活也比以往得到明显的提高。统一战争获得全面成功以后，新罗封建政府的国有土地大量增加，原高句丽、百济的国家直属地和其他大量土地都转为新罗王朝的国家直属地或王室拥有田。战后新罗政府召回大量游离于土地的农民，减轻农民的负担，稳定社会秩序，实行了按丁分田的“丁田制”改革，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控制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增加国家收入，提高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久，丁田制下的农民受到封建政府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承担着田租、贡赋、徭役等多重负担。丁田制的实行不仅加剧了广大农民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滋长了封建政府与贵族豪族地主之间的内部隔阂。为保障对农民的长期压迫和剥削，缓解农民阶级的反抗情绪，新罗政府曾实施了减免租税、徭役；对无土地流浪民进行赈济、贷予种子和耕牛的应对策。

统一三国以后的新罗，大约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则处于和平环境之中。大一统的社会环境打破了过去三国之间的相互封锁的局面，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活跃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这时期的新罗人重视水利灌溉，修筑了碧骨堤和诸多水利设施，以劝农发展水田。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新罗的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而且在与唐朝的经济交流中新罗的手工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手工业一起，新罗人大力开发采矿业，发展了冶炼业和制造业，促进了农业生产、国防和商业贸易。此外，新罗人还大力发展造船业、纺织业和对内外贸易。各行各业的发展自然促进了商业关系的发展，从京都庆州到五小京、九州和郡县首府，都前后逐步发展成商业中心。

经过二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新罗社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这时期的新罗京师和地方郡县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百姓生活安乐。据《三国遗事》的记录：“新罗全盛之时，京中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六户，一千三百六十坊，五十五里，三十五金人宅。”^[1]根据相关记载，这是新罗第三十九代昭圣王（799—800）时的史实。新罗第四十九代国王宪康王（875—885）时，新罗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已经达到了繁荣的高峰期。《三国遗事》道：“第四十九献康大王之代，自京师至于海内，比屋连墙，无一草屋，笙歌不绝于道路，风雨调于四时。”^[2]这些记录都反映出公元8—9世纪时的新罗封建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阶段。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统一新罗的政治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对外交通畅达，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当然，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与中国唐朝的关系居首要的地位。当时的经济贸易关系主要指朝贡和赠与之间的经济交换。虽说朝贡关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外交来往，但它也有贸易方面的经济意义。新罗统一三国几十年以后，因统一战争过程中的矛盾和误解所产生的与中国唐朝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缓和下来，恢复了正常的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特别是新罗孝昭王（692—702）登位以后，新罗几乎年年遣使入唐，后来这样的遣使频率不断增加，每年达到二三次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哀帝天佑四年的289年间，新罗以请援、问聘、朝贡、告奏、献方物、贺正、谢恩等名义派使节来往，足有126次，新罗使每次入唐都携带众多礼物或贡品，以示友好和忠诚。如新罗景文王九年（869），王子金胤亲自入唐，谢恩，进奉了大量黄金、白银、马匹、牛黄、人参、锦缎等物品。这次入唐，景文王非常重视，不仅亲派王子，而且贡品多，质量也高。唐朝也非常重视对新罗外交，每次新罗使来献贡品，唐朝廷回赠很多贵重的物资以还礼。特别是唐朝有求于新罗时，会赐予非常厚重的礼物，以示友好和诚意。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派使请新罗出兵夹击渤海国，使者金思兰带去的物品数量多、质量高，令人眼花缭乱，“罗锦绿章，见之者烂目，闻之者惊心”。有唐一代，唐罗两国的使节往返格外地多，这使得使节贸易也十分活跃。此外，唐罗两国的海上贸易也格外活跃。晚唐时期，由于一些特殊的国际环境，很多新罗难民侨居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些新罗人以中国沿海一带为根据地，有坐地经营国际贸易的，也有从事中国沿海地区商业活动的。据新罗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新罗商人活跃于唐朝广泛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和浙江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和港口，到处居住着以商人为主的新罗人，很多地方甚至形成较大集居区，历史上把这些新罗人集居区叫做“新罗坊”。其中的有些“新罗坊”规模较大，都拥有自己的墓地区和寺庙，甚至有的寺庙里有上百个僧侣。

统一三国以后的新罗，改革发展，积极推动与唐朝的文化交流。新罗人学习唐的先进文化发展自己，大到国家制度，小到生活习俗，无不处处受唐代文化之影响。当时学习唐代先进文化，主力军是青年学生。他们至唐留学，很多人进入唐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中国的经典。在唐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学生最多，有时竟达216人。一开始新罗派的一般都是王子或王族子弟，带有质子的性质，但后来唐罗走向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所以留唐学生逐渐变为进修学习的性质，一般人家的子弟也可以随时入唐学习。唐朝政府也为了鼓励外国留学生，大量资助外国留学生的食宿和学杂费等，还增设宾贡科，凡外国留学生及第者，唐朝皇帝一视同仁，皆授予官职，让其在唐发展。在这样的鼓励政策下，在唐学习和参加宾贡科考试者很多，其中及第而获高官厚禄者也不少。像崔致远那样宾贡科出身而扬名于中国大地的，也有一些人。

在留学唐朝的队伍中，也有很多是僧侣阶层的人士，其中称得上高僧者有64人之多，历史上著名的义湘、慈藏、圆测、圆光等就是留唐以后成名的佛教界大师。由于有了这些留唐僧侣的努力，新罗佛教逐渐由祈祷或护国佛教转变为探索其理论上“微义”的原意佛教。比如《三国遗事》载：“瑜珈祖大德大贤，住南山茸长寺。寺有慈氏石丈六，贤常旋绕，像亦随贤转面。贤惠辩精敏，抉择了然，大抵相宗铨量，旨理幽深，难为剖拆，中国名士白居易尝穷之未能。乃曰：‘唯识幽难破，因明擘不开，是以学者难承禀者尚矣。’贤独刊定邪谬，暂开幽奥，恢恢游刃。东国后进，咸遵其训，中华学士往往得此为眼目。”^[3]佛教唯识宗，其理论深邃，道理难解，这是佛教理论界的一个共识，但这难不倒新罗佛教学者们。记载中的贤就是这些新罗佛教学者中的一个，他“惠辩精敏，抉择了然”，把“相宗铨量，旨理幽深，难为剖拆”的这种教理，也能够剖析得一清二楚。这种佛教理论，中国唐代的大诗人兼佛教学者白居易也曾经束手无策，没有能够说清楚，最后只能说“唯识幽难破，因明擘不开，是以学者难承禀者尚矣”。但是新罗的贤瑜珈，经过苦心研究，独自“刊定邪谬，暂开幽奥，恢恢游刃”，可知他对佛教理论的深刻了解。当时和后世的新罗佛教界，都“咸遵其训”，甚至“中华学士往往得此为眼目。”

中国的道家文化，三国后期已经传人朝鲜。新罗留学生在唐也注意学习老庄之学，其中的一些人开始信奉道教，如金可纪、崔承佑、惠慈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回国以后为扩展新罗的道家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唐朝政府也关心道教在新罗的传布，据《三国史记》，孝成王（737—742）时以特使身份来新罗的邢瓙，特地带来了其天子所赠道家之书，“夏四月，唐使臣邢瓙，以老子《道德经》等文书，献于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孝成王》）新罗还特别重视学习唐朝的礼乐文明，如神文王二年（682）就已经派使者到唐求得礼乐之书，武则天不仅表示欢迎，而且命人抄写一部唐《吉凶要礼》及一系列重要的相关文章，送给新罗。

新罗统一三国以后，确立了偃武修文的基本方针，继续实行亲唐政策，大量收入唐文化，在发展佛教的同时，更加强儒家文化的普及。新罗自三国时期开始实行了儒、佛并重的思想文化政策，不过在统一以后的新形势下，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政策，无疑会对其前进的方向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统一之初，新罗上下展开了围绕重儒重佛的大讨论。结果，新罗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更偏向于儒家思想，终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以佛教为国教，这就是统一新罗思想文化的特点。所以统一三国以后的新罗，不仅设立国学以儒家文化教育子弟，而且实行以儒家经典进行考核的读书三品科的选举制度选拔国家所需人才。统一新罗时期重教重人才，朝廷专设行政机构专管教育，以备人才来源。“国学属礼部，神文王二年置。景文王改为大学监，惠恭王复故。卿一人，景德王改为司业，惠恭王复称卿，位与他卿同。博士、助教、大舍二人，真德王五年置，景德王改为主簿，惠恭王复称大舍。”^[4]可以看得出，统一后的新罗不断调整和改革教育管理机构和制度，力图提高教育质量。在教育内容上，养人用人主要靠儒家思想。这样，儒家思想文化在新罗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提高。我们考察一下当时著名儒家学者强首的一生，就可以知道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文化环境下的成长路径。《三国史记》记强首曰：

强首，中原京沙梁人也……及壮自知读书，通晓义理。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乎，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所闻虽浅近，而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之杰……及文宗大王即位，唐使者至，传诏书，其中有难读处，王召问之，在王前，一见说释，无疑滞。王惊喜，恨相见之晚，问其姓名，对曰：“臣本任那加良人，名‘字头’。”王曰：“见卿头骨，可称‘强首先生’。”使制回谢唐皇帝诏书表。文工而意尽。王益奇之，不称名，言‘任生’而已。”^[5]

这一记录告诉我们，统一新罗之初，经过一番取舍选择以后，国家照样把儒家思想当做统治理念，实行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为了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也为了自己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苦读儒家经典，以儒家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中原京沙梁部人强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自幼年一直到壮年苦读儒家书，通晓义理，出落为对国家有用的文士。当父亲问及学佛学儒的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学儒，原因是“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所以他表示“安用学佛乎，愿学儒者之道。”实际上，强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那个时代新罗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自小刻苦学习儒家之书的结果，强首逐渐成长为学识渊博的汉学者，为国家的统一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对此《三国史记》又说：“强首者，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故能结好成功。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6]强首以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为统一事业大显身手，让人们知道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成为对国家真正有用的人。对当时强首的知识和才华，《新罗古记》也记道：“文章，则强首、帝文、守真、良图、风训、骨番。”在众多有才华的文人墨客里，把强首放在第一位。在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则走以儒学为主，兼学各种学问的道路，如新罗太宗金春秋的次子金仁问就是这样的人。《三国史记》说：“金仁问，字仁寿，太宗大王第二子也。幼而就学，多读儒家之书，兼涉庄、老、浮屠之说。又善隶书、射、御、乡乐，行艺纯熟，识量宏弘，时人推许。”^[7]

新罗一统朝鲜半岛以后，即定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思想。同时，新罗统治阶级认为普及和深入掌握儒家思想文化，办教育是最强有力的手段。教育能够开启民智，教育能够使整个国家的精神文明更上一层楼，但教育更重要的一个社会作用，即能够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能够保证国家管理人员队伍的质量。那么，用什么内容去教育学生呢？新罗王朝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儒家思想文化，因为儒家思想文化里头有人伦道德、治国之经纶，有君臣父子关系之准则、维护社会秩序之义务，也有对人类社会治乱史之总结、处理人际关系之原则，而更有“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和“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对封建帝王绝对有利的理论教条。这样，儒家思想文化经典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新罗国学和乡学向学生授课的主要内容，同时，它也成为新罗选举制度——读书三品科选拔人才时的基本内容。我们看一下《三国史记》对统一新罗时期的最高学府——“国学”教育中的教学内容的记录，就能够知道其指导思想原则，其曰：

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凡学生，位自大舍已下至无位，年自十五至三十，皆充之。限九年，若朴鲁不化者，罢之，若才器可成而未孰（熟）者，虽逾九年，许在学，位至大奈麻，奈麻，而后出学。^[8]

可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以儒家经典教育为目的的学校教学内容。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到，新罗最高学府国学的课程几乎包括了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和文献，安排专业教授人员博士和助教讲课。国学生在国学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两个方向上考虑，一是掌握儒家知识，二是应对读书三品科选举，但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于后者。因为新罗统一三国后，一开始还是延续了三国新罗时期的那种人才“以弓箭选人”的方法，到了元圣王（785—798）四年才第一次实行读书三品科，以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选拔人才。“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9]根据这一记录，国学诸生读书，以三品为出身依据，如“读《春秋左氏传》，若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能够读通“《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只能“读《曲礼》《孝经》者为下”，但是“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例外，对这一类优秀国学生实行“超擢用”政策。还有，在新罗凡是国学生，都一律安排“位自大舍已下至无位”，年龄掌握为“年自十五至三十，皆充之”。新罗国学实行九年在读期间制，但又根据具体情况实行灵活的毕业年限制，如对九年期间中的“朴鲁不化者”则予以罢出，但是对那些“才器可成而未孰（熟）者”，其时间虽超过九年，还是允许其继续在学，“位至大奈麻，奈麻，而后出学”。新罗国学的这种管理模式和国家的选拔制度，都是围绕一个目标而设定和进行，那就是普及儒家思想文化以选拔其中的佼佼者，充当国家相关部门的官僚和官吏。在以儒家思想为教育内容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新罗政府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其中如尽管没有上国学，但曾经入唐留学深造过的人怎么对待的问题。“五年……九月以子玉为杨根县小守，执事史毛肖，驳言‘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忧之职’。侍中议云：‘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王从之。”^[10]在极度重视吸收唐代文明的那个时代，这样的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再自然不过的。同时，新罗政府在选举制度上的这些新政策，为其振兴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契机，并处处体现了其“偃武修文”的国家基本战略意图。

统一后的新罗儒学，在摸索当中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在新罗朝廷的奖掖下，有计划地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新罗儒学逐步摆脱其初只以学习和应用为目的的状况，进入了一个具体研究儒家思想文化经典经义的阶段。对儒学经典经义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事业，大约于圣德王代已经开始引起重视，“详文师，圣德王（702—737）十三年，改为通文博士，景德王（742—765）又改为翰林，后置学士。”^[11]自惠恭王（765—780）时，朝廷开讲经会，国外亲自参加并主持，“（惠恭王）元年，大赦，幸大学，命博士，讲《尚书义》。”^[12]又于“（惠恭王）十二年……二月幸国学，听讲。”^[13]这样的宫廷讲经会，其后在各个朝代的国王那里，一直在坚持进行，如“（景文王）三年春二月，王幸国学，令博士以下，讲论经义，赐物有差。”^[14]为了加强对儒家经典经义的深入理解和研究，新罗政府积极从唐朝引进中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发展自己的经学研究打好资料上的基础。唐王朝也理解新罗这方面的需求，通过各种途径给新罗送去一系列的相关文献和资料，以表达支持。

随着统一新罗进入中后期，社会各种矛盾和危机不断出现，曾经经历过一段繁荣时期的新罗，开始了走下坡路的历史过程。首先，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急剧膨胀，不仅激化了其与农民阶级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且还引起了中央集权与豪族地主势力之间的矛盾。到了8世纪中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于768年七月出现了“一吉湌大恭与第阿湌大廉叛，集众围王宫三十三日，王军讨平之，诛九族”^[15]的事件。这是新罗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集结于一个点上暴发的结果，从此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围绕王权的斗争连续不断地发生，使新罗王朝的机体大受影响。9世纪中叶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到其八十年代先后发生了弘弼、张保皋、良顺、兴宗、金式、大昕、允兴、金锐、近宗、信弘、金尧等人的叛乱，而这时期宫廷内王族内部围绕王权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穷奢极欲生活的追求。他们残酷压榨和剥削下层人民，以各种名目搜刮农民的膏血，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使劳动人民穷困潦倒、走投无路，只能奋起反抗，走上起义的道路。从此新罗各地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全国各州郡先后有数十次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种农民斗争一直持续到新罗末叶。这些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新罗封建统治，惩罚了豪强官僚、豪族地主、不法僧侣等，严重动摇了新罗封建统治的根基。

新罗政治经济的衰落，导致了思想文化的颓靡。这时期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逐步丧失了自己原有的积极因素和作用，演变成了维持颓势的催眠歌。那些封建王公贵族和豪族官僚，变成了满口仁义的变相强盗，他们巧立名目，盘剥穷苦百姓，举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招牌，行掠夺黎民之实。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也逐渐显露出自身弊病，各个城镇的闾里庙、塔栉比，庶民避税逃入寺庙，因此军丁、农丁大幅减少，从而国家经济陷入极其困难境地。正如《三国史记》所说：“奉浮屠之法，不知其弊，致使闾里，比其塔、庙，齐民桃于缁褐，兵农浸小，而国家日衰，则几何其不乱，且亡也哉？”^[16]这一记录，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佛教衰颓的基本情况。

从整个新罗一代的思想界来看，佛教经历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从祈祷佛教、护国佛教到对佛教理论的深入探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新罗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鼓励，佛教一度显现出了极其繁荣的景象，佛寺的营建，出家僧尼数量的激增，佛经的翻译研究，都达到空前的地步。佛教发展的结果，到了7世纪中叶前后，新罗佛教形成了五个教派，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五教”即谓此。到了8世纪后半期开始，新罗禅宗大有发展，全国逐渐形成了九派，佛教禅宗发展史上的“九山”就是其那时的称谓。在佛教事业繁荣的形势下，许多僧侣到中国跟随本地大师形成门派，或有些人则在中国逐渐开辟新的领域，成为一山一地大受欢迎的佛教大师。甚至有些僧尼在中国修成正果以后，还不停歇，不远万里到印度各地去考察并取经，为朝鲜佛教史填写了不朽的一页。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大师元晓、义湘等人，刻苦钻研佛教理论和历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撰写出一系列颇有影响的佛教著作，丰富了朝鲜古代佛教哲学文化宝库。

值得注意的是，自统一新罗中叶以后，朝鲜的儒、佛、道思想，走向了逐步融合的道路。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背景下，儒、佛、道三教“互取有无，各尽所长”，共同向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方向发展，为缓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在新罗后期崔致远有关几位禅宗大师的纪念性碑铭中，有关三教合一走向融合之路的内容，表达得既具体而又深刻。

在统一新罗文化发展的行程中，汉学与儒学一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7世纪末的强首、薛聪既是大儒学者又是著名汉学家。到了8—9世纪，又出现了金大问、崔匡裕、朴仁范、崔致远等著名汉学家、作家。其中的金大问有《高僧传》《花郎世纪》《乐本》《汉山记》等，崔致远有《四六集》《桂苑笔耕》《文集》等。在音乐舞蹈方面，除了传统的伽耶琴、玄琴、琵琶等大有发展之外，新罗独特的大琴、中琴、小琴也有显著的发展。统一新罗时期弹奏这些乐器的高手也辈出，如玉宝高，在智异山云上院经过五十年的修炼，创作了《上院曲》等三十余首乐曲。这时期新罗的歌舞也有很大的发展，从崔致远的组诗《乡乐杂咏》看，新罗的歌舞种类繁多，演技高超，为其后朝鲜音乐舞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绘画、雕刻方面，统一新罗人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佛国寺的建筑、皇龙寺的铜钟、芬皇寺的铜像、石窟庵的雕刻、万佛山的罗汉等都是这时期绘画、雕刻和泥塑创作上的优秀成果。

[1] 一然：《三国遗事·纪异·辰韩》，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6页。

[2] 一然：《三国遗事·纪异·处容郎》，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41页。

[3] 一然：《三国遗事·义解·贤瑜珈》，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21页。

[4] 金富轼：《三国史记·志·职官》，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66页。

[5]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强首》，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28页。

[6]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强首》，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29页。

[7]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金仁问》，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12页。

[8] 金富轼：《三国史记·志·职官上》，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66-367页。

[9]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00页。

[10]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00-101页。

[11] 金富轼：《三国史记·杂志·职官中》，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71页。

[12]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惠恭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95页。

[13] 同上书，第96页。

[14]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景文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15页。

[15]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惠恭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96页。

[16]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敬顺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