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第一章 勤学苦练，博汲医源

阮士怡于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正当他专心攻读工学专业时，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彼时，阮士怡经常反思：“国难之时如无强健体魄，何以御外侮强敌？”于是，为求施展强国健体的抱负，他毅然放弃了工学专业，并于次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后，在日籍教授畑邦吉指导下继续攻读研究生两年。在此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西医知识，而且建立了科研思维，为日后进行中医药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中医从业者较多，具有人员优势，而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技术优势。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

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团结中西医”被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1954年，毛泽东主席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同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下称“西学中”班）。同年9月25日，原卫生部呈递《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称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毛泽东主席批示：“此件很好”，并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此后，全国有计划地举办“西学中”班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各种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班俨然成为这个时期中医学界的盛事。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阮士怡在天津参加了“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此期间，他系统学习了祖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等中医基础知识，及中医内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学等中医临床知识；同时系统学习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中医经典。

当时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授课的除了中文老师外，还有日本和德国的医学授课老师。为学习之便，阮士怡当时也学习了日语和德语。如今，百岁高龄的阮教授仍保留着部分求学期间使用的教学参考资料和学习笔记。

在学习过程中，阮教授大都采用中英文双语记录医学笔记，以便掌握得全面而深入。正是由于在学医伊始建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阮教授才能在今后中西医结合临床及科研工作中，不断有创新灵感迸发，并运用到临床实践之中。

在此后“西学中”的过程中，阮教授记录了每门课程的笔记并保存至今，包括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外科学和中医四部经典等。

在学习经典时，阮教授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均做了细致认真的摘抄与总结。

图1-4为《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概述内容；图1-5为《伤寒论》第279条“桂枝加芍药汤证”原文和注释，并对桂枝加芍药汤配伍及加减应用都做了详细记录。

图1-6为对《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之血病脉证治第十六”的记录。

阮教授接受过系统的西医学教育，并拥有十几年的西医临床工作经验，这为其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在学习中医内科学时，他详细地记录了每一个中医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对所学内容提出问题，对其是否能解决临床问题及如何解决临床问题进行思考。图1-7和1-8为中医内科学有关惊悸、怔忡的笔记，记录了惊悸和怔忡的概念、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内容，并记录了阮教授学习该病时所思考的问题。

阮教授深知学习中医必定要阅读大量的中医古籍，方能领悟中医的博大精深、微言大义。为此，他在“西学中”的过程中，除了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医古籍。“学而不思则罔”，阅读的同时，他也不辍思考，并对古籍内容做了大量批注。

图1-9、1-10和1-11为阮教授阅读《经验良方·卷四·脉学经络穴名行针》时，对原文内容所做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