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刚柔并用，审时度势
天地之道，刚柔并用，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事情都有刚柔不同的两方面，任意一方都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有智慧的人往往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好取舍，掌握好自己的度，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圆融地通行于不同的力量之间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都不求极致，留下余地，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游刃有余。
4.1 委婉圆柔达成目的
天地之道，刚柔并用，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事情都有刚柔不同的两方面，任意一方都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有智慧的人往往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好取舍，掌握好自己的度，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圆融地通行于不同的力量之间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都不求极致，留下余地，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游刃有余。
曾国藩对于刚柔并济的做人之道深有体会，他所处的环境中不仅要面对自己的同僚，更要时时刻刻小心地应付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掌握着生杀大权，随时都可以让伴君者灰飞烟灭。之所以处于这种境地的曾国藩仕途依旧平坦，正是因为他掌握好了与帝王相处的度。
咸丰年间，曾国藩曾经居丧在家，这一阶段他获得了难得的清净，可以耐心地思考很多问题，让他贯彻了很多从前不明的智慧。而在这一时期他也犯过一个大错误，差点让自己一生的前途都断送掉，那便是他主动伸手向朝廷要官。此事令清廷的统治者大为光火，认为曾国藩野心外露，幸而他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此举已经越界，因此及时挽回，才得以保住了自己的仕途。
此事之后，曾国藩一直都深刻地反省自己，经常拿此事来提醒自己一定要掌控好做事的度。至晚年时，他更是深刻检讨了自己当时的“不知进退”，以警醒后人。从这件事上，曾国藩顿悟到：“有求于上，应委婉而言”，他明白统治者并不喜欢官员们主动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不仅侵犯到了他们的权威，而且在无形之中夸赞了自己的功绩，形成对于清廷的影响。要想“颇得实惠，步步高升”，掌握好行事的度便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长期的总结之后，曾国藩对于自己和统治者之间的相处之道提出了四条铁律，这也是他的处世经中针对上级领导的基本态度。生杀予夺的皇帝在曾国藩面前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即便曾国藩是难得的将帅之才，有平乱之功，也依旧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因此，曾国藩与皇帝相处的第一态度便是逆来顺受，不管皇帝有任何的责怪，哪怕是误判，都要秉持着恭敬听从的态度，令统治者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尊重，从而减轻对于曾国藩的猜忌。
作为最高统治者，尤其是身处风云突变的乱世，清廷最担心的便是手握重兵的将帅有二心。曾国藩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就算是他权倾一时，属下拥立之心明显，他都没有想过要有越雷池之举，因此他对清廷的态度之二便是：誓死效忠。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曾国藩都在表露自己的忠心，以剔除统治者对自己的不信任。因为他知道一旦统治者的信任消除，任何的职权与荣华也都会随之而去。朝廷可以忍受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品德的官员，而绝对不能忍受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员，效忠是作为臣子的最大原则，也是统治者最为在意的原则。
官场风云诡谲，就算曾国藩对朝廷忠贞不二，对统治者言听计从，也难免会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耿直之士最难忍受的便是一片忠心被无视，而曾国藩却将这种无奈当做是自己为官必须经历的一个部分，不改初衷地认真对待。在他实在无奈之时，便拿出“缓”与“拖”作为应对之策，这也是他对待清廷统治者的第三个基本态度。用“缓”来争取时间，用“拖”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让统治者可以醒悟过来，而曾国藩却可以保全他的原则，不违初衷，又不会与朝廷形成两立之势。
为官但求富贵，是很多人走上仕途的愿望，曾国藩虽然有经世之才，也会有所欲求。因求官而惹恼朝廷，是他过于袒露心愿而招致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逐渐改变了策略，让自己的要求得以满足的同时又不会引起统治者反感，因为他做到了“委婉”二字，这也是曾国藩与统治者相处之道的第四条。
以“委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向朝廷提出要求，需要掌握好言辞与行为的度，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提出愿望，则既能实现目的又能保全彼此体面。
1857年，原属于曾国藩部下的李续宾、杨岳斌统帅着湘军的水陆师，增援湖北胡林翼获得大胜。曾国藩来到九江劳师之后，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应该重新归属回自己调度，同时湘军在战争中也有损耗，朝廷理应给予犒赏。同年一月，曾国藩向朝廷撰写奏章，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愿望。
在奏章中，曾国藩并未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重点说明了三点：其一，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领的水陆师来到湖北的原因，是因为胡林翼告急，自己急人所急，才派遣了部下率军支援。李、杨二人所统领的湘军来到湖北之后，不仅帮助胡林翼收复了武昌，同时还将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收复，建立了赫赫战功。此等勇猛之士正是湘军的战斗力所在，而自己也正需要他们的支持，以此暗示应将李、杨所率领的水陆师拨还给他为湘军。其二，曾国藩丝毫不提自己在收复武昌之中所作的贡献，只是一味地夸赞李续宾、杨岳斌的战功，为旧部脸上贴金，也让朝廷明白李、杨能建此奇功，正是因为有他的指引，从而更加重视湘军的影响力。其三，虽然整个奏章都没有说出自己是李续宾和杨岳斌的领导，但是在奏章的最后，曾国藩却提出要为李续宾、杨岳斌部队请赏，并催军饷。这种态度便是以李、杨二将的指挥者自居，虽不明说，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功劳。
综观这一封奏章，全篇之中没有一处是曾国藩要求朝廷将湘军水陆师拨还，也没有一处是向朝廷说明自己的功绩，但是却通过委婉的方式，让朝廷无法忽视曾国藩在这一场战役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自然不能无视他的要求。曲意示衷令曾国藩也顺利达到了目的，皇帝果然大大嘉奖了曾国藩、李续宾和杨岳斌，同时将部队也重新拨归他来调度，此事成为他以柔克刚之法的一次成功示例，也是他“委婉圆柔”之法的胜利。
4.2 登高才能望远
世事复杂，而官场更为险恶，封建社会的宦海沉浮更隐藏着无限危机，几乎可以算是难有宁日。不管在哪个朝代中，都会有善于钻营、阿谀奉承之徒受到重用，以至于奸佞当道，封建社会的制度决定这种现象不能被根除，那些谋求个人私利的人自然也会不断打压忠贞贤良之辈。曾国藩身处官场，从年轻时代就痛恶那些结党私营的人，而他又不得不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因此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他所在的清王室又是以满清旗人为主，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之心，这更增加了他从政的难度，在这种环境之中，曾国藩不仅做人要小心翼翼，做事更要深思熟虑，唯恐有所不周，当出现困局之时，只有将眼光放长远，才能找到脱离险境的坦途。
曾国藩一直都想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官，因此在根本上就和庸俗的官僚们划清了界限，而他又不希望得罪这样的人而引来闲言碎语，所以不管是说话做事都极为谨慎，有时候就算是吃眼前亏，他也是笑着接受，不做任何抱怨。但对于一些可积累恶习的事，曾国藩却非常明确地坚决反对。
道光年间，在曾国藩家乡任职的朱姓知县，与当地的乡绅们来往很密切，曾家作为当地的名门自然也在其中。而朱知县当政几年之后，当地的财政却出现赤字，面临着被调离的处境。乡绅们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都非常惊恐，因为朱知县的权位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好处，他们不愿意因其调离而危及自身利益。于是有人提议让全县的百姓都来捐钱，用以弥补财政亏空，以便留住父母官。曾家在接到这一通知之后，很快就写信给曾国藩，询问他是否应该参与这一行动。
接到家书之后，曾国藩立刻就回信，告诉家人不要急着参与。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看似为了百姓，其实还是为了自己。虽然倡议的时候个个言辞激烈，许诺愿意多出一份钱，可真正到了掏钱的时候，必然是分摊到百姓头上，至于这些官绅有无掏钱则无从考证了。更重要的是，百姓承担税赋就已经非常辛苦了，而官绅们还要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增加人民的负担。一旦钱收了上来，势必会刺激一些人的贪欲，导致恶官酷吏巧取豪夺的场面，假公济私之下受到伤害的只有百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事一旦有了第一次，以后势必还会有人效仿，官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行这样的措施，岂不是将穷苦的百姓都推进了深渊，以后再也翻不了身了？
基于这种考虑，曾国藩要求家人避免参与此事，同时静观其变，看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而此后因没有人拥戴，这个倡议也就自然落空了。
几十年的官场生涯让曾国藩练就了深谋远虑的本事，更让他可以在遭遇看不惯的事时巧妙地周旋其中。虽然他认为自己非常愚钝，但实际上却非常有心机。不管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的时候，抑或他不得志之时，他都非常巧妙地与朝中的权贵周旋，既不结党营私，又不会成为帮派斗争的牺牲品，因为在曾国藩的眼中，结党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
随着功绩的不断建立，曾国藩在清廷之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虽然他不会主动结交权贵，但权贵却不会忽略他。不管是道光年间，还是咸丰年间，以至于慈禧太后把持朝政的同治年间，曾国藩都受到了朝廷权力集团的青睐。道光时的穆彰阿、咸丰朝的肃顺、同治朝的奕訢，他们之间都是属于对立关系，每一次权力的更替都可算是仇人之间的接交，况且穆彰阿和肃顺都未能得到善终。即便如此，曾国藩在三朝之中却和这些人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算穆彰阿和肃顺敌对多年，可当肃顺掌权时，依旧对曾国藩另眼相看。
能够在对立的权力集团之中获得两方面的认可，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曾国藩避开了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而且在肃顺倒台之后，没有留下丝毫与之相交的痕迹。当慈禧太后以政变形式瓦解了肃顺的权力集团后，意图肃清他的党羽，发现朝中的官员都和肃顺有书信往来，唯独曾国藩没有一字一言，找不到任何把柄，就连慈禧都发出了“曾国藩乃忠臣”的感叹。那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历代的权力集团总是不停地更换，曾国藩遍阅史籍自然明了其中的规律，他不愿意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投身于某个权力旋涡之中，变成斗争的牺牲品。从长期来看，任何权力集团都有瓦解的时候，而自己又不能完全地避免，绝对的中立在封建社会的朝廷之中不会存在。因此，曾国藩要一方面取得权贵的信任，一方面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肃顺作为文庆的接班人，在咸丰年间纠结了恰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组成了势力最为庞大的三人集团，深受咸丰帝的信任。他们三人盘结在一起干预朝政，连军机处都要听命于他们，肃顺作为三人的首领又和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结为死党，几乎招纳了朝中所有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一时间风头无两。
在如此大肆结党的环境之中，肃顺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为了长期把持朝政而与慈禧、奕訢等人展开了斗争。对于肃顺来说，军队是尤为关键的力量，湘军又是军队之中战斗力最强的，他自然不会忽视。但就算肃顺在朝廷之中明目张胆地结交权贵，对于作为国家支柱的军队还是不敢贸然行动，因为大臣和手握军权的将帅来往密切最易成为政敌的攻击对象，而曾国藩与胡林翼等人也都巧妙地避嫌，以免引来不测之祸。
事实上，曾国藩表面上和肃顺保持着距离，但却有千丝万缕微妙的联系。因为在肃顺所招纳的众多党羽之中不乏与湘军往来密切的人，有一些湘军集团的人甚至成了肃顺的座上客。在曾国藩做礼部侍郎的时候，尹耕云曾经是他的属员，受到了曾国藩的器重。而其后，尹耕云也担任了肃顺的属吏，并且肃顺还对他“礼敬有加”。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和曾国藩、胡林翼并没有密切来往，但却和尹耕云等关系非同寻常，如高心夔等。肃顺将这些人招揽在门下，除了作为自己的力量来培植之外，还经常与他们共议军政大事。在鸦片战争的战和问题上，肃顺便认真听取了尹耕云、王闿运等人的意见。及至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因其赫赫战功成为当朝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肃顺更加认真地听取着王闿运等人的意见，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而王闿运、尹耕云等在与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信往来之中自然也会商讨当前政事与战况，无形中传达了彼此的态度和意见，形成沟通。
在与肃顺权力集团微妙的关系之下，曾国藩自己也得到了一定益处，肃顺进言咸丰帝，力举并不被咸丰信任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对于曾国藩的一些下属也多有提拔，这无疑是肃顺向湘军集团伸出的友好之手。而曾国藩虽然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实权和利益，但他却一直不动声色，照旧通过一些名士和朋友与肃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并未明目张胆地与其结交。也正是在他这一长远目光的帮助之下，才避免了肃顺倒台之后被慈禧、奕訢集团追绞的厄运。
4.3 让他三尺又何妨
国人进入仕途，多有光耀门楣的愿望，认为只要一人得道，全家自然也就应该升天。对于做官的人来说，通过自己手中的一点权力来为家庭谋取一些额外的福利，似乎也是理所当然。而曾国藩直到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手握当时实力最为强劲的湘军，在朝堂之上一言九鼎之时，也都时刻在要求自己低调为人，从来不愿意因为自身所具备的权力而让家人享受特权。这与他长期以来藏锋守拙的个性有关，也是曾国藩能够在官场纵横多年而不倒的基础。
与“治国、平天下”相比，“齐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治理好一个家庭足以看出一个人的才干。而曾家是一个大家族，不仅人口诸多而且在湖南当地具备着非凡的影响力，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别人的热议。这一切固然是因为曾国藩在朝堂之上的权势，但同时也成为别人观察曾国藩的一个窗口。因此曾国藩对邻里关系相处非常认真谨慎，避免因处理不好关系而产生仇隙，如果制造事端，不但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帮助，还会让近邻变成自己的敌人。而面对这些矛盾，曾国藩所秉持的一个原则便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在同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便是一个谦虚低调的人，他在京城为官，而家人却居住在桐城，他们认为自家在朝中有靠山，难免会有一些跋扈之举，有一次，在修房时和吴姓邻居发生了争执，彼此都不能界定院落的界线。于是张家人便一纸信函发到京城，想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让邻居屈服。张英看到来信之后，莞尔一笑，便手书四句诗寄了回去：“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到了张英的来信，顿时悔悟，依照他的指示在界线上让出了三尺，而邻居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主动让出三尺来，此地便成了闻名古今的“六尺巷”。
此事因《桐城县志》的记载而广为流传，曾国藩认为张英此举正是大智慧，他不会为了一些琐碎之事擅自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更难得的是在与普通百姓发生摩擦时秉持着忍让的精神，身居高位而能做到谦逊，实在难得。及至咸丰初年，曾家因家庭成员众多，需要扩展宅基，也发生了与张英类似的事情，邻居在曾家修建黄金堂时横加阻拦，认为曾家宅基超出了地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一气之下便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要求他发话来摆平不识好歹的邻人。而曾国藩收到书信之后回了一封长信，信中附上了张英的诗作，劝说家中的子弟要心胸开阔，“让他三尺又何妨”？因为这三尺之地，让邻人反目，成曾家恶名，又怎么值得呢？按照他的指示，曾家主动退缩了地界，给邻居方便。而邻人看到曾国藩居然能做到如此忍让，也大受感动，将自家的宅基转让给曾家扩大黄金堂新宅。
不管是在官场上与比自己强势的权贵打交道，还是在乡间与自己的邻居打交道，曾国藩所坚持的原则都是相同的，在无伤原则的时候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这成为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处世秘方。
因曾国藩的教导，曾家的家风一时之间为当地人所称道，曾家的子弟在乡里也成为谦逊的榜样。但由于子弟诸多，其中难免会有依仗权势行恶之徒。曾国藩知道地方官都害怕京官，所以一再告诫自己的家人不要轻易去干预地方官的行政命令。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却一直都听不进去，在乡里横行霸道，多次干预湘乡知县的政事，引起了人们的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各地兴起了“哥老会”，尤其是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原来参与过湘军的人被遣散回乡，大多参加了“哥老会”，形成一定组织为害乡里。曾国潢对于这种组织非常反感，积极参与当地县衙组织的剿灭行动，而他暴躁的脾气在这个过程中日渐增长，遇到了自己憎恶的人就会捆绑到县府之中，要求知县将其判死罪。湘乡县令是一个佛教徒，本以慈悲为怀，但曾国潢家世显赫，每次他有所要求，县令又不敢不从，因此良心受到了极大折磨。有时候曾国潢会一次性捆绑五六十个人，要求县令判死刑，到最后也很难有人生还，县令总是悲戚地说：“曾四借我的手杀人！”
对于家人的所作所为，曾国藩虽然远在京城，但通过书信也略有所闻。他在家信之中多次提及：“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做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提醒子弟就算现在家道强盛，也要时时为将来家道衰落做好准备，千万不要干预公事。尤其告诉曾国潢“人待人为无价之宝”，让他与乡邻处理好关系，不要为恶乡里。但曾国潢并没有因此而收敛，有一年湘乡县新建了一个码头，按照惯例需要宰杀猪牛羊，用“三牲”作为祭礼，但在曾国潢的安排之下，居然杀了十多个人来“血祭”。
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他为了奔丧回到湖南，听说了曾国潢的各种恶行，便想要严厉惩戒他。有一天，曾国潢午睡的时候，曾国藩拿着一个锥子悄悄来到他床边，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被吓醒之后，发现血流满床，被褥都被染红了，顿时大惊失色，厉声责其行为残暴。而曾国藩却说：“我不过是拿锥子刺你几下，你就觉得我残暴，你拿刀杀了人，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你呢？”
经过了这一番“血”的教训，曾国潢暴躁的性格有所收敛，对待乡邻的态度也慢慢好转。曾国藩通过这种行为，让他明白了：与乡邻的相处之中要做到忍让，宽和对待每一个人。
4.4 不计前嫌胸怀广
在波诡云谲之中寻求生存，必须有良好而坚固的人际关系作为基础，这是一条至理。曾国藩身处清廷政治变幻莫测的阶段，历经三朝皇帝，在不断的历练之中也体悟出了自己的为人之道，将这一门深奥的学问钻研得十分透彻。对于自己而言，曾国藩一向都严格要求，不怨天尤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立己达己，而历史上的无数伟人也对此做出了证明。对于别人，曾国藩一向以宽广的胸怀善待之，就算偶尔发生摩擦甚至曾经有过交恶，他都会不计前嫌。这种处世之风让曾国藩的人格魅力获得了大幅度提升，自然也为他吸引了更多的朋友。
与曾国藩同期为官的左宗棠，也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一代将领，他们二人各有功绩，在清廷的眼中都非常重要。而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个性却有很大不同，他对于自身才华非常自信，并且性格耿直，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往往会直言不讳，甚至有一些恃才傲物。曾国藩虽然只比左宗棠大一岁，可是他却为人诚恳老练，平日里谨言慎行，说起话来还稍微显得有些木讷。和言语尖刻的左宗棠比起来，曾国藩显然更受大家的欢迎，而他们二人之间也常有一些小小的摩擦发生。
左宗棠一生经历坎坷，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之后在乡间蛰伏多年，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即便这样，他还是锋芒毕露，丝毫不肯收敛自己的张狂个性。及至咸丰二年（1852），已经四十一岁的左宗棠终于做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脱离了乡村塾师的命运。两年之后，张亮基被升迁为两广总督，而左宗棠则又成为新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并跟随他六年之久。
长期共处于湖南的曾国藩和左宗棠，难免相遇，有一回，曾国藩路过左宗棠家门时，发现他正在给如夫人洗脚，便开玩笑说：“替如夫人洗脚。”这本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众人听了也都笑笑了事，但左宗棠却立刻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让曾国藩佩服左宗棠才思敏捷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些尴尬。
类似的事情并非一两次，而是随着两人的交际时有发生。在和左宗棠聊天的时候，曾国藩得知他字季高，便笑着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将“左季高”三个字巧妙地融入进去，同时也表达了左宗棠总是和自己对着干的无奈。而左宗棠听到这话并不示弱，立刻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将“曾国藩”三个字也加了进去，但语气之中竟含有鄙夷之意，令在场的其他人都不敢接话，而曾国藩本人也觉得非常难堪。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之道，曾国藩待人以诚、藏锋守拙，而左宗棠则锋芒毕露、桀骜不羁。当时的左宗棠进入仕途不过几年，所取得的成就与曾国藩无法相比，但他却丝毫不给对方留面子，并且还常常反唇相讥。周遭的人对此非常看不惯，多次在曾国藩的耳边嘀咕，认为应该给左宗棠一些教训，才能让他知道天高地厚。而曾国藩却觉得左宗棠个性如此，自己又何必和他太过计较呢。对于此事，左宗棠虽有耳闻，但丝毫不领情。
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首次带兵出战，结果在靖港大败，他气愤之下意图投水自尽，幸亏被左右拦住。回到大营之后，垂头丧气的曾国藩正好遇到左宗棠，不仅没有得到他的安慰，反而招来一顿训斥。左宗棠大骂他不该自寻短见，事情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什么要出此下策？曾国藩本就已经颓丧至极，被左宗棠这么一说更觉得无言以对。但他却还是坚持认为左宗棠只是言语直爽，并无恶意。虽然总是被左宗棠的语言尖刻所伤，但曾国藩却从未将其放在心上，坚持认为左宗棠是一个有才之人。一旦有适宜的机会，他就会大力举荐左宗棠。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上奏朝廷，为左宗棠接济军饷请功，朝廷因此任命左宗棠为兵部郎中。而左宗棠自己因为耿直的个性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受到别人诬陷，原本挪用公款的永州总兵樊燮向湖广总督状告他私役兵卒，此事被捅到了朝廷。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被传唤到武昌对质，引起了轩然大波。咸丰帝为了肃清不正之风，甚至交代湖广总督：“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都纷纷为其求情，认为左宗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后在诸多官员的担保之下，咸丰帝才放过左宗棠一次。
受到这一波折之后，左宗棠逐渐看到了官场险恶，他辞别骆秉章，颓然地回到湖北襄阳，打算从此委身江湖，远离庙堂，再也不去过忧谗畏讥的日子。而当时曾国藩正率领部队在宿松，听闻此事后便接左宗棠到自己的大营之中暂避锋芒，并时常与他探讨军情。
同年四月初一，朝廷向曾国藩特旨询问：“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接到这一旨意之后，曾国藩立刻回复朝廷：“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四月二十，清廷接到了曾国藩的奏章，随即任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曾国藩则让左宗棠回到湖南招募湘勇奔赴江西，几个月后，果然连克德兴、婺源，建立军功。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专门撰写奏折，为左宗棠请赏：“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迎头痛击，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经此奏折推举，咸丰帝对左宗棠的态度也大为改观，将其晋升为三品候补京堂。
在左宗棠四顾苍茫之时，曾国藩不计前嫌，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东山再起。虽然后世之人多喜欢谈论他二人交恶之事，但也不得不承认两人交情颇深，连左宗棠自己也曾经认为他与曾国藩是“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在三年之内，让左宗棠从一个走投无路之人一跃而成为三品大员，这种仕途传奇除了依仗左宗棠本身的才干，曾国藩的一再举荐亦功不可没。在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为其书写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4.5 不做必败之人
宦海沉浮之中涌现了很多杰出的人，成为历朝历代人们所推崇的偶像，而更多的为官之人却往往得不到一个好的下场，纵然是辉煌过一段时间却难保威名一世。这其中隐藏着的成败规律，是千年来身处宦海者孜孜以求的秘籍。那些失败的人，有些纵然是犯了大错，而有一些则是稀里糊涂就落了一个颓败的下场，从根本上来说，大多数人失败的原因大的方面是其理念与时代不合，小的方面则更多是与同僚、上司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出现问题。撇开这些外在因素不说，很多人的失败都是由于内在素养和理想的偏差造成的。曾国藩曾经说过：“昏堕任下者败，傲恨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这正是他所总结的失败之人所具备的共性。
身处于封建社会官场之中的人，所服务的对象都是皇帝，作为皇帝的耳目来协助管理百姓。一个封建皇帝并不能掌控天下所有的信息，也不能精通所有的事情，在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也自然就会出现失误，臣子的责任就是提供正确的资讯，帮助皇帝做出正确的决断。所以，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他要避免任用不贤德的人，不能任用庸才。然而皇帝或者上司的识人辨人能力总是有限的，所委派的下属贤与不贤都需要在实践之中慢慢检验，这个过程自然也就充满了风险。上司对于下属要充分信任，可一旦将信任交给了阿谀奉承之徒，便会引来灾祸。那些受到周围人所称赞的人，未必就是贤良的人；而那些不被众人所喜爱，遍受诋毁的人，也未必就是庸才。
曾国藩曾经说过：作为掌控着予夺之权的人，应该努力让自己保持辨识能力、清醒的思考能力，以及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不是将耳目完全地交付给别人。否则就只能成为“昏堕任下者”，自然也就离“败”不远了。历史上这样的人非常多，在家信之中，曾国藩便以唐玄宗李隆基的所为来告诫子弟。李隆基当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了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和张九龄等贤德之人，延续了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并创造了“开元盛世”，令唐王朝鼎盛一时。然而在他当政后期，却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昏堕任下导致天宝危机，唐王朝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切的祸端都是因为皇帝昏堕任下。
在曾国藩所认为的必败之人中，“傲狠妄为”排在第二位。他常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在曾国藩的眼中骄傲是极不可取的恶习，人因为骄傲会生出奢侈淫逸等诸多缺点，变得欲求不满，无恶不作。一个人要想自立，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必须首先去除骄傲的恶习。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弟弟：“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
一个骄傲而刚愎自用的人，势必会为自己埋下祸端。因为骄傲会使人盲目，同时失去倾听建议的能力，一味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历史上明代的朱由检正是因为刚愎自用、傲狠妄为而亡国亡家，他原本希望可以励精图治、改革旧弊，但因其个性之中的这一缺陷，误杀了很多忠良。以致国家在用人之际却人才空缺，从而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让一个身居高位者丧失本身的原则，堕入罪恶深渊，曾国藩认为多是由于“贪”字而来，他所总结的第三种必败之人便是“贪鄙无忌者”。欲望固然是人性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天性所在，但如果不能控制自己，放任这种本性肆意妄为，便会将人引上歧途。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为官者更是如此。为官者或在位者，因为自身所具备的职权，拥有了高于常人的选择权，可以让他们得到更多常人得不到的东西。这些既可以是身居高位者的特权，又可以成为引诱他们堕入深渊的诱饵，古往今来因为不能抗拒这一诱惑而落马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曾国藩对自己提出了很多要求，不贪图荣耀，更不愿意去享受那些特权，只尽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成就更为高远的功绩。对于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他也一再告诫不可越轨而为，告诉他：“福祸无门，惟人所召。”既居高位，就应立身忠正，行事廉洁，切不可贪鄙无忌，引火烧身，更不能因为获得了一些权力便为所欲为，因为那是走向失败的第一步。
曾国藩所认为必败的第四种人便是“反复多诈者”，他一向将“诚”字作为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前提，并努力要求自己首先做到。在与同僚或上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从未有丝毫隐瞒，更不会信口开河，不管做任何情况他都会首先拿出诚恳的态度获得对方的认可。而对于自己的下属，他也没有摆架子，倚势凌人，依旧以“诚”为先，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是他用人的最基本原则。在教导曾国荃时，曾国藩引用《旧唐书》中的话：“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意即和邪恶之徒断绝来往，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应该毫不迟疑，千万不要犹豫不决，不然反而会将人拖进更难脱身的泥潭；而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一定要加以重用，不仅和他们热切地结交，在任用他们的时候也要赋予完全的信任，切忌三心二意。如果可以做到这两点，那么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兴旺昌盛。而如果一个人对周围的人总是怀有诈心，任用别人也不能诚恳对待，总是疑神疑鬼，那么就会在失败的歧途上直奔灭亡。
宦海之中往往风起云涌、变幻无穷，身处旋涡之中的曾国藩不仅能够做到洁身自好，而且还能时时平安稳泰，除了因为其自身的智慧超群，更因为他善于学习总结，在古人身上汲取营养，从历史之中取得教训。他所总结的四种居官而必败之人，从反面说明了一个为官之人所应该具备的责任、道德、才干和态度，他不仅将这些认识教导给曾国荃等子弟，自己更是亲力亲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督促自己避免出现这四种错误，使自己一步步渡过风浪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