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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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成为人们对当前世界发展趋势的一个简要概括。

全球化不仅拓宽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主权国家的统治体系无法覆盖全球问题时,寻求一种跨国界的行动机制,以摆脱人类共同的困境,就显得极为紧迫。正如赫尔德所说,“现有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方式无法应付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89]这意味着人类社会为了迎接挑战,需要有新的全球制度安排和全球新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成为可能。

一、全球化的当代表现

(一)经济全球化

这是指商品、服务、资本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第一,贸易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过逐步降低和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扩大贸易领域,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迄今为止,大部分国家都已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至少有95%的市场已经开放,即使是一些敏感行业(比如电信业)的开放度也在95%以上。[90]第二,生产的全球化。这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它们的全球活动使生产、流通和消费变得国际化。跨国公司的标志就是在数个或数十个国家内运作,其工厂、销售、科研和开发在世界上多个地方同时进行,它们充分利用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从资源、工资、政治经济政策等差异中获取利益。目前,世界生产的1/5-1/4已由跨国公司控制,随之而来的原材料、生产要素、制成品技术和组织的专门知识以及熟练管理人员之间的流动,就构成了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金融的全球化。表现为世界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国际资金流动大幅增长,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据《世界投资报告(2014)》显示,201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重现增长,流入量增长了9%,达到1.45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14年可升至1.6万亿美元,2016年将进一步增加到1.8万亿美元,这些增长将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指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尽管发展得极不平衡,但它不只是发达国家的现象,而是包括了所有的大陆和地区。”[91]

(二)政治全球化

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以来,全人类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全球化远非一个单纯的经济事件,政治全球化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重要方面。

政治全球化是指政治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历史过程。首先,这一趋势表现为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传遍世界,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此基础上,各个政治活动中心和决策中心可以通过快捷的信息传播途径联结成复杂的决策和政治互动网络。其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全球化,这些全球化的活动已经进入了组织化阶段,这一点正通过日益发展的国际组织表现出来。它们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展开自己的工作,致力于建立国际性活动的框架,促进各种社会生活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尽管政府和国家仍然理所当然地是强有力的行动者,但是,它们现在必须和一大群其他的机构和组织共享全球竞技舞台。国家受到无数的跨越不同的空间范围的政府间组织(IGOs)、国际机构和体制的挑战,同时还不得不面对诸如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众多的非国家主体或超国家实体,例如多国公司、跨国压力集团、跨国职业协会、社会运动等等,也都紧密参与了全球政治。此外,许多次国家主体和压力集团也参与了全球政治,它们的活动经常被卷入国际政治舞台。”[92]这样,全球政治舞台就成了一种真正多头政治的混合主体体系。

另外,政治全球化不仅表现在安全和军事等传统的政治领域,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说:“几乎所有形式的全球化都有政治意义——这些正是我们这些国际政治学者所最感兴趣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都是应对经济、军事、环境和社会全球化而创设的。”[93]戴维·赫尔德等人也指出:“环境污染、毒品、人权问题和恐怖活动是急剧增加的跨国政策问题关注的中心,而这类跨国政策的制定超越了领土管辖权和现存的全球政治同盟,并要求进行国际合作,以便有效地解决问题。”[94]

(三)文化全球化

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原本不同,而伴随着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交通通信水平的提高,现在已经形成全球范围的信息流动。各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能了解到本国之外那么多其他人民的生活方式,知道了别国人民消费什么产品、如何安排构造自己的生产生活、习惯于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这种信息流扩大了各地人民的视野,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选择,提高了他们提升跨越当下生活状态的动力和能力。在这种信息流动之初,人们不知道它带来的是各地生活方式的更加多样化还是更加一致化,因为对这种信息流如何接受、如何反应,是由各国人民自主决定,在一开始,没有人能预计到这种反应会是什么样的。而当这种世界性的信息传播持续了几十年,人们发现,它使各国人民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中一致性的成分增多了。这种一致性首先表现在生产和消费上,后来逐渐深入到思维逻辑、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领域。宗教可以说是各地不同文化的最集中体现,但即使是宗教也体现出某种寻求一致性的趋向,这以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为标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来自几乎所有宗教的6500多名代表聚集一堂,并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要旨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人是目的,是权利的主体;要诚实、公平、宽容、相亲相爱。

正在形成的全球文化大致可以区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类[95]。从全球精英文化的形成来说,彼得·伯格认为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所谓的“达沃斯文化”(Davos culture),因每年在瑞士山城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而得名。在每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巨子、政界要人汇聚一堂,交流信息,共商发展大计。二是所谓的“学术俱乐部文化”(faculty club culture),由学术网络、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一些政府的或政府间机构进行传播。它也在全球积极开拓市场,但不是像跨国公司那样推销商品,而是推销主要由西方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例如人权观念、女权主义、环境保护意识、文化多元主义等思想观念和体现这些思想观念的政治和生活方式。彼得·伯格指出,达沃斯文化和学术俱乐部文化都有它们的都市中心,并让某个“边缘”依附于它们。但是,就前者而言,它们的中心已经不再限于西方,东京、香港、新加坡已成为强大的商业文化中心,上海和孟买则是重要的潜在中心。就后者而言,也就是在学术文化中心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则具有垄断优势。[96]大众的全球文化主要是由阿迪达斯、可口可乐、麦当劳、迪士尼等商业企业传播的,并渗透到全球广大的普通民众之中。

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跨国流动的扩大和加速而形成的全球化浪潮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全球化的进程虽然不是现在才开始,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得特别充分,表现得特别突出,其深度、广度和力度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二、全球化的理论流派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来看,全球化的潮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探讨来看,全球化问题比比皆是,全球化概念充斥泛滥,全球化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因此,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全球化时代”。[97]正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人人均言全球化,全球化的含义就格外繁杂。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政治学家的不同学科领域内,全球化的内涵就大异其趣。[98]

毫无疑问,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包含了诸多层面和维度,对研究者来说,实际上扮演的是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角色。西方全球化理论中对于如何最好地定义全球化、应该如何考虑它的动力以及应该如何界定它的结构性后果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中存在着三个主要流派: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以及变革论者。

以大前研一、瑞德伍德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当代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时代,世界各个民族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约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实际上正在逐渐分散,因此,不论各国政治家如何鼓噪,民族国家已日益转变成一种管理经济事务的临时组织形式。

在以赫斯特、汤普森为代表的怀疑论者看来,经济相互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它掩盖了世界经济逐渐分裂为三大区域经济、各国政府依然强大的现实。除此之外,全球化还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日趋边缘化,从而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

吉登斯、罗西瑙等变革主义者则是第三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当代模式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国及其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革过程。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终结”,反而推动了各种调整战略的出台。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相反,这种权力正在被重组或重构,以迎接更大的挑战。变革主义学者戴维·赫尔德等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认为:全球化应被理解为一个进程或一组进程,而不是单一的状态;具有空间广度和密度的全球化和跨国相互联系把共同体、国家、国际制度、非政府组织以及多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编织成复合的网络,从而形成了全球秩序;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全球化是一个多面的或者分化的社会现象;全球化涉及政治、经济权力以及复杂的解领土化和再领土化,从这个角度,最好把全球化理解为“无领土的”;全球化涉及权力组织和实施规模的不断扩大,即网络和权力循环空间范围的扩大。

虽然在全球化研究的同行专家之间,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评价也存在众多的差异,[99]但既然共处全球化时代,关于全球化的一些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人们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一般而言,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100]显而易见,这一概括总体上讲还是一种现象描述,但也指出了最为重要的质的规定性,即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换言之,不管人们是赞同还是反对,全球化都会按其自身逻辑向前推进,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三、全球化的影响

(一)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

虽然国家已经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现代政治学探讨的国家主要是指拥有主权的近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nation-state)区别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city-state),只是在人类历史演化到近代才开始出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是欧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中世纪罗马教廷曾经长期以专制方式支配欧洲各国的宗教和世俗事务,造成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反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一种妥协,它意味着罗马教皇向各国要求主权的世俗力量做出了某种让步。和约的中心原则简单明了:一块领土上的统治者可以决定该领土上的宗教。这样,在每一块领土上不再有多重的效忠和权威,只有一个,即对统治者的效忠。到这时,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才初露端倪:人民,人民居住之领土,拥有统治人民和领土之权威(主权)的统治者或政府。[101]

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严重挑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稳固的疆界,足以抵御外来侵犯的军队,充满民族自豪的社会意识,经济自给的独立,为国家利益一呼百应的人民,再加上一个政令畅通、管理有效的政府体系,一直是所有主权国家理想的生存发展状态。如今,这种传统的国家理想与实践,正逐渐被以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新社会浪潮打扫到历史的卷册中。”[102]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形成了诸如挑战国家主权的巨型跨国公司和制约国家主权的跨国联合行动,而且产生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无能为力的全球公共问题。如生态环境、资源枯竭、毒品犯罪等问题仅仅依靠民族国家的主权政府很难有效解决,必须进行国际合作。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逐渐弱化和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全球意识。

全球化无疑开始打破国家的神话。其表现是:其一,如前文所说,国家主权被侵蚀、削弱,国家难以像以往一样全面组织、领导、控制社会生活。其二,出现了新的政治单元与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特殊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恐怖主义集团)。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正在试图侵入国家管理的传统领域,分享相应的领导权、管理权,从而构成对国家的主体性侵犯。从长远看,这种侵蚀可能对主权国家的存在价值本身构成挑战,而使主权失去国家主体的依托。[103]其三,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与效忠有所质疑,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认同,非国家的社群、种族、性别认同,从两个方面扩散着对国家神圣地位的怀疑。这种心理和文化的影响虽是隐性的、潜在的,但作用不可低估。

鉴于此,在从学理角度重新定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时,就要求我们注意到这种新变化,否则,结论就会有片面性。现在看来,在如何定位国家的问题上,下述观点是适宜的:

首先,国家的历史使命远未结束,它至今仍是社会资源与价值的主要分配者、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管理者、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者。换言之,国家仍旧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同时,从国际事务上说,国家也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和最基本的行为体。因此,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取代它,并成为答复全球变化的关键单位。”[104]其次,国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主宰地位的确受到挑战,其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均在不同程度上被弱化。人们必须突破对国家的传统认知,接纳多元行为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换言之,在认同国家主导作用的同时,对于全球共同体、地方共同体、诸多非政府组织与社群在规范、组织人们社会生活方面应有更开放的视野,抱有更积极的态度。[105]

概括言之,一方面,国家及其主权都是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演变过程。因此,关于国家的作用、功能、行使权力和管理社会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必然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调整。基于此,对全球化挑战国家就不会有任何不解甚至抵触,对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走势就会更理性地把握与认同。从社会结构的组织层次上讲,国家的单一性、绝对性已被突破。如果无视这一事实,仍然坚持国家已经满足了人类组织和秩序的至高要求,再建立超出国家体制以外的任何等级权力结构将是代价深重的,归根结底是违背自然的这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恐怕就很难说是理性的、客观的。另一方面,在从客观上保持对国家当代走势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要切实看到国家演变的复杂性与过程性,区分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在改善和更好发挥国家作用的基础上,平稳地进行国家功能、结构、行使权力方式的调适与变革。如果说20世纪是国家独立展示其历史作用的最辉煌时期,那么,21世纪的国家将告别一枝独秀的时代而与其他行为体分享权力、责任,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这个过程的漫长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值得重视的是,在目前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宣称民族国家的终结无疑是过于偏激,甚至是出于偏见太深。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仍然还会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在变化,人类政治生活的形态在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政治统治和治理方式的相应变化。

(二)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不可分割的趋势

以往的政治学研究,无论是政治学对国内政治的研究,还是国际政治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都缺乏令人信服和满意的解释力。原因之一是那些研究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并将人类政治生活区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而形成的。显然,在民族国家日益受到挑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不断相互跨越和融合的新的现实情况下,必须将政治学的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今日新的政治现实。

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一些学者着手建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模式。詹姆斯·罗西瑙的“联系政治”模式就是一个大胆的尝试。[106]罗西瑙认为,联系政治就是指国际政治体系与国内政治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过程。这种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一方面在国际体系、国家体系和地方体系等政治主体的不同层次上展开,另一方面还在领土、地位、人力资源、非人力资源等问题领域的不同维度上体现[107]。罗西瑙考虑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大量因素,并将之纳入一个总体分析框架。这一政治研究的创新不仅在当时得到了白鲁恂(Lucian Pye)、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人的高度评价,而且在往后的政治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108]

在他之后,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的双层次博弈理论加强了对融合国家层面与国际层面的解释,为分析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开辟了新的途径。双层次博弈理论试图超越把国内因素附加到国际分析上或把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简单相加的做法,从而用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方法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双层次博弈理论集中关注的是国际谈判中的外交过程。帕特南认为,可以把许多国际谈判的政治过程视为双层次的博弈。在国家层面上,国内集团通过向国家决策者施加压力,以采取有利于集团的政策,来追求集团的利益,而政府首脑通过在那些集团之间建立联盟来寻求权力,并且由此寻求对自身所偏好的国际政策的支持。在国际层面上,政府首脑试图最大化地满足国内的压力集团,同时使对外政策的不利后果最小化,以此展开与其他政府首脑之间的谈判。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的主权国家,国家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面上的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层面。[109]

在20世纪90年代英语世界推出的三本探讨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优秀论文集中,罗伯特·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编辑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毫无疑问可以名列其中。与另外两本重要的论文集《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和《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110]相比,三本书都试图利用比较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意在打通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人为界限,将全球化过程中的诸多国内问题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考察。所不同的是,《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关注的是跨国性的社会和制度力量对国内结构变迁的意义,《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则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各种政治力量在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双层博弈上,而《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引入的关键变量则是国际化,关注的焦点问题,诚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不在于探究国际化的原因,而在于国际化的结果。也就是说,面对商品、服务和资本加速流动的国际化进程,各国政府及各国国内的社会和经济行为者的机会、偏好乃至选择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

总的来讲,要准确把握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新变化,把两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是必要的选择。

首先,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是在对传统的国家中心解释范式进行反叛和颠覆的基础上形成的。[111]换言之,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弈,而非国家本身,正逐渐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中心。许多国际现象如果仅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认知途径出发,已经很难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实主义只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认识对象,在很多学者看来已经概括不了国际关系的内容和真相。正因为如此,“去国家化”一时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人们一方面关注全球政治层次上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次国家层次上国内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党派在国家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且,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内政治是等级制(hierarchy)的看法不同,该分析方法认为国内政治是平行的多头政治(pol-yarchy),各种行为体的偏好不同,行为也不同,它们共同分享着决策的权力。

其次,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力图对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两个层面进行整合,同时更加强调国际力量在国内变迁中的独立作用能力。仅仅对跨国关系现象进行描述不是该分析方法的中心,跨国关系分析方法所要做到的是结合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对国内政治变动中的国际因素进行归纳与综合。在古勒维奇看来,国际体系中除了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外,有两种关键的力量对国内政治体制特征的塑造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一是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分配状态,二是国际经济中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状态。[112]另外,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进程越来越受到国际规范力量的约束,互动、沟通、学习这些因素对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治理

传统的国际关系视野中,主权国家一直是唯一受到关注的主体,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实中我们的视野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各种超国家实体的活动已经深深涉及各国的内部事务。从食品标准到银行业监管,无所不及。大多数国家的海洋法是在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IMO)中拟定的;航空安全法是在蒙特利尔的国际民营航空组织(ICAO)中拟定的;食品标准是在罗马的粮食与农业组织(FAO)中拟定的;知识产权法是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拟定的……机动车辆标准是根据设在日内瓦的欧洲经济委员会(ECE)的标准所拟定的。[113]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建立了全球会计准则,同时一些大型的证券评估机构也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的信用状况做出了重要的评定。另外,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越过一国主权,直接逮捕和审判被指控为犯有战争罪或种族屠杀罪、暴虐侵犯人权罪的他国将军、总统。欧盟的公民可以越过本国直接向欧盟的法院或议会投诉,表明其公民权可以不完全受本国国家权力的管辖。欧洲人权法院可以直接以英国政府“在法律上不完备”,“作为一个国家,没有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少年不受非人道对待”为由,判令英国政府赔偿被继父依英国法律毒打的少年3万英镑。[114]

越来越多的文献指出,制定和执行全球公共政策的重大问题往往是在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政治网络中发生的:这个网络包括各种跨政府组织,如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BCBS)、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E);三方合作组织,由公共部门、企业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所构成的跨国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等。就在政府、国际组织、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进行协调的专家和公务人员的工作而言,这些网络,有时可以专门组建,有时则是常设的,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关的例子如全球水资源合作组织、全球数据定值存储委员会、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这些网络的职能包括:制定政策日程、发布信息、制定标准、建立和执行政策程序——如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采取的反洗钱措施,对抗艾滋病的全球行动等[115]。另外,早期的国际红十字会至今活跃于全世界。现今“无国界医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自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主流。世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对各国人权问题进行广泛的干预,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制定国际禁雷公约、关注全球变暖问题、减免第三世界债务等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其国际非国家权力的巨大能量。

我们越来越发现,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环保和人文发展等议题迅速扩散,各类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s)、跨国企业集团和多国籍公司等机制的日趋活跃,传统上,对于国际关系,乃至于对国家和次国家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s)角色的认知,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116]由于国家自主性的相对降低,而非国家行为体却在全球公共问题中体现出了极富潜力的灵活性和能量,因此,通过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多元合作和分担全球责任,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来解决人类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另外,全球治理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迫切性,与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的大量的全球问题有着直接关系,而由全球问题所引发的全球危机,则是全球治理机制产生的最直接原因。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问题,国际社会能否以及如何采取措施解决和管理这些问题?全球治理的问题应运而生。全球治理并不以创建新的世界秩序为目的,而是要借助各种国际力量,确认全球治理责任,建立一种与世界秩序的霸权观念相反的模式,它意味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以及从地区到全球层次解决共同问题的新方式。全球治理的倡导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依靠各国政府以外,还要依靠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