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重新研究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缘由、意义与思路

一、为什么要重新研究和评价马克思的早期六部著作

本书所说的马克思的早期六部著作，特指他创作于1843—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神圣家族》，它们是马克思早期的主要著作。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给予过较高的评价。比如马克思本人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早期著作的价值，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他为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而写的“第一部著作”。在他心目中，这一著作是他开始重视经济问题之后，探讨社会、历史问题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他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最初思想成果。此外，他还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1873年）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早期著作对其创立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功绩。恩格斯晚年也曾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一文中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充分肯定了早期著作确立的“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这一基本原理对马克思本人创立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列宁也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中指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都是“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他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明确认为，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已经成为“马克思”（尽管只是“刚刚成为马克思”），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2]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积极评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期以来苏联与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却对马克思的这些早期著作给予了较低的，甚至是否定性的评价，认为这些著作不过是马克思创立新哲学过程中的过渡性、不成熟著作，其中虽含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因素、特征，但带有浓重的旧哲学痕迹，尚未与旧哲学划清界限，在某些重要理论倾向上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截然对立。对于这些早期著作，该观点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和立场，并主张将它们与马克思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成熟著作”“科学著作”严格区分开来。上述观点是国内外学界中关于马克思上述著作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流行观点。苏联著名学者奥伊则尔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中就认为，马克思创作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此之前写作的马克思著作（尤其是写于《神圣家族》之前的马克思著作）都是不成熟或不够成熟的，尽管其中有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某些最重要原理的个别经典式说明。苏联另一著名学者拉宾则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鲜明地提出“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概念，并将写作时间早于《神圣家族》的马克思早期著作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宫。我国学界最具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则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将之前的马克思著作一概视为马克思新哲学创立过程中的过渡性著作。一些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

此外，在西方马克思学界，不少研究者却给了马克思早期主要著作极高的甚至是过高的评价，与苏联、我国学界的上述主流看法构成了鲜明对照。这种研究范式既与苏联和我国学界的上述主流观点截然对立，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将上述著作视为马克思创立新哲学历程中取得的初步成果的做法有明显差别。该范式在国内外学界中的地位虽不如苏联与我国学界的上述主流观点那么突出，但亦有一定影响力。坚持该范式的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学者首推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迈尔，意大利学者德拉·沃尔佩等人。譬如，亨·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就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该文中还提出，“就这种从事创作的质量而言，马克思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即使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也并不总是能克服这一点”[3]。德拉·沃尔佩则高度评价作为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主要著作之一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仅率先将它译成意大利文，而且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引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4]

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前的马克思著作，国内外学界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它们是马克思早年的不成熟著作（尽管其中包含着马克思未来创立的新哲学的个别因素），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科学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本人也基本认同这一点。关于写作时间稍晚于《神圣家族》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内外学界的定位亦大体一致、争议不大，大都认为它们已经是或基本上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唯物史观的基本著作”，我国学界的主流看法甚至将它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历史地位存在重大争议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神圣家族》的马克思早期六部主要著作进行重新考察和辨析，通过更加深入、透彻的研究，恰如其分地说明、界定它们的历史地位。这也正是本书的学术研究的思想主旨、精神实质之所在。在以往国内外学界的主要流行观点中，马克思早期主要著作的历史地位要么被严重贬低（指苏联与我国学界），要么被过度拔高（指西方马克思学界），均未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5]本书重新研究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基本目标，就是对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做出更加客观、准确的评价，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哲学创新进行更加客观、全面、系统的阐释，对它们的历史地位做出更加接近马克思思想史本来面目、根据更为充分、更具说服力的新界定，从而为我国学界探索马克思早期著作、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做出新贡献。

二、重新研究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对马克思上述早期著作进行新的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第一，有助于推进、深化学界关于马克思早期主要著作的哲学价值、哲学创新的认识。在以往苏联、我国学界的研究中，这些著作独特的哲学价值、哲学创新往往被严重低估，远未得到足够重视或肯定。研究者通常是从它们为马克思后来的“成熟著作”实现哲学革命做理论铺垫的意义上去认识其哲学价值的，其价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它们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作了多少理论准备或铺垫，似乎它们自身没有相对独立的哲学价值、哲学创新。对这些著作及其历史地位进行新的系统研究，有助于充分开掘它们的哲学智慧、哲学创新，深刻、全面地认识其哲学价值。

第二，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评价马克思早期各主要著作的历史地位。如上所述，在以往苏联和我国学界的研究中，这些著作往往被贬低为青年马克思的过渡性、不成熟著作，甚至被认定为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相对立的“不科学著作”。这种做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真实面貌，也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评价相矛盾。对这些著作及其历史地位进行新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客观、公允地评估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消除一些关于这些著作本身的不够准确的观念。

第三，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发展轨迹、哲学革命历程的理解，进而更深刻、更透彻地把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质。只有通过对马克思早期主要著作的深入考察和比较，并结合他的革命实践活动，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马克思创立新哲学、实现哲学革命的心路历程，进而科学说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质。毕竟，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从这些早期著作的母体中孕育而来的。只有对母体本身形成了深入、细致的认识，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新唯物主义”及其核心要素的生成过程，真正领会这种新哲学的思想深蕴及其实质。

第四，有助于推进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理论工程。“独立探索、敢于质疑”是中国学者创建本国特色马克思学所需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对马克思早期主要著作及其历史地位进行新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大大深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及青年马克思的认识，合理评价苏联、西方马克思学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方面的功过得失，纠正它们的某些片面观点，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及青年马克思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做出本国学者的独特贡献，从而切实推进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理论工程。

此外，对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研究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早期六部主要著作是一个宏大的思想仓库，其中包含着他本人关于民主政治、人本主义、人民群众、物质生产、未来社会等问题的大量宝贵思想。这些深刻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仍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开掘和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当前时代条件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全面发展。

三、本书的基本思路

为了深入、透彻地探讨、界定马克思早期六部主要著作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认真思考并解决一个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即研究者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些著作的历史地位？），以此作为本书考察和界定上述著作历史地位的方法论基石；接着，对这些著作本身进行认真、细致的文本研究，详尽阐明其主要哲学思想、主要哲学创新；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著作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揭示它们在哲学思想上的连续性和差异性；下一步，考察青年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活动，说明这些活动对其哲学发展、哲学革命的积极意义，继而分析其哲学发展、哲学革命的基本性质，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过程性、起点及实质；为了合理说明马克思早期主要著作中一些引起较大争议的重要思想（譬如异化观、人本主义观等）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进而令人信服地判定这些著作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对上述著作与马克思后来的所谓“唯物史观成熟著作”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接着，对国内外学者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中提出或涉及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主要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概念的基本性质；该著作劳动观、人学观的性质及历史观的出发点；马克思早期哲学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早期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青年马克思对唯心本体论的“颠倒”对其创立“新唯物主义”的意义等。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历史地位做出新判断、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