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早期六部主要著作历史地位新探讨”（项目批准号：09YJC720001）的研究成果。本书的思想主旨，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神圣家族》等（被苏联、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视为“不成熟著作”甚至“不科学著作”的）六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估。笔者通过多年来持续、深入地思考、研究，确信以往学界将这些早期著作定性为所谓“不成熟著作”“不科学著作”的流行做法是片面的、偏颇的，不能真实反映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事实上，这六部著作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哲学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提琴手”（恩格斯语）马克思的宝贵哲学遗产，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当代研究者仍有重大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其历史地位应予肯定。
笔者虽从2009年起才正式开始本书的写作，但“对上述六部早期著作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做出不同于学界主流观点的新解释，为这些著作及其历史地位进行学术辩护”的想法却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至2005年下半年。当时笔者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马克思早期著作是我当时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笔者在反复研读上述六部马克思早期著作时，经常为这些著作深刻的思想、精辟的分析、精美的文字、惊人的启发力所折服。赞叹、欣赏之余，我时常感到困惑不解：这些思想深刻、分析精辟、文字精美、启发力惊人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看似并无什么不妥之处，何以被苏联、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一口认定为所谓“不成熟著作”甚至“不科学著作”？学界的这种论调合理、可信吗？
当然，笔者坦率地承认，笔者原先同样认定这些著作是所谓“不成熟著作”，当时并未感到多少困惑。笔者记得自己是在大学期间，上厦门大学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时，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形成朦胧、粗浅的认识的，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授课教师的解读获得的。当时授课教师基本按照上述“不成熟论”的基调来讲解、定位这些早期著作。后来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发现不少知名教授同样持这一立场，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评价颇低，他们的观点加强了我对“不成熟论”的认同，我对之更加深信不疑。值得一提的是，我接受“不成熟论”的基调，除了授课教师、知名学者的影响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原因：这些早期著作往往（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抽象艰深，对于缺乏学术造诣、尚未迈入“学术门槛”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掌握。虽然我所阅的次数不少，所耗气力不小，但始终未得要领。应当说，在学术能力欠缺、一知半解的情形下，我对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形成可靠、深刻的学术理解的，同样难以客观地评估学界流行的所谓“不成熟论”的可信度。
在经历了数年的入门阶段后，从2005年起，我对马克思著作的研读能力乃至我的整个学术能力有了实质性提高，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思考、评价进入了全新阶段。我开始能够基本读懂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许多章节甚至整部著作，渐渐进入了马克思早期哲学的精神世界。我开始亲身领略并体味这些著作的丰富思想，并为其深刻的思想、精辟的分析、精美的文字、惊人的启发力所折服。与此同时，我对以往学界流行的所谓“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反思、怀疑也逐渐加强。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以往学界主流观点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解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诚然，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确有不少理论上的缺憾，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论如何，对其做出整体上的否定性评价是很不合适、十分偏颇的，这些著作其实是他发动“哲学革命”、创建“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中取得的首批理论成果，应当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
作为一个认真、执着的研究者，我自觉为马克思早期著作进行学术辩护、恢复其应有之历史地位责无旁贷。当然，人的学术能力有大小强弱之分，我自认不是能力杰出者，更不是最强者，但始终坚信这样一种看法：研究者只要自己确信（在某些学术问题上）“掌握了真理”，就应大胆发声，绝不能因自身地位的低微或论战对象地位之崇高而胆怯；也不必因某些人际关系上的“顾虑”而犹豫。我认同并欣赏青年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1]。追求和表述真理，既不应受制于权威意见、传统看法，也不应因世故人情而改变。并不讳言，笔者的许多学术观点与许多学界前辈（包括我所敬爱的一些老师）相左，笔者虽然对他们深怀敬意，但并不认为“学术上单纯附和其观点”是最好的尊师方式。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北大的学术传统是真理至上、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绝不是人云亦云、墨守成见、世故圆滑。作为学生与后辈，学术上大胆质疑、勇往直前，是他们所乐见的。笔者一贯认为，学术面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研究者均有明确表达自身见解的学术权利（当然，这更是一种“学术义务”），至于谁的学术观点更接近真理，则交由历史来检验。
基于上述信念，经长期探索、艰苦努力，笔者写成了本书。需要声明的是，笔者虽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以还原马克思思想史为马克思研究之宗旨，但绝不认为本书所主张的学术观点是不需要进一步推敲、探讨的“终极真理”，也不认为与本书相左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笔者不过是怀着真诚而严肃的学术态度，表述了关于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及其历史地位的一系列学术观点而已，这些观点都是可以而且应当进一步辨析、探究的。笔者自认学术能力及研究程度有限，尚无法完善地解决与上述早期著作历史地位相关的所有学术问题，文中完全可能存在片面或不妥之处，欢迎学界同志批评指正。笔者真诚相信，不论对学术问题持何种立场，只要态度真诚、言之有据，都可作为“一家之言”参与学术争鸣。大家都应怀着热爱真理、捍卫真理的情怀（不论观点有多大差异），以包容大度的心态，共同致力于同一问题的学术探讨，共同推进学术事业。在笔者看来，学术研究有成功有失败，有得有失，这再正常不过。笔者注意到，与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往往将赞赏的目光过度地投向学术的成功者，对失败者、铺垫者鲜有关注、评价偏低，却不知：失败者、铺垫者的学术贡献同样不可轻视，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必定了解失败者所做探索的价值。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反思了失败者的教训。本书对“合理解决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历史地位问题”做了一个积极的学术尝试，这种尝试究竟成功与否，笔者目前尚不敢妄下评断。如果笔者的尝试不成功但从侧面刺激从而促进了学界研究的深化、完善，那么，笔者乐于做一个这样的“失败者”。
林锋
2015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