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玩笑：新结构经济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开玩笑说，“理论就是你什么都知道但不好用，实践就是什么都正常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什么都不好用……并且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性增长的战略还需要重新思考，其关键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构变化过程，它不仅包括产业和技术升级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还包括就业结构变迁（劳动力进入高生产率的部门），以及“硬件”（有形）和“软件”（无形）基础设施的改善。目前的经济学文献更多关注技术创新，但对同等重要的结构变迁问题却关注不够。
本书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玩笑，重点关注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长期发展挑战，并试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向繁荣之路进行求索的路线图。首先，论述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理论的演变以及主要理论范式的兴衰。然后从经济发展史、经济分析与实践的角度深入思考经验教训，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增长和繁荣，而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最后，提出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持续性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书的结论是乐观的：尽管各国的特定情况与历史往往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中国、韩国、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比如毛里求斯的经济表现并没有什么真正神秘之处。我相信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国家，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可以实现连续几十年8%或以上的增长，显著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但要实现以上持续增长，它们的政府必须遵循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使用正确的政策框架推动私人部门的发展，深入发掘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后发优势。[11]
本书在总结历史与经济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它强调在经济发展分析和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并且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因势利导者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将其落后的经济结构转变成开放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结构。
新的思路依然考虑国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差异，并试图解释它们。这种结构差异并不是源于全球力量在国家间的分布，也不是早期发展理论所认为的是外生决定和一成不变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内生于国家禀赋结构（定义为诸如自然资源、劳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并由市场势力所决定。新结构经济学反对“旧结构主义”外生决定的经济哲学，旧结构主义认为贫穷国家必然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受害者，并建议通过政府干预来构建内向型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还反对盲目信仰神奇的美德以及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在真实世界中发展商业需要克服外部性并发挥企业和行业之间的协同作用。
本书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来组织：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决定了它的总预算、相对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演变。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每一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或“有形的”和“软件”或“无形的”）来促进其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传统的两个经济发展阶段（“贫穷”或“富裕”、“发展中”或“工业化”）的两分法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目标的实现，并不必然遵循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
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这些升级必然产生公司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引起的外部性。因此，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外，政府还必须进行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善，并对外部性做出补偿，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
这些观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因为来自历史和当代的证据表明，在所有经济成功的国家中，政府都对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进行了推动。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参与设计并执行产业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则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在结构变迁中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但仍然反对使用积极的公共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一般的框架来指导政策制定。因此，借鉴比较优势理论、潜在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产业政策的成败经验，总结出一套政府干预的通用原则是十分有意义的。除了对发展理论的讨论之外，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易于操作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以帮助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实现人类对繁荣与和平的共同追求。
随着世界从大萧条中走出来，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多极增长世界的本质特征。展望未来，国际化议程的关键挑战将是如何使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加速经济复苏，以提升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生产率，并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以防止新的危机，避免资产的泡沫化。
富国和穷国之间合作的经济激励和“回报”是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和更稳定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共赢的解决方案。世界必须避免零和博弈，如汇率战争、贸易战争或代价高昂且突然的再平衡政策，这些举措看上去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弊大于利。有效应对新的多极世界秩序需要新的国际金融安排以及高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构性改革。
在困难时期，伟大的领导人已经表达了希望。1940年二战之初，温斯顿·丘吉尔在当选英国首相时向议会发表演讲，坦率地对他的同胞说：“我所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但当我担负起我的任务时，是乐观而满怀希望的。”他后来还写道：“悲观主义者在机会中总是看到困难，乐观主义者在困难中总是看到机会。”前捷克总统和广受赞誉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认为：乐观与希望的区别在于，乐观主义过于幼稚或机会主义，而希望则是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希望与乐观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坚信某事会有圆满结果，而是确定某事有意义，不管结果如何。”
今天的全球经济挑战既需要乐观也需要希望。幸运的是，我们已经从历史、经济分析与政策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去应对这些挑战。我的期望是，这本书将有助于寻找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Akerlof, G.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lanchard, O., G. Dell'Ariccia, and P. Mauro. 2010.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lift, J. 2010. “IMF Explores Contours of Future Macroeconomic Policy.” IMF Survey Magazine, February 12.
Freeman, C., M. Kumhof, D. Laxton, and J. Lee. 2009. “The Case for a Global Fiscal Stimulus.” IMF Position Not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Krugman, P. 2009.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New York: W. W. Norton.
Lin, J. Y. 2009. “Beyond Keynesianism: the Necessity of a Globally Coordinated Solu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1（2）: 14—17.
Lin, J. Y. and D. Doemeland. 2012. “Beyond Keynesianism: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Times of Crisi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94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icardo, D. 1817.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Stiglitz, J. 2009.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1] 安哥拉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8—2009年下降幅度超过20%。
[2] 该区域的两个重要经济体加纳和肯尼亚，不得不推迟发行价值超过8亿美元的主权债券，并推迟主要基础设施项目。
[3] 格伦伊格尔斯峰会官方公报指出：“为了达到国际公认的发展目的和目标，包括2002年我们在蒙特雷达成共识的那些包含在《千年宣言》（千年发展目标）中到2015年的目标，我们需要大幅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其他资源。我们有必须兑现这一承诺，以巩固非洲最近的发展成绩，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其他资源以使非洲和其他贫穷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减少对援助的依赖。……八国集团和其他捐赠者的这一承诺将为非洲带来每年25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多。”这种大胆的承诺并没有能够兑现。
[4]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所有拥有低债务水平并且保持良好政策记录的国家可以谨慎地实行约占GDP2%的财政刺激计划时，一个重要的反应发生了。该建议是基于一个保守的乘数假设——如果每个国家各自确实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财政刺激计划，那么全球经济将实现2%的增长。截至2009年1月，20国集团国家宣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加总起来占GDP总额的2.7%，减税和基础设施分别占到0.8%，其他支出占到1.2%（Freeman et al.，2009）。
[5] 2009年在美国有140家银行倒闭，创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
[6] 以此演讲为基础发表的文章名为“Beyond Keynesianism：the Necessity of a Globally Coordinated Solution”（Lin，2009）。
[7] 奥利弗·布兰查德正确地指出，利率并不是一个处理过度杠杆、过度承担风险或明显偏离基本面的资产价格的有力工具。他还指出：“这场危机表明，利率实际上可以接近于零，这时它成为限制货币政策的严重制约因素，在困难时期运用起来束手束脚。……到了货币政策（包括信贷和量化宽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极限时，政策制定者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财政政策。”（Clift，2010；Blanchard，Dell'Ariccia and Mauro，2010）
[8] 在很多国家“临时的”财政刺激方案需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无法避免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最终需要进行的艰难调整（反思预算优先级以及分配制度，实施公共支出控制，进行权益改革，实施新的创收策略）。
[9] 见Lin and Doemeland（2012）对李嘉图等价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必要性的一个讨论。
[10] 该报告发布于2008年，题目是《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该委员会由20位资深的政策制定者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洛）组成。这一研究工作得到了澳大利亚、荷兰、瑞典、英国四国政府，威廉和弗洛拉·休莱特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的支持。
[11]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通常定义为一个国家、个人、公司或地区能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机会成本生产产品的情形。它不同于绝对优势，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是指比其他任何实体以更低的单位生产成本生产产品。关于比较优势的讨论最早出现于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