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演进

经济史学家通常将经济增长的历史演进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人类社会出现直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占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其标志为所谓的马尔萨斯条件：尽管人口在增长，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变。第二个时期：从约1750年到19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人口统计趋势也有变化（人口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第三个时期：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英格兰首先迈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Cameron,1993）。

破解现代经济增长之谜，并解释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收敛或发散，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因为经济增长确实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正如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所观察到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政府的哪些政策选项能够对长期增长率有影响，即使再小，我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也远大于对反周期政策和微调进行研究的整个宏观经济分析史所做出的贡献。”（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p.6）

西蒙·库兹涅茨是一位寻求严谨的分析工具去观察经济增长模式的先驱。在其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中，他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定义为“能够为民众提供日益多样化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提升，这种增长的能力是基于技术进步及其所需要的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调整。这一定义中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物品供应能力的持续提升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识别经济增长的标志。”（Kuznets，1971）以连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调整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的过程，是一种现代现象。

在18世纪之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相对落后的农业经济阶段，其发展不时被战火和自然灾害所阻碍，同时也为马尔萨斯陷阱（指如果人口增长快于农业增长，将会出现食品供应不能满足人口需求的阶段）所阻滞。除仅占人口一小部分的统治阶级、工匠和商人外，绝大部分人口均以农业、畜牧业或渔业维持生存。给定当时的技术和产业条件，这些经济体通过世代反复实践和积累，其资源配置已接近最优，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Schultz，1964），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技术创新既可以是外生冲击，也可以来自经验改进。^[1]在这一前现代时期，经济发展以人口和经济总量水平扩张的方式为主。经济总量虽在扩张，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却相当有限（Clark，2007; Kuznets，1966; Perkins，1969）。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前现代时期所谓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小的——最多也仅为50%（Maddison，2006; Bairoch，1993）。事实上，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比当时的欧洲更为富裕（Cipolla，1980; 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纪末，以一体化程度所衡量的市场总体绩效在中国和西欧都是不相上下的（Shiue and Keller，2007）。

自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发生以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可控实验逐渐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69，1998）。而对于那些蕴涵着革命性的新思想和涉及了重大、跳跃式、全新变化的发明来说则更是如此（Mokyr，1990）。对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这种技术发明方式的变革使得它们能够通过对研发领域的投资而加速技术进步，于是技术发明和创新也内生于经济发展（Romer，1986;Lucas，1988）。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得以持续升级，生产率也得到不断提升。由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经济起飞，南北差距也开始显现（Baumol，1994;Braudel，1984）。

兰特·普利切特（Pritchett，1997）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记录了这一现象，他称之为“大分歧时代”（divergence，big time）。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演变来看，他估计从1870年到1990年，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上升了五倍，最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增长了一个数量级。布拉德福德·德隆（DeLong，1997）观察到了同样的状况，他指出：“我们今天生活在最不平等的世界中，在不同国家出生的孩子，其未来的生活图景是迥然不同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济增长的差异令人迷惑不解。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试图赶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但鲜有成功的案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和中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赶超战略，这些战略往往依赖于现代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在亚洲和中东地区以及随后的非洲，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新独立的国家不断涌现，这一过程同样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胆的梦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很低，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它们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并以此换取现代制成品的进口。因此，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核心议程都是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以减少对进口现代产品的依赖，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起飞和消除贫困。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的确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获得了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2]，智利、中国、印度、毛里求斯、越南等少数国家最近的发展就是其中的典范。但是，许多低收入国家仍然贫穷，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发展陷阱，难以接近美国或西欧的生活水平。结果，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科利尔称之为“最底层的10亿人”（Collier，2007））现在仍陷于贫困之中。

本次危机再一次证实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遭遇全球经济衰退，危机前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国家仍然表现良好。它们的动态增长使其更具有恢复力。在危机发生之前，它们就拥有良好的对外收支状况和充足的财政空间，因此在危机到来时有能力实施反周期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消除贫困已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应对当前跨越国界并导致全球不安全（疾病、营养不良、不安全、暴力）等主要问题的一个重要策略，对经济学家来说，思考发动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新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因而，继续寻找财富创造机制的新思想也是必需的。

本章将简要回顾经济增长与发展思想中各种学说的演化过程。在快速审视了学术上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之后，本章突出显示了在长期的探寻中——特别是在过去60年中——所发生的许多变化，同时关注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功是遵循了不断改变的主流范式所提供的政策处方。本章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从历史、实践和经济分析得到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