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一带一路引领“双向开放”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是我国1978年以来始终坚持的重要国家战略。“十三五”规划指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1979年以来的将近4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4%。2009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这一奇迹的产生离不开我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诀，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件法宝。
我国的开放过程经过两轮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梯度推移。第一阶段是1978—1991年，东部沿海地区由南向北点状开发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对外开放自东向西推进的深化阶段。随着开放向内陆的推进，沿江口岸城市、内陆的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相继开放，对外开放的地区不断扩大。
如今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对外直接投资（ODI）首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中国由对外贸易大国迈向对外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积极影响全球金融和经济格局的重要标志。
新形势与新变化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国“双向开放”，其核心是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互利共赢。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双向开放”打造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仅是我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是党中央在经济新常态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推动整个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局面，为我国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引进来
1. 外贸可持续发展体制：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贸易是我国同周边国家联系的基础。2010年我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7%，仅次于美国；2016年服务进出口逆差2456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最大逆差国位置。“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外贸持续增长
2014—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沿线国家的产品、服务、技术、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也受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欢迎。
2016年，“一带一路”贸易额占全国一年对外贸易的总额4万亿美元的25%左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形势良好，服务贸易额不断提升。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222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两位数，占同期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15.2%，比2015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执行额121.3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外包总规模的11.4%，其中，中东欧16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增长26.3%，是“一带一路”市场中服务外包订单增长最快的区域。
（2）“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一股清流和正能量，是对频繁发起“双反”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有力回应
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显示，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已连续21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全球约有1/3的调查针对中国。2016年，中国产品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19起，涉案金额143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36.8%和76%。一些国家频繁对中国钢铁、纺织服装等重点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面广、涉案金额大，对相关产业出口构成严峻挑战。2017年以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温，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依然频发，钢铁、有色金属制品继续成为摩擦的焦点。
（3）“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外贸正在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外贸发展新的动能。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巨大机遇，是在当前国际市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促进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以此为契机，不断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自贸协定谈判，提升已有自贸协定的质量和水平，同时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拓宽贸易渠道和市场机遇，实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2. 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当前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创新引领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而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和换档期，中国制造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被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提高引进外资质量，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变得尤为迫切。
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稳定外商投资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改革外商投资审批和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促进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和转型升级发展。
第一，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相关法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相关法律和外资企业相关法律，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等一般内容，可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的，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适用统一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创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
第二，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完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分层次、有重点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对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以及矿业等相关领域逐步减少对外资的限制。
第三，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按照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同步的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和外商投资信息公示平台，充分发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平台作用，形成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监管、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外商投资全程监管体系，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防止“一放就乱”。
第四，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加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省级开发区等各类开发区规划指导、创新发展。发挥开发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推动区内产业升级，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实现产业结构、产品附加值、质量、品牌、技术水平、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推动开发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继续深化节能环保国际合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规范行政管理制度，完善决策、执行、监督和考核评价体系，避免同质竞争，努力把开发区建设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的“排头兵”、科技创新驱动和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
在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有序放开各个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第一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第二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第三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
3. 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取“引进”为主的金融开放策略，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当时外汇缺乏的困境，同时有利于借鉴外资金融机构的现实经验和做法，为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金融市场注入活水，促进本土金融机构尽快成熟进步。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国际收支已经呈现大规模顺差，外资金融机构及国际金融市场为国内提供的服务正在逐步形成对我国金融机构业务和金融市场交易的替代，而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商业存在十分有限，国内金融市场对外提供服务的能力也很有限，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实体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不匹配，为此，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行业开放程度的需求变得尤为紧迫。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金融业开放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两者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共同推动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带一路”作为连通沿线各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宏大战略，涉及大量的新兴金融合作，为我国带来进一步开放的需求，也为我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金融被喻为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通俗理解就指资金的融通，这是金融开放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可以预见，进一步的金融开放不仅不会形成对现有财政资源的挤占，而且能够进一步管控金融风险、抑制市场扭曲，为金融机构开拓海外布局，为贸易投资资本运作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和发展空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金融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除商业性金融机构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在服务“走出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金融开放的起步时间较晚，目前仍旧面临着经验积累不够丰富、金融机构对国际业务重视程度不够、部分金融业务模式尚未与国际接轨等许多不足。为此，我们建议可从如下3方面入手，着力打造我国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第一，鼓励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未来几年，可以考虑制定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规划，着力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跨国金融集团，努力实现海外业务规模、收益、雇员在集团内占比达到国际一流跨国公司水平。第二，推进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把握好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依托国内金融行业和市场的开放与发展，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形成以服务国内经济为主、离岸金融业务不断壮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依托上海、深圳等国内自贸区建设的契机，适当放松金融管制，构建适应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环境，对国内金融中心进行适当的法律授权；推动简政放权改革，授予属地监管部门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更多的事权，提升行政效率。第三，提升我国金融的国际话语权。借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有利时机，稳步放松金融管制，平衡好扩大汇率弹性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之间的关系，降低因人民币汇率波动过大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迅速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同时，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深化沿路各国之间的国际经贸和金融合作，大幅增加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交易份额，提升各方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在市场发展变化中，积极找寻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机会，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网络外部性。
4. 开放从经济到人文
“一带一路”建设应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人文领域的双向交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这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并助推中国硬实力的增长。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认真研究、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基本国情。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确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佼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向别人学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经验和成就，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一方面，在方式方法上应讲究技巧、关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关切；另一方面，必须让别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倡议，并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要求其他国家对我们开放的同时，必须加大自身的开放力度。
具体而言，我们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向其他国家资金和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我们可以在旅游、文化、体育、智库等领域加强合作，为从事上述领域工作的沿线国家人员来华交流提供便利，鼓励中国学者、学生到这些国家访问、学习。中国已经宣布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那么我们完全也应该每年向中国留学生提供1万个去这些国家学习的奖学金名额。这样一方面能为国内培养大批了解沿线国家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可以提供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和多样文化的机会，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交往，真正实现“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奠定民意基础。
（二）走出去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刚刚打开，我们亟须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知识和资金来发展自己，同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金的积累以及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要求凸显，“走出去”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接近甚至超过了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这是中国经济成熟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上升的重要标志。在刚刚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中国有106家企业入围，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的128家。但从很多指标来看，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国际化程度不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上与中国有紧密联系，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中国企业努力寻求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机会，积极开拓当地市场，既符合国家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也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支撑，同时也反映出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1. 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在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后，以迅猛的发展速度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56.7亿美元，位于美国之后居全球第2位。但是，由于中国的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在存量上与美国等对外投资大国仍差距明显。截至2014年底，美国对外投资存量占到全球的24.4%，而中国只占3.4%；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只占GDP的7%，而美国高达36%，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空间布局来看，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地，将三地排除以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这种相对集中的空间布局显然不利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布局，成为“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的必然路径选择，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这一路径选择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一带一路”辐射的国家和地区广泛，涉及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欧亚经济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多个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性经济组织，随着中国与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不断实现，中国企业到沿线地区开展直接投资将不断积累交通物流、区位人文、优惠政策等综合优势，从而获得更广阔的投资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除了追求总量的增加，更应该注重质量的提升，特别是整体空间布局的优化。在“一带一路”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应本着适度分散和差异化原则，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欧美地区的学习型、技术管理导向型投资，另一方面充分借势“一带一路”展开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型、资源技术合作型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流向的调整，实现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优化。
继续加强对美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型、技术导向型投资。希望获取海外资金的企业应该将目标东道国集中于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可以通过当地成熟的资本市场获取融资；而希望获取先进技术和人才资源的企业则应将目标锁定于美国、日本、欧盟等拥有高新技术和优秀人才的国家和地区。从具体国家和地区来说，应积极到美国、欧盟等技术优势明显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接投资，以获取技术外溢，或者直接通过跨国并购取得关键技术。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第1经济强国，而且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环境条件优越，是除中国香港和国际避税地以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1大目的地。美国的科技创新站在世界之巅，科技转化水平同样笑傲全球，其生物工程、互联网技术、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等处于全球顶尖水平。未来，中国企业可以重点考虑在美国开展信息技术、生物制药、高端设备等领域的直接投资。西欧国家普遍具有深厚的技术底蕴和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特别是汽车制造、电子电气、机械设备制造、化学和可再生能源等行业全球领先，因此仍然是中国企业开展直接投资的良好选择（李述最，2013）。目前，欧洲各国还没有完全摆脱欧债危机的影响，许多具有高新技术和成熟品牌的企业处于低估值阶段，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获取优质资产，也可以通过在当地建设研发中心等方式获取优秀的人才和技术。
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型、资源合作型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工业化发展也处于不同阶段。整体来看，中亚五国分布在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后期两端；东南亚和南亚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而中东欧和西亚、中东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中国社科院，2015）。对于不同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的国家，宜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和重点领域。第一，差异化、针对性开展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整体来看，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经济和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可以重点开展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对于老挝、越南、柬埔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可以加大对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力度；对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资源能源较丰富的国家，可以重点开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王曼怡、石嘉琳，2015）。第二，扩大和巩固在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领域投资。未来，应以保障中国战略资源供给和边界稳定为目标，扩大和巩固在中亚能源资源等领域的投资，加强资源在东道国当地的加工转化；借助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带动对中亚国家冶金、建材、机械装备等领域的投资（丁志帆、孙根紧，2016）。第三，加大对南亚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投资。南亚地区与中国南部毗邻，因其区位、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优势，对中国的南向投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四，加大对中东国家油气加工与运输管道等领域的投资。中国50%以上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随着当前原油进口市场脆弱性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尤其是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应进一步加大海外权益油、与原油贸易相关的上下游行业投资，如原油开采、管道建设、港口设施等。为提高原油产品出口附加值、应对美国页岩气革命、缓解因政治局势导致外来投资大幅减少的困境，中东国家将对外来相关领域投资持欢迎态度。第五，加强同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战略对接与投资合作。抓住俄罗斯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和“东向战略”，以及蒙古国推进“草原之路”战略的机遇，积极扩大对两国的直接投资。第六，加强对中东欧地区装备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中东欧地区是联通亚欧大市场的桥梁，是中国产品由陆路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
2.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少数国家对全球经济法律规则的“垄断”，使规则朝着更为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树立开放、务实、包容、共赢的国际合作模式树立了典范。“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沿线国家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这和一些排他性的国际合作机制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带一路”不刻意追求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不单方面设立时间表、路线图，而是从项目合作出发，逐步夯实合作基础，沿线国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加入的时间、领域和方式，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者，坚持平等合作的原则，在积极主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和作用，力争实现互利共赢。
（三）全面开放空间格局
我国尽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试图要摆脱外向型和投资带动的依赖，转向以科技创新及消费拉动的健康发展模式，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一个区域的发展依然同它开放的程度有着紧密的耦合关系。为了打破当前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调整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除了在国际上对全球开放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对我国全面开发空间格局的优化也十分有益。
从全国层面看，我国资源链短缺，重要能矿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石油、铁矿石、铜、铝土矿和镍矿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有关国家资源丰富，因此，要沿线国家合作开发资源，一是利用国外资源的输入填补国内资源链的不足，进行加工利用，形成本国的产业体系；二是利用本国资源和产业优势，进行加工利用，占据国外的市场份额。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共同繁荣成为影响欧亚大陆在全球格局战略地位的新型模式。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产生区域响应的核心地区来看，则主要是我国沿边区域及其后方基地以及内陆据点式区域。
1. 自由贸易区
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我国最早于2013年设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批准成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增设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签署一系列自贸协定或建立自贸区，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一个规范、公正和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降低跨区域生产和贸易往来的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双边乃至多边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
自贸区的提出是我国渐进双轨式开放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外资在很多投资领域受到限制，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现在要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对内的深化，对外开放也必须深化。自贸区的提出，就是为了探索怎样在投资领域上把那些限制取消掉，以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的方式，除了对少数几个关系到国防安全的产业继续限制外商投资，其他不在负面清单的产业都开放外商自由投资。同时，开放资本账户的管制，让资本在境内外自由流动。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结合地方特色，尝试充实新的试点内容，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途径。每个自贸试验区的定位和目标各有侧重。例如，广东自贸区侧重于优化市场、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粤港澳的深度合作；天津自贸区侧重于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航运、金融租赁方面发挥优势作用；福建自贸区通过整合港口、加强内地的铁路建设，打造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形成对接内地的“三纵六横”便捷交通网，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2. 沿海开放“升级版”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协调内外、统筹陆海、兼顾东西的重大战略部署，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将对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将为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造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3个国家着力打造的世界级都市圈为代表的沿海开放新高地。通过“一带一路”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起到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的作用，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三个城市群中，长江经济带更着眼于中国东中西部合作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则为了解决三地发展的不平衡；粤港澳大湾区以泛珠三角合作为重要基础，致力于打造世界级湾区经济。这三大城市群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也肩负着寻找中国经济新动力的共同使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验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和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了示范性模板，“一带一路”的推进依托于国内区域的整合又同时将经济空间拓展到了国际。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渐入佳境，珠三角将进入对内对外开放的新发展期，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湾区经济更加开放、资源配置能力更加高效、集聚外溢功能更加强大、协调合作更加畅通，是新时期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坐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利用港澳平台，吸引国际资源，“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港澳服务经济发达，在金融、法律、会计、商业咨询等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珠三角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要与港澳企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实现“走出去”。港澳对外开放水平高，资本市场发达，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限制较少。珠三角正处于产业转型、创新驱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阶段，要利用港澳平台作用，把国际高端要素“引进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势，提升科技含量，增加发展动力，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湾区的国际化水准。
3. 内陆开放新体制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提升沿边和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促进其发展。过去的“向东开放”，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了率先发展，这是有其经济合理性的，但在客观上也造成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经济发展落后，进而带来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一带一路”使中国的开放重点西移，在体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都将会加大对内陆地区的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其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观念和意识的转变，带动其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以更高的水平参与国际竞争。
一般来说，在我国西部一些人口稀疏、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常采用据点式的开发模式，通过集中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吸引产业和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逐步构建起比较合理的城镇体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国际联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带一路”构建的优先和重点领域。内陆据点式区域远离“一带一路”陆路联通的主干通道，但通过开展“点—点”的网络组织，受“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影响，还将发挥出其特殊功能。例如，宁夏对阿拉伯地区的开放与合作，航空网络建设在整个交通网体系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将改变通常采用的“轴—辐”式的组织系统，即不通过乌鲁木齐或其他枢纽再向各地分散，而是进行“点—点”地组织，直接开通宁夏直达阿拉伯国家的航空运输通道。此外，借助西南地区水运的复兴，特别是西江、珠江，如何通过水运的复兴，从海上丝绸之路“点—点”地直接与东南亚的沿海沿岸地区进行交往，在未来交通运输体系中使得“点—点”的运输，成为在大的通道组织过程中的补充。
4. 沿边开放新支点
“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格局影响程度比较大的是中国西部陆域边境地区，主要包括沿陆域的边境省（自治区）、市、州，乃至边境县。重要的沿边区域及其后方基地被推到了前沿地位，如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区域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西南地区把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云南的次区域以及西藏等作为一个重要区域，在“一带一路”中进行了明确表达。未来，上述地区要重点面向中俄蒙、西亚、中亚和中南半岛等大区域，充分发挥我国在制造业产能方面和现代服务业的优势，结合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互动关系，开展国际合作。调整产业布局，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实现突破，建设具有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例如，未来新疆不仅仅只是承接过去的开放前沿、桥头堡等功能，更要通过产能、服务在新疆本地的再包装、再提升和再组合，有效地推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建设在西部具有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体系。
5. 对港澳台地区开放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开放合作。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台地区既是积极的参与者，也是重要的利益共享者。港澳台地区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战略支点，各具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在推进“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中处于特殊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香港是历史悠久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大量国际资金来到香港集聚，然后进入内地和其他地方；内地以香港作为跳板，寻找项目、资金“引进来”“走出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的资金基本上是经过香港进来的，直至今日我国利用外资的60%以上仍然是从香港引入。香港的这种“跳板、桥梁、窗口”作用是无法取代的，这也造就了它作为“自由港”的特殊功能和优势。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之一贸易为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直至正式加入WTO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依赖香港这个特殊的“转口贸易基地”实现的。有数据证明，中国加入WTO后，香港的贸易中介地位不仅未受到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功能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对于澳门而言，“一带一路”也将为其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提供强大的推力，有助于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目标。澳门地域空间狭小，人力资源有限，只有加强对外合作，才能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利用好与葡语国家的联系优势，积极发挥连接中国与各葡语国家间的平台、纽带和桥梁作用，是澳门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契合点。葡语国家主要位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是世界上重要的新兴市场，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大力开拓的市场。澳门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语言、人才、资金优势，协助中国企业拓展葡语国家市场。目前，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已先后在澳门举办了四届部长级会议，中国企业在巴西、莫桑比克、安哥拉等葡语国家的投资布局次第展开，正展现出良好势头。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有可为。
台湾位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的要冲地带，既可以和海峡对岸的福建自贸区建立区域合作伙伴关系，也可以深度连接珠三角和长三角，并在此过程中与大陆携手共同开拓国际市场。两岸经济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机遇依然存在，潜力依然巨大。目前，不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可能自外于世界潮流，两岸应共同应对外部挑战的先天条件，进一步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实现两岸资源优化配置，共同提升中华民族在全世界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