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推动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一）发达国家的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多面对接
亚投行的成立使西欧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朋友圈，可以看出西欧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以及这一该战略的机遇。相比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西欧与北欧国家大部分都是高度发达经济体，在精密加工等高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金融和教育科研等方面已经具有超强的竞争力；而高调“走出去”的中国一些产业，如高铁、精密机械、造船业、大飞机与核电等，无疑对欧洲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竞争压力。
另外，随着欧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更深入的欧亚跨大陆经济一体化而言，“一带一路”的长远愿景对一些欧盟成员国更有吸引力；但同时在欧洲各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态度一直相对审慎，尤其是学界产生了一系列的大讨论，议题包括“一带一路与单一国家的合作是否会与欧盟整体有冲突”“欧洲角色的定位，难道只是做一个快速跟随者”“信任只是基础，如何让沿线小国可以与重量级的大国中国在确定管辖规则时能够做出平等且共同的决定”等。因此，在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面对欧盟内部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化，“是否合作”“如何合作”成为双边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下双边讨论的核心问题。
1. 优势互补：多面对接，共创双边的新市场与新机遇
推动双方的战略对接面临诸多挑战，既包括认知与理念差异，也包括实际利益分歧，这要求中欧双方共同应对挑战、化解分歧，通过富有成效的战略对接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当然，欧盟不是一个整块，各国有各国的竞争优势和利益需求。中方不仅与欧盟积极构建中欧基础设施合作的大框架和参与到“容克计划”的合作中，还与德国开展智能制造、与法国合作基建与文化产业，与英国共同提升伦敦在“一带一路”中的金融地位，探讨将“英格兰北部振兴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与北欧国家展开航运、自由贸易等合作，中国力争将自身的优势产能同南欧、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需求、西欧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创造新的市场与机遇。
（1）欧盟：“容克计划”，三大领域精准对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始终面临复苏乏力的局面，其中投资不足是主要原因。这要求欧盟采取坚决行动，创造稳定的经济、金融和规则环境，增加欧盟对外资的吸引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容克在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迅速于2014年提出“容克计划”，总额为3150亿欧元的庞大投资计划旨在促进基础设施、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投资，这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目标不谋而合，中欧双方的利益契合点成为二者对接的现实基础，可在基础设施、能源、数字三大领域实现精准对接。
第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对接。2013年，欧盟就“泛欧交通运输网”（TEN-T）达成协议，计划把欧洲现有的相互分割的公路、铁路、机场与运河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到2030年建成欧洲统一的交通运输体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倡议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提升道路通达水平。
第二，电力能源项目的对接。2015年欧盟公布能源联盟战略框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10%的电网互联，以降低欧盟对石油、天然气能源的依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是“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倡议。“容克计划”和“一带一路”在电力能源领域的对接将为双方的电网建设企业和输电设备制造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对接。2015年，欧盟正式公布了5G公私合作愿景，计划在2020—2025年实现5G网络运营。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这是畅通信息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具有精准对接的基础。
（2）英国：“黄金时代”下的高度互补对接
英国各界对“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响应，已经成为重要的参与方；其从发达的国际金融业到成熟的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业，从知名智库、教育机构到世界一流的科技研发与创新平台，各种优势资源丰富。
2016年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开局之年，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了将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继续推进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2016年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贸易活动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中英货贸出现小幅回落。但总体来说，中英经贸合作硕果累累，全年中英货贸额达743.4亿美元，而且中英贸易结构互补性强；目前英国稳居中国在欧盟内第2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是英国欧盟外第2大贸易伙伴。中英通过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已经为“一带一路”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在金融合作领域，英国各界期待中国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能够发挥市场先行者的引导角色。“一带一路”沿线项目需要建立可持续融资机制，但当前离岸市场缺乏人民币计价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和成熟的二级市场。对此，各方期待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国际多边发展机构能够积极利用伦敦等离岸市场，加大“一带一路”相关长期债券发行以完善收益率曲线，并拓展离岸债市二级市场发展，以市场引领者角色完善“一带一路”长期融资机制。伦敦也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全球第2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其离岸人民币市场一直保持强劲增长。沪伦通是中国境外首个股市联通计划，是中英两国之间金融服务的长期性和战略性合作计划，其可行性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届时证券与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也定会继续加强。
其次，英国政府高度强调“北方经济增长区战略”和其国内高端制造业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两者有着强烈的互补性。“北方经济增长区”旨在通过改善交通、下放财权等方式提升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谢菲尔德等英格兰地区北方城市的经济增速，平衡英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未来英格兰北方地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将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密切关联，而“一带一路”建设将为英国北方地区发展提供庞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平台；对接“一带一路”，分享中国资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经验，实现中英在产能合作与投资领域的深度互补，为英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联合拓展市场提供新的商业机会，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最后，政府层面热切期盼如何让“一带一路”落实成具体的合作项目是英国商界密切关注的问题。英国各界事实上期待通过其在专业服务业领域的专长成为“一带一路”的西端支撑点。英国在工程设计与咨询、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带一路”在欧亚地区贯穿众多国家，面临的环境相对复杂，这为英国专业服务业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通过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上述支持服务锁定在英国，英国专业服务业的活跃度和繁荣程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3）北欧：产业互补，共推新琥珀之路
“琥珀之路”是一条重要的古贸易之路，维系着北欧波罗的海国家与南欧、中欧国家的贸易与交流；作为历史概念已不复存在，但习总书记在2016年访问欧洲期间提到的“琥珀之路”，更多则是表明中国与北欧国家双方在未来合作中的广阔前景和紧密联系。
北欧国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海运业、农业、造纸业、海洋渔业、医药等传统产业相对中国优势明显，双边有广阔的互补发展前景；北欧地区的优势产业每年创造大规模的对华服务与商品出口，在赢得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在吸引中国资本投向北欧地区。
第一，新兴产业互补的极具潜力。在“风投天堂”北欧，“药谷”是丹麦的风投重地，生命科学产业吸引的风投占该国整体风险投资的一半以上，中丹在生物技术研发与投资合作方面有互补空间；在绿色能源、高端精密仪器、环保、医疗保健、创意设计等新兴优势领域，北欧与中国的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形成契合与互补，还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尚待发掘。
第二，双边可开发市场潜力巨大。富庶的北欧市场，背后连接着更为庞大开放的欧盟市场和丰富资源的北极地区。据统计，仅在北欧国家就有超过2500万人均GDP超过3.2万欧元的高度富裕的潜在客户。在中国，不论是近14亿人口的消费需求，还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绿色化”所引领的产业需求，都在加快释放潜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第1大出口国的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网络，还涵盖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对于中国与北欧双方，不论是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公司还是广大中小企业而言，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另外，当前中小企业是北欧发达国家吸纳社会就业和推动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其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但在开拓海外市场时苦于缺乏资金和市场，而中国的资本与市场正好能满足其要求。
第三，双边海陆空物流体系的联通。充分利用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海运和物流领域的优势与潜力，在“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开发、船舶制造、能源运送管道铺设、海陆空物流网络建设等方面，探讨新合作项目、探索新合作方式，助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其中，芬兰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近期在铁路、海运、民航等部门积极寻求对接，各方联手打造的立体交通格局初步呈现。
①货运班列即将开通。位于芬兰东南部的科沃拉市2017年初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签署协议，将开通从中国郑州（或西安）到科沃拉的货运班列，届时从郑州（或西安）到科沃拉只要10~12天。
②波罗的海的海运货轮。向欧洲的铁运货物抵达科沃拉后，可以通过船运送到波罗的海沿岸港口；例如，2016年芬兰纸浆生产商与中远海运签署了5年半的海运合同，中远海运还为此建造了世界领先水平的杂货轮，定期北上停靠芬兰，满载纸浆而归。
③“空中丝路”拓展也在加快。芬兰航空公司目前运行6条直飞中国的航线，并寻求增开航线。2017年中芬有关部门举行会谈，增加通航点、扩大运力额度、取消对空运企业数量限制等，北京直飞“圣诞老人的故乡”罗瓦涅米成为可能，有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从赫尔辛基转机前往这一地区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加。
2. 全方位合作：全面加深双边合作深度与广度（此部分内容，我们以德国为例）
德国：全方位战略合作，包含方方面面
从现今政治、经济与贸易等方面的影响力，处在欧洲地理近十字中心位置的德国，都被作为欧洲的核心国家。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时指出，“未来几年是中德各自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也是两国实现共同增长进步的关键时期。中德不仅仅是经济伙伴，更是政治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决定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着手制定中德中长期行动纲要，这是重大举措。中方愿同德方一道，本着精雕细琢和开拓创新精神，共同规划和设计各领域合作，塑造两国关系美好未来”。
2017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双边的深入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促进了中欧两大洲关系稳定深度的发展。经过这45年发展，中德经贸关系空前密切。德国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和全球第6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占中欧贸易的近三成。201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德贸易额为1512.9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德投资29.45亿美元，同比增长258.6%，存量达88.27亿美元。同年，德国在华新增投资项目392个，投资额27.1亿美元，累计投资项目9394个，投资存量281.8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在德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
德国在欧洲国家中最先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7个创始成员国中，德国是出资最多的域外国家。德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高，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说：“我一年做报告接近50场，近三分之一与‘一带一路’相关。”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迪特尔·肯普夫说：“‘一带一路’为全球化注入新活力，我们非常欢迎。”这个代表全德10万家工业企业的行业组织认为，中德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方市场开发方面合作空间广阔。
其中，德国也致力于加强和所有亚洲经贸合作伙伴的联系，让世界上2个最大的贸易体——亚洲和欧洲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高度契合了“一带一路”提出的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础，促进亚欧洲之间深度合作的倡议；如今，中国市场对德国工业企业的战略意义也越发重要，在汽车及零部件、电子光学产品、化工制药、农业和环保等领域中德已经展开了全面合作。
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中、德两国外交部已签订阿富汗合作项目协议，两国将在矿业、救灾减灾等领域开展合作。中德可持续发展中心日前也在北京揭牌，其目标是推动中德企业在非洲等第三方市场进行合作。
在制造业方面，中德两国也早已达成深度共识。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中德双方就共同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决定加强“工业4.0”方面的合作。自那时以来，中德之间已建立起“工业4.0”对话机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框架合作协议，共促两国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两国还在“工业4.0”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领域开启系统性和战略性合作，并建成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一批合作示范项目。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市场对德国工业企业的战略意义也越发重要，尤其是在汽车及零部件、电子光学产品、化工制药、农业和环保等领域。对德国大众和宝马等车企来说，中国不仅是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也是布局智能化生产的重要基地。另外，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和不断提高的品质要求为德国高科技、高质量产品提供了市场空间，双方在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因此日益紧密。
在物流建设方面，助推德国升级作为欧洲物流中心的地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欧班列的数量快速增长，也逐渐强化了杜伊斯堡、汉堡等德国城市作为欧洲物流枢纽的地位。2016年共开行1702列中欧班列，仅中德之间就有1034列；中欧班列为德国企业开展对华贸易提供了新的物流方案，也奠定了德国欧洲物流枢纽的核心地位。德国铁路公司、DHL快运公司等运输物流企业也从中欧班列中看到巨大商机，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每年约10万个集装箱。
在人文交流与合作方面，中德双方的人文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快速升温，成为中德合作的一大亮点，未来发展潜力同样可期。2016年11月，中德已签署首个国家级足球合作协议，包含教练培训、青少年球员培养等内容，标志着两国足球战略合作迈出新步伐；足球是中德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加强足球合作是促进中德人文交往的重要突破口，发展空间广阔。2017年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出席会议，并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联合声明。该机制涵盖教育、文化、媒体、体育和青年等领域。
3. 总结与建议：继续深入双边合作，加快项目落地
（1）加快落实具体项目落地，共同拓展未来合作新模式
在欧盟等发达国家各界看来，未来需要进一步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内容和规划，以探索未来商业合作模式。
首先，应加快落实成具体的专业合作项目。政府层面的热切期盼如何落实成具体的合作项目是欧盟商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西欧各界事实上期待通过其在专业服务业领域的专长成为“一带一路”的西端支撑点。以英国为例，其在工程设计与咨询、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带一路”在欧亚地区贯穿了众多国家，面临的环境相对复杂，这为英国专业服务业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通过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上述支持服务锁定在英国，英国专业服务业的活跃度和繁荣程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其次，应加快拓展第三国合作机遇。除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国内将会推进多个省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市化、物流、专业服务业和国际贸易发展，为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提供重要的市场拓展机遇；在第三国合作领域，发达国家企业还能够与中国企业在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上形成技术优势互补，在项目管理、融资、设计、规划以及环境保护等多方面与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例如，中国大力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现已取得了先期成果。“脱欧”之后的英国也将继续支持自由贸易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相关项目提供资本和相关服务。据介绍，为了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商机，英国计划于今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关于中巴经济走廊产业合作机遇的大型商业会议。
最后，西欧等国的货物将沿“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欧盟国家的很多本地特色产品可以通过中欧班列更顺畅地与庞大的中国市场对接。尤其以孤悬于大西洋上的岛国英国为例，其国内市场极其有限，产品严重依赖出口；“脱欧”后，出口贸易形势更加严峻。中欧班列是英国强化与全球其他贸易伙伴往来的最佳契机。例如，苏格兰威士忌始终都被认为是代表英国民族自豪感的一个符号，它是继石油业和金融业之后，英国第3个对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历年苏格兰威士忌出口额都占苏格兰食品与饮料出口总额的90%左右，占整个英国食品饮料总出口额的近1/4。因此加快中欧班列等线路的布局与运行，必然会助其产品走向世界。
（2）深化双边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起点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着眼于国际经贸合作大格局，尤其是对发达国家与地区，着力于中国与欧盟地区经贸合作的关键领域，运筹帷幄，蓄势而发，让“一带一路”的西侧起点（西欧与北欧国家），在“一带一路”经贸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高层加强政策沟通，推进更全方位的贸易畅通。加强中国与西欧等发达国家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等领域达成合作新共识。还要推动新兴产业合作，继续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例如，西欧与北欧具有优势的海运、海事与渔业，环保与绿色能源，生物科技与制药，旅游，农业与食品安全，研发、设计与创意产业，养老护理与医疗保健等，以及中国具有优势的高铁、基础设施、电信等领域，不断创新合作方式、扩大合作规模、提升合作水平。
多途径推动民心相通。比如利用新近成立的中国文化中心、中丹学院，孔子学院等人文交流平台，加强文化、科技、教育、旅游等多种途径的人员往来，促进中国和西欧与北欧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加双方对彼此的正确认知，通过民心的相互融合带动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
为中小企业探索多渠道资金融通。与英国、德国、法国、丹麦、瑞典、芬兰等亚投行成员一道，共同推进亚投行发展，探索扩大丝路基金。充分利用北欧在生物制药、环保科技领域吸收和利用风险投资的优势地位，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环保科技、生物制药企业在北欧国家发行债券、试水风投等；并鼓励在西欧、北欧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在海外积累资金、技术和市场。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作用，探讨和西欧与北欧国家的养老基金合作，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探索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为双边中小企业合作提供资金融通、市场信息共享等便利。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战略对接，注入发展新活力
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或地区）表示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未来这个数字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是新兴市场国家，这是一个相对概念，泛指相对于成熟或发达市场而言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地区或某一经济体，如被称为“金砖五国”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以及后来兴起的“薄荷四国”，即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和墨西哥，也包括转型的东欧国家和中亚国家，处在高速发展的南亚与东南亚国家也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等。
各参加国国情差异显著，发展阶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各异，在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多元化色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等20世纪90年代就陷入巨变中的东欧国家，原有的工业底子厚、体系完善，但接连的私有化与东欧债务危机对国家元气打击很大，虽然近几年发展相对稳定，但与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在拉大。如果这些处于转型中的传统老工业强国，也被定义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一些制度和标准上的差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家可以得到有效弥合，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就可以形成合力，否则甚至会对一些项目的正常开展形成掣肘。
另外，中亚国家大多数是内陆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与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对工业化与基建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大部分中亚国家长久以出口煤气、木材等自然资源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保持了1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最近几年正在发生转折。
多数国家越来越与世界经济同步，步入低增长的调整时期。由于世界油气价格大跌等因素影响，哈萨克斯坦经济将延续始于2014年的低速增长态势，前景不容乐观；乌兹别克斯坦因为相对较为自足的经济环境和较为健全的产业分工体系和多年布局，将持续稳健增长的态势；尽管土库曼斯坦开始步入个位数的相对低速增长阶段，但其增速依然延续在世界经济增速排行榜上一直处于的领先地位；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经济自足性不够，仍旧会以依靠外来援助和贷款为主，前景堪忧。
在此形势下，中亚国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国际合作共度时艰的重要性，更多地选择多元化的合作伙伴、自主的发展路径等发展道路，并越来越积极地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进入与中国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最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21世纪以来，美、日、俄等国都先后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丝绸之路，其共同特点是都以中亚为轴心，但通达的目的地却差别很大。其背后逻辑是视中亚为联通欧亚的物流、资源、经济乃至政治枢纽，力争在“枢纽之争”中占据上风，从而扩大自己经济、能源安全的外延，并更加有效地拓展自身经济辐射圈和商路。
相比之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计划更详、范围更广，涉及国家、地区更多，受益面更大。简言之，这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强调合作共赢的宏伟蓝图。
因此，这一构想不仅受到处于经济转型的俄国和中亚各国，也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以及如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赞扬和积极响应。
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进一步巩固了来自中亚和俄罗斯的能源供给，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安全的周边保障；而与中国的合作也有助于中亚国家摆脱“内陆国”“双重内陆国”的困扰，为继续拓展经济贸易能力与加工能力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以及处于欧洲交通枢纽中心的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地缘空间和广阔市场。
1. 标准对接：以合作大型工程项目带动规则与标准对接
（1）制度和标准对接，双边存在分歧
其中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研究较深，上文已介绍双边合作意愿强烈，但中欧之间关于“一带一路”认识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大部分传统经济与工业强国认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执行应该在政府采购、环境标准以及竞争政策等方面遵守欧盟的标准，而无视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期，有些“高标准”可能并不适应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
此外，中欧之间观点的分歧也体现了中西方行为方式的差异。中国在“一带一路”的理念和总体规划确定后，即开始行动，而后在实践中不断出台和调整具体措施，这种在“干中调整”的高效率做法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之道；而欧洲则认为，应该先有一套成文的、明确的技术路线，然后才能采取具体行动。
（2）以大型工程项目为先导，推进产品和服务标准与对接
白俄罗斯地处欧洲腹地，东接俄罗斯，西接波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联通欧亚、贯穿东西的重要节点。近年来，白俄罗斯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白重大项目合作，包括交通物流、贸易投资、金融、能源、信息通信、人文等领域，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占地90多平方千米的重大工程——中白工业园（中白商贸物流园），通过基础设施开发，打造产业聚集的平台和载体，推进产能合作，形成产业集群，促进白俄罗斯、欧亚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调研发现，由于中国的产品标准、服务标准、施工流程等方面没有与白方当地标准实现互认与对接，使得中白工业园以及中白合作的其他项目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增大了项目建设的工作量和协调难度，加大了交易成本。因此如何推荐双边相关产品与服务标准的对接就显得越发重要。
2. 强化区域合作：能源与基建先行，注入发展新活力
（1）双边合作为先导，突破中亚发展困境
双边能源合作为先导，亟待建立多边协调机制。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紧密，已签署大量的双边政府间、企业间能源合作协议，并建成了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中国与中亚油气运输管道的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的意义重大，共建管道是油气资源国、消费国、过境国对长期能源供应、需求、过境运输的承诺。当前，中国已在中亚地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双边能源合作，在合作项目实施初期双边推动比多边协调更为有效。
为保证油气管道的长期、稳定运行，中国亟待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原则建立多边能源合作协调机制。这样既可以应对油气资源国和过境国政策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以促进各国协商沟通，解决各自关切，形成能源利益共赢与合作的局面。
（2）对接东道国国家战略，强化区域合作
——哈萨克斯坦：对接“光明之路”，成为合作典范
2015年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2016年“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在对接框架内，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双方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现阶段中哈对接顺利，主要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哈产能合作协议、人文领域的对接上。
第一，交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对接达到空前的规模。中国过境哈萨克斯坦的国际交通运输走廊包括3条：第一条是欧亚大陆桥；第二条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通往伊朗和波斯湾；第三条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地区国家—欧洲。中、哈两国在油气过境运输方面的合作也颇有收获，双方共同修建了中国第1条跨境输油管线——中哈原油管道。当前每周至少有50多个航班往来于两国之间。
第二，中哈产能合作快速推进，成果丰硕。双方已经签署了丝路沿线国家第一个政府间的产能合作协议，已签署的51个产能合作项目中，双方已经完成3个项目，5个项目正在实施，另外有十几个项目处在启动阶段。两国已经形成了总金额达270亿美元的重点合作项目清单，同时成立了20亿美元的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丝路基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设立了一期150亿美元的中哈产能合作专项贷款。
第三，人文领域对接积极，密切交流。2016年，两国人员往来近50万人次，哈萨克斯坦在华留学生1.4万人。哈萨克斯坦已开设5所孔子学院和7家孔子课堂，4所哈萨克斯坦中心落户中国高校。近年来，双方还举办了旅游年、文化年，巩固了人文交流。
中哈合作顺利，具有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的价值。作为综合国力仅次于俄罗斯的第2大经济体和中亚最大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将中国优质产能、技术和价格优势通过哈方将亚洲和欧洲市场、劳动力和发展转型结合起来，通过各个层面的战略对接来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能够激活和发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和全面的国际合作工程的对接，对接与合作符合两国发展利益，有利于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蒙古：对接“草原之路”，注入发展新活力
蒙古国工业发展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出口产品主要是工矿业产品和畜牧产品，矿业产值又占较大的比重；近几年受国际市场煤、铜等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冲击，经济发展处于低谷。为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振兴经济，蒙古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开始调整经济结构，主张在发展矿业深加工的同时，强化制造业的发展，提高本国生产加工能力。
对此，蒙古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结合自身国情提出“草原之路”。该计划由5个项目组成，总投资约500亿美元，项目包括：连接中俄的997千米高速公路、1100千米电气化铁路、扩展跨蒙古国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
这两项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对蒙古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蒙古国地处中俄两个大国、大市场之间，通过“草原之路”倡议，可以发展高速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还可为中俄提供过境运输，通过运输贸易振兴本国经济。推动“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对接，加强双方在产能、大项目和金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将为中蒙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俄、蒙三方铁路部门经过磋商，已就未来细化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三方确认开展铁路过境运输合作，提升现有铁路运量；研究成立三方运输物流联合公司；采取措施均衡发展并提升乌兰乌德—纳乌什基—苏赫巴托—扎门乌德—二连—集宁方向各区段的铁路运输能力；发展铁路教育机构合作并支持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另外，2014年中蒙已签署联合宣言，双方将在中蒙矿能和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以及双边其他机制框架内，加快推动中蒙煤炭、石油、电力、化工等基础设施和矿能资源大项目产业投资合作。双方将结合本国能源发展战略和各自实际需求，进一步加强电力、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积极研究在蒙合作建设煤矿坑口电厂，以及向中国出口电力并签署相关协议等事宜。
学习经验与开拓市场为蒙古国经济振兴挖潜力。中国内蒙古的成功经验值得蒙古国借鉴。蒙古国对传统畜牧业资源开发利用不够，而中国内蒙古地区则通过广阔的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内蒙古有3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分别是以羊绒产品闻名的鄂尔多斯集团以及乳业巨头伊利集团和蒙牛集团，这3家企业去年的总产值已经超过蒙古国2015年GDP。因此，为摆脱对矿业的严重依赖，如果蒙古国能利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利用在畜牧业深加工方面的传统资源优势，发展面向中国这一大市场的相关产业，建立起羊绒、奶制品和牛羊肉加工领域的大型先进企业，必将对其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 全面深入合作：全天候战略合作与全面战略协作
（1）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架起欧、亚、非三大洲新节点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球唯一）下两国共同的经济战略；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六大经济走廊中最重要和获得优先建设的经济走廊，初始投资460亿美元的经济走廊的规模空前庞大，仅以能源项目中的电力设施建设为例，其规划建设的总发电量高达8810亿兆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它也是一种契合的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合作关系，不仅涵盖“通道”的建设和贯通，更重要的是以此带动中巴双方在走廊沿线开展重大项目、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水利、信息通信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创立更多的工业园区和自贸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契合两国发展战略，有助于两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促进本地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可进一步加强中巴互联互通，更能把南亚、中亚、北非、海湾国家等通过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紧密联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共振，同时强化巴基斯坦作为桥梁和纽带连接欧亚及非洲大陆的战略地位。中巴经济走廊起点位于新疆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让中国避开传统咽喉马六甲海峡和存在主权纠纷的南中国，直接连接到印度洋，全长仅3000千米，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海上丝绸之路”，是贯通南北丝路的关键枢纽，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
（2）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促进欧亚一体化
在双方共同的坚定努力下，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双方保持和深化高层战略互信对话，提高现有双方政府、议会、部门和地方之间合作机制效率，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确保全面快速发展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取得更大成果，进一步密切协调外交行动。这有助于中、俄各自国内大规模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提高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有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俄罗斯调整对外政策优先方向，实施“向东看”战略。当前，已形成了中俄全面战略对接合作的新格局，即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一带一盟”（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俄罗斯“向东看”战略与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互动合作，以及中方支持并正在对接俄方提出的“冰上丝绸之路”共同开发北极航线，这奠定双边关系的可持续，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尤其是促进欧亚地区一体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前景广阔，可以有效带动沿线国家，尤其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两大发展战略的对接有助于加强双方在高科技、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推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这也是在促进欧亚地区一体化方面迈出的关键步伐。同时还将给亚洲、欧亚地区乃至欧洲带来发展机遇。
4. 总结与建议：增强双边对接与注意风险把控
（1）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标准与流程的互认对接
随着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各地的建设中，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也将遍布世界。例如，中国与白俄罗斯工业园和中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实践表明，要从国家战略层面，以产业园这样的大型工程项目为先导，推进我国产品和服务标准与所在国标准和流程的对接，以降低项目建设的交易成本，保障项目建设与运营的效率。应从以下三方面加快标准对接工作：①从国家层面推动产品与服务标准互认对接工作，签署细化的双边协议；②加强重点国家和区域标准化研究；③鼓励我国企业和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国别标准的制定。
（2）继续增强双边互信，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201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元首2017年的第三次会晤。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大国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这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事件。
此次会晤，两国元首确定了新形势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进一步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推动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俄深化在欧亚地区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提供新动能，两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筑牢利益纽带。
可以说中俄双边合作已经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双边互信的基础奠定是分不开的。中、俄都是世界大国，双边利益与矛盾在历史中时有发生，不应让小角度的问题成为双边深化合作的牵绊。因此从国家领导人层面引领，到各个政府与企事业部门与民间，都应该不断深化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从愿景变为现实的进程中，中、俄两国优势互补，逐渐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主要包括：政策沟通稳步深化、设施联通持续加强、贸易畅通逐步向好、资金融通日益扩大与民心相通不断促进5个方面。
（3）深入加强对高风险国家与地区的研究与准备
例如，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局势不容乐观，暴力流血事件频发。据统计，2013年巴境内发生了1717次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451人死亡、5438人受伤。恐怖事件的制造者主要有恐怖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地区主义势力，这既涉及塔利班组织、教派对立与冲突，也有地区、族群矛盾。虽然巴基斯坦是对华友好的国家，但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也时有发生，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还严重威胁到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
恐怖主义在巴基斯坦盛行，背后是巴本土塔利班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其中也有阿富汗塔利班这个重要因素；宗教问题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社会的稳定，教派斗争是导致巴安全形势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地区主义与地区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民族混居地区的族群矛盾。
综上，巴国政治从目前来看较为稳定，而且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新近升级。巴国的政治和社会层面对华均友好。因此，“高层政治”方面的政治风险不是重点。政治风险的主要方面在于巴国内的恐怖主义、地区主义等社会政治矛盾，所导致的安全形势对于投资的不利影响，如务工人员的安全、投资的风险等。此外，由于巴国特定的地缘政治位置和重要性，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会引发印度、美国等域外利益相关大国的何种反应，需要早做一定的预判和准备。
（三）欠发达国家的战略对接，全面提升工业化水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里成功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渴求摆脱贫困的非洲国家和奋力实现工业化发展的南亚和中东等发展中国家，普遍依然以农业或自然资源出口为主，工业底子薄，贸易逆差显著，外债规模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但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也都迫切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对这些国家，包括亚非拉和一些边陲岛国、欠发达地区与国家，中国产业园以及工业建设与经济发展经验的输出，就成为其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主要方面。
1. “中国经验”输出：“产业园模式”助力东道国发展
（1）从“产业园”到“铁路＋港口＋产业园区”
第一，渴望得到中国发展经验。产业园模式是中国学习而非独创的产物，这30年中它因地制宜不断演化，产生的速度和效率让它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宝贵的经验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震惊于中国变化之快并部分归功于产业园模式，以至于20世纪末天津泰达在非洲同埃及共同合作开发苏伊士特区时，埃及一方的管理人员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与泰达产业园一模一样地去做”。
第二，经验模式升级：从“产业园”到“特殊经济园区”和“铁路＋港口＋产业园区”。对于早期的行动者而言，建立园区的最初目的其实只是为了更方便地本土化生产，也就是初级的“产业园”模式，园区由主导产业聚集吸引配套产业，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这同时也能规避单打独斗的风险；当然也有针对本地特殊国情而量身定制的“特殊经济园区”规划与建设；而随着合作不断深入，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协作下，“工业园区”模式升级为“铁路＋港口＋产业园区”配套的模式，与“本地发展目标与需求”高度对接，保障了项目的可持续性，更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与城市的健康发展。
（2）不断升级的“中国经验”：助力本地经济发展
——南亚：“产业园区”模式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特区与产业园区发展经验积极推动着中国企业从海外园区的工程建设，逐渐向投、建、管、运全链条服务转型，经验“走出去”的方式也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良好实践，受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们的高度评价。总体而言，这类国家的经济存在企业规模小、产业类型分散、产业集聚效应不强、辐射带动力有限、政府服务水准不高等特点；到2017年10月，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泰国、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刚果、埃及、墨西哥等，已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约合1240亿元人民币），为东道国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税收，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
以南亚海岛国家斯里兰卡为例，虽然斯里兰卡现有产业园区16个，但产业主要以纺织服装等低端产业为主，只辅有少量的食品加工、化工、汽车、IT及教育等产业，客观上说，斯里兰卡产业园区面积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且集聚效应不强等。随着中、斯两国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斯里兰卡方，正借鉴中国产业园区发展经验，开始建设中国—斯里兰卡工业园区，斯方政府也为保障运营商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已经在修订更具体的相关保障机制国内法，并尝试建立更高层次的对话机制保障中国经验与本地发展的有效对接和健康发展。
——中东：“特殊经济园区”模式助力中东经济转型
中东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过度依赖当地油气资源，工业发展不平衡、不丰富，亟须寻找一条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寻找可复制、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时，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把注意力投放到依靠建设特殊经济园区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中国特殊经济园区成功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
为摆脱石油困境，实现经济转型，科威特政府先后于2008年与2015年规划了丝绸城项目和综合开发区项目，借鉴中国特殊经济园区发展经验，深化中科合作，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的成功样板。
一方面，由于东道国政府缺乏对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的“顶层设计”，没有把园区发展的法规政策设计作为园区全生命周期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加以考虑，出现了“政府缺位”；另一方面，特殊经济园区的开发商往往只重视园区生命周期中的开发建设环节，忽视十分重要的规划设计、运营管理以及产业配套环节，不具备招商引资能力，出现了“开发商缺位”。针对科威特本地经济与产业园区的实际情况，特殊经济园区从全生命周期管理概念出发，对园区从概念提出，到战略规划、法规政策、投融资、开发建设以及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的信息与过程，进行全流程、一体化管理，为促进本地工业体系完善，实现经济转型做出了有效贡献。
——非洲：“铁路＋港口＋产业园区”模式全面推动产业体系构建
经过在非洲中国公司多年的积累，“中国经验”在非洲建设的铁路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空间上已经逐渐形成了“铁路＋港口＋产业园区”的升级模式，中非全面经济合作的战略轮廓渐现。
“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铁路除1975年通车的坦赞铁路外，还包括2015年建成通车的安哥拉的本格拉铁路、莫桑梅德斯铁路；2016年建成通车的尼日利亚阿卡铁路和连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的亚吉铁路，以及2017年建成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和待开工建设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这些铁路均联通非洲优良港口和资源丰富的内陆城市，这种“铁路＋港口”的模式为非洲构建了优良的产业发展交通基础，且均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贷，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在带动我国钢铁、机车、水泥和通信设备出口的同时，也为非洲的资源流动和产品出海搭建了先进的物流体系，为资源丰富的广袤土地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发展物质基础。
“无工不富”，中国在非洲建立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商务部2017年统计显示，除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外，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和广东工业园均布局在由中国建设的铁路沿线城市。
以“铁路＋港口＋产业园区”为模式的中国新经验的输出，为东道国提供了切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的工业基础，也带动了我国产业链在空间上的延伸，开始了我国产业向非洲的漂移，为我国实现中非产能合作提供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基础条件，更推动了非洲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城市化进程。
2. 融入“一带一路”：全面带动岛国发展
（1）太平洋岛国资源丰富但发展落后，急切加入“一带一路”
第一，身处战略边陲，资源丰富但发展落后。太平洋岛国泛指南太平洋中除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的其他岛屿国家，具体包括斐济、萨摩亚、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所罗门群岛、瑙鲁、图瓦卢、马绍尔群岛、帕劳、库克群岛和纽埃等国家。
多数太平洋岛国虽然地处世界的边陲，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国力羸弱，但战略地位依然不可小视。21世纪以来，大国之间围绕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博弈日趋复杂和激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域内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纷纷调整自身战略，加大对该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大力巩固和扩展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
太平洋岛国有丰富的渔业、林木、矿产和旅游资源，可为“一带一路”国家带来世界第一大金枪鱼产量，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和海底矿产资源储备及成为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另外，太平洋岛国“岛小海大”，陆域总面积仅53万平方千米，海洋专属经济区却高达1900万平方千米，是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的6倍还多；尽管拥有面积广阔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但在经济发展中，却面临资金不足、技术和经验落后的困境。
第二，积极回应其自身发展的强烈愿望。为应对新形势下太平洋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和促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太平洋岛国积极推动实施“太平洋计划”，即通过地区主义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良治以及安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太平洋岛国积极响应，以此为机遇对接发展战略，推进务实合作，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太平洋计划”对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双方利益交汇，并迎来广阔的合作空间。具体而言，通过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框架，为双方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动力。
（2）太平洋岛国：与“一带一路”积极对接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建立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新时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将中国所具备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与太平洋岛国资源丰富、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现实进行对接，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人文交流、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太平洋岛国互联互通。由于地理原因，太平洋岛国远离主要市场，任何能促进空中、海上及通信联系的机会都弥足珍贵。“一带一路”通过无偿援助、优惠贷款等形式支持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通信网络的融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与中国市场融合的重大经济合作机会。例如，在斐济优惠贷款项目纳布瓦鲁公路、汤加弗阿阿莫图社区道路项目、萨摩亚法雷奥罗国际机场升级改造项目、瓦鲁阿图卢甘维尔国际码头扩建项目建设中，中资为太平洋岛国互联互通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交通运输、贸易、物流、旅游便利化等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第二，加强贸易往来，推动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自2006年“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双边贸易额年均增幅27.2%，直接投资年均增长63.9%，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太平洋岛国时宣布，中国为太平洋岛国中最不发达国家的97%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并承诺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投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太平洋岛国积极考虑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并主动来华推介优势项目，寻求经贸双边合作，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发展，从而造福岛国人民。
第三，夯实教育文化合作，实现与岛国的民心相通。2014年习主席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时提出未来5年，为太平洋岛国提供2000个奖学金和5000个各类研修培训名额，并继续派遣医疗队到有关岛国工作，鼓励更多中国游客赴岛国旅游；另外，中国还在斐济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大力促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人文交流；在深圳举办博览交易会，展示岛国独特的艺术风情，增进了双边文化交流合作。通过扩大双方间留学生规模，加强旅游、卫生、文化、媒体等领域的交流，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第四，增进新能源与抗灾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2015年，中国宣布出资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以此框架，在能力建设、政策研究、项目开发等领域为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支持。近年来，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了小水电、示范生态农场、沼气技术等项目，向有关岛国提供了节能空调、太阳能路灯、小型太阳能发电设备等绿色节能物资，资助太平洋区域环境署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为岛国应对自然灾害提供物资援助和人员培训。另外，中国积极援助斐济抗击“温斯顿”风灾，向遭受厄尔尼诺旱灾影响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伸出援助之手，协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防控疟疾疫情。这些行动有效维护了岛国的安全与稳定，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坚实保障。
3. 升级深入合作：战略合作伙伴，连接海上丝绸之路节点
中国和斯里兰卡自1957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不断拓展各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广阔。双边关系不断升级加深，2014年双方确定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中斯又全面升级双边合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南亚区域最自由化的经济体，斯里兰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亚投行倡议的积极参与者和创始会员国；斯方积极回应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使斯中友好进一步加强，并为两国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提供了机遇。斯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拓展合作领域，造福两国人民。
斯里兰卡虽小，但在地理战略上却至关重要。其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东方的十字路口”之称。紧邻亚欧国际主航线，拥有连接东西方的便利地理条件，具有整合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发展成为连接东南亚、非洲新兴经济体、中东产油区和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枢纽。
当前，斯里兰卡是个农业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针对这种情况，上文也提到中斯已经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区，其中斯里兰卡工业园区为推动本地工业化，产生聚集效应起到了一定效果。除此之外，中斯双方在深化经贸、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展开了全方位合作，重点拓展卫生、农业、科技、旅游、人力资源培训等五大领域合作，并同斯方深化两军交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其中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亚明珠”科伦坡的科伦坡港口项目已经成为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
4. 总结与建议：需要双边共同的努力与智慧
针对上文对“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战略对接方面的梳理与分析，面对诸多复杂的不同国情下的现状与问题，我们应该明白“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建设，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与智慧。
（1）合作双边国应加大法律层面的对接与沟通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海外投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了海港、机场、发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是很多海外国家的重要投资国。因此，尤其是以产业园模式的中国经验输出，为保障合作的进一步稳定与发展，双边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政策沟通”，推动被投资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中资企业在内的投资者权益。例如，斯里兰卡科伦波港口城、火电发电项目、汉班托塔港、贾夫纳内环公路等。2016年，中国首次成为斯里兰卡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双边贸易额达到45.6亿美元，已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投资国之一。在此基础上，可持续且稳定的合作应从以下3个方面来加强。
第一，签订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条约。双边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签订互认互通的双边协定，如《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ICSID）等；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两国建交周年庆祝会，全力完成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内容的自贸谈判。
第二，中方可以支持东道国出台园区发展的最高立法。大力支持被投资国将双边或诸边的FTA、BIT等有关规定转化为更加具体明确的国内法，进一步强化保障机制。同时，大力支持其通过中央或中央授权特别立法，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税收、出入境、纠纷解决等基本问题进行规定，保障投资者权益。
第三，构建园区建设对话机制。在双边或诸边的国家经济外交对话协调机制下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斯经贸联委会机制等，增设高级别的园区建设和对话机制。
（2）应加强对边陲岛国的深入研究
以太平洋岛国为例，其交通不便，长期游离于国际政治边缘。在“二战”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官方语言（英语）、教育体系、制度设计已普遍西化；本地的经济与政治精英多在英、美、澳等地方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美、澳在这些岛国具有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另外，外交方面，太平洋岛国区域有6个国家（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所罗门群岛、图瓦卢）仍然是中国台湾所谓的“邦交国”，台湾当局对其提供援助以巩固“外交关系”，导致个别岛国在外交承认上来回摇摆，甚至当作谋求金钱利益的筹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岛国对于中国所需承担责任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参与岛国的开发仍以政府无偿援助、低息贷款为主，援助领域基本以基础设施等非营利的公共产品领域为主，中国政府援助与中国企业进入渔业、矿业等资源行业获取利润并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尚未形成公共产品与市场产品的良性互动关系。
而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较零散，不够深入，且相关研究往往关注的并非是太平洋岛国，而是亚太关系及亚太区域化等大国政治问题。这直接导致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无法形成清晰、深刻、系统的认知，不能制定系统化的顶层设计。面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形势，未来应着力加强针对太平洋岛国的系统性国别研究，尤其是对太平洋岛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外交关系等研究，推进我国在太平洋岛国区域进行精准战略定位，进行高效、务实合作。
（3）加深且拓展，中国经验在欠发达地区生根与成长
中国在非洲建设的铁路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了“铁路＋港口＋产业园区”的格局，中非全面经济合作的轮廓渐现，但基于中非产能输出和装备制造的合作，仍有巨大的优化前景。
首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在非洲建设的铁路大多数以EPC工程承包的模式进行，目前仅亚吉铁路明确由中国运营，为保障“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更为带动整个非洲经济的健康发展，需探索将铁路的产业链向上和向下在非洲进行延伸，经由铁路实体网络带动铁路产业网络在非洲的构建。
其次，“铁路＋港口＋产业园区”的空间格局显现，但是铁路和对外经贸合作区在建设的时序协同和运营的呼应待优化，将“铁路＋港口＋产业园区”的实体网络建成中国产业在非洲有序落地和发展的脉络，是推动国内成熟产业以“雁阵模式”走入非洲、推动中非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最后，境外经贸园区入园企业的规模逐渐形成，但由企业集聚形成的同向产业合力尚未形成，全产业链的合作待成为中非深耕“一带一路”倡议共赢合作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