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Newspapers，Which Form Part of the Necessary Means of Subsistence of Worker）
将报纸看作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不是一种单纯的信息传播与宣传工具，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阐述报纸与工人生活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关于这一观点的阐述散落在马克思对不同问题的论证过程中，比如在分析19世纪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吉斯金关于工人劳动与消费的观点时，马克思提出：“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的一大部分以至绝大部分决不是以前的积累劳动。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在他生产自己的商品的同一天、同一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面包、肉、啤酒、牛奶、报纸等等就是这样。”（26卷Ⅲ册321页）在1863年5月完成的第XXI笔记本中，马克思论及工人劳动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工人生存的条件，以及工人所挣的货币的价值量，当然会强制工人把货币花在十分有限的生活资料范围内。但是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48卷12页）这段论述在马克思起草《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时被再次提起，并没有任何改动。（参见49卷93页）在1864—1865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中，马克思再次写道：“工人可能用工资来购买只是在下周才能缝好的上衣，或者用来购买明天才能出版的报纸。很多必要生活资料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啤酒、面包、牛奶等等，这些东西几乎刚刚生产出来就应该被消费，否则就要腐坏。”（49卷277页）1880年，马克思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撰写《工人调查表》，在此表的第三部分第24个问题中，他将“买报”这一项列为工人“日用必需品”。显然，马克思这时已认为，在法国，报纸亦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了。（参见陈力丹《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新闻大学》1986年总第13期）
一般情况下，人们所理解的“必要的生活资料”主要指面包、肉、牛奶等，而马克思敏锐地感知到当时工人在信息接收与精神交往方面的需求，进而把报纸纳入生活资料的范畴，“重新定义了‘必要生活资料’，在学术上是一个创新”（陈力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考察经典马列主义新闻和传播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3期）。这种创新建立在马克思对当时社会20年变迁的洞察以及对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关注之上。
首先，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是工业革命和交通通信革命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革命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基本完成，手工业者必须有最低限度的文化，才能适应由蒸汽机带动的生产资料的改革，成为大机器的“人手”——现代工人。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又出现了以交通通信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电报的普遍使用、印刷机的改进、运河的开凿、铁路网的形成、蒸汽船代替帆船、报刊发行量的急速增长，帮助生产不断地用时间克服空间上的障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样，先是在英国，接着在欧洲大陆，报纸就和啤酒、肉、面包、牛奶等物质消费资料一样成了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资本把工人阶级卷进了广泛的社会联系中，不了解外界发生的情况，简直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只是它在各国成为现实的时间有早晚的差别而已。
其次，在社会变迁方面，马克思考察了18—19世纪关于实物工资制向货币工资制的转变、工作日的缩短、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税的废除等问题，这些社会进步对“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47卷408页），进而推动了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这一现象的产生：“大工业要求的人手——现代工人，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以适应一系列生产资料的改革，于是普及国民教育提上日程；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后来是8小时）使得工人有了起码的闲暇时间；知识税的废除造成便士报的出现，使得工人有能力购买报纸来阅读。于是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陈力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考察经典马列主义新闻和传播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3期）
最后，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变化紧密联系。 1844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就注意到，“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42卷140页）。他在1857年发现，货币工资制使工人有较大的个人自由，“工人阶级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可以不去买肉和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44卷162页）。
报纸能够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这一现象至今仍需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马克思有关报纸与工人生活关系的论述将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报纸的作用进行思考。（陈力丹、吴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