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分别。而亲历其事的各色人等，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情势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解读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其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与光复，对于政见立场不同的人而言，虽然感受态度各异，也都要经历政权更替的考验。

三次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当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尘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历史的发展并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本篇即定为辛亥、民元，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前贤甚至以为历史是由细节决定的），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能够留存下来又幸而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朱希祖、周作人、颜惠庆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沈家本、汪荣宝、胡骏等；甚至仅存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蔡元培、张元济、钱玄同等。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多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几乎不涉时事，即使在学问方面也只关注文籍版本等事。^[1]还有的日记虽然保存，可是整理者以为只是断简残篇，无从录要，因而只将较为完整的部分刊出，如余肇康、张棡等，零星的则付诸阙如。实则视角不同，看法估价各异，历经岁月磨难，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最好不加选择，和盘托出。

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顺时序展开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深入。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后加的每年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直接作为当时的记述引用。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赖清健的《庸叟日记》，显然经过本人或他者的整理，掺入一些后来的观念意识。至于《历代日记丛钞》收录的《梅川日记》、《中国革命日记》、《武昌起义日记》等，或不过笔记的变形，或是后来逐日记录革命进程中的大事，形同日志，或是事后根据记忆及时势重新编写，不无记事之功（当然也须勘验），但至少不能如实反映当时事主的见闻心境。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变化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在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

前人好将《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倚楼日记》以及《翁同龢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所谓“四大”，无非指其时间长、牵涉广而记事多。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与之相伯仲甚至超越其上的日记不在少数，此说反映前人所见相当有限。尤其是如果不以军国大事或学统地位为准则，可以列入“大”的行列的日记并不罕见。好记日记留作史料的胡适，也喜欢看日记，所看过并且相当重视的《朱芾煌日记》和《汤尔和日记》，就是研究辛亥、民初的重要史料，可惜至今无由得见，不知是否尚存于世。《蒋维乔日记》于清季民国时期的许多大事要人均有关联，甚至成为研究相关者（如张元济）生平活动的重要依据，30年前曾经阅览摘抄一过，一直等待刊行，仍然不能如愿。至于偶尔露出一鳞半爪的陈庆年（横山乡人）、柳诒徵、傅增湘等人的日记，不知何时可以得见全豹。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史事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个方便。^[2]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恰如其分。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人们林林总总，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书各章节所取社会身份，不过是相对而言作为方便名词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可以无视差别，非要求出普遍一致性，则势必缘木求鱼。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类似者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不宜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全同之处即无从写史。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

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时代舞台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更替时期则无名于时；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颇著时名，却与时政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占据历史中心位置的名流显要，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断代史和专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大量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

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对于史事的取舍褒贬等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难以认识清楚。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因而也不会按照诸如此类的观念架构进行思想和行事。而在没有这些观念架构的情形下，他们各自有其一定的思维行为准则方式，形成历史发展丰富多彩、捉摸不定的取向和变数。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

历史的规律体现于事实的无穷联系之中，因而史学本质上可以说是叙事而非说理，有理也要通过还原史事的叙述来展现。今人所受教育训练，少读书而多读甚至只读教科书，治学之际又往往为写书而翻书即找材料，所著书实际上多为史论，而非重现历史，即便叙事，更多地也是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可是，或许已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习惯于史论性的历史评价，虽然知道并且时时征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本质上首重求真的史学，在实际情形中天平也每每倒向雄辩。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这一箴言本身就显得相当灰色。近代以来学人好讲科学方法，可是所标举的归纳与演绎，本来不过是逻辑方法。在以西方为科学标准的背景下，或者说认定西方就是科学的观念主导下，逻辑方法才演化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鼓吹科学方法的学人又着重于前者，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史观先导的历史认识和表述。而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回复到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

概言之，从亲历者各自的耳闻目睹体验来探寻历史的发生演化，至少有如下相互牵连的几点作用：

其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大历史叙述必须将差异约化，能够容纳并且反映的个人视角极为有限，即便有所提及，也往往是出于举例举证的需求，必须服从大历史叙述的整体架构。甚至独立的人物传记，因为背后实有大历史架构的约束，也不过更为详尽的例证而已。从个人视角所见，角度多样，视野各异，丰富多彩，少有框缚，许多在大历史架构中无法安放得宜者可以发出声音，以免所谓失语，各自的见闻与大历史观念有合有不合，不仅能够丰富大历史的叙述，而且可以调整偏误，避免呆板。

其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治史面对的是今天以前的过去事，而且大都已经沉淀，很难完全避免由结果看前事。而在实际进程中，亲历者并不知后事如何发展，各种选项以及可能的变数甚多。各人耳闻目睹时局时势的千变万化，心境恰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借此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未知前景结局的演变，改变后人预知结果的必然与注定。

其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写一般人的历史或小历史，往往存在系统性资料不易得的困扰。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将人群分类合并，进而将零散的分别记载当作同类材料，用以描述各类人群的相似意识行为。可是此法有两个未经证明的先验前提：一是将同类人群视为一体，实则历史上所有的人事各异，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或两件相同的事；二是假定零散的材料均反映了同类人的共同性，实则所谓共同性必须加以论证才能成立，因而所据材料和立论不免先入为主。日记所显示单体的言行，至少有助于改变简单类化的局限。

其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历史的本相为记事，史学的重要功能则为叙事。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仍然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史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应是史学的重要原则。而史事至为复杂，又必须由史料还原。史料往往残缺，需要鉴别比较，不得不借助相关工具。记事之外，还要取为明鉴。人们行事不可能完全为外人道，记事太实，则牵及隐私，于是渐有说理成分。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分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史论关系的紧张，日渐凸显。学人不能由事见理，反而以理构事，次序颠倒，史事不经重新组装，则难以安放，无法述说。今日的大历史叙述，大都以理统驭，多了后来随着世事变迁而生的理性观念，少了过来人的感知情绪。学术论争，尤其逞于雄辩，常常罔顾事实，即使引证，也要抽离史事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联系，以成其理。如此，则治史不是再现史事及其联系，而是畸变成了创造或阉割历史。

以日记为凭借叙事，看似容易，难处有三：即认字、识人、明事。经过整理标点的日记，难免夹杂错字，不见底本，判断订正无从着手，但凭本校，又容易重蹈明清江南才人心中古本的覆辙。至于一些择要而录的选本，势必局限于后来个人的眼界观念，筛去或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而未刊稿本抄本或影印刊本，虽然有了可靠底本作为凭借，又不免辨析手书的困难，影印本还要克服再加工造成的诸多障碍。相对于千人千面、形体各异的来往书札，辨认同一人具有连贯性的日记较为容易。^[3]不过，一则今人大都未习书法，二则各自独特的书写习惯加上不常见的专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仍然时有捉摸不定的困惑。尤其是一些书法好手，在日记书信中随意涂抹，或故作古僻变通，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日记主人若是显宦名士闻人，所交往之人大都有迹可循，但若籍籍无名，或不过小地方的要角，则其本人及相交者，都很难找到相关资料，犹如失忆者的来无踪去无影。科举时代，没有功名，又从未入仕之人，一般而言很少生平履历之类的信息留存于各类史料之中，科举停罢之后，虽然留名史料者的数量渠道凭借大幅度增加，相比于人口整体，仍居极少数。诸如此类之人所经历之事，大都只是小范围发生影响的事件事务，很难留下更多可以相互比勘印证的记述。而且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提及所熟悉的相关人事，一般并不交代来龙去脉，令不知其详的后来者难以捉摸。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关于古代经典的解读有如下论述：“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中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4]取事实以证本意，采相同之说以参圣言，考订折中以释疑滞，才能贯通理解。日记虽然一般并非简奥，可是同样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难，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至于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之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为了避免烦琐，节省篇幅，同时又不至于造成阅读的困扰麻烦，本书年月日记法遵从各日记原样，于年号干支阴历之后简注公元阳历。所征引的各日记，于正文首次出现时，页下详注版本信息，后续则页下简注或仅夹注页码。依据整理本的引文，间有调整断句标点之处，恕不一一注出。附录的人名索引仅以正文出现的名、字、号等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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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日记与历史研究的相关性，详见拙文《日记内外的历史——作为史料的日记解读》，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上册，67～80页，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

[2] 近代中国学人将归纳法作为科学方法的主要形式，而且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学的普遍法则。其实，存在于东方人心中的所谓西学，并没有这样的共识。今日叩问欧洲学人何谓科学方法，大都有些愕然，进而再问有无普遍认同的科学方法，则沉思良久之后告以无。至于是否认为归纳法是科学方法，则更加踌躇。日本明治思想家最初翻译西文，只是将归纳法作为逻辑方法之一，与演绎法并列，并未指为科学方法。或许西学的高明令明治日本人觉得逻辑方法当然就是科学的，辗转传入中国后，变得直接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关于科学方法有着大体相同的认识，都将本来是逻辑方法的归纳法与演绎法，认作科学方法，而且并非多种之一。不过，虽然演绎法也被顺便提及，可是具体应用之际，演绎法似乎很难与严谨实证性的科学联系在一起。结果，同样是逻辑方法，实际上只有归纳法被国人普遍认作科学方法并加以应用。
归纳法不等于科学方法，但是否具有普适性这一问题，在以归纳法为科学方法的人看来，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没有疑义。五四青年的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可是到欧洲留学一段时间之后，原来的笃信却大为动摇。至少在历史学的领域，傅斯年不再认为普遍适用归纳法。因为历史事实都是单体，绝无雷同，对于不同类的事物如果滥用归纳法，势必削足适履，混淆本相。以归纳法为科学方法，与认为通过归纳同类事物可以发现和掌握规律不无联系。而历史人事的规律却不是由同类的归纳所能求出。如果说规律体现为事物存在的普遍联系，那么历史事实的普遍联系恰好在于所有单体之间无限延伸的实际关联。社会科学的影响之下，史学研究的层面有所扩展，由于材料的限制，群体研究不得不以类像而非个体为单位。即便如此，也应当自觉，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天经地义，尤其是不可以此为潮流时趋，应将不得已之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注意尽可能避免其局限，并且积极寻求突破之道。

[3] 此事的解决之道，或许可以根据中国汉字及语文特性，开发成学习乃至游戏软件，将句读标点、辨认错别字、辨认手书、成语应用等设计成程度不同、循序渐进的程序，集游乐与学习为一体，吸引广大青少年参与，寓教于乐，自行训练，有助于大幅度普遍提升汉语文水平，纠正白话文运动以来的偏蔽以及弥补电脑时代阅读书写习惯改变所带来的流弊。

[4]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见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62～2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关于长编考异、合本子注及格义附会，详见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