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帝选民到社区公民

——新英格兰殖民地清教主义的嬗变与公民意识的形成^[1]

原祖杰

美国的清教主义传统，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首先，对于这一传统的特征就有不同说法。较早将清教主义与美国民主起源联系在一起的是托克维尔。在《美国民主》中，以外来者眼光欣赏美国制度的托克维尔一直在思索是什么因素让脱胎于欧洲文化的美国社会能够成为民主制度的肥沃土壤。^[2]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导致清教徒移民北美并在早期殖民地社会制度和人民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清教主义，认为“清教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教义，而且在许多方面与最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相对应”。^[3]托克维尔的发现正中那些正在寻求独立于欧洲传统的美国文化学者们的下怀，他本人也首先以一个美国研究者的身份而声誉鹊起。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第一卷在1835年出版两年之后，拉尔夫·爱默生发表了他著名的《美国学者》演说，宣告美国文学已经独立于英国文学，号召美国学者不要盲目追求欧洲传统，而要重视自己的经验。在托克维尔的启发下，美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诠释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而清教主义则成为建构美国传统的一块重要基石。

当然，美国学者对托克维尔的欢迎并不是没有保留的，许多人宁愿将美国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等观念追溯到欧洲的启蒙思想和北美的开拓经验，而不愿与背景复杂的清教主义有太多的瓜葛。这种趋向在进步运动之后更为明显。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k Turner，1861～1932）、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74～1948）和弗农·路易斯·帕林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等进步派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殖民地初期的清教主义看作神权政治的信奉者和维护者。^[4]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的阴影里，当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之时，一批美国学者起而回归和捍卫美国的传统，并将清教主义界定为这一传统的核心。清教研究的领军人物佩里·米勒（Perry Miller，1905～1963）指出：清教主义作为一种人生哲学，被17世纪初的第一批殖民者带到了新英格兰，从此成为美国观念的起点，是美国人生活和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写道：“如果要列举这些传统，我们当然不能不提到杰斐逊民主中的理性自由主义，汉密尔顿保守主义和政府理论，南方的种族贵族理论，19世纪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以及通常所称的边疆个人主义。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清教主义是最为明显、最为持久、也是最为丰富的。”^[5]在强调清教主义在美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的同时，米勒又把它追溯到英国的宗教改革，认为清教徒的宗教和政治主张实际上与他们在英国的对立面——国教徒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清教徒们在基本的新教主张之外，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改革计划。^[6]虽然米勒对于清教主义思想的过分强调也招致其他美国学者的批评，他对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描述也被一些后来学者认为“过于理智、静态和美国中心”，^[7]但米勒和他的同道学者对美国清教主义所做出的系统研究，的确为“美国传统文化”的倡导者们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美国学者对清教主义传统莫衷一是的评价，也反映在中国的美国文化研究之中。有的学者强调早期的马萨诸塞殖民政府的神权性质，是清教徒“上帝政府”的实践，具有很强的政治封闭性，其实质是“清教徒垄断政治、宗教”；而另有学者则否定马萨诸塞殖民地所具有的神权特征，甚至不承认早期马萨诸塞殖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8]本文试图通过对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双重特征的分析和该殖民地前后两阶段所呈现的政府和社会性质变化，探讨殖民地人民由“选民”到“公民”的政治理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