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与教育研究
日语语言学研究
北京大学 潘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日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成绩斐然。一方面是国内的日语教育得到空前发展，来自教学一线的各种问题和需求对日语研究提出了诸多现实课题和挑战。另一方面，包括中日两国在内，世界语言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对国内日语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加之，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不论是负笈东瀛的学子还是主要在国内学习、研究的师生们，皆能凭借互联网等媒体手段得到最新的动态信息，达成交流互动。在某些前沿研究领域，两国研究者已基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差距日益减小。此外，国内硕博研究生的培养及教师申请课题制度的完善，客观上也对大量新成果的产生起到了促进和催生作用。
下面拟分语法研究、词汇研究、汉日对比研究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近20年间的日语语言学研究成果予以概述与回顾。
语法研究篇
本文所论语法研究，不包括汉日语法对比研究。早期日语语法研究的基本动力之一，与词汇研究有相似之处，就是来自教学实践现场，因为汉日语法存在很大差异，教学一线会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点，即来自日本及欧美的语言学理论多波次不间断地输入中国，并通过两国人员交流及书本、互联网等媒介手段的传播，给国内的日语语法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并且，这些波次也是世界语言学潮流的反映。因此，语法研究较之词汇研究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
（一）研究历程概述
1.20世纪八九十年代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两国间包括文化在内的各方面交流日益密切。20世纪70年代末恰逢日本现代日语语法研究迎来黄金期，出版了很多语法学著作，源自美国的生成语法等传入日本，日本的对外日语教学进入高潮，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日本語学』（明治书院）杂志的应运而生。与之前的国语研究不同，当时出现的重要变化是，日语被置于相对化的地位，即被当作世界语言大家庭中的一员，集共性与个性于一身，这由令人耳目一新的刊物名也能看出来。[1]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语教学规模的扩大以及日语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渐次展开，国内对日语语法的研究也进入起步阶段。最初的研究还主要围绕具有日语特点的助词、助动词的功能用法、词类划分、语态、授受、敬语等基础问题展开，具有明显的解决教学一线问题的实用特点。早期研究以介绍类文章居多，叙述视角也较为宏观，这从论文题目中亦可窥知一二，如题目冠以“试论”“略谈”的论文较多。此阶段研究多偏向实用性，因研究者们汉日对比意识较强，出现了不少包括偏误分析及汉日对比研究雏形在内的研究成果。故此，介绍和偏误研究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法研究的主流。
具体看，时体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成果比较丰硕，基本沿袭了先笼统介绍后逐渐深入研究的一般路径，特别多见从汉日对比的角度研究时体的论文，并取得了较大成果。此外，语态研究，包括使役、被动、可能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兴盛于90年代，尤其是留日学者杨凯荣的汉日使役对比研究、张威的结果可能研究以及张麟声的被动研究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激发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在日本的研究一方面迎合了当时日本对外日语教学迫切希望解决偏误问题的需求，也昭示出对比研究在当时那个时代的特殊魅力。这批留日学生部分学有所成，于90年代初陆续回国，加上其后中日之间人员往来愈加频繁、学术交流空前热烈等因素，直接、及时地传达了日本学界的最新动向，给国内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机遇。语气研究也是滥觞于80年代，但90年代以后取得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不少成果。与时体、语态研究不同，语气方面既有对比研究，也有比较可观的本体研究成果。
总的来看，国内语法研究与日本国内研究的脉络是基本一致的。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领域研究交替流行的时代，70年代是格、语态研究，80年代是时体研究，90年代则是语气研究等，即从语言内部结构研究，逐渐转向人的主观层面的研究。国内基本上也是如此，只不过较日本稍晚一些。但也有与上述流行领域不完全同步的研究，如始自90年代的词组学研究、复合辞研究以及这十多年来的复合动词研究、偏误研究等。
国内日语语法研究成果的刊登园地，20世纪90年代前主要是《日语学习》（1979年创刊，1990年停刊，商务印书馆）、《日语学习与研究》（1979年创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等。日本及国内知名学者的讲座、集中授课、学会报告等也是当时获得最新信息的重要来源。在日语研究尚处草创期的那个年代，杂志连载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探讨的途径，带有启蒙与普及的性质，同时也是当时出国不易、图书资料较为缺乏的缘故。《日语学习与研究》和《日语学习》上均刊有不少连载的语法研究文章，其中既有著名日本学者如北原保雄、森田良行、佐治圭三等大家所撰的文章，也有国内学者的连载论文，如陈信德《现代日语的句法（一～四）》（1980）、王宏《日语的现在时和过去时（一、二）》（1980）、宋文军《现代日语基础语法讲话（一～十二）》[2]（1982～1983）、刘耀武《日语语法结构研究（一～六）》（1989～1990）等。
2.进入21世纪至今
进入21世纪后，日语语法研究不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增强。前述时体、语态、语气等领域的研究在继续，但势头明显放缓。词组学研究、复合辞研究继续保持比较强劲的势头。特别是前10年，词组学研究主要依靠北京大学的彭广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吴大纲等人的推动，他们及不少学生从事此方面研究。复合辞研究主要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戴宝玉一人坚持多年，发表了不少原创性成果。此外，复合动词研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大亮点，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威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标志性事件，集合了国内外诸多一流学者集体攻关，取得了很多成果。另外，偏误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领域，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一个高峰，当时以病句或误用的名义进行研究，但理论性不强。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偏误研究进入新阶段。王忻、张佩霞、毛文伟以及旅日学者张麟声、于康的研究颇引人注目。
进入21世纪后，国内自主培养博士成为一个迥异于20世纪的特征，前期多以语法研究为主，多数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以专著形式出版。此外，各种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国内外名家讲座等面对面的交流，以及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等，对日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展开也起到了助推作用。《日语学习与研究》自2007年起改成双月刊，目的是适应国内日语专业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建立以及教师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此外，商务印书馆的《日语研究》（2003年出第1辑）问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学刊》等其他各类语言学期刊及各类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也有不少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从研究本身的趋势看，第一，如徐一平（2009）所述，这个时期的语法研究向主观层面渗透，“特别是对认知、语用、功能语法的运用可以说研究者将视点紧紧锁定在了语言的运用主体——说话人及听话人的身上，体现出了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3]如马燕菁的《言语交际中接续助词“し”的主观性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傅冰的《日语使动句式和他动词句式的语用特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杨文江的《「PながらQ」的语义类型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1期）、张兴的《信息标记理论及应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2期）等。第二，与狭义语法学之外的其他语言学理论方法上的结合、融入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因为原有的描写语法难有突破，学界开始探索认知语言学等新理论、新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语法研究的范围，在方法论上也获得了新的工具。第三，不像上个时期受日本研究多波次影响，连续出现一个个高潮，这个时期的研究热点较为分散，但却向着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有的研究已从追跑向并跑甚至领跑日本学者的方向发展。不过，即便热点分散，复合动词研究仍是国内语法研究比较集中的一个热点，期待该研究成果对日语教学也会有较大贡献。第四，大胆质疑名家学说，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胡俊、黄炎芳的《日语主位及其推进模式》（《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1期）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原理对日语主位及其推进模式进行了探讨，并且大胆地对胡壮麟学说提出质疑。白晓光的《“语篇展开型定语从句”的定义与功能——兼与增田（2001）商榷》（《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年第6期）一文对发表在日本权威杂志上的日本学者增田真理子的论文观点提出质疑。第五，历时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即便难以全面追踪语言的历时变化，但部分地或有限地关注语言史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赵宏的有关日语程度副词的系列历时研究值得关注，如《历时语言学视野中的日语程度副词研究——在中古时代的使用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3期）等。第六，将汉语研究的成果或方法用于日语语法研究，如黄毅燕的《日语「NP+の」的转指问题》（《日语研究（5）》，2007）。费建华将语义指向用于研究日语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和语义，反映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专著《现代日语形容词的语义指向研究》（2013）中。这也是中国日语语法研究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第七，出现理论探索的成果，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宗华的《意向性理论与语言过程说》（商务印书馆，2007）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语言理论研究著作。第八，自觉广泛运用语料库成为这个时期语法研究的一大特色，如朱鹏霄《对「～かどうか」句式的考察——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6期）等。
（二）若干主要领域的研究
1.语法著作
1980年，《日语学习与研究》分4期连载了北京大学陈信德的《现代日语的句法》。陈信德是国内最早有语法著作的学者，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著名的《现代日本语实用语法》，建立了自己的语法体系，对草创时期我国的日语教学和日语研究产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其他较有影响的语法书还有王曰和《日语语法》（1979）、周炎辉《现代日语语法》（1982）、朱万清《新日本语语法》（1983）、皮细庚《新编日语语法教程》（1987）、徐昌华《简明日语句法》（1988）、刘耀武《刘耀武日语语法论文集》（1992）、曹大峰《现代日语高级语法教程》（1999）以及王诗荣《现代日语句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等。
2.语法专著
进入21世纪后，语法研究专著大量涌现，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内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及职称评审的著作导向，不少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完善后很快付诸出版，如吴大刚《现代日语动词意义的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朱立霞《现代日语省略现象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徐卫《现代日语顺接条件表达的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许宗华《意向性理论与语言过程说——时枝语法解析》（商务印书馆，2007）、杨玲《日本語授受動詞の構文と意味：日语授受动词句结构意义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毛文伟《现代日语助词性机能辞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苏鹰《日语的逆接接续表现》（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孙佳音《现代日语时间副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赵蓉《日语的「に—が」句式》（学苑出版社，2011）、王华伟《现代日语否定表达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马小兵《日语复合格助词与语法研究》（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彭玉全《关于与现代日语时间表达相关副词的研究——以表示事态存在副词和事件发生副词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刘健《现代日语二字汉语动词体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周彤《现代日语形容词词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戴宝玉《基于语料库的日语研究》（学林出版社，2012）、刘艳文《现代日语时间复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费建华《现代日语形容词的语义指向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陈连冬《日语强调助词之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毕晓燕《关于现代日语形容词与名词组合的描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陆洁《日语连体修饰节中体表达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吕雷宁《现代日语无意志自动词可能表达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史曼《基于事件结构理论的日语复合动词自他交替现象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邱根成《日语サ变复合动词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王冲《日语副词范畴体系构建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张玉玲《现代日语Vテ副词研究：从Vテ向副词转类的观点出发》（学苑出版社，2016）、陈燕青《日语复句句式变化研究：从格成分看连体到连用的连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黄小丽《日语名词的跨从句语法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谢冬《基于教学语法观的日语复合格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赵凌梅《日语中歧视语的概念及其变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洪洁《语法化视阈下日语“名词＋だ”结构分化机制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毛莉《日语助词“の”与汉语助词“的”的对照研究——从日语教育的视角出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等。[4]
3.各领域研究
除了介绍性文章外，从方法视角看，国内日语界的语法研究不外乎本体、对比、教学研究三类。时体、语态、语气研究主要是前两类，有的领域则对比研究更多一些，如语态研究。复合辞研究主要是本体研究，也有对比研究。而复合动词研究三类俱全，实践性较强。类型学研究则以前两者为主。
（1）时体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还主要以介绍评价日本学者的成果为主，也有部分研究性成果。成果有尚永清的《谈日语时态问题（续）》（《日语学习》1979年第2期）、王宏的《日语的现在时和过去时（一、二）》（《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3～4期）、冷铁铮的《日语中动词的完成态》（《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3期）、徐明的《“た”的若干含义》（《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3期）、李保忠的《略论日语时相助动词“た”》（《教学研究》1980年第1期）、刘和民的《现在时和终止形》（《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2期）、凌大波的《从アスペクト探讨日语一些动词的主要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期）、王永胜的《助动词与日语的完成体》（《外语学报》1982年第2期）、赵福泉的《动词语态“アスペクト”的主要表现形式》（《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胡振平的《再论动词基本态“ル”的语法意义》（《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5期）、刘和民的《日语动词体的若干意义》（《外语与外语教学》1985年第1期）、冷铁铮的《谈日语动词的时态》（《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刘耀武的《现代日语动词体的研究》（《外语学刊》1986年第4期）、吴之桐的《现代日语助动词“た”的表义范围》（《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沈国华的《试论日语动词的分类和“～ている”的意义（上、下）》（《教学研究》1988年第1～2期）、张平的《关于日语动词的体的研究方法——兼评奥田靖雄理论之得失》（《外国语》1988年第5期）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时体研究进入一个总结前人成果和对个别子领域进行深入探讨的时期，研究者包括不少学成归国的学人。成果主要有续三义的《关于日语动词的体——四十年来日本国内动词体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3期），修刚的《关于日语动词的时和体的一个考察》（《中日第一届日本学研讨会论文集》，1990），刘和民的《简述日语动词的体》（《中国日语教学文集（2）》，1990），翟东娜的《日本語動詞否定形のアスペクトとテンスについて》（《日本学论丛（3）》，1992），何午的《对日语动词アスペクト的思考》（《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吴大刚的《日语动词的时态和范畴意义》（《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2期），林泽清、耿铁珍的《论日语从句的时态变化》（《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2期），修刚的《再论现代日语动词的“体”》（《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何午的《日语中的过去时与完成体》（《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于日平的《复句中绝对时态和相对时态的功能分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3期），王岗、赵嫦虹的《困扰日语学习者的“～ルとき”和“～タとき”——对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和英语圈日语学习者的考察》（《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1期），王学群的《现代日语时体研究述评》（《日语研究（4）》，2006），孙敦夫的《日语动词的“体”特征分类》（《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等。
在时体研究方面，杭州师范大学的王忻在早期做了不少介绍和研究性工作，如《“テイル”的意义》（《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1期）、《关于“ハジメル”“ダス”“カケル”——动词的始动体（“アスペクト”问题之二）》（《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5期）、《关于日语动词的“态”——以被动·使役·相互·再归态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1期）、《日语时态再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3期）等。2002年，他出版了研究专著《新日语语法：时·体·态·语气》（外文出版社）。
（2）语态
20世纪80年代末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曹大峰发表了几篇介绍日语语态研究的论文，如《试论现代日语的“自发”语态》（《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现代日语“使役”语态的若干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6期）。但整体上看，国内的语态研究更多偏向从对比的角度入手，且取得了不少成果。[5]
（3）语气
不同于其他几类，关于语气的本体研究、对比研究及介绍评价、翻译类文章都有。一方面是出自教学实践的需要，因为非母语学习者及研究者对日语的内省力不足，教学中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量语料库的制作完成，适时地弥补了内省力不足的短处，为国内学人自主进行语气本体研究提供了条件。主要有曹大峰、张兴、张慧芳、王晓华等人的研究。
早在1979年，北京大学的徐昌华就发表了《关于“ではないか”的用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一文。此外，还有冷铁铮的《疑问词的疑问用法和非疑问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2期）、张麟声的《“だろう”、“のだろう”、“ことだろう”浅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5期）和张纪浔的《表达疑问语气的终助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4期）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语气研究一下子铺展开来，王忻发表了5篇论文，其中3篇是针对寺村秀夫的“ムード体系”做的介绍和初步探讨，分别是《关于日语句子的语气——寺村秀夫ムード体系研究初探》（《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1期）、《确切事实推断事实说明的语气——寺村秀夫ムード体系探讨之二》（《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1期）、《关于特题语气——寺村秀夫ムード体系探讨之三》（《日语学习与研究》1994年第1期）。此外，还有《日语语气再考（上、下）》（《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1～2期）等论文。
曹大峰早在1993年出版的语法教材《现代日语高级语法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就收入了很多语气方面的内容，在当时可谓引进了日本学界语气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1997年，曹大峰还与张麟声、李庆祥翻译了日本学者仁田义雄的著作《日语的语气和人称》（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兴在大约10年时间里，发表了至少10篇论文，可谓关注时间最长，研究得也较为充分，如《“（ノ）デハナイカ”句的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3期）、《“（）デハナイカ”句的用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试论日语语气的研究》（张兴、陶庭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日语从句中“ハ”与语气的关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だろう”用法和意义》（《日语研究（2）》，2004）、《试论“（よ）うでないか”的用法——兼与“（よ）う”“（よ）う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所谓表示疑问情态的“だろう”》（《日语研究（4）》，2006）、《モダリティ形式の流動性について》（《国际化视野中的日本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独立成句的“だろう”之考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语言的交互主观化和交互主观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此外，戴宝玉有《デハナイ与否定》（《日语研究（1）》，2003）、《关于表示推测的「ではないか」和「のではない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2期）等论文。浙江大学的张慧芳有《关于日语“推量要求确认”表达形式「だろう」「のではないか」「ね」的考察》（《日语研究（6）》，2008）、《从语气角度考察“ト思う”的功能》（《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6期）等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王晓华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偏向于情态研究，如《評価のモダリティの比較検討について》（《日本学研究》，2007）、《评价性语气“べきだ”的语义结构》（《日语研究（4）》，2006）、《涉及三种语气范畴的ことだ》（《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3期）、《评价性语气的意义结构》（《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1期）、《ほうがいい的语义类型分析——兼谈日语评价性情态的单义性》（《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3期）等。
（4）词组学
主要是本体研究，核心人物是曾求学日本教科研学派的彭广陆、吴大刚等学者。之前，有姚继中的《关于以动词为中心的连语论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关于整格名词与动词的组合》（《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彭广陆的论文主要有《マデノ格の名詞と名詞とのくみあわせ》（《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6）》，1995）、《トノ格のの名詞と名詞とのくみあわせ》（《日本学论丛（7）》，1995）、《名詞の格支配に関する考察》（《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7）》，1996）、《デノ格の名詞と名詞とのくみあわせ》（《日本学研究（5）》，1996）、《ヘノ格の名詞と名詞とのくみあわせ》（《日本学研究论丛（2）》，1998）、《ト格の名詞を支配する動詞について》（《日本学研究论丛（3）》，2002）等。吴大刚于2000年出版了《现代日语动词意义的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此外，彭广陆的学生周彤发表了《ト格の名詞と形容詞の組みあわせ》（《多样化日语教育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从词组学的角度看「遠い」「近い」的多义结构》（《日语研究（5）》，2007）、《试论日语中表示异同关系的词组》（《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6期）、《形容詞と共起するカラ格の名詞——連語論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日本学研究（18）》，2008）等成果。2012年，周彤出版了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现代日语形容词词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毕晓燕的《关于现代日语形容词与名词组合的描写研究》（2013）也是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形容词与名词组合规律的词组学专著。
（5）复合辞
起初作为本体研究的复合辞（复合助词）研究也是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戴宝玉的研究几乎与日本学者同步，其成果还被日本学者所引用。长期以来，戴宝玉保持旺盛的研究活力和关注力度，很早就着手建立自己的原始语料库，借助大量语料进行研究，为复合辞研究开辟了新路。戴宝玉于2012年出版了专著《基于语料库的日语研究》，其中就包含复合辞研究成果。主要论文有：《试论日语复合助词“として”》（《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5期）、《浅谈ところを和ところへ》（《日语学习》1987年第6期）、《也谈复合助词ところへ、ところを》（《教学研究》1987年第4期）、《试论复合助词“ダケニ”“ダケアッテ”》（《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浅谈にしても》（《日语学习》1988年第5期）、《浅谈にしたところで》（《日语学习》1988年第6期）、《浅谈として》（《日语学习》1989年第1期）、《浅谈にしては》（《日语学习》1989年第2期）、《浅谈ニシテミレバ》（《日语学习》1989年第3期）、《浅析复合助词トアッテ及トアッテハ》（《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年第1期）、《试论嵌入式复合助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年第4期）、《日语复合助词数据库的建立与应用》（《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2期）、《语法化与日语的复合助辞研究》（《日语研究（6）》，2008）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胡振平有《关于日语复合辞的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并在其主编的日语语法教材《新编日语口语法》（香港讯通出版社，1993）里大量吸收了日方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的马小兵也从事复合格助词研究，发表了《日语复合格助词「にむかって」的句法特点与语义特征》（《外语研究》2009年第6期）、《现代日语复合格助词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等论文，2011年还出版了专著《日语复合格助词与语法研究》。
（6）复合动词
同语气研究相仿，复合动词的对比、本体、实践教学研究三者俱有，均衡态势明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这方面的研究，如陈苏新的《论日语复合动词的语义结构类型》（《外语学刊》1982年第4期）。进入21世纪后，一下子成为国内日语语法研究热点之一。特别是近10年来热度不减。主要成果有金慧莲的《从认知角度看复合动词“～こむ”的句法及语义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3期）、杨晓敏的《论日语复合动词前后项要素的基本特征》（《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许琴芳的《日语复合动词研究述评》（《语言学研究（7）》，2010）、李颖清的《论日语复合移动自动词的语义结合条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2期）、张超的《对日语手段复合动词的副词修饰的考察》（《日语研究（5）》，2007）等。
张威于2009年成功申请并启动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语复合动词教学方略研究”。以此为标志，国内的复合动词研究成为日语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同年《北研学刊》还出版了《特集号·日本語の複合動詞》。《日语学习与研究》于2011年第3期、第5期和第6期接连出版了《复合动词专刊》11篇。论文有彭广陆的《日语复合动词研究的新视角——对后项动词语义指向的探讨》，曹大峰的《日语教材中的复合动词及其教学方略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调查与对比》，张威、王怡的《关于日语复合动词习得意识的调查与分析》，于康的《日语复合动词的使用解析与日语教学中复合动词的选择》，林璋的《复合动词中「～だす」的语义变化路径》（以上刊载于第3期），徐一平、柳小花的《词汇性复合动词的格支配——以前项动词的格支配能力为中心》，俞晓明的《论日语复合动词后项中的同根同类近义词——基于语料调查结果的考察》，王彦花的《我国日本语教育中复合动词的研究——以我国中学日语教材及各种教学大纲为中心》（以上刊载于第5期）等。这些论文分别采用“语料库、问卷调查等方法，就复合动词的前后项语义关系、格配价、类义复合动词的语义辨析、教材中的教学策略、学生的学习状况等进行了探究，将复合动词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6]
（7）偏误
偏误研究是汉日对比研究的姊妹，或者说是前奏曲。偏误涉及词汇、语法等方方面面，王忻在21世纪的偏误研究多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切入，具有理论支撑，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还以专著的形式结集出版了《日汉对比认知语言学——基于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旅居日本的张麟声和于康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理论性较强，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病句研究，也应视为语法研究的一部分，且成果颇丰，值得关注。[7]
（8）类型学
何午《中日语言的若干类型学认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2期）是国内较早从类型学角度对汉日语言进行对比的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盛文忠在近10年里，做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盛文忠于2014年策划了《日语学习与研究》（5期）的“类型学特集”。论文包括松本克己的《日语亲缘关系新论——从类型学角度探寻语言的远亲关系》，山本秀树的《地理及亲缘关系视阈下的语序类型研究》，金立鑫、于秀金的《修饰语与核心词结构配置的类型学诠释》，张麟声的《寻求语言类型性特征的对比研究》，盛文忠的《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语序对比研究——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统计的语序和谐性考察》等。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波出版了专著《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日语语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此外，刘晓华的条件句研究，如《关于日语条件句三维状态空间模型的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4期）、《日语条件句多层范畴的细分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3期），樊颖的自主动词研究，如《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语义及句法特征——以动词「見せる」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4期）、《日语他动词中的非自主动词》（《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年第6期）等，也值得关注。《日语学习与研究》还策划推出过“日语形态学研究”的专刊，共刊登了8篇论文（2012～2013）。王诗荣的专著《现代日语句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是作者过去所发表论文的合集，值得一读。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助词、自他、副词、意志、省略、词类划分、指示词、复句等的研究。前述赵宏从事有关程度副词的历时系列研究，相关论文有《日语程度副词在口语中的历时演变——个案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期）、《历时语言学视野中的日语程度副词研究——在近代的使用特点及语法功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1期）等。
（三）问题及其对策
总的来看，国内日语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汉语研究成果的吸收有限
随着国内汉语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法。然而，日语学界多注意追逐日本学界动向，鲜从汉语研究中吸取营养。尽管对于自指、转指以及语义指向，已有人尝试用于日语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还远远不够。外语学界与汉语学界间应建立互通借鉴的关系。
2.学术规范需要加强
随着国内各种人才培养制度、教师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学术规范成为一个基本的要求。尽管如此，形式上的规范容易做到和改善，内容上及方法上的规范一时却难以收到成效。例如，术语的使用是否确切，日语术语的汉译是否规范等，似有必要认真编纂一部术语对译辞典。
3.需要普通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视点
不论日语、汉语还是英语，都是世界语言大家庭中的一员。既然都是语言，必有共性与个性。在对某具体语言进行研究时，普通语言学（对比意识）和语言类型学（共性把握）的视野尤其不可或缺。
4.模仿有余，原创性不够
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模仿其理论方法做出成果，这比较容易做到，但我国的日语研究对普通语言学的原创性贡献十分有限。因为我们的主体性不够，自信心缺乏。为此，必须借用汉语研究成果，援用对比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的视野和方法进行探索。在这方面，张威的结果可能研究、戴宝玉的复合助词研究等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四）展望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学研究也不例外。在此试对未来10～20年内的国内日语语法研究做一下展望。
第一，语法研究关乎日语学习和教育的基础面，一直是日语研究的热点，人员集中，成果显著，这个势头不会改变。但应用于教学层面的实用语法研究会保持一定的热度。如彭广陆的教学语法建构、日本学者野田尚史的交际语法、庵功雄的教育语法的提倡等均体现了这一趋势。第二，中国学者的语法研究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接近，有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同步。特别是语料库语言学的进步、两国人民面对面交流的更加密切以及对母语者内省能力的依赖已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这些因素加速了这一趋势。我们必须紧追最新学术前沿，步步紧逼。第三，语法理论、热点层出不穷，更新换代更加频繁。这些热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语言学带来的影响。而国内语言学界对国外语言学新动向也十分敏感，故应加速与国内英语学界、汉语学界的融合，促进汉日对比的进一步深入，这对日语语法研究也有推动作用。第四，与其他类型的语言学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如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原型、背景化、语法化、意象图式等概念现已成为语法学研究的惯用术语。拘囿于纯粹传统的描写语法研究，既不现实也难以获得很大的进展或突破，这要求研究者拓宽视野，善于学习与融通。
如前所述，日语语法研究经过了从注重形式结构到开始重视功能语气等主观层面的转变。在前者的兴盛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兴盛研究格、语态时，中日往来还不频繁，国内日语学者从理论到方法还未掌握，但小部分幸运者有机会负笈东瀛，在使役、可能等语态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做的不是日本本体语法研究，而是汉日对比，这说明虽然包括句法学在内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结构形式，但作为外国人研究日语本体还有很大难度，而汉日对比是一大捷径，也符合当时国内外日语教育黄金时期的客观形势需要。后来，随着语法逐渐与功能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语法研究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失去了形式上的依托，非母语者难以理解，内省力不足。幸好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中日间的人员交流和文化往来日益频繁，特别是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与语法学之间的交融，非母语者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在此情况下，即便不刻意进行对比研究，作为外国人的我国学者也有可能取得不俗的成果，甚至出新，而这也正是非母语研究者研究日语的意义所在。
换一个角度看，国内有纯日本文化、日本政治研究，也有比较文化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可是为何汉日对比、汉日对比语言学会却成为日语研究的主要方向、学界推崇的主要学会呢？恐怕国内学界的一般共识是：日语是外语，母语者可以内省，而我们缺乏这方面能力，并且，对比研究还有助于解决教学实际问题。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因素，即潜意识中试图快步融入日本语言学界，获得应有的关注与承认，这其实也涉及研究者主体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涉及主体性的问题。现在不少专著，特别是博士学位论文成书，绝大多数是用日语撰写，不觉略感遗憾。不少是为评定职称之需，将博士学位论文或经修改后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十分可惜。汉日语言背后的思维、叙述方式上的机制原理不尽相同，有不少术语还未有定译，故此即便是作者本人将日文译成汉语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用母语写作或是译成通畅规范的汉语，这本身其实就是将学术成果本土化的一部分，并且中国外语研究者用母语写作，其成果还能受到国内其他研究语言问题的学者们的关注，这也是中国日语研究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日语是主观性很强、主客合一的语言（主观识解型语言），作为外国人研究日语，理应跳出去从外部客观审视分析日语的语言现实，而不是与日本人（的视角）融为一体。因此，选择母语汉语写作就十分必要了。《日语学习与研究》和《日语研究》等国内正规刊物都是要求中国作者用汉语写作。
有人说，做企业最开始是做好的产品，之后是品牌，最后的理想境界是创造标准。我们初步有了好的产品，但还未形成品牌。所谓品牌就是中国特色，或曰非中国人不能达到的水准，前述用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如自指、转指、语义指向等研究日语或可接近乃至达到此目标。但距离建立标准乃至中国学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若想实现此目标，从根本上说，需要坚持中国人的立场，从不同于日本人的角度看问题。
总之，语言学理论的流变、教学实际的需求、改革开放后人员交往和网络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学成人员回国等综合要素决定了国内日语语法研究的方向和这近20年来的成就，今后中国的日语语法研究要想打破瓶颈、建立中国标准，需要从包括中国人的需求和视点在内的主体性角度来寻找突破口。一句话，任重而道远。
词汇研究篇
词汇研究与语法研究历来是语言研究当中重之又重的领域。但相比日语语法研究，日语词汇研究有其比较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语词汇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种类繁复，近义词尤多，位相特征十分明显。
（2）较之语法研究，词汇研究理论不多，所用新方法甚少，且深度不够。
（3）相对而言，词汇重复性研究较多，突破性研究较少。
此外，与语法研究不同，由于中日两国历史上有相互学习借鉴的关系，研究者对汉日词汇之间的异同的关注也是因人而异的。并且，出于不同的教学需求，以及针对不同种类的词汇，研究目的和方法也各不相同。一方面，日语词汇数量、种类繁多，近义词尤为可观，出于服务教学实践的需要，我们势必要进行辨析之类的研究。另一方面，汉日词汇交流具有特殊性，文化上也有相近同源之处，汉日词汇很多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对日语词汇的研究，有时候更适合用汉日比较的方法，而不是对比语言学方法。前者辨析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同中求异，为学习者找到辨别的指归，而后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可谓异中求同，关注的是同源词变异的机制。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研究日语词汇应有的态度。
（一）研究历程概述
词汇研究一直是仅次于语法研究的重要领域。教学需求是词汇研究的第一推动力。与语法研究相比，词汇研究理论较少，热点问题也不多，难以看到语法研究中那种一波接一波的理论或学派的交替流行趋势。当然，词汇研究也存在一些永恒的话题，如词义用法辨析、外来语、流行语及熟语（习语、谚语、惯用语）、拟声拟态词等的研究。并且，也有如近代中日借词研究这样持续时间较长的关注焦点。借词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热点，如后文所述，国内外一直有学者在持续研究，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因此已基本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词汇研究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成果方面量的增加明显，但质的突破较难，即使有突破数量也不多。相对来说，词汇研究不大容易形成轰动效应，是语言学各领域研究中相对弱势的一个领域。原因之一是词汇本身缺乏系统性，多数只能做个案式研究，且词汇与社会、文化等概念意义相连接，如近代中日借词研究势必与近代两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相融合，多年前甚而转向研究近代语词背后特定概念的历史变迁，有些研究已脱离了词汇学研究的范畴，故用“知识考古学”称谓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它更接近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式。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日语词汇研究起初多以概述、介绍为主，泛泛而谈者居多，这也与当时国内普遍资料缺乏、与日方交流甚少、视野狭窄、信息闭塞、整体研究水平不高有关，夹以“谈谈”二字为题的论文较多，如“外来语小议”“谈谈日语外来语”等。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这十多年里，随着对日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内对日语人才需求的激增，日语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相应地包括词汇研究在内的日语语言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词汇研究无论是涉及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较之从前都有了很大提高，主要表现在：成果增多；出现专著；团队攻关；中日合作。
（二）若干主要领域的研究
1.研究成果概述
下面拟从教材、刊物、专著等几个方面予以概述。
第一，教材方面。刘耀武《日语词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词汇学方面的系统教材，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外，还有高文汉《日语词汇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沈宇澄《现代日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朱京伟《日语词汇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等问世。沈著2012年推出了修订版。朱著颇具个性，一是全部用日语撰写，二是较之其他教材，添加了不少历时性内容，特别是编者感兴趣的内容。李建华《日语词汇探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也有一些特色，如同形词方面的内容比较详细，主要源于作者自己的同形词研究成果。
此外，还出现了带有一定研究性、亦可视为提高型教材的著作，如李庆祥《现代日语词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这是国内第一部词汇研究方面的著作。吴侃《日语词汇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也颇具特色，作为国家社科“六五”规划的汉日对比研究成果丛书之一，该著含有汉日词汇对比的内容。2017年，该著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版。
第二，学术刊物方面。除了创刊于1979年的《日语学习与研究》以及《外语学刊》等其他语言类刊物外，2003年起还有《日语研究》（商务印书馆）问世，迄今已出版9辑，这些刊物或辑刊中有一些关于词汇研究的质量较高的论文。此外，各类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也常有一些好文章。
第三，专著方面。特别是近10年来，词汇学专著出现了陡然增加的趋势。同语法专著一样，基本上都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之后出版的。如李云博《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吴未未《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的日语外来语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吴宏《日语惯用语的认知语义研究》（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0）、邵艳红《明治初期日语汉字词研究：以明六杂志（1874～1875）为中心》（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纪晓晶《日语字音语素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常晓宏《鲁迅作品中的日语借词》（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祁福鼎《日语近代语自称词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刘玲《汉语词类拟声拟态词的日语本土化研究》（学苑出版社，2015）、陈岗《日语感情词汇的历时研究——以表达「嫉妒」「羡慕」「遗憾」「愤怒」的和语词汇为对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杨超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与“的”“性”“化”构词功能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韦渊《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陈帅《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日语拟声拟态词的语义分析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李云博的《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之作。
上述专著中，吴未未、吴宏、陈帅的研究以认知语言学为导向，纪晓晶的研究采用计量语言学方法研究日语汉字语素，韦渊的《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则是从音乐、文化等多角度对拟声拟态词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他著作均属历时研究。这些颇有分量的词汇专著，或有理论导向，或视点方法多样，或为历时性研究，从侧面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日语词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著作缺少沉淀，还需进一步打磨完善。此外，部分日文版的书若用中文出版，影响力会更大。
2.各领域研究
（1）词义辨析
同语法研究一样，教学需求是推动词汇研究的最大动力。同义词词义的辨析即为典型的服务于教学的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语研究草创期更是如此。严格意义上，辨析不算研究，但对于外语学习来说至关重要，也应列入研究成果（辞典编纂亦然）。冷铁铮的《日本语类义语的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3期）是较早谈及词义辨析的一篇论文。赵福泉的三篇论文即《谈谈同义词词义辨析》（《教学研究》1984年第1期）、《浅谈同义词的感情色彩》（《教学研究》1984年第2期）和《浅谈同义词的语体色彩》（《教学研究》1984年第4期）从研究指向和词义框架的角度对同义词辨析的基本方法进行了阐释。发表这方面成果较多的主要有张济卿、章学侃、应骥等人，代表性论文有：张济卿的《“好き”“好む”“好く”和“気に入る”的区别》（《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3期）、章学侃的《“きわ”“はた”“ほとり”的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应骥的《ころぶ、ころがる、たおれる》（《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3期）。作为工具书出版的词义辨析辞典主要有：孙满绪、吴德林、王铁桥《日语词义辨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汤一平《日语词义辨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孙满绪、吴德林、王铁桥《日语近义词详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沈宇澄《日语常用动词近义词辨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杨丽荣、张蠡《日语近义词辨析词典》（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刘丽芸、周军《最易误用的日语近义词解析》（中国宇航出版社，2012）和陆留弟《日语近义词·同义词辨析》（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等。此外，还有日本著名学者森田良行所著中文版《日语近义表达方式辨析》（彭广陆、陶振孝、王亚新、陈力卫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问世。词义辨析的对象涉及各个词类，如前所述，近年来也出现了以常用动词为辨析对象的辞典，这一方面凸显了动词辨析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辨析研究的视野较从前已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化。
应该承认，虽然词义辨析至今仍然有人研究，但早已不是主流，被各类辞典或辨析辞典所吸收，从方法论或研究目的来看，已迥异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辨析了。
（2）外来语、流行语
外来语、流行语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似乎是永恒的焦点课题。特别是外来语研究，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论文很多，在词汇研究中占比很高。其中，既有涉及外来语的起源、地位、发展趋势、文化特征的论文，也有关注其形式特征、演变规律的论文，还有关注网络外来语以及对外来语的功罪进行论说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庆民的《日本青年人创造的流行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4期），张正立的《日语外来语的由来与发展趋势》（《教学研究》1985年第4期），陆念桥的《谈谈日本的外来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2期），李进守的《浅谈中日两国词语中的外来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4～5期），沈宇澄的《外来语在现代日语中的地位》（《日语教学研究论文集》，1987），鲍海昌的《日语外来语及教材词汇研究》（《外语学刊》1988年第5期），刘文华的《谈谈日语外来语》（《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王秀文的《外来语介入日语的文化特征》（《外语学刊》1993年第6期），林娟娟的《试论日语外来语的本土化》（《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修德健的《关于日语的音译外来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1期），修德健的《浅谈外来语的动词化问题——以“る词”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2期），曲伟、李力的《浅谈日语中英语外来语的转换规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1期），王鸣的《外来语输入的基本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1期），修德健的《关于日语外来词的音译标准化问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修德健的《浅谈川柳中的外来词——以现代川柳为主》（《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3期），李雪岩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日语外来语的形成与发展》（《现代日语词语特色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朱凯的《关于外来语词形标记的规范化的探讨》（《现代日语词语特色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盛文忠的《浅析日语外来语中的和制英语》（《现代日语词语特色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高亮、秦国和的《日语英语源外来语的和式化》（《韶关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续三义的《关于新型外来语》（《日语研究（7）》，2010），黄爱民的《网络语言中的日语外来语》（《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刘占和的《从日语外来语泛滥谈外来语的功与过》（《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张唐梁的《浅谈日语中的流行语》（《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值得关注的是，修德健的3篇论文，曲伟、李力的1篇论文和王鸣的1篇论文均发表于1998～2000年的《日语学习与研究》上，可以看出当时国内对日语外来语的关注度很高。
关于流行语的研究，多为介绍、总结性质的概说性论文，但也有关注流行语研究及流行语美学特征的成果，如张秀华的《关于1985年日本的流行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期）、刘丽芸的《日本新流行语浅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4期）、任犹龙的《流行语的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2期）、罗传伟的《关于流行语的研究及启示》（《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1期）、张卫娣的《日本新流行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刘晓芳的《探讨日语流行语的美学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2期）等。
外来语辞典很多，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以分类词汇形式所编纂的辞典，如刘震宇、刘剑编《分类译注日语外来语》（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更大规模的是后来张兵、张小妮编《日语外来语多功能词典（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其上册为“基本词汇篇”，下册为“分类词汇篇”。另外，颇具特色的还有采取例解形式编纂的外来语辞典，如张丽花《日语高级外来语例解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和城地茂、蔡锦雀编《日语常用例解外来语手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等。
（3）拟声拟态词
拟声拟态词也是国内学者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虽属传统领域，但近年来有关拟声拟态词的研究有所突破，如赵耀《浅析日语中汉语系拟声拟态词的语义变迁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以及前述刘玲专著《汉语词类拟声拟态词的日语本土化研究》，皆是从历时的角度对来自汉语的拟声拟态词的融入过程及融入机制进行了考察，显示了该领域的研究视野有了很大拓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迄今发表的成果中，有单纯概述拟声拟态词的，如梨青竹的《浅谈日语的「擬音語」「擬態語」》（《大连外语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彭飞的《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1期）、张剑的《日语拟声词、拟态词语音特征及语法功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有对语音特点规律的总结，如林立的《日语“拟声·拟态词”在语音上的几点规律》（《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6期）；有对语义修辞的探讨，如顾伟坤的《拟声拟态词的转义现象与修辞效果》（《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4期）；有对翻译的探讨，如陈岩的《浅谈日语拟声词拟态词汉译》（《外语学报》1984年第3期）、侯仁锋的《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翻译》（《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2期）；有对文体特性的探讨，如曹莉、张予娜的《日语拟声词、拟态词的文体特性》\[《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甚至还有对童话和漫画里的拟声拟态词的用法、造词等进行分析的成果，如王冠华的《浅谈宫泽贤治童话中的拟声拟态词》（《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1期），吴仕波的《日本漫画中拟声拟态词的造词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3期），张景一、程放明的《浅析漫画中的拟声词拟态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关于拟声拟态词的结构特征，有曹金波的《「ＡっＢり」型日语拟态词后续部分省略研究——以句尾使用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3期）、庞佳的《试析“XッYリ”型拟态词与名词接续的几种形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此外，还有聚焦于更细微处的研究，如王曙光的《与“笑”有关的拟声词拟态词小考》（《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6期）、李谨的《雨的拟声拟态词与日语语感》（《外国语言文学》2005年第3期）。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后所发表的论文，较之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所涉及的题材（童话、漫画），还是研究视角方法（翻译、造词、语感等），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体现了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细化的过程。
徐一平、谯燕、吴川、施建军著《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系研究性论集，难得的是书后附有“拟声拟态词研究主要论著要目”（中日文文献），便于后学参考。韦渊2018年出版的专著《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分别从日语拟声拟态词的音乐性特点、中日象声词的共性和特性、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学习方法、日语拟声拟态词中的隐喻、与日语拟声拟态词有高相关度的“寂”的审美文化、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等多方面多视角，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特点和学习方法进行了综合考察与分析，是对迄今的研究具有概括总结性意义的著作。
（4）熟语（习语、谚语、惯用语）
此处的熟语是汉语熟语的称谓（不是日语中的“熟語”），其实包括了日语习语、谚语、惯用语等。其中也有不少来自汉语，反映了日本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的联系或差异，且带有浓郁的日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很早就作为带有日语特征（同拟声拟态词等）的词语受到学界关注。起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或对熟语的形式或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如姚崇永的《日语中的习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2期）、林彬的《日语中的汉语成语和典故》（《教学研究》1981年第3期）、张曙光的《谈日语谚语的学习和应用》（《外语学刊》1982年第2期）、王宏的《日语惯用语管窥》（《日语学习》1984年第2期）、王述坤的《日语ことわざ表现形式初探》（《外语与外语教学》1986年第3期）、王述坤的《ことわざ的词义及翻译辨析》（《教学研究》1987年第1期）等。
进入21世纪之后，熟语研究具有了多样性和丰富性。如万红梅的《日语成语的文化阐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张慧芬的《日语中的气象谚语》（《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2期）、王锐的《关于日语惯用语、谚语误用的现状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4期）。如上所述，或涉及文化阐释，或将焦点置于气象谚语，或对偏误进行分析探讨，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关于含身体部位词语的惯用语的研究成果，如赵圣花的《探讨有关“颜”的惯用表达及其形象化的比喻用法——以感觉、情感方面的惯用表达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1期）、曹珊的《日语中由“面”“颊”构成的身体惯用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刘立华的《日语人体词汇惯用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金玉顺的《日语中有关“顔”的语句表达》\[《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0年第6期\]等。同拟声拟态词研究一样，熟语研究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此外，还有从语义或语法角度研究熟语的论文，如范丽燕的《日语四字成语的分类和意义探析》（《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彭广陆的《慣用句における意志動詞·無意志動詞のありかた》（《迎接21世纪日本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0）、李丹蕊的《试论有对自他动词的多种对应关系——以“惯用句”为线索》（《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
辞典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2017年出版的阎萍等编《日语谚语密码》（商务印书馆）。作为学习型辞典，该辞典通过添加\[注\]的形式对谚语所涉及的背景来历、出处典故、语义衍生的原委、使用环境等做了详细的解释与拓展。读者在学习日语谚语的同时，可进一步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掌握语义的发展演变规则。此外，有特色的还有以双解形式呈现的辞典，如杨金华编《汉日双解常用习惯用语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男女用语
表现在日语词汇上的位相特征构成了日语词汇的基本特点。例如，日语中男女用语差异显著，就是日语词汇乃至语法、语用上的一大特点，此研究属于传统国语学中的位相研究，对此国内学者也做了不少研究，如李东哲的《日语会话中的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1期）、张保华的《日语女性用语初探》（《教学研究》1987年第2期）、张忆杰的《日语的男女用语区别》（《日语学习与研究》1994年第1期）、张汉英的《日语中男女用语的差异》\[《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屈亚娟的《日语中的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的特点》（《现代日语词语特色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宫伟的《试论日语中男女性别差的现状及走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3期）、张婷婷的《现代日语中男女用语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以访谈类节目为例》（《海外英语》2010年第4期）等。
（6）中日借词
20世纪50年代，王立达、郑奠等相继撰文，指出现代汉语中有很多来自日语的借词。王力在《汉语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58）中指出很多汉语词其实是外来语。高名凯、刘正琰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以及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大量列举了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5期发表了沈国威的论文《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开启了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研究日语借词的序幕。沈国威赴日留学后，发现日方已有很多扎实深入的研究，如佐藤亨的汉译西书研究和森冈健二的《英华字典》研究等。沈国威后来在大阪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出版了专著『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笠間書院，1994）。旅日学者陈力卫、刘凡夫也做了这方面研究。200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朱京伟于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研究即将结束之际，召开了报告会，当时聚集了一批国内外同行。以此为契机，形成了16～19世纪东亚借词研究的学术圈。该圈子的成员比较固定，每年在中日韩三国轮流召开研讨会，坚持至今。2012年第3期《日语学习与研究》推出了专刊《中日词汇交流与近代新词研究》，共收6篇论文，有沈国威的《回顾与前瞻日语借词的研究》、刘凡夫的《以黄遵宪〈日本国志〉（1895）为语料的日语借词研究》、朱京伟的《〈时务报〉（1896～1998）中的日语借词——文本分析与二字词部分》、陈力卫的《围绕近代「新漢語」的一些问题》、李运博的《“英華和訳字典”中出现的日语新词》以及田中牧郎的《新漢語定着の語彙的基盤——“太陽コーパス”の「実現」「表現」「出現」と「あらわす」「あらわれる」など》。
如前所述，此类借词研究虽属词汇研究，但是否可纳入词汇学研究范畴尚待考量。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了沈国威的中文专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2年，他的日文专著出了修订版。关于近代中日借词研究的专著，还有朱京伟『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学科との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白帝社，2003），刘凡夫、樊慧颖《以汉字为媒介的新词传播——近代中日间词汇交流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以及孙建军《近代日本語の起源：幕末明治初期につくられた新漢語》（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6）。朱著重点对近代哲学、植物学、音乐领域术语的形成和交流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考察。21世纪初，武汉大学著名历史学者冯天瑜也加入进来，著有《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近代语词交流的背景及造词机制等进行了探讨。陈力卫、沈国威等人的研究现在重点围绕概念的变迁，而不仅仅是追踪语词本身。南京大学的孙江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已出三辑，收录了陈力卫的论文。关于这一转向，正如沈国威在《回顾与前瞻日语借词的研究》中所言：“现在日语借词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日语词汇或汉语外来词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汉语本体研究以及近代的历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学史、科技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化也对日语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将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优秀成果问世。
朱京伟在其专著出版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借词论文，如《明治初期以后的哲学与逻辑学的新词》（《日本语科学（18）》，2005）、《蔡元培的日语翻译与哲学用语进入汉语的早期情况》（《日本学研究（15）》，2005）、《明治时期社会主义用语的构词特点》（《日本学研究（16）》，2006）、《明治时期社会主义用语的形成》（《19世纪中国语的诸相》，雄松堂，2007）、《梁启超与日语借词》（《日本学研究（17）》，2007）、《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早期日译及其译词》（《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等。朱京伟还于2011年成功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报纸与译著中的日语借词研究”，现已结题。此外，相关成果还有朱京伟《〈译书汇编〉（1900～1903）中的二字日语借词》（《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6）》，2015）、樊慧颖《汉译西书与近代中日新词语的互动——以〈六合丛谈〉（1857～1858）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6期）、孙逊《现代汉语中日语外来词词源考辨》（《外语教学》2015年第3期）等。朱京伟的几个学生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如前述常晓宏研究鲁迅作品中的日语借词，邵艳红主要考察明治时期《明六杂志》中的汉字词，郑艳研究的是清末中日法律用语方面的交流等。
也有学者研究现当代的中日借词，以彭广陆为代表，进行了一系列当代汉语，主要是改革开放后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如《从汉语的新词语看日语的影响——说“人脉”》（《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4期）、《从汉语的新词语看日语的影响之一——“族”》（《汉日语言研究文集（3）》，2000）、《从汉语的新词语看日语的影响之二——说“写真”》（《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北京出版社，2002）、《从汉语的新词语看日语的影响之三——说“蒸发”》（《日本学研究（12）》，2003）等。
此外，北京邮电大学的李旖旎对网络词语中的日源词做过初步的研究探索，如李旖旎、徐敬宏《论汉语网络流行语中的日语借词》\[《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李旖旎、徐敬宏《汉语网络词语中的日源词认知度调查分析》\[《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蒋芳婧在论文《改革开放后中日经济词汇交流的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年第2期）中指出，当代中日经济词汇交流呈现双向交流的新模式，既有“泡沫经济”“株式会社”等从日本传播到中国的词，也有“创业板”“增值税”“经济特区”等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词。
关于汉语新词进入日语后如何翻译，近年来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如吴侃主编的论文集《汉语新词日译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此外，代表性论文有王志军《试析汉语新词日译问题与方法》\[《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等。王志军还与日本学者合作，出版了词典《汉日对照新词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7）构词
构词研究早期有邱根成《论日语中的双重结构二字汉语》（《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2期）和翁耀东《日语隐语的构词规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5期）等。朱京伟对日语中的汉语词构词也做过不少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主要有《“日造汉字词”的结构分析和语义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4期）、《关于日语「漢語」的「書き換え」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3期）、《从构词要素看汉语造词和日语造词》（《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4期）、《从构词要素看中国造汉字词和日本造汉字词的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4期）、《四字词内部结构的中日比较》（《日本学研究（14）》，2004）、《三字词内部结构的中日比较》（《日语研究（3）》，2005）、《中日V+N定中结构二字词的比较》（《日语研究（5）》，2007）。朱京伟的学生杨超时也从事构词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接尾辞“的”的历史形成，成果有《現代中国語の“～的”と日本語の“-的”の影響関係について》（《日本学研究论丛（5）》，2008）、《日本語の「-的」と中国語の“～的”について―通時的視点からの一考察》（《外国语学研究》，2009）、《清末报刊中“-的”字的用法与日语「-的」字的影响关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近代日本語における漢語接尾辞の形成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学研究论丛（6）》，2010）、《清末报刊中三字词“□□+性”的用法》（《日本学研究论丛（7）》，2012）。2018年，杨超时出版了专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与“的”“性”“化”构词功能的演变》，此研究兼有历时演变和构词对比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日语词汇研究的特殊性，即共时与历时研究兼而有之。朱京伟的另一学生纪晓晶对日语汉字语素的构词能力进行了探讨，2013年出版了专著《日语字音语素研究》。
（三）问题及其对策
如前所述，词汇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冷清，缺乏热点，但对于永恒的话题，从来就不缺乏关注和研究它们的人。特别是在汉日对比方面，词汇研究构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迄今日语词汇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1.创新不够
不论是所研究课题还是方法，乃至结论等，重复性研究较多，创新不够，特别是有关传统课题的研究，如同形词、外来语等。前者属于汉日对比研究，后者虽是纯日语词汇研究，关注、研究的人一直很多，但难以取得突破。
2.深度不够
外来词研究中，特别是笔者较为熟悉的同形词，低水平重复之作大量存在。这方面研究确有难度，但对新的方法论的探讨也较为缺乏，可谓到了瓶颈期。此外，迄今对熟语等多从文化角度考察，缺少从词汇学的角度开掘的研究。
3.历时研究不够
尽管已有如祁福鼎的自称词研究，刘玲、赵耀等的拟声拟态词研究，但总的来说不够。
郭木兰的《关于〈今昔物语集〉中的服饰汉语词》\[《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伍毅敏的《中世日本女性的言语实践及位相特征解读——以“女训书”和“女房词”为中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等可谓曲高和寡的研究。郭木兰的《上古汉语词汇对古日语的渗透层次研究》还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4.尚有不少空白
对文言词汇的研究尚缺。有讽刺意义的是，在20世纪日语研究草创时期，有些这方面的研究，虽不深入，但总归有。现在几乎一边倒地研究现代日语。此外，对和语词的研究，特别是历时演变的研究则更少。
5.缺少理论支撑
已出现采用“模因论”理论研究词汇的论文，但如此鲜明地以某理论做支撑研究词汇的案例少之又少。同语法等领域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
6.很少计量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计量词汇研究虽有了一些，如施建军《抽取日语专业词汇的一种量化方法——以医学专业词汇为例》（《日本学研究（20）》，2010），但还是远远不够。现在的语料库研究多为日语教学和语法等研究服务，用于词汇研究的不多。
（四）展望
第一，词汇本义是词语的集合体。个案研究当然十分重要，但将质和量的把握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把握，可喜的是已初现端倪。从定性到定量的模式转换已经成为词汇研究的大趋势。在此意义上，施建军团队所做的同形词研究值得期待。[8]
第二，当代中国对日语词汇的影响。在迄今的研究中，涉及近代中日之间词汇交流的研究很多，成为显学之一。但也出现了研究当代中国对日语词汇影响的论文。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这种趋势会愈来愈明显，如前述蒋芳婧《改革开放后中日经济词汇交流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需加强历时研究的力度。日本及国内已经开发了很多数据库、语料库，期待国内学者更有效地利用它们为日语词汇的历时研究服务。相信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既有惯性认知，在方法论上取得进步。这方面工作已有了改观，但仍嫌不足。
第四，建设人才梯队。朱京伟及其所带博士所从事的词汇研究，主要有借词（邵艳红、常晓宏、郑艳）和构词（纪晓晶、杨超时）两方面研究，可视为因师承关系形成了较为可观的词汇研究梯队（也是团队）。沈国威所在日本关西大学现已成为中日近代借词研究的重镇之一，有不少国内留学生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形成带有关西大学风格的学术团队。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徐克伟就是在沈国威的指导下于2017年获得学位的，其兰学及文献学的功底十分深厚。浙江大学王春师从名古屋大学著名词汇研究学者田岛毓堂，进行比较词汇学研究，出版了专著《日中词汇的比较词汇论的研究——以基干词汇为对象的尝试》。由此可以看出，词汇研究梯队（团队）或曰学派的建立与传承也会是未来词汇研究的一个趋势。
汉日对比研究篇
国内的汉日对比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值日语教育开始步入正轨，同时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语言学思潮及国内英语等语言学界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日本，随着针对归国子女的日语教育的迅疾展开，以及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吸引了大批外国留日学生，日本的对外日语教育即“日本语教育”出现了高潮，其标志之一“日语学”兴起，登载此方面论文的杂志『日本語学』（明治书院）问世于1980年，可谓应运而生。日语学的发展催生了偏误（病句或误用）研究，推动了后来对比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从原理上说，有了日语教育，就有了汉日对比。在国内，起初表现为病句（误用）研究，之后便开始了有意识的汉日对比研究，两者的边界起初并不分明。进入90年代后，汉日对比逐渐成为多数学者们的自觉意识，取得了不少成果。到了21世纪，汉日对比更是成为国内日语研究的主流之一，成果甚丰，逐渐步入大踏步发展期，但距离成熟期还有一段距离。
（一）研究历程概述
1.学科缘起
在国内，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属于日语教学研究的草创期，起初是随着日语教学的重振和普及，汉日语言的异同受到关注，病句分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虽然病句研究不等于对比，但病句多源自母语的干扰，病句研究的背后必然存在汉日对比的意识，故可视为汉日对比研究的雏形。草创期的日语研究，以语态研究为例，除介绍性论文外，本体研究并不多，而对比研究成果较丰，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缺乏母语者那样的内省力，而从结构上着眼研究，又难以突破或超越日本学者的成就。于是，源于教学需要，归纳病句类型，再同母语进行对比，就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归结了。故此，汉日对比一开始是来自教学现场的需要，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由不规范、缺少科学性到初步实现规范化的转变过程。因此，草创期的汉日对比与日语教学、病句分析实质上密不可分。
2.发展历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病句研究成果增多，佐治圭三等日本专家的引领是助推偏误研究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有：佐治圭三与北京大学郭胜华、刘金才合作发表的有关病句的论文（《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1～5期），顾海根、李强译《中国人学日语常见病句分析一百例》（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胡振平著《日语病句剖析200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佐治圭三、唐磊、张琳合著《日语病句详解》（北京出版社，1992）等。病句研究一直持续到后来王忻及张麟声、于康等人的系列研究，但已有了质的不同。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汉日对比研究虽已萌芽，但仍属于草创。之后，随着对比语言学的传入，与国内汉英对比等汉外对比研究同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汉日对比的角度探索与日语教学、日语研究相关的问题，如张麟声著《汉日语言对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即为国内较早明确提倡汉日对比的论著。
自20世纪90年代起，汉日对比研究愈益成为国内日语研究界的自觉行为和学术时尚，且科学性不断增强。这是因为对比语言学思潮在世界各国流行发展起来，也影响到了日本和中国学界，一批学成归来的博士将国外的对比研究思想和方法带回国内。与此相呼应，《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杂志也开设了专栏。《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载有汉日对比栏目。特别是199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续三义在日本著名学者香坂顺一的支持下，成立了汉日对比语言学研习会。除了每月例会外，连续数年在暑期举办研讨会，先后出版《汉日语言研究文集（1～6）》和《汉日语言对比研究（7）》，可谓在组织和学术刊物的出版上迈出了一大步。
进入21世纪后，汉日对比研究的势头愈发强劲。2000年北京大学举办了汉日对比研讨会，日本学者井上优、定延利之与会发言，给予了有力支持。2003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制成功的中日对译语料库，为汉日对比研究的大力开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2009年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成立。该会每年暑期举行一次大的研讨会，约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做主旨报告，迄今已成功举办了9次，还定期出版论文集《汉日对比语言学论丛》。《日语学习与研究》和2003年创刊的《日语研究》等也不时刊载汉日对比的佳作。2012年，“日中对比语言学会中国分会”成立，每年开展4次研习活动，截止到2018年9月已举办了20次活动。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的汉日对比研究发展迅猛，论著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张岩红著《汉日对比语言学》和张麟声著《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出版。虽然两者内容与侧重有很大不同，但均可视为国内汉日对比研究的总括性著作。
3.外来影响
国内对比研究的流行与国际学术大背景密切相关。日本1974年就有了相关学会，往更远了说，其潮流来自欧美。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外国留学生以及日本归国子女的日语教学兴盛起来，给日本的日语教师提出了大量新课题，促成了日本语学的诞生。80年代留日获得博士学位的杨凯荣和张威分别出版了专著『日本語と中国語の使役表現に関する対照研究』（1989）和『結果可能表現の研究―中国語·日本語対照研究の立場から―』（1998）。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皆为汉日对比研究绝非偶然，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日语教育兴盛的大背景。
在日本，1990年石绵敏雄、高田诚著『対照言語学』和1997年大河内康宪编『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集』的出版可视为对比语言学兴盛的标志性事件。前者搭建起对比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后者则以研究范例的形式揭示对比研究的方式、方法。前述杨凯荣、张威的对比研究皆聚焦于汉日语态上的异同，分别对准外国人难以掌握的使役和可能表达范畴的汉日差异进行考察。但事实上，汉日对比研究不限于传统的语法、语音、词汇、文字等领域，早已扩展渗透到了语用、认知、会话分析、语言类型学等各方面。这固然与日语教学现场需求的扩大有关，同时与日本乃至世界对比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4.定位转型
作为对日语本体研究（描写语言学为主流）的重要补充，很多新视角、新方法如生成语法、语言类型学、语用学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汉日对比无疑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手段。最初可能是为了解决偏误而被动地进行对比，或通过对比来揭示差异，但没有说明缘何有此差异。随着对比语言学的成熟，实现从罗列事实到解释现象的转变日益成为对比研究的目标。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对比的最终目的不是验证语言，而是通过对比，发现一种语言有而另一种语言无的现象。因此，作为描写语言学的重要方法之一，语言对比的价值也被重估。通过语言的对比，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一种语言的本质特点，而不仅仅是解决教学问题。
在日本，2002年生越直树编『対照言語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世纪日本的对比研究的总结，也标志着对比研究由此进入了新阶段，表现在此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主语、语态、情态”等具体的范畴展开，而此书所关注的是同一个语言现象在其他语言中是如何被词汇化、构造化的，以求探索语言编码过程的共性与个性。这种转型与日本乃至世界的语言学发展的潮流趋向是同步的。
5.三个阶段
综上所述，国内的汉日对比研究走过了三个阶段。（1）解决现实问题，如病句（偏误）研究，尚属不自觉时期，或谓汉日对比的萌芽（草创）期。对应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2）目的在于发现语言本质，为描写语言学助力，即第三视点，属于自觉运用汉日对比语言学的时期。对应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3）类型学意义的探究。通过汉日对比，力求发现超语言的理论意义，以获得对语言本体的客观认识和探明不同语言的相关性。此时，对汉日对比的运用可谓超自觉，对应于进入21世纪至今。现在，国内的汉日对比虽然三个阶段相互重叠，但总体上处于（2）、（3）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种学科的成熟表现在三个环节：（1）自觉运用；（2）成立组织；（3）方法论探讨。如上所述，此三个环节中，（1）萌芽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2）约20年前逐渐形成，（3）虽已有理论方法的探讨，但尚欠功夫。当然，距更高的目标，即汉日对比研究中国标准、学派的形成更是十分遥远。
6.理论探讨
学术界已达成的普遍共识是，通过对比研究，可以获得对母语的深刻认识，又可促进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但其实各有不同的具体见解。日本学者井上优认为，对比研究的意义在于“以更明确的形式阐明各个具体语言具有的语法特征，以及各个具体语言中语言现象内在的语法意义”。或可理解为，在母语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者是不被意识到的语言现象，可以通过对比研究上升为语言表达的特点，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母语的本质，如张威的『結果可能表現の研究―中国語·日本語対照研究の立場から―』即为范例之作。这也是早期汉日对比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石绵敏雄、高田诚认为，在对比研究中，往往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导入第三视点十分有必要。不同的几个意思，在表达形式上没有区分。用同样的语言形式表达时，操母语者往往不敏感，意识不到该形式在不同条件下表达的不同含义。如李琚宁《当否判断语气形式的汉日对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研究范例。
井上优在2007年出版的《日语研究》中的特约论文《言語の対照研究の方法》一文中提到，对比研究分两个阶段：（1）观察和整理语言之间的类似和差异；（2）考察存在于类似和差异背后的一般原理。他认为，再泛泛以“被动汉日对比”为题没有意义，而是要穷究差异背后的一般原理。此处的“一般原理”与第三视点庶几相同。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汉日对比在理论上的贡献甚微。关于对比的实际操作，于日平（2006）提出两个模式：（1）对比相同意义概念下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达形式（ab两种语言的功能皆为静止、割裂的）；（2）以某表达形式的不同功能为基础，对比它在另一种语言中是如何与不同语言形式形成对应关系的（a语言是动态的、变化和连贯的，b语言是静止、割裂的）。第一个模式即传统的、对诸如语态等语法范畴进行的汉日对比。第二个模式，与生越直树书里所涉及的内容相仿，同第三视点的观点亦有相似之处。曹大峰在《语料库语言学与日汉对比语言学》（2003），林璋在《语法对比研究中的语料问题》（2010），盛文忠在《语言类型学与日汉语对比研究》（2010）中都涉及了方法论的问题。但这方面的论著、论证还不多。张麟声在《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中提出了不少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包括区分了对比和对比语言学。
7.主要著作
截止到20世纪末的汉日对比著作主要有：何培忠、冯建新《中日同形词浅说》（商务印书馆，1986），秦礼君《汉日句法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张麟声《汉日语言对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赵博源《汉日比较语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等。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内博士培养步入正轨，以汉日对比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博士学位论文越来越多，加工出版的著作也多了起来，最早如施建军《汉日主题句结构对比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之后，主要有王蜀豫『日中語彙の対照的研究——同形語を中心に』（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马小兵《日语复合格助词和汉语介词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王春《日中词汇的比较词汇论的研究——以基干词汇为对象的尝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郑宪信、辛永芬等《汉日篇章对比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张兴《“要求确认”表现形式的日汉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毋育新《日汉礼貌策略对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孙海英《汉日动词谓语类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对比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欧文东《汉日语表达中的物理移动范畴与命名背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李琚宁《当否判断语气形式的汉日对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施晖《汉日交际语言行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黄春玉《关于结果补语句的中日比较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徐靖《移动与空间——汉日对比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李颖清《日中动词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丁伟《授受表现中日对比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马燕菁《汉日语人称代词对比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梁爽《关于“幽默”文本与受众的中日对比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何宝年《中日同形词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单文垠《关于道歉的日汉对比研究——以言语事件为视角》（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施建军、徐一平、谯燕《汉日语同形副词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李光赫《条件复句的日汉对比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于冬梅《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何午《日语句法结构认知——兼与中文对比》（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刘珏《拒绝行为的语用学研究——中日文化中拒绝性话语的对比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陶芸《中日法律词汇对比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李光赫、张光北、林乐青、王楠《复句日汉对比实证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李香《日译吴音的读音层次与六朝南音》（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姚艳玲《日汉动词构式的认知对比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李金莲《日汉被动句对比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黄毅燕《汉日指称化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姚艳玲《日汉语事件结构表达式的认知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盛文忠《汉日语语序对比研究——基于语言类型学的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贾黎黎《量化形式的汉日对比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白晓光《日汉语自称词的对比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王玉明《中日异议表达行为对比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李华勇《感谢语言行为的汉日对比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曹彦琳《基于语料库的汉日多重限定表达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文钟莲《中日言语行为对比研究：冲突与交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王丽莉《汉日转折关联词语对比与翻译》（科学出版社，2018）。留日学者在日本出版的对比著作，除了杨凯荣和张威的著作外，还有王学群『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否定文の研究——中国語との対照比較を視野に入れて』（僑報社，2003）、方美丽『移動動詞と空間表現——統語論的な視点から見た日本語と中国語』（白帝社，2004）、时卫国『中国語と日本語における程度副詞の対照研究』（風間書房，2009）和王轶群『空間表現の日中対照研究』（くろしお出版，2009）等。
在早期的汉日对比专著中，只有赵博源《汉日比较语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秦礼君《汉日句法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及《日汉比较语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战庆胜『中国語の姿·日本語の姿』（高城書房，2003）、鲁宝元《日汉语言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华语教学出版社，2005）属于总括性的对比研究。其中，赵著和秦著均为系统的纯语法对比，赵著主要是为学习汉语的日本人编写的，秦著主要是为学习日语的中国人编写的。战著是以词汇为中心的汉日对比研究，鲁著则是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应用等方面入手，可谓全方位的汉日对比研究，且偏重于对日的汉语教学。这些著作因受到时代局限，且以服务教学为宗旨，距汉日对比语言学尚有一段距离。
近年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总括性的汉日对比语言学专著，主要有张岩红《汉日对比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张麟声《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以及刘笑明《日汉对比语言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汉日对比语言学》堪称国内日语界第一部系统论述对比语言学的著作。该著在详细介绍了学科的起源、历史、理论框架等内容之后，重点对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焦点问题等进行了论述与探讨，其中“争鸣”栏目设计颇有新意。张麟声著《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对迄今为止的汉日对比语言学进行了阐释和论述，特别是就对比语言学之于教学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具有较高的理论高度。刘笑明著《日汉对比语言学》由基础篇和研究篇两部分构成。基础篇主要阐述有关日汉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及具体内容的对比等问题，研究篇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各领域日汉对比的研究论文。
如前所述，日语偏误（病句）研究很早就已开始，2016年王忻发表《偏误—对比—认知：语言研究范式的新尝试——以“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为例》（《外国语》2016年第4期）一文，为自己之前的偏误研究做了定性。早在2006年王忻就出版了《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历经十年的再探索，王忻的对比研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即偏误是表层，对比是手段，关键是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高度进行研究，因此他较早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不是偶然的，2016年出版的《日汉对比认知语言学：基于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研究》即他的结项成果。旅居日本的张麟声较早提出了“对比研究·偏误分析·验证调查”这一模式，并在2005年成立的“面向汉语母语人的日语教学研究会”的研究活动中贯彻这一模式。张麟声在其日文版著作的中译本《中国日语学习者常见误用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中，以20个案例的形式呈现对比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针对性强，较易操作，特别适合初学者使用。于康2014年出版了《日语偏误研究的方法与实践》（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还成立了“日语偏误与日语教学研究会”，先后出版了《日语偏误与日语教学研究（1）》（2016）、《日语偏误与日语教学研究（2）》（2017）、《日语格助词的偏误研究（上）》（2017）、《日语格助词的偏误研究（中）》（2018）等，均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于康的偏误研究重在构建语料库，以中国学习者作文中出现的格助词等方面的偏误为突破口，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对比，以求服务于日语教学。总之，张麟声、于康各自建立了与偏误对比相关的学会，带领国内外诸多同行合力研究，并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二）若干主要领域的研究
1.语音（音系）对比
早期主要有朱川的《汉日语音对比实验研究（节选一、二）》（《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2、4期）等。续三义基于对日汉语教学实践的课题，根据语音学的原理方法系统地对比了汉日语音，发表的成果主要有《汉日辅音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1）》，1998）、《鼻辅音和元音——n、ng教学的误区（英日汉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1）》，1998）、《汉日声调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2）》，1999）、《汉日两语的句子重音》（《汉日语言研究文集（4）》，2001）。续三义还出版了一部专著《对日汉语语音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此外，还有周晓波、薛豹的《日汉语流音变对比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1期）等研究。
音系（音韵）研究方面，成果主要有于振田的《浅析日语单元音与汉语相应元音的异同》（《外语与外语教学》1985年第2期）、罗传伟的《从与汉语语音的比较中看日语读音的若干特点》（《教学研究》1987年第4期）、刘淑学的《日语基本音节汉字的音读与汉语音韵的对比研究》（《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王军彦的《现代汉日汉字读音对照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4期）以及何丰的《汉语多音字在日语中的发音规律》（《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等。
从教学实践出发，着眼于汉语声韵母与日语语音对应情况，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少成果，如王保田、王诗荣的《汉语声母与日语汉字读音的对应规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刘淑学的《现代汉语中u韵尾的汉字在日语中的音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何丰的《n声母和r声母汉字在日语中的发音规律》\[《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王保田的《关于汉语的韵母与日本汉字音读》（《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3期）。成春有对此做了系列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有《汉语韵母与日语音读长音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年第2期）、《日语入声音与汉语入声》（《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1期）、《日语拗音与汉语拼音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1期）。成春有还出版了专著《日语汉字音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汉字音到了日本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变，但其中也蕴含了不少古代汉字音的信息。因此，从历时角度出发，研究古代汉字音与现代日语汉字音间的联系的研究也有一些，特别是国内方言保留了古汉语的原有特征，揭示两者关联并摸索出一定的规律，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来自方言区的学生也有一定的教学指导意义。如陈鸿儒的《日本汉字音读、莆田方言与中古音系声韵比较（一、二、三）》（《龙岩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2001年第1～2期）、薛育宁的《入声字キ尾表记的由来及原音依据——日本吴汉音与闽南方言文读音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1期）以及《入声字吴音-iki的来源及其キ尾表记的原音依据——日本吴音与漳州方言文读音的对应比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朱东根的《论日本语对汉语入声字的转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何丰的《湘方言与日语语音相似点的比较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这方面较新的研究有谢育新的《日语汉字音读与客家话对应关系初探——以日语汉音与韵母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1期）、《唐话纂要字音与杭州话的对应关系》（《日语研究（7）》，2010）。谢育新系北大中文系博士，在名师指导下出版了专著《日本近世唐音：与十八世纪杭州话和南京官话对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此外还有申东月的《汉日语言接触对日语辅音系统的影响》（《外语研究》2007年第2期）等论文。李香2014年出版的《日译吴音的读音层次与六朝南音》是迄今历时研究中最具深度的著作。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堪称这方面研究的开创性典范之作。
2.文字对比
关于文字的比较主要集中在汉字方面，分为字义辨析、简化字、文化几个方面，也有从教学角度切入的考察。如张纪浔的《日语中的汉字与中文的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6期）、姚小平的《古汉语中的某些字及其意义在现代日语中的反映》（《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4期）、姚俊元的《“字同义异”的中日汉字（上、中、下）》（《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5～6期、1989年第1期）、曲维的《现代日语中的汉字特点说要——兼与汉语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2期）等。
中日简化字的异同是文字对比的一个热点，特别是非日语圈的汉语学者关注较多，成果有邵嘉陵的《漫谈中日两国的简体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马叔骏的《中日使用文字之比较——兼论统一汉字简化字》\[《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刘世刚的《中、日、韩三国汉字一体化的初步设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等。王秀文的《古代中日交往与日本文字的形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是从历史维度进行的考察。曹先濯的《中日常用汉字笔顺的小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2期）具体考察两国常用汉字笔顺上的细微差异。潘钧有《浅谈汉字、汉语词对日语的再塑造作用》（《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4期）、《中日文字体系比较——以文字的性质和功能为中心》（《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北京出版社，2002）等论文，并在其专著《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商务印书馆，2013）中设专章论述现代中日汉字的异同。
3.词汇对比
（1）同形词
较早的成果有赵福全的《日汉同形词的错情剖析》（《教学研究》1980年第4期）、赵福堂的《关于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方明礼的《浅析日汉同形异义词》（《外语与外语教学》1990年第4期）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同形词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表现在开始有了方法论上的探究，且不仅研究词义差异，也从语法（词类差异）以及词义褒贬色彩等多方面着手阐释差异及成因，如鲁晓琨的《中日同形近义词辨析方法刍议》（《外语学刊》1990年第2期），曲维的《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潘钧的《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年第3期）、《关于中日同形词语法差异的一次考察》（《日本语言文化论集（2）》，北京出版社，2001），翟东娜的《汉日同形词褒贬色彩刍议》（《汉日语言研究文集（3）》，2000），曹珺红的《有关中日同形汉字词汇对比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等。对日汉语教学方面，有王顺洪的《汉日同形词给日本人学习汉语造成的误区》（《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鲁宝元的《汉日同形异义词的对比考察与对外汉语教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2）》，1999）等。近年来，同形词研究有了新的起色和进步，施建军、洪洁的《汉日同形词的意义用法的对比方法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是其中一篇较新的有分量的论文，是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关于汉日同素异顺词（或称同素异序词）类同形词，学界也有研究，如石素文的《论日语同素异顺词的形成与应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刘静、王志勤的《现代汉日反序词的比较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翁耀东的《中日词汇中的字顺逆转现象》（《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1期），李冰的《汉日同素异序词对比分析》（《现代语文》2008年第11期），张巍的《日语中同素逆序形式汉字词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等。
总之，汉日同形词早已成为日语界永恒的课题，但迄今为止重复性研究较多。关于同形词的定义、同形近义词的词义差异分类，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差异等均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施建军2012年申请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东亚国家语言中汉字词汇使用现状研究”，同年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日两国现代语言生活中的同形词汇研究”的立项。两者均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技术进行大规模词汇调查研究，有望取得较大的突破，期待能为同形词研究从理论到方法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
（2）拟声拟态词
拟声拟态词，也称象征词，是最具日语特点的词汇种类之一，很早就有学者研究，如濑户口律子的《汉日拟声词比较研究》（《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徐甲申的《关于日汉摹拟声词语的两项比较》（《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年增刊第2期）、张秀华的《日汉拟声拟态词及翻译方法探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王淑兰的《中日拟声词色彩意义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1期）、王冠华的《中日古代拟声拟态词之对比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庞炎的《中日拟声词的形态比较》（《日本学研究（16）》，2006）、谯燕的《重叠式拟声词的结构及句法功能的汉日比较》（《日本学研究（17）》，2007）等。近来还有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汉语拟声拟态词进入日语后的本土化历程的论文和论著问世。[9]
（3）熟语
熟语（含成语、谚语、惯用语）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与中日两国的国情以及历史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相关研究，如贺孟刚的《浅谈日语谚语与汉语成语的关系》（《外语学刊》1983年第1期）。其中，既有关注含动物名的惯用语或成语的研究，如程放明的《有关动物惯用语的中日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1期）、陈百海的《日汉成语中动物形象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2期），也有对含身体部位词语的惯用语的研究，如王宝平的《中日身体部位惯用语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1期）。当然，更不缺乏从整体上进行对比的论文，如王菲、刘旭宝的《日汉成语对比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郑丽芸的《日汉对应成语对比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期）。中日两国的四字成语对比也是热点之一，其中包含了文化交流及价值观差异等诸多人文信息，研究者及成果较多，如杨合林的《日汉同形四字成语的比较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5年），王锐的《日语四字成语与汉语成语在词形、意义上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4期）、《试论中日四字成语的差异》（《国际化视野中的日本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此外，还有从同源但发生异变的比较角度考察的研究，如冯峰的《中日同源成语的比较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也有从文化角度切入的研究，如孙振萍的《汉日成语文化因素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王雪《日语和汉语中“酒”和“茶”谚语的对比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是一部聚焦于与“酒”“茶”相关的中日谚语对比的著作，颇有新意。
（4）称谓
汉语称谓的复杂性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遗留。有鉴于此，汉日称谓的对比很早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如孙成岗、吴宏的《中日亲属称呼比较研究》（《日语研究（1）》，2003），吴世平的《中日称谓的名称——关于兄弟姐妹称呼的用法》（《日语语言文化研究》，2003），郭强、王阿慧的《浅析汉日亲属称谓语的异同》\[《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程放明的《现代社会语言环境中汉日语亲属称谓的对照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1期）等。有的称谓研究的考察对象更为限定，如王冠华的《中日大学生父母称呼的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4期）、王维贞的《汉日夫妻间称呼的对比研究》（《外国语言文学》2004年第3期）等。方经民的《日汉亲属称谓的语用情境对比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2期）引入使用称谓的语境这一角度进行对比，更加贴近实际。
4.语法对比
语法是日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学者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研究成果甚丰，遍布各个领域，包括数量词、代词、助词、副词、形容词、连词、动词、语序及句子成分、存在句、被动、可能、使役、授受、时体、语气等。
（1）助词
助词是日语语法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类，承担了重要的语法功能。汉语中虽然也有助词，但不论是种类还是所承担的语法功能都与日语有较大差异。如前所述，汉日对比最早的动因是回应教学现场出现的难题，其中有最基本的一个课题，即表示连体（定语）修饰关系的“の”和“的”究竟有何差异？早期相关论文很多，如陈白海的《“の”与“的”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6期），王海清的《关于“の”与“的”的对应》（《日本语教育研究论纂（2）》，1984），秦礼君的《“の”的语法转换功能——顺及汉语助词“的”“之”》（《教学研究》1985年第1期），冯玉明、鲁晓琨的《汉语结构助词“的”日语助词“の”的比较》（《外语论丛》，1986），李明玉的《日语连体格助词「の」和汉语结构助词「的」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1期），范钦评的《略述汉语结构助词“的”的日语对应形式》（《现代外语》1992年第2期），王萍的《形式名詞「ノ」と「的」字結構の対照》（《日本学研究论丛（1）》，1994），顾顺莲的《汉日定语标志的比较研究》（《汉语学习》1999年第1期）等。
（2）副词
与上述助词情况相仿，汉日副词对比中也有一个突出的课题，就是“も”[10]和“也”的对比，主要论文有姚祖榕的《“も”和汉语的“也”“还”的对应》（《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4期），金荣一的《关于“も”和汉语的“也”“还”的对应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2期），杨重建的《日语助词“も”与汉语副词“也”的对应关系考辨》（《福建外语》1991年第3期），蔡淑英的《日语“も”与汉语“也”的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3期），续三义的《“也”と“も”について》（《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5）》，1994），余弦的《从句法看汉语“也”的预设——兼与日语“も”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1期）、《从句法看汉语“也”和日语“も”的预设——兼谈“也”与“も”的对译》（《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等。
（3）被动
语态（被动、使役、可能、自发）是涉及日语教学的永恒命题，一直都是研究者的关注对象。研究成果主要有[11]：刘颖的《日汉语被动句对比的一点考察》（《日本语教育研究论纂（2）》，1984），韩基国的《日语被动句的探讨及其与汉语的对应》（《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3期），康玉华的《汉日被动句的异同》（《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郑汀的《日中受身文における対照——所有の迷惑受身について》（《日本学论丛（1）》，1990），张正立的《日汉无生物作主语的被动句》（《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2期），苏琦的《汉语被动句与日语被动句的比较——从中译日的角度看》（《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3）》，1991），何午的《再论日语被动表达——兼与中文被动句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1期），林曌的《浅析中日文被动句的差异》（《日语语言文化研究》，2003），李倩的《日语间接被动句与汉语对应句式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增刊），高丽的《再论日汉被动句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2期），王黎今的《日语“に受身文”和汉语的“被”字句谓语部分的对比研究》（《外语研究》2009年第3期）、《被动表述主位角色的汉日对比》（《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4期），余弦、关春影的《日语被动句研究——兼与汉语比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等。
（4）可能
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和民的《论日语和汉语的可能式》（《外语学报》1984年第3期），张正立的《浅谈日汉语“可能”的表达方式》（《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3期），俞端良的《中文的助动词“能”与日语中的能动表现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3期），张威的《日中両語の対照研究における新しい試み——結果可能表現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3）》，2002），吕达姗的《〈雪国〉中可能态“可能”义项的汉译及其问题》（《日语研究（4）》，2006），杨秋芬、高丽然的《浅析现代中日“可能表现”的异同》（《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张威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前述专著即其博士学位论文。
（5）使役
研究成果主要有鲁宝元的《日汉使役表达的对比及汉语使役句的教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6）》，2003）、顾伟的《从翻译的角度分析日汉语的使役表现》（《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2期）、战庆胜的《中国語の“兼语式”と日本語の使役表現につい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日本学框架与国际化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杨凯荣在日本筑波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前述专著即其博士学位论文。
（6）授受
有学者将授受看作语态的一种，日语表达形式多样，比较复杂，所以很早就引起关注，成果主要有徐昌华的《浅谈日语与汉语中授受动词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2期），续三义的《「モラウ」の意味と中訳について（一）》（《日本学研究论丛（2）》，1998）、《「モラウ」の意味と中訳について（二）》（《21世纪的日语教育》，1999），杨凯荣的《受益表达的使用条件和领属结构的汉日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5期），李琚宁的《“可以”与日语授受表达形式》（《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6期）等。
（7）时体
时和体是日语学习的难点之一，也是日本学者研究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领域，在国内日语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早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日语“た”或“ていた”与汉语“了”或“着”进行对比的研究很多，如张纪浔的《助动词“た”的用法——与汉文相对照》（《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4期），王宏的《日语“た”和汉语“了”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1期），熊琦的《关于日语的“タ”与汉语的“了（le）”的比较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徐明淮的《汉语的“了”是日语的“た”吗？》（《现代日语词语特色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王宏的《日语“タ”与汉语“了”的对应关系》（《当代日本语学研究》，2003），杨月枝、秦明吾的《日语助动词“た”和汉语助词“了”的对比考察》（《多样化日语教育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林曌的《“ていた”及其中文表达方式研究——“ていた”和“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林墨的《日语“ていた”和汉语“着”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3期），郑汀、冯素梅的《静态存在句“V着”语义再考——兼与日语「Vている／Vてあ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2期），郑汀的《汉日存在句“V着”与“Vてある”再考》（《外语研究》2011年第5期）。还有一类对比研究，是从范畴的角度着眼，如林璋的《论作为状态完成的结果维持问题——汉日两种语言体的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1期）、贾笑寒的《从日语动词存续体的汉译看现代日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1期）。
（8）语气
同时体情况类似，初期的语气研究是两种具体形式之间的对比，如王宏的《「～のだ」句与“是……的”句对应吗？》（《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3期）、《日语“だ”与汉语“是”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输入，从范畴义（功能）的对应角度进行汉日对比的论文显著增加，如曹大峰的《日汉语语气范畴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3期）、翟东娜的《汉日疑问语气的辨别和整理》（《日本学研究（3）》，1993）、舒志田的《日语终助词与汉语语气词在疑问表现中的句法功能》（《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年第4期）。张兴在研究日语语气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汉日对比的论文。主要有《話し手の情報構造から捉えた「だろう」と“吧”》（《日本语言文化研究（8）》，2008）、《「ではないか」と“不是……吗”の対照的研究》（《日本学研究（18）》，2008）等。此外，还有王晓华的《「はずだ」と「应该」の対応関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研究文集》，2009）、张岩红的《語気助詞“呢”に関する中日対照研究》（《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1）》，2010）、李琚宁的《“可以”与日语当否判断语气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3期）、林璋的《汉语“了”和日语「タ」的情态用法对比》（《外语研究》2010年第4期）。此外，苏德昌的《日语的终助词与汉语的语气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3期）、《续论日语的终助词与汉语的语气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4期）也应视为语气研究的成果。王晓华的《汉日情态共现的差异与共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还获得了汉日对比学会优秀论文奖和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论文二等奖。
（9）语序
对语序问题日语界以前关注不多，但随着语言类型学的导入，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语序研究有了初步成果。早期有何午的《中日文语序对比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4期）。盛文忠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言語類型論から見る日中両言語の語順》（《日本语言文化研究（8）》，2008）、《汉日语关系从句与指示词语序的类型学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2期）、《汉日语关系从句与形容词定语语序的类型学差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相关研究还有王彩丽的《论汉日英三种语言中多项定语语序的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1期）等。
（10）主语、主题
主语有无的问题一直是日本国内国语学界争论的焦点，而在汉语界也存在意见分歧。两者的对比很早就受到关注。研究成果主要有施建军、姚灯镇的《中日两国关于句子“主题”问题的争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施建军的《対象格成分の主題化について——中日対照の立場から》（《日本语言文化研究》，2002）。2001年施建军出版了其博士学位论文专著《汉日主题句结构对比研究》。此外，还有盛文忠的《关于汉、日语主语、主题问题的争论及两者的区分》（《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北京出版社，2002）、詹凌峰的《关于主题和主语的日汉对照》（《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3期）以及樊颖的《中日主題文構文の対照研究——漢文と現代日本語の比較か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等。
（11）数量词
数量词对比也是汉日对比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主要有郑懿德的《汉日名量词琐谈》（《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李进守的《对中日两国语量词/助数词使用能力的调查和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3期），张麟声的《日中両国語の助数詞》（《日语教学研究论文集》，1987），崔崟的《中日两国语言中的量词》（《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6期）、《中日两语量词用法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1期），徐昌华的《日汉数量结构的异同》（《日语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李庆祥的《日语数字的写法和用法——兼与汉语数字用法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3期），秦礼君的《试析汉日数量词的表达位置》（《外语学刊》1995年第3期），续三义的《汉语和日语的数词——分类与系列》（《汉日语言研究文集（3）》，2000），董玉婷、刘骉的《日本語助数詞の「本」に対する中国語量詞》（《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1）》，2010）等。
引人注目的是，数量词对比研究现已比较深入，成果如翟东娜的《认知方式与汉日量词对比——由日语形状量词“本”说起》（《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北京出版社，2002）、贾黎黎的《否定句和数量词的辖域及其意义要素》（《汉日语言对比研究（7）》，2006）、雷桂林的《从汉日对比看数量成分的指代功能》（《现代日语语言学前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等。
（12）代词
日语代词用法复杂，不仅是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等也有很多可比之处。迄今的研究成果围绕汉日代词的意义用法及功能展开，主要有孙群的《日汉语的代词对比与翻译》（《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1期），王宏的《日汉语指示词的对应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5期），李抗美的《关于中日文中第二人称的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年第1期），余维的《日汉人称指示的对比分析——对比语用学的尝试》（《修辞学习》1995年第6期），战庆胜的《汉日疑问代词意义之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年第3期），彭广陆的《日汉语疑问代词与疑问句的关系》（《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1期），王秋华的《汉日指示代词的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5）》，2002），侯仁锋的《日汉第二人称的使用异同》（《日本语言文化研究（5）》，2004），郑玉和的《日语和汉语人称词的使用与主语隐现》（《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2期），方经民的《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指称及其语境制约——兼与日语第三人称代词比较》（《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3期），贾黎黎的《表周边性意义的否定句中的疑问代词用法》（《日语研究（3）》，2005），李丹蕊的《从“彼”与指示代词的对应关系角度解析中日第三人称代词的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2期），王亚新的《ソ系指示词的功能与汉译》（《日语研究（4）》，2006），郑宪信的《日语指示词替代的功能分析——兼与汉语比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石卫东、白晓光的《浅析日汉语自称词的表达类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庞黔林的《汉日指示词照应功能的对比研究——从指示到照应》（《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1期），毕雪飞的《日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特征与文化内涵——兼与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比较》（《语文学刊》2009年第3期），白晓光的《日语「人」和汉语“人”的自称比较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5期），刘骉的《談話における近称“这”の遠称用法》（《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1）》，2010），马燕菁的《汉日语人称代词对比研究——对人称代词受修饰现象的考察》（《现代日语语言学前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类型学视野下的汉日语人称代词语法特征对比研究》（《语言学研究》，2015）。马燕菁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加工出版的著作《汉日语人称代词对比研究》于2013年获得了汉日对比专著奖。
（13）形容词
研究成果主要有沈宇澄的《关于感情形容词的中日对比》（《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4）》，1992），朱鹏霄的《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情意形容詞に関する一考察——二重主語構文の考察を通し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8）》，2008），杨华的《中日両言語における形容詞の述語用法について》（《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1）》，2010），王静的《汉日基本味觉形容词的隐喻现象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年第1期），陈访泽、谢渊的《中日形容詞移動の意味指向と認知プロセス》（《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3）》，2012），谢渊、陈访泽的《汉日形容词定状易位现象的语义特征和意象图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等。
（14）动词
汉日形容词对比研究较少，而动词的汉日对比成果非常丰富，不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很深厚的积累。成果有张麟声的《中日動詞の対照研究》（《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1990），张正立的《“得”字补语句的汉日表达方式》（《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2期），陈红的《从汉语的“动结式结构”看日语的中相动词》（《外语研究》1993年第2期），修刚的《中日动宾结构的异同》（《外语研究》1993年第3期），顾盘明的《汉语动补结构与日语的对应关系初探》（《日语学习与研究》1995年第3期），姚继中的《日汉动宾结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年第3期），彭广陆的《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姿勢動詞の比較》（《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2）》，2000），鲁宝元的《中日语处置表达的对比及对学生把字句的教学》（《汉日语言研究文集（4）》，2001），田秀芳的《汉日动作结果表达的对比研究》（《汉日语言研究文集（5）》，2002），朱巨器的《日汉趋向动词的词义辨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1期），杨华的《中日形式动词的对比研究——以形式动词的语法意义为中心》（《日语研究（2）》，2004），王轶群的《日语和汉语的复合移动动词》（《日语研究（4）》，2006），陈小英的《“飞”与「飛ぶ」语义扩展机制异同的动因分析》（《汉日语言对比研究（7）》，2006），杨明的《表致使义的汉语动补结构和日汉复合动词的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6期），金慧莲的《从认知角度看复合动词「～込む」的句法及语义特点——与汉语趋向动词“～进”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3期），吴大刚的《动词意义的日汉对比研究——探讨日语教学本土化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1期），王轶群的《日汉路径移动动词的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3期），王亚新的《非宾语动词结构在日汉语中的表现》（《日语研究（8）》，2011），黄春玉的《构式语法和汉日动词句的他动性》（《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3）》，2012）、《汉日动词句他动性的认知比较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5期），于康的《三价动词“保留宾语被动句”中的保留宾语的条件——从汉日对比的角度出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4期），王轶群的《从有界性看日汉致使移动和致使变化的表达方式》（《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4期）等。
其中，关于表示“来去”义的动词对比有多篇论文发表，视角多样，包括视点、翻译、人称移动，如续三义的《日译汉时的视角和文脉——「行く」「来る」和“来”“去”》（《日语研究（5）》，2007）、彭广陆的《从翻译看「行く／来る」和“来／去”的差异——以译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4期）、张岩红的《移動動詞「クル」と「～来」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汉日理论语言学研究》，2009）、盛文忠的《移动动词“来／去”和「行く／来る」的汉日对比研究——基于移动主体人称的考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
（15）句子成分
关于句子成分的对比研究，何午有《中日文主谓宾句子成分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此外，宾语对比的论文有秦礼君的《日汉宾语位置的古今比较》（《外语研究》2003年第1期）、吕红波的《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和马小兵的《试论日语宾语的表现形式及与汉语的比较》（《日语研究（3）》，2005）。关于连体修饰（定语从句）的成果，有孙海英的《日汉非限制性动词定语从句对比研究》（《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论汉日定语从句在场面描写功能上的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5期）以及余弦的《歧义与省略：汉日定中结构之比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
此外，还有存在句、连词、否定表达等方面的对比，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12]
5.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研究兴起较早，在国内日语界却起步较晚。盛文忠近10年来相继发表了多篇对比论文，主要有《陳述副詞の文中位置について——日中対照を中心に》（『村木新次郎教授還暦記念論集日本語と中国語とその体系と運用』，学苑出版社，2007）、《语言类型学与日汉语对比研究》（《现代日语语言学前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汉日语关系从句与形容词定语语序的类型学差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汉日语关系从句与指示词语序的类型学差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2期）、《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年第3期）、《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语序对比研究——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统计的语序和谐性考察》（《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年第5期）、《汉日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的类型学考察》（《语言学研究（17）》，2015）等。盛文忠还联合《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推出了一期语言类型学的专刊。2014年，盛文忠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汉日语语序对比研究——基于语言类型学的考察》出版。在语言学取得很大发展的今天，语料库和语言类型学是帮助我们克服内省力不足的两大有力武器，可谓恰逢其时。
随着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会话分析等的兴起，出现了不少从汉日对比角度研究的佳作。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举出。
（三）问题及其对策
汉日对比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1.可比性探讨不够
如部分学者指出的那样，同一个范畴间的对比才具有更大的对比意义，但现在仍然有不少研究，对没有可比性或可比性不强的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影响了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此外，服务于教学和服务于语言学研究的对比研究的性质方法也是不同的。
2.成因解释不足
迄今不少研究只注重描写两种语言间的差异，但没有或不主动去解释差异。解释差异的成因早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主流，需要有扎实的理论水平做基础。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或可提供很大帮助，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也是一个途径。
3.重复性研究太多
迄今汉日对比在量上已有一定积累，但在质上却不理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没有或不愿去了解前人的研究。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太多，理论探讨较少，容易使人轻视对比研究的学术价值。
4.规范性不够
学术论文形式上的规范容易统一，但内容上特别是术语等方面的规范不容易实现。例如对比和比较的区别，对译和对比的界限。
针对以上问题，对策无非加强理论学习，同时呼吁有一个搜集规范性经典论文的范本问世。视条件还可以考虑开设汉日对比研修班，从理论方法上予以具体指导。
（四）展望
王顺洪在《二十年来中国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期）中对之前国内的汉日对比研究做了回顾和总结。应该说，日语界的汉日对比研究已有了很大发展。不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或是在学术规范、理论探讨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和进步。2014年出版的张岩红《汉日对比语言学》一书可以说是继王顺洪之后对近30年来国内对比研究的总结。虽受篇幅所限，没有涉及语用学、语篇、认知语言学等的对比研究，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学者们理论素养的提高、语料库等基础条件的日益完备和普及，汉日对比研究未来在量上、质上都会有更大的提高和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对比语言学固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夸大其作用和价值并不可取。在语言学本身的系统性、不同语言间的可比性至今没有定论的前提下，动辄以对比为研究日语的唯一或者说最高目标，似有不当之处。在过去，受限于国人内省力不足，特别是涉及语言功能方面，外国人难以把握语感，对日语本体的研究处于弱势。现在随着语料库、语言类型学的发展，不必刻意进行对比，也极有机会发现日本人未知的语言事实或本质现象。当然，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看另一种语言文化，即便不刻意去做对比，其实也已经包含了对比的眼光了。就好像《马氏文通》也好，近代国人研究汉语也好，都难以摆脱欧美人的眼光一样。当然，这是指大的对比眼光，与这里所说的汉日对比研究还是有所区别的。
结语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10年来，日语语言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毋庸讳言的是，国内的日语教学及日语研究也隐含危机，有的已初露端倪，有的则迫在眉睫。第一，国内日语研究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表现之一是刊发日语语言学论文的园地本来就少，而受引用率等因素影响，刊登日语语言学研究论文的期刊越来越少，挫伤了年轻学者的积极性；第二，期刊所载论文的质量显著下滑，这也是整体上刊登数量少且审稿把关不严所致；第三，日语语言学研究队伍虽然庞大，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整体上主体意识不足，研究上有的还处于一味模仿或故步自封的状态，难以实现与普通语言学及国内其他外语研究的相互融通，更难奢谈与语言学界的接轨、对学科的创新贡献了。
语言学是日本相关研究中比较传统且十分重要的学科，做起来枯燥，有较大难度。导致日语研究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为止国内日语语言学研究的规范性、专业性还不强，影响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学科话语权。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在《大学文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一文中指出：“必须区分经由严格训练而成的专业学术，和仅凭热情与模仿而成的业余爱好。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区分什么是业余的模仿和自学所不能得到的；什么是无须专业训练，只要刻苦自学和模仿就可以得到的。”就日语专业而言，为了改变日语语言学研究的不利处境，提高日语教学和日语语言学研究的地位，我们必须加强日语研究的专业性，提高学术性。
总之，较之过去，中日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与密切。两国学者常常面对相似或相近的课题，互相关注、借鉴甚而联手合作已成为日语界的常态。在此新形势下，国内学者要更加注重提高自身素养，积极谋求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同时，为了提高语言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日语界更需不拘囿于日语界，而向更广阔的外语学界、汉语学界乃至语言学界的同行学习，汲取营养，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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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之前的国语学则是将日语绝对化，否定其与世界语言的可比性。
[2]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同名单行本。
[3]引自徐一平《2008年日语语言学研究动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1期。
[4]受时间、篇幅以及信息搜集手段等因素所限，此处罗列的专著只是一部分，属不完全统计。
[5]参看“汉日对比研究篇”。
[6]引自陈曦《日语复合动词习得研究回顾与展望》，《留学生》2015年第3期。
[7]参看“汉日对比研究篇”。
[8]见“汉日对比研究篇”。
[9]见“词汇研究篇”。
[10]“も”在日语中不属于副词，但从功能上看，与汉语副词“也”有一定的可比之处。
[11]此处主要罗列传统的语法研究成果，现在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和突破。
[12]具体可参看张岩红《汉日对比语言学》及《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所载语言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