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何群
一
本书是笔者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 访问学习期间主要科研工作经历记录及研究成果。
在俄期间，笔者围绕俄罗斯社会与民族状况、环境与小民族生存中俄比较研究访学论题，吸收、借鉴俄罗斯同行研究成果，并通过比较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对上述领域展开探索。在俄期间，在合作导师——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民族学教研室主任、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家А.А.尼基申科夫指导之下，笔者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利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有关部门安排笔者为在俄中国留学生做关于“俄罗斯民族状况及研究”学术报告的机会，系统梳理、归纳有关资料并结合笔者在俄实地调查，形成研究报告《俄罗斯民族状况及新时期的善治——结合在图瓦地区的田野工作实践》。
（2）经合作导师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引荐，应图瓦国立大学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教授邀请，到访位于中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首都克孜勒市及图瓦国立大学，并随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教授课题组赴图瓦共和国东部托金斯克区（托志）城镇、乡村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和田野工作。
（3）翻译并组织翻译了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家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以及俄罗斯同行的有关论文三篇。
（4）在围绕访学论题展开学术工作同时，利用一切机会，走访了俄罗斯北极萨米人故土摩尔曼斯克、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故乡图拉及“明亮的林中空地”等城市、农村、胜地，希望尽可能多地接触和了解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体会和迎接来自俄罗斯的八面来风、思想风暴。笔者有意借助全球化趋势中跨国人口流动、人类共性与文化差异及共生等分析工具，希望对在俄罗斯-莫斯科中国商人、学生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有一些了解。为此，除日常生活中对此留意、留心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到莫斯科留布里诺市场、萨达沃市场等华人商贩比较集中的贸易、批发市场进行考察，参与观察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活动，以及此教会所组织在俄中国学生“秋令营”活动，并及时将上述活动过程进行记录及分析研究。以上内容，结合关注要点和重要田野点，及时搜集、采集民族学实物、图片及照片。本书还收录笔者在莫大期间合作导师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之前应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邀请所做学术报告一篇，及另一学者颇具影响力的俄罗斯图瓦地区民族社会学研究论文一篇。作为资料铺垫及感兴趣的读者接续性思考可能需要的知识储备，本书还精选、收录了笔者所搜集的有关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历史、地理、文化等有关文献资料。
凡上述，共同构成比较系统的、大致从人类学/民族角度观察当代俄罗斯社会、民族风貌的专著。本书是来自笔者实地的观察和调查，是“在现场”，是人类学学者火热的田野的观察与思考。在此，就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的基本分类——性别，体现在社会分工、职业以及可能与社会性别不无关系的“女性人类学者”也是饶有兴味、摇曳飘忽的问题点，由奇妙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左右，如女性更有可能和方便进入田野社会生活家庭、情感、家长里短等人类生活的细枝末节甚或由此接近生活最核心的部分。无论如何，女性人类学学者可能具有的直觉、体验和视角，也可能使这种观察和思考在问题—线索发现、资料—素材打捞等方面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
本书设上、下两篇。“上篇：观察和思考”包括三部分，即“在俄罗斯学习、生活笔记（2011年10月20日～2012年10月21日）”“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考察、调查笔记（2012年7月29日～8月12日）”“俄罗斯民族状况及新时期的善治 ——结合在图瓦地区的田野工作实践”。“下篇：文献资料与研究”包括六部分，大致可划为三块。一为围绕当代多民族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文化状况、民族国家认同形态或俄罗斯国家共同体意识状况议题，呈现在视角、作者民族身份等方面较具有代表性的三篇译文，包括笔者在俄期间翻译的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家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的论文《现代文明背景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态》，以及《布里亚特精神传统中的“东—西”对话典范——多尔吉·邦扎罗夫学术及社会活动》（〔俄〕А.А.尼基申科夫文，周红梅译）、《图瓦人与自然相关的仪式和风俗》（〔俄〕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文，臧颖译）；二为2010年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应邀访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所做学术报告《俄罗斯民族学发展历程》；三为建立在文章作者实地调查基础上、对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图瓦共和国社会形势，图瓦族社会、民族国家认同研究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1]，以及笔者在俄留学期间搜集的俄罗斯图瓦历史、社会、文化研究有关文献资料8篇。
上述内容，结合关注要点和重要田野点，及时搜集、采集以民族学实物、图片及照片，在本书中配合内容并作为内容不可替代的补充和佐证以随文图形式采用近190幅。
人类学者希望读者接受其所写的即为真实。对此，有研究提出令人感兴趣的发现：“人类学著作很少解释其是如何从独特的私人的经验中获得他们认可的科学知识，及其与文本实践的关系。这些专著回避讨论作者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田野、如何访谈对象、如何确立自己的民族志权威、以及如何获得成果。”[2]“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人类学上的‘田野’可以是任何地方。因此主体的对象并不是独立的，离开‘我们的’观察将会一无所有。理论与实践是不能分开的，民族志（描述性的笔记）本身就是人类学（理论上的）产物。”[3]本书文字——成果的本质，或本书内容、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除尽可能的文献利用、二手资料的广泛搜集、吸收之外，主要建立在作者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观察和思考，甚至某种程度上，这些观察和思考，“……并不是因为要为理论研究提供客观数据”[4]，也注意“……不能强行加入自己的观点，也不能只是复制当地人所说的话”[5]，致力于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真实的客观世界，形成自己的认识。
接续上述思路，本书“上篇”实地观察和思考留下的痕迹，主要依托田野工作记录，即笔记和日记的形式。有社会学家曾就这种形式的科研“成果”之学术品质加以推敲，“好的田野日记虽然也是记调查者的所见所闻所感，但因为作者选择材料之时有社会学的眼光和视角，能将有社会学价值和意义的访谈内容和自己对村庄的观察写进日记，进一步地，还可以包容他自己对村庄情况考察的感悟，这样新进入者通过阅读会有如临其镜的感觉，这对他们迅速融进被访人所在的社区的‘地方性文化’会非常有用”[6]。那么，就人类学而言，田野工作笔记与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关系如何？或者说，田野工作笔记是研究成果吗？就此，著名人类学家、人类学经典《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德在谈论自己一本书再版时曾间接给出回答：“这本书是我23岁的时候第一次田野旅行的记录，迄今为止已近50年了。自1926年我驶离帕果-帕果港回到西方世界并写下我所了解的一切，到1971年11月我在电视摄像机的灯光下步出飞机，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此书1928年的首次出版以来，这是我第四次为这本书的再版撰写序言。……一些年轻的批评家甚至问过我，什么时候我将修订这本书？……它必须原封不动，就像所有的人类学著作一样原封不动，因为它非常准确地记录了我在萨摩亚所看到的一切，记录了我能够表达出的我所见到的一切；就1920年代中期我们对人类行为的了解状态来说，它是真实的；它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对世界未来的希望和恐惧。”[7]“它必须原封不动”，因为这本书“是我23岁的时候第一次田野旅行的记录……它非常准确地记录了我在萨摩亚所看到的一切，记录了我能够表达出的我所见到的一切……”。本书核心部分是作者沉浸异国他乡观察、思考形成的科研成果——田野工作笔记、研究报告，所采集的大量来自田野的历史遗存、遗迹，现实中人们的生活景象，被利用或人类尚未染指的旷野。如同辛勤的拾荒者，拼命地发现、捡拾宝藏……
那么，本书还能带给读者、带给这个世界一些什么？
二
当代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状况及政府政策调整，是本书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对其解体原因，特别是对民族因素在其解体中扮演角色的探究方兴未艾，有众多研究成果。笔者在本书《俄罗斯民族状况及新时期的善治——结合在图瓦地区的田野工作实践》研究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在俄罗斯的实地感受和调查，形成一些基本认识。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民族理论和处理民族事务制度、政策上，对苏联多有借鉴。1989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年苏联解体，我国的民族研究在注意吸收西方经验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反思苏联经验教训。这种研究最终多将目光投向目前俄罗斯联邦对待民族问题的理念、政策取向以及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对此我们已经积累众多研究成果。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民族国家认同，以及俄罗斯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思路与调整，俄罗斯民族田野社会的脉动以及这种脉动对政府提出的挑战与政策“合适度”的检验，是我在俄罗斯期间一直怀有的兴趣之一。很希望通过俄罗斯个案，就“何为民族”、“民族的本质”以及外部——政府如何实现较为有效的管理问题进行探索。
本书就当前影响俄罗斯各个民族-族群国家认同、社会团结的因素，梳理、借鉴、参考有关研究和信息，并结合笔者在俄罗斯极为有限的田野经验，以两大线索呈现：一是，苏联针对民族关系、民族工作“实用主义的‘仓促设计’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而这种“伏笔”在苏联解体后相当一段时期，并对当前国家凝聚——民族国家认同产生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沉淀为民族意识中的活跃成分，是权力、利益诉求的潜在动力；二是，现代化推进中国际、国内地区间流动的加快，网络、媒体的发达，比较空间的大大扩展，使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尤其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落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严重，一定程度存在的边疆多民族地区与主流发达地区的结构性发展差异，广为各个民族群体所知，并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加明显。一个可能新的、日渐成熟中的、尚未引起重视的社会事实是，或许目前，以至于未来，随着苏联解体以及经历二十多年调整，大的民族、民族关系问题能量的释放、消解[8]，从笔者在俄罗斯的实地观察、体会，特别是在图瓦共和国城乡实地调查所了解到的实际看，俄罗斯联邦各个民族，或占绝大多数的民族群体，已经无意从俄罗斯独立出去，他们的“民族诉求”，有可能更多是对本民族、本地区发展状况的不满。或者说，一定程度存在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以及政府如何致力于减弱、消除这种差异，是当下俄罗斯需要给予进一步高度重视的。而如何总结处理民族关系历史经验，客观地把脉并做出积极调整，无疑构成对俄罗斯执政党和政府善治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当今世界的国家，90%以上是多民族国家。现代国家对各民族的利益负有调节和平衡的功能。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都在探索的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共识是对民族认同和差异这种的承认；但在如何落实这一共识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做法侧不尽相同……。争议的焦点是什么，问题又发生在哪里？答案是：民族认同和差异这种的度数怎么掌握……。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理论创新研究”，“就是要根据民族政治的现实和时代发展，提出合情合理的新认知”。[9]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联邦政府积极反思历史，探寻适合当前实际和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民族理念、政策。总的来看，核心在于重新认识民族及国内民族实际，强调国家凝聚力，民族国家认同。为此，倡导多元文化共荣、共存，并注重各个民族及所在地区经济社会与主流社会同步发展。
书中笔者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合作导师、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家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的论文：《现代文明背景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态》，就俄罗斯历史理论遗产、建立完整的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形态问题进行梳理、归纳和探索。首先，以解析影响多民族国家凝聚力、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推断苏联解体深层原因，“如果看看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形态的演变——帝国时期、苏联和后苏联时期历史，那么可以发现这个形态所呈现的非一体化趋势。这个过程糅合了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外部（西方）神话的力量，失败的‘世界警察’神话，压迫爱好和平的欧洲人民（尤其是1848年之后发生的镇压波兰起义）和本国非俄罗斯民族（特别是高加索战争期间）……在俄罗斯内部，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激进派神话——‘俄罗斯——人民的监狱’神话……，苏联‘社会主义’神话，使联邦及自治共和国（如果没有民族精英建立国家）获得了‘自决直到完全分离’的权利，鼓舞了少数民族追求现实政治中民族地区干部地方化目标”[10]。其次，倡导俄罗斯欧亚文化融合理念，鼓励、赞成确立俄罗斯团结、统一、不可分离性历史观念。“革命的悲惨教训，被赋予新的含义——一个伟大国家内部演化出敌对阵营后的衰变，在此过程中，包括民族、民族主义者很明显的离心倾向，提出了俄罗斯国家体制与其成员国的历史关系问题。对此，И.А.伊利娜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她写道：‘国家，作为一个人们紧密结合、行为和文化统一的国家，不是同属于一个统一的教堂，而是包括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不同教派和不同的教堂。’”[11]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指出：“无论如何，广大俄罗斯人民长期交流、合作，使不同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的人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客观上形成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稳定的组织关系和人际网络的联系、不可分离性。……换句话说，俄罗斯人感到自己的一致性、共同性，但不打算轻易确信本国在这方面不存在问题。目前，许多政治家承认，这是接近现实的重要课题。现代俄罗斯联邦政治上的决心和目标是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俗话说，扔石头、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结束，收石头、着手应对、寻求结论的时代到来了。”[12]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启发人们洞察、比较俄罗斯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实际无疑堪称宝贵。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的另两篇文章：《布里亚特精神传统中的“东—西”对话典范——多尔吉·邦扎罗夫学术及社会活动》（周红梅[13] 译）及《俄罗斯民族学发展历程》，作为其《现代文明背景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态》问题意识、研究提议的背景、铺垫和个案，共同构成理解、认识其思想的体系。
三
本书内容另一重头戏，是笔者以深入图瓦地区实地观察、调查所获得的认识为依托，对作为俄罗斯边疆少数地区的图瓦族、图瓦社会经济、社会状况、民族国家认同等给予的关注和反思。
“我怎么去了图瓦”——去图瓦的来龙去脉。2012年春季，曾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图瓦国立大学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教授回母校办事，她在历史系大办公室停留时，恰巧我在合作导师、时任民族学教研室主任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办公室。尼教授遂兴致勃勃地说引荐我认识一个人。就这样，我认识了图瓦国立大学图瓦族学者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教授，并促成了我2012年7月底至8月中旬的图瓦之行。除在图瓦首都克孜勒市进行考察，体会城市风貌、百姓衣食住行，参观寺庙、图瓦国家博物馆，我有幸随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教授的课题组赴图瓦东部使用驯鹿的图瓦人村落。А.А.尼基申科夫教授对我能够前往图瓦考察、调查，显示出很大满意和兴致，在我从图瓦回来向尼老师汇报我在图瓦的经历、考察收获时，他表现出很大欣慰和赞赏。1992年苏联解体莫斯科大学民族学研究方向也一定程度进行调整，当时，尼老师曾带领团队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收入本书的他的论文《现代文明背景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态》《布里亚特精神传统中的“东—西”对话典范——多尔吉·邦扎罗夫学术及社会活动》，以及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所做学术报告《俄罗斯民族学发展历程》议题表现出他对俄罗斯民族关系状况、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深切关注。
在俄罗斯能够有幸到访该国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应该感谢命运或幸运——能够得到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民族学家尼老师引荐，他的学术思想、为人为学的启发和感召，还有就是意外和荣幸地得到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教授的诚挚邀请——作为同是蒙古人种或更在于图瓦同中国、同蒙古族历史上的关系，应该承认，这些的确带给我们一些难以言说的自然亲切；此行也是自己孕育已久的学术愿望的实现。十几年之前笔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学习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马戎教授在“民族社会学”课程课堂上曾介绍过俄罗斯图瓦社会，最早引发了我对图瓦的兴趣。终于在俄罗斯有到访图瓦的机会了，我欣然前往，完全没有顾及安全、交通、气候等诸多困难。这成为我在俄罗斯留学的宝贵学术经历。
0图瓦田野之行，在比较中，笔者对以下三方面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入，即各个民族、地区之间结构性差异消除是国家稳定基础；民族国家认同形态的复杂性；发展之路：自然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在图瓦，不难感觉到民族精英、有识之士对自己家乡交通、城市建设等方面发展不快的不满，其中很大一块是对俄罗斯中央的不满，对其扶持、支持不够的不满。如何促进整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地方的现代化进程，的确是目前俄罗斯政府的首要任务。国际地位的提高，有赖于国富民安；民安的首要条件是温饱之上的小康，生活质量的提高。
在图瓦，笔者另有一番新体会、新认识，即“何为‘民族’”？人们无法割断历史—民族历史记忆，人们无法不在现实中生存——民族、文化适应。“民族”是受国家、社会多种外部和内在因素影响的变化、变动中的人民共同体。在图瓦，笔者突然感到：作为联邦主体——少数民族、民族地方政府，以及作为俄罗斯政府，都需要面对现实，持一种历史、现实、理性、客观的态度。就中央而言，在充分尊重各种类型联邦主体宪法规定权限、以此处理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前提之下，最为关键的，是紧密围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关键，提升国际地位，以此凝聚国家社会；而作为民族地方、联邦主体而言，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之下，要认识到，本地本族的命运已经与俄罗斯国家共荣共亡。在分析本民族、本地区发展前途时，有必要反复认清一个事实，即离开了国家整体的发展和支持，任何一个联邦地方在经济、资源、人才方面都做不到自给式发展。
总体而论，在这个无论是作为俄罗斯地理的边缘，还是人文的边缘——图瓦，回望莫斯科，回望俄罗斯，回望中央、核心，在图瓦感受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把脉俄罗斯社会凝聚状况，初步认为：图瓦族传统文化功能依然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大量吸收了俄罗斯文化及现代文化要素；“图瓦族”——“我们是图瓦人”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意识尚很浓厚，同时俄罗斯国家认同明确，并迫切希望本族、本地区获得高速发展。
除笔者在实地获得的认识，本书收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俄国和西伯利亚事务研究院斯蒂凡·苏利万的论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这是一篇难得的了解图瓦近二十多年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报告，该文作者在1992年曾在图瓦进行实地调查。“图瓦是前苏联最年轻的自治共和国，坐落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两大山脉——北面是萨彦斯克山，南面是唐努乌拉山——之间，正好是亚洲大陆版图的地理中心。这个偏远的共和国很少有人造访：公路条件很差，没有铁路交通线……。”[14]“苏维埃时期遗留下来的使目前民族关系日益恶化的主要问题在于俄罗斯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不断增多的特权，而开发自然资源得到的财富，图瓦人却只能分配到其中较小的份额。其它问题仅仅是由不发达和农村青年的异化所带来的。最后，农村人口中较高的生育率——主要归功于医疗保健的提高——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失业问题，同时也增加了向城市的移民，从而造成社会紧张的加剧和首都克孜勒地区的住房紧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近年来相当程度的犯罪、青年帮伙、酗酒以及吸毒现象的增多。”[15]作为研究苏联解体前后民族关系、地区发展状况个案，图瓦具有重大意义；该文所描述、分析的图瓦经济、基础设施状况，以及失业、封闭等社会问题，一定程度印证、回应了笔者的实地观察：“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实现各民族的平等、互利，培养国家认同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苏联的教训值得借鉴。”[16]
作为图瓦族人、怀有深厚民族情感，热情、才华横溢并严谨、勤奋的民族历史学家，作为本书重要部分——阿列娜·瓦列里耶夫娜·阿伊真教授的论文《图瓦人与自然相关的仪式和风俗》（臧颖[17]译），对帮助外人认识图瓦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同样作为来自图瓦世界的真实声音，当地电视台采访、制作的图瓦东部、萨彦岭南麓及延伸地带托志地区传统驯鹿图瓦人，也是笔者2012年8月随图瓦国立大学阿列娜课题组在当地认识的图瓦朋友斯特维兰娜及使用驯鹿图瓦人生活记录片，书中整理、呈现文字——该纪录片主角驯鹿人斯特维兰娜的旁白，生动反映了当代驯鹿业遭受的冲击，以及驯鹿者和政府为复兴传统驯鹿业所做出的努力。冻土、苔藓、森林、驯鹿，这无疑会构成与我国大兴安岭西北坡使鹿鄂温克社会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或许“变化”并非坏事，更在于“变化”不等于文化中断。“传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提出的，它更强调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归属感，而非真正起源意义上的“传统”[18]如此理解“传统”，堪称准确。此一“传统”内涵的重新界定、定位，内含承认某种文化已经或正在变迁、变化的现实与实际，即当代谈论的“传统”或“传统文化”，是指“文化归属感”，而“非真正起源意义上的‘传统’”。[19] “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在传统根基和工业化世界之间一边挣扎，一边寻找平衡支点。”[20]事实上，文化变迁、变化的实际也表明，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或文化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引起的对现代化冲击的多种不适，有可能是引发现实民族关系问题更实在的因素。在此，动态的“传统”——归属感意识，与动态的“现代化”，形成时空互动。图瓦具有小民族文化特质——至少分布于图瓦东部托志地区从事传统狩猎、驯鹿业图瓦人如此。2013年7月下旬，世界驯鹿养殖者协会在我国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举办，来自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等传统驯鹿族群会集一起，交流、商讨当代传统驯鹿文化状况及繁荣出路。笔者在这里与来自俄罗斯图瓦泰加森林里的驯鹿人斯特维兰娜再次相见，彼此深感无比愉快和欣慰。
图瓦共和国为俄罗斯木材、矿藏、河运富集之地。在图瓦西部狩猎、驯鹿业地区，在托金斯克区（托志），在叶尼塞河两岸，笔者确实领略到了想象中的自然的神奇造化，包括几人合抱粗细的松树，千万年的朽木，清澈欢腾的河水，鹅黄、嫩绿的铺天盖地的驯鹿喜欢吃的苔藓……总结众多经验，随着俄罗斯联邦政府对开发、建设西伯利亚力度加大，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与图瓦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也使作者自然而然地平添几分忧虑。“8月21日，第七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大会在德国举行，由慕尼黑大学雷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会议主题为‘循环性：水—食物—能源’，旨在通过分析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追溯环境史，探讨气候变化、能源、自然灾害、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等议题。”[21]如上所言，流连于萨彦岭南麓、叶尼塞河及支流两岸繁茂的自然植被，原始森林——图瓦大地保留尚好的自然景象令人感叹和欣慰；与此同时，与交通不便、封闭、人民经济文化生活相对于俄罗斯欧洲部分之落后形成的反差也不由得使人扼腕。“发展”是硬道理，问题是采取哪种发展理念，是牺牲自然环境谋求基础设施等现代化程度提高，还是考虑保护自然环境，甚至从维护和捍卫某种传统文化样式出发从而暂缓发展，甚至错失某种传统文化发展良机？这是图瓦带给我的另一份沉重的思考。问题常常是当事者估计不到开发、工业化带来的隐患，或即便有所预见，也难以抵挡眼下利益的驱动。
四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领土包括欧洲的东半部和亚洲的西部，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为1706万平方公里，占苏联面积的76%（苏联国土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疆界长达6万里，与14个国家接壤；人口14800万，地多人少，土地资源十分丰富。俄罗斯是多民族国家，共有142个民族，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俄罗斯也是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目前依然可以强烈感觉到的多民族—文化现实，如笔者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一家最大的超市所看到的清洁工多为非俄罗斯人，在莫斯科最大贸易市场留布里诺的中国人、越南人、中亚人众多的非俄罗斯族商贩，在阿尔巴特的一家民族商品店卖俄罗斯披肩的鞑靼族妇女，位于图瓦首都克孜勒市西北部的哈卡斯共和国首都阿巴坎市——阿巴坎飞机场候机厅内民族工艺品店卖货的哈卡斯族女店员以及她让笔者有几分吃惊的敏感的“我是哈卡斯族”意识，在摩尔曼斯克市自然博物馆女馆员谈到自己的父亲是来自山东的汉族……
一千多年波澜壮阔的俄罗斯国家历史，带给人类万千气象。对多姿多彩、多样性的敏感，仿佛是人类学的本性。而海外人类学或因某种机缘身心落在相对于国内更像是“异文化”境地，这种冲击会来得更猛，回应更强烈，收获也更丰硕。本书中有相当内容呈现这种“冲击”“回应”“收获”。大致笼罩于人类学以及一定的社会学、民俗学兴味，落脚于星星点点的“田野”，体会当下俄罗斯社会、风俗、文化，笔者在俄期间在莫斯科及其他地区的考察、体会、感受，经历2012年春“梅普组合”盛典，莫斯科红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在细雪霏霏中品尝谢肉节薄饼……而对莫斯科华人社会的接触，特别是对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一定程度的参与观察，我无力评价其人类学、社会学意义在哪里，但是可以区分出、感受到其特殊魅力，如它所证实的文化交流作为时代潮流，从传统社会向地域社会的急速转变，各民族之间的地理界限和封闭状态已不复存在。
[1]斯蒂凡·苏利万著，刘能译，马戎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实地调研，如何做田野笔记》，“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马力罗应邀来校做学术讲座”，中央民族大学网，2016年5月16日。
[3]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实地调研，如何做田野笔记》，“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马力罗应邀来校做学术讲座”，中央民族大学网，2016年5月16日。
[4]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实地调研，如何做田野笔记》，“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马力罗应邀来校做学术讲座”，中央民族大学网，2016年5月16日。
[5]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实地调研，如何做田野笔记》，“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马力罗应邀来校做学术讲座”，中央民族大学网，2016年5月16日。
[6]杨善华：《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64～70页。
[7] 〔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作者“1973年版序言”，纽约美国历史博物馆，1972年6月26日。
[8]《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署代表团来校访问》，中央民族大学网，2016年10月13日。
[9]参见朱伦《民族共治——民族政治学的新命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9～10页。
[10]〔德〕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尼基申科夫：《现代文明背景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态》，何群译。
[11]〔德〕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尼基申科夫：《现代文明背景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态》，何群译。〔德〕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利娜：《我们的任务：俄罗斯民族主义危险性及课题》，《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未来——1948年至1954年论文集》，莫斯科，1992，第288页。
[12]〔德〕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尼基申科夫：《现代文明背景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态》，何群译。
[13] 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教研室主任，俄语教学论硕士，副教授，俄罗斯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14]〔德〕斯蒂凡·苏利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刘能译，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455页。
[15]〔德〕斯蒂凡·苏利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刘能译，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463页。
[16]左凤荣：《苏联解体的“民族推手”》，《南风窗》2009年第19期。
[17]民族学博士，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翻译著作包括《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俄〕В.А.季什科夫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等。
[18]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在田野中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8日。
[19]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在田野中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8日。
[20] 《2017回望：即便语言消失，智慧依然存在，古老知识永存》，《他者》（Others）2018年1月6日。
[21]张哲：《欧洲环境史学界关注自然循环》，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