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取向

一系列明显的证据表明，中国目前仍然纠结于第一波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进程，还在“扩内需、稳外需”的平衡中苦苦挣扎，并没有做好迎接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准备，而且适应新一轮的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撇开决定综合竞争力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论（如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以及文化上必须拥有自觉、自信和自主的处于强势地位的价值观），仅就经济方面来说，中国要形成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最起码必须拥有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拥有强大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用这三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

首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是“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为建立经济强国地位而残酷竞争的市场和战场，以国家整体实现出口规模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取向，视低价格为国家竞争力主要来源。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全球化战略，避开了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既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和本国过剩的生产要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西方提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外溢效应。但是现在这一战略已经无法保证中国在下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与世界的平衡，因而可能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市场的能力日益衰退，现有国际市场秩序已经无法容纳像中国这样一位超级的过剩产能的提供者，而且，由于西方今后将会陷入较长期的经济衰退，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也在不断地降低。因此若中国不扩大自己的国内需求，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市场，不仅全球化不可能持续，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自己，就会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机会。因此，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最需要的是比第一轮全球化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开放的眼光，并以此指导自己制定独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

其次，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必须拥有强大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也是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制定者。目前中国虽然有许多国有企业经过重组后进入了世界一些行业的500强名单，但是并不能有效地改变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地位，中国最缺乏还是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各种国有性质的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或出面进行收购兼并时，不仅会受制于自身“软预算约束”的通病而缺少效率，而且更容易被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制裁，甚至会因此而挑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敌视。过去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自己的民营跨国公司而错过第一波全球化的机遇。因为，中国在上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利益与西方国家更多地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中国扮演的是一个“世界操作工”的角色，从事的是低端制造业接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而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网络等，都由美欧日的跨国公司控制着，中国是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因此中国所从事的产业与西方具有互补性。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将与西方争夺高级生产要素，将与西方争夺创新中心地位，将在某些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成为替代者，因此一定会遇到现有垄断者的极力抵制。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实力说了算，中国如果缺乏可以参与游戏的民营跨国企业，就不可能真正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崛起带来的黄金机遇。

最后，一个能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一般的人才并不缺乏，真正最缺的是能够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领军型人才。这种高端的领军人物，是指那种他们的创业能够影响世界产业格局的人才。如果今后的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要按照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定位的要求，在未来若干年中建设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建设成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区之一，建设成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定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制定各类聚集培育高端领军人才的政策，聚集由战略科学家和高端领军科技创业人才领衔的研发团队和创业团队，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研究所和科技研发中心，聚集由高端领军科技创业投资家和科技中介人才领衔的创业服务团队。语言障碍是阻碍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成长的原因之一。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环境使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足够的、在各种领域里能“拿得出去”的高端人才。作为“补缺”的重要手段，吸引海外留学的华人回归，是中国高级人才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海归”们大部分在国外的著名学府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他们既有国外科技前沿的实践经验，又有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的深刻理解；有一些“海归”既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又与国外专家和公司业务有广泛联系，他们将是参与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的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提升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竞争力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与上述问题对应的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和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政策目标是搭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要素。这些平台主要有：（1）制造业平台。强大的制造业是现代科技的受体和载体。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需要进一步发挥现代制造业的增长功能。因此中国构建现代制造业平台将成为扩大内需的先锋和主体力量。（2）城市化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的前期主要是投资驱动。一旦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投资，城市化扩大内需的功能将转化为消费拉动。中国现在仍然有一半的人口需要城市化，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将有利于扩大以消费需求主导的内需市场。（3）“五外”平台。主要指吸收全球高级要的“外贸、外资、外经、外智、外包”平台。（4）生产性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把高级技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飞轮”，是决定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的投入因素。中国应大力建设包括金融、商务、物流、设计、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以直接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5）居民消费平台。

第二，为了构建强大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最为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行为形成资产集中和集聚的态势。一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在行业中的垄断性，对外资、国资和民资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竞争性行业；二是要首先鼓励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使其形成具有一定市场控制力的巨型企业，以便为国内市场的充分开放做好准备；三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联合“走出去”，尤其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利用西方的经济危机，联合收购其拥有技术、人才、品牌和渠道的企业，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产权融合和资产重组。

第三，为了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最为关键的是利用、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其中，利用是指利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机遇，通过收购它们的企业尤其是原本有实力的上市公司，除了把它们的资产盘活外，主要是把它们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的紧缺人才资源运用起来，让他们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或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进行研发和设计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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