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尽快启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背景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21世纪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利用自身优良的投资环境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不仅直接推动了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使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称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现在亟须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务链条中，物质资源消耗和占用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等环节。中国在价值链底部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然是接受和转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国家。即使中国原来的资源消耗总量不变，但是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剥离了高消耗和高占用环节后，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国被锁定在卖劳力和拼消耗的生产加工环节，从而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这从间接资料也可以看出端倪，如2001-2010年，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行榜中，均没有中国品牌入选。另外目前国际标准有24807项，而中国主导制定的只有103项，仅占0.42%。

第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据中国外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975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2011年6月末外国来华投资15838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这一格局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1）通过吸收FDI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这种依据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出口价格，降低了作为富国的进口国企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的投资，降低了这些富国的资本形成率；（3）对富国低价消费品的出口，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在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的基础上，把收入更多地投资于各金融资产；（4）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活动；（5）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流回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从而导致国内处于严重的通胀压力之下；另一方面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财富处于不断被贬值的危险境地中。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全球化其实是对各国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使中国广大的“世界操作工”得到了充分就业，但是却丢失了对高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地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如在一篇有很大影响的论文中，Autor等（2011）就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的“副作用”，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导致了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支出的上升。他们把其称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症”。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以低端要素生产和出口为导向的国际代工，使中国制造业企业无须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一方面使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而无法生存，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另一方面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代价地利用人家的技术，或称为“心脏移植”，二是神经病，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可以预料的是，今后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主要的需求方的原因。由此导致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自我强化，不断形成和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加强了增长对出口导向的依赖。当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上述“三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将扩大内需战略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2012年我国在“稳中有进”的总基调下，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首次将扩大内需提到战略基点高度，首次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是，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重要位置，强调要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虚拟经济，将资源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但是由于中国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三个比重过低”的不良现象和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还是保增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目前中国政府面前的严峻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因此似乎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扩大内需问题。其实，即使我们顺利地解决了需求面的问题，也不等于说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本土企业的市场需求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中国人需求能力的解决，其结果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的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因此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第三，中国现在内需不振的问题，既是需求方的问题，更是供给方的技术水平问题。从微观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因此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期的、根本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以市场换技术”道路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新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严重的被阻止性。由此很多学者和官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和自主品牌的营销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与中国绝大部分重化工业发展道路一样，单纯的“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的封闭经济色彩，很难收到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的民用产业的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经济需要在扩大内需中完成转型升级的四大行动：（1）产业结构转换，即建立以服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推翻以土地财政为支柱的经济体系；（2）需求结构转换，即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造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3）区域结构协调，即要从根本上扭转东中西三元化发展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4）体制创新，即要打破政府主导的发展态势，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相互关联的四大行动必须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否则彼此失调就会产生彼此牵制。但是应该看到，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需求结构的转换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如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差，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的增长受惠于全球市场而服务业的发展则受到抑制；而转向内需之后，本地化特征为主的服务业就会得到市场的支持。再如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因“冰山成本”的制约，国际贸易首先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陆地区，因此地区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那些远离沿海大城市的地区发展就会滞后；而当转向内需之后，国内价值链的作用会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