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发展战略选择与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问题讲了许多年，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也一直在采取各种行动推进，但是实际成效一直不是很明显。我们认为，这跟我国过去在国家层面上普遍采取的发展战略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体制机制有关。一般认为，战略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活力决定效益，效益决定发展。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只有战略转型了，才有可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过去三十多年中，我国受制于发展阶段和水平，在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采取的是“后发优势”战略，即用模仿方式和学习方式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由于追赶的目标是迅速缩小与先进者的差距，因此在该战略下经济发展的方式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在技术上进行跟踪模仿。其途径不外乎不断通过引进、技术许可、模仿和“反求工程”等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以掌握先进者的技术。

第二，在产业发展上主要是承接转移。即通过优化本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大力吸收来自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FDI不仅带来了产值、税收和就业，也带来了技术溢出。

第三，在投入方面以劳动为主。也就是说，采取模仿战略进行追赶，主要的竞争武器是在技术能力提高过程中的低劳动成本，并凭借这一比较优势进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

第四，非常强调追赶的目标并且在每一个阶段将其数量化，作为追赶的口号和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因此极容易出现唯GDP、FDI、财政收入等论的数量化倾向。这是经济发展方式容易粗放化的主因。

在市场体系处于发育时期、资源不仅稀缺而且严重匮缺的年代，为了实施上述特征的发展战略，很自然地就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去集中有限的资源投资于大项目、办大事情，由此形成了后来的以强势政府为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必然要利用强势政府的力量去替代弱小的市场功能，以节省赶超时间和加快赶超速度；必然要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去招商引资（如廉价土地、压低工人工资和对环境管制不严等）以扩大经济规模，增加财政外汇收入和以出口为导向；必然会形成以数量为特征而不是以质量为中心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从而助长对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和外汇等数量指标的盲目崇拜。实施这一战略节省了我国自行探索和自行研发过程中的高昂成本，利用别人的经验绕开了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弯路，节省了追赶时间，是“中国奇迹”取得的基础和基本保证，但是由此也必然难以避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即发展速度很高但发展的代价较大，人民得到的实惠相对较小。

进入“十二五”时期，支持我国继续实施“后发优势”战略的发展环境和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衰减，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也基本释放完毕。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即要从“体制转型红利”转向寻求“制度创新红利”，依靠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能；要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寻求“人力资本红利”，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升劳动生产率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要从“全球化红利”转向寻求“扩大内需红利”，把出口导向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要从“要素投入红利”转向寻求“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红利”，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效率提升而不是要素投入；要从“非均衡发展红利”转向寻求“均衡发展红利”，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均衡地发展社会、文化、生态等。

这一切表明，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约8000美元的长三角地区要完成“两个率先”的战略任务，其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行动必须逐步扬弃过去在国家层面上普遍实施的“后发优势”战略，率先带领东部地区转向“先发优势”的战略轨道，即从学习模仿策略转向创新驱动策略（刘志彪，2011）。长三角地区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争夺经济话语权的历史重任，把创新驱动作为未来的核心战略是符合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战略定位的。众所周知的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关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下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外，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只有新技术革命才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深层动力。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的平台将重新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和体现，也是决定一国经济话语权的力量所在，是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旧有的格局的主要推动力。因此长三角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创新型经济，从产业角度看，其实就是要我国发达地区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姚先国，2010）。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创新型经济，是中国克服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行发展动力源切换的主要途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转入新的发展轨道、实现非线性的跨越发展，要依赖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要依赖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推动，否则很难实现。一方面，经济发展动力的切换、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转变似乎只是经济层面的事情和自身的参数调整，但是实际上推动经济系统转型的动力背后，更大的系统性动力在于重大利益关系和分配格局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是既有存量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不仅仅是边际量的调整。因此如果没有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根本无法顺利实现这种发展动力源泉切换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在制度创新的保障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在于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因为只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才能够及时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并取得高额的附加价值和经济回报，才能够消化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再评估中的价格飙升压力。

其实，拉美陷阱可能就是与拉美国家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没有采取先发战略而是继续采取具有后发战略特征的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如继续鼓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对研发的投入严重不足，企业因创新不足而难以摆脱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链主”的控制，长期被锁定在低端因而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由此看来，创新驱动是越过“拉美陷阱”的关键，而运用学习模仿驱动发展模式进行追赶，追赶者容易步入先行者精心设计的“模仿陷阱”，而在先发优势战略下，由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会打破技术垄断，形成新的技术轨道和范式，因此赶超者会逐步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从而避免陷入拉美陷阱。这些都是长三角地区在未来的发展战略选择中必须高度重视的经验和教训。

依据“先发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与过去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基于“后发优势”所采取的“后发战略”有根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长三角地区依据“先发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多层含义：一是从经济功能定位上看，它将从世界制造车间向全球区域创新中心之一转变；二是从产业选择上看，它将从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承接向新兴产业（包括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自主创业创新转变，逐步建立起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从城市性质看，它将由分散的点状城市向网络状态的全球性城市演变，城市群创新将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的主体；四是从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看，它将从主导价值链的中端逐步向主导价值链的两端转变；五是从要素投入关系看，它将从物资资本投入驱动向人力、技术和知识资本驱动转变，要素生产率将会大大提升；六是从比较优势看，它将从成本领先向品牌集聚转变；七是从空间经济布局特征看，它将从“块状产业”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八是从新一轮的全球化方向看，它将从“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提高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将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二波全球化行动的重点；九是从发展动力看，它将使出口导向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内需将成为支撑下一轮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强大的动力；十是从政府创造的环境功能看，需要重新设计赖以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和机制。最主要的是要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和绩效考核的目标，要从数量化的高增长向质量化的高效率转变，加快环境功能从“增长促进系统”向“创新支持系统”的转变，这是实施转型升级工程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本书将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些需要不断深化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