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产业发展领域的主题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前者主要是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科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后者则主要是要调整、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这两个主题词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的发展任务：“产业转型升级”。这个紧迫的发展任务的背景是中国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长期实行的以低级要素出口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亟须向以要素高级化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模式调整和过渡。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在通货膨胀水平上升、出口退税水平下降、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出台、原材料上涨这五种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经济增长和出口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大批出口企业以及与之配套的企业减产、停产乃至倒闭，仅东部沿海地区就约有近三千万工人失业，在近年来的出口复苏过程中，又遭受到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打压和冲击。应对这些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最佳良策，就是要对过去依赖低级要素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一定的调整，大力发展以要素高级化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通过要素的升级避开低层次的价格竞争，把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水平和层次提高到一个新的平台。

第二，“世界加工厂”的中国制造发展方式，需要向“世界办公室”的中国创造发展方式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对中国过去发展方式的冲击和考验，表明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国际代工是中国过去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发展格局下，跨国公司主导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增值率较高的价值环节，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或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按照OECD提供的统一口径的投入产出数据，我们算出工业七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至2005年，基本上维持在30%～40%，而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峰值还不到28%。即使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BRICS五国（即原BRICs四国加上南非）相比，中国也是落后的。在BRICS五个国家中，俄罗斯制造业增加值率较高，为37%～38%，巴西和南非都在30% ～32% 之间，印度相对低一些，在26%～27%之间，即使这样，也比中国高出3～4个百分点。如果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7-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计算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是一路下滑，到2007年已经降至21%以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实现的是一种贫困化增长，未来亟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即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主要体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内容的研发、设计、品牌、网络、营销、物流、金融等）进行功能升级。

第三，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土地财政”作为经济发展引擎的动力机制，亟须转化为由创新带动和支撑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过去直至现在，通过运作土地、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取发展资金，一直都是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这样的发展机制现在有逐步被更替的强烈的内外生要求。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看，经济体系过度依赖房地产业，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偏差，而且容易出现泡沫经济趋势，危及经济安全；从外生的角度看，“土地财政”是中国高地价、高房价的根源，而高房价既绑架了中国经济，又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核心和焦点。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是摆脱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和“土地财政”不良格局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解除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绑架，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寄予厚望。

第四，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继4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具有发展转型和参与全球新一轮竞争的重要背景。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的平台将重新塑造，科技革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我国这一以创新为目标的产业规划，可能具有的两个重要优势是：第一，中国具有市场容量大的优势。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在国内消费力低下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出口低级要素产品来拉动的，全球竞争下的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则主要应该依靠国内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力，利用高级要素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并以此参与全球竞争。第二，与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时期相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目前是最小的，中国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产业领域：一是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地球；二是节能减排及新兴能源。

其实，产业转型升级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道路应该怎么走的问题。根据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困难可能在于：投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倾斜，可能偏离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而可能会受到我国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现状的牵制。我国现阶段可能缺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环境，如普遍较低的工资难以给拥有高级人力资本的人才正确定价，因而难以吸引和留住关键的人才；低收入所导致的市场需求环境与低档次产品结构有较高的吻合度，从而难以支撑高质高价的高科技产业成长；赶超因素所形成的高增长期望，使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和财政的支柱，难以把投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等等。而调整、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社会最难以承受的是调整过程中的痛苦：首先是无数的与一般性的、低级要素相配合的就业岗位的消失，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次是政府在短期选择中“保增长”的要求，即当对产业的调整达到某个“阈值”时（如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可能会因为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爆发和利益格局的冲突而主动放弃。

总之，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需要形成高级生产要素嵌入经济体系的内外生条件和环境，也不能因此而压缩低级的、一般性要素拥有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否则，高级要素的嵌入进程一定会因为社会条件不具备而被迫流产。因此我觉得，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道路选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发展与调整、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持续的发展需要产业转型升级来保障，要在发展中实现调整和升级，绝不能因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而牺牲短期的发展，牺牲低级要素拥有者的利益。

破解这个两难选择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于选择以进一步城市化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这其中也涉及在转型时期怎么看待和发挥“土地财政”的历史作用的问题。以下我们将进行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