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2017):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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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全球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一、全球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世界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研发投入密集,呈现以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为主体,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空间、海洋等领域协同推进的“一主多翼”的发展态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一)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信息网络技术各细分领域纵向升级与交叉融合,呈现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和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以及信息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发展。移动互联技术向物联网快速拓展,计算技术向高性能、量子计算发展,大数据技术促使人类活动全面数据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

(二)制造技术向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促进以人机协作为特征的新一代机器人能力不断增强。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大大提升了制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推动工业生产向分布式、定制化制造模式转变。广泛采用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生产工艺和智能化控制,建立工业生态链,引领制造方式的深刻变革。

(三)能源技术向绿色低碳和智能化转型

信息网络技术与能源技术融合,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和能源服务智能化。节能技术不断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转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适应型转变。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和传输技术的进步,深刻改变了现有能源结构。氢能、天然气水合物和聚变能等新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将为解决能源需求开辟新途径。

(四)生物技术向精准医疗和再生医学方向发展

新型基因技术不断涌现,合成生物学快速发展,基因编辑技术日新月异,为医疗健康技术发展带来新动力。以基因组为核心的集成研发,以生物标志物验证为关键的临床技术研究,以基因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以及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移动健康监测等快速演进推广,医学模块加快从临床医学向健康医学扩展,催生生物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

(五)空间、海洋技术向纵深发展

国际空间科技聚焦空间信息应用和建立更强大的空间探索能力,主要航天大国致力于建立体系融合、高性能、低成本、广覆盖的空间信息与服务系统,推进大推力火箭、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新型推进技术等发展,并推动商业化应用,力求在高效率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近地空间站应用、月球与火星探测等领域取得突破。海洋科技由浅海向深海、由区域向全球拓展,围绕深海开发、全球变化等领域展开布局,并向“星-空-海”“海面-海中-海底”空间海洋立体观测网拓展,载人深潜器、海底资源探测和开发、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生态工程等正在催生新型海洋经济。

综上所述,全球科技创新正在进入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阶段,各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成为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产业格局的主导因素,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力量对比,重塑着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竞争格局。

二、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正在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次进一步提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一)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国。201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7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5%(见图1-1),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家2.1%的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量首次超过德、英,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企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研究人员和发明专利的占比均超过70%。我国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缩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创新养育世界》,我国创新排名升至第22位,比2013年提升了13位,成为前25名中唯一的非高收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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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我国历年研发经费支出和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战略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在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载人深潜、深地钻探、超级计算、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高速铁路、水电装备、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第四代移动通信(4G)、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电动汽车、大飞机等重大装备和战略产品取得重大突破,部分产品和技术开始走向世界,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战略高技术的重大突破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

(三)激励创新的体制逐步改善

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覆盖创新链各环节的综合政策体系以及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完善,政策工具从财税支持为主逐步转向更多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普惠性政策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在智能终端、无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崛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2017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在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 500家企业中,我国有376家,居全球第三。

(四)全社会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以科技创新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等多方协同,打造专业化众创空间和创新平台。2017年已建成4 298家众创空间、3 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余家企业加速器,开展41个科技创新孵化链条试点,形成从产品创意到产品生产全服务的生态体系,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近40万家,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过93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0万人。

总体来看,我国的科技创新进入战略攻坚期,已具备发力加速的基础,战略重点从点的突破转向整体能力的提升,创新主体从科技人员为主转向社会参与,创新方式从相对封闭走向更加开放。

三、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创新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但与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从我国创新投入现状来看,研发投入结构明显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高的特点,如2015年我国三大研发活动的比重分别为5.1%、10.8%、84.1%,同期美国的比重约为17.4%、19.3%、63.3%,我国原创性基础研究等前端环节投入明显不足。由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严重缺乏,不少领域依赖引进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关键共性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产业创新与转型的需要。科研成果评价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利益、轻长期效果,整体质量不高,尚不具备引领国际前沿的能力。随着我国进入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环节的投入,构筑创新先发优势。

(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

尽管近年来科技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创新绩效依然较低,产出效率不高。先后部署了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任务,但重大突破不如预期。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14年中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4.6%,日本占31.2%、美国占27.2%、欧盟占24.7%,同期这些国家(地区)的研发支出相当于中国的46.2%、129.4%、97.9%。产学研脱节现象仍未扭转,大学、科研院所不仅未能与企业形成有效互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竞争者。创新人才难以在产学研之间自由流动也是阻碍产学研有效合作的重要因素。

(三)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差距较大

目前我国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通常为40%~ 50%。尽管近些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但一些关键政策的落实效果还不尽人意,这制约了成果转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在兰德公司《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报告中,中国重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得53分,在参与排名的16个国家中居第8位,与第一梯队的美国、德国(约为100分)和第二梯队的日本、韩国(约为80分)等国家差距较大。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科研院所虽然建立了技术转移机构,但大都属于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少且专业性严重不足,社会化、专业化的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发展迟缓。

(四)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近些年,我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但总体上创新水平不高,存在创新动力不足、能力受限的问题。由于开展创新活动的成本高而收益低,创新型企业得不到有效的市场激励,这加剧了创新不足。企业研发活动规模和投入强度也偏低。我国经济总量已多年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但尚未产生获得世界公认的全球领先创新企业。汤森路透集团公布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上大都是美欧日企业,2014—2016年我国仅有一家企业入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属国有企业在获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土地供给、资金等各种要素资源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但受国企保值增值考核、工资总额限制等体制机制的束缚,创新动力不足。民营企业自身机制灵活,但在平等获取创新资源、市场准入等方面受限较多,创新活力难以发挥。

(五)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然突出

政府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仍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该放的没放活,该管的没管住。现行管理手段比较单一,管理方式创新不足,不适应新技术新业态迅速发展的需要。创新政策体系着重于技术供给,供给侧政策较多,需求端激励政策较少,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培育不足。市场准入方面,重审批、轻监管,监管能力未能及时提升,政府常常以控制企业规模和数量为由设置准入门槛,导致后来者无法参与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法不严、垄断规制不到位等问题。

(六)激励人才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人才激励不足、结构失衡是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因素。各种人才计划层次多、交叉重复,政策措施落实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科研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激励措施不到位,对科研人员创造的价值体现不足,创新难以获得相应回报,这抑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重人才引进数量,轻人才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氛围、可持续的科研设施保障,以及一些大城市难以回避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仍有较大差距。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家等高端人才不多。尽管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前列,但高端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匮乏,创新型企业家也非常有限。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报告显示:中国共有148位科学家(含港澳台地区)入选168人次,占比仅5%(共2 975名,3 125人次),仅为美国的1/10。

四、加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战略突破期,也面临着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风险。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对加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是以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国家。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芬兰、韩国等,其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高于2%,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低于30%,在世界专利强势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专利数位居全球前列。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利用后发优势的空间日益缩小。只有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投入,增强源头技术供给。增加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改进科学研究项目的决策机制,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现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相结合。优化科学研究支出结构,增加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支出,提高基础研究对创新的支撑作用。改进科学研究的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评价和分类管理。对自由探索的研究项目以同行评议为主,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项目以目标评价为主。

(二)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调整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创新的组织形式,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增强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提升创新的供给质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加强技术市场建设,改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模式,提高成果的落地率和转化率,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强化鼓励创新的需求侧政策

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首台(套)等政策,提高政府采购中小微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加快全国性政府采购市场建设,防止利用公共采购实现地方保护;改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公共采购竞标定价规则,防止低价中标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对一些具有较大社会效益的创新产品,建立反映外部成本效益的财税政策,促进外部效益内部化。

(四)进一步理顺产学研的功能定位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效分工的合作机制,提高协同创新效率。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政府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共性技术和应用集成研究,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建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技术转移机制。完善公共科研机构管理、财政支持的科研成果转移管理、知识产权等制度。进一步完善科研组织体系,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立健全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探索非营利机构等新型组织形式的技术转移机构模式,在机构运行、专利交易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

(五)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在信息安全、云计算、大数据、储能技术、电动汽车、生物育种等领域,以新体制和新模式组建一批国家级创新中心,集中一批多领域、跨学科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形成高度集成、协同创新的研究团队,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跨界融合,实现产业技术群体性突破。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推动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完善支持创新的普惠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保障中小企业在土地征用、人才引进、信息获取、融资渠道、公共资源以及各类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公平机会。

(六)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

整合现有多头人才引进计划,给用人单位更多话语权和自主权,积极发挥市场选人、市场评价的作用。在收益分配上充分体现知识和创新的价值。如在落实股权激励政策时,要明确职务科技成果股权与激励对象、方式、条件和程序。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创新型人才、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

(七)深化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破除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导向,更加注重营造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政府对科技投入的方式,主要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产学研合作和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对不同技术路线和各类企业实行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政府重点支持早期研究开发、示范项目和创新服务平台,由市场选择技术路线。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提升知识产权对创新收益的价值。落实和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等普惠性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的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


注释

[1]创新型国家是以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国家。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芬兰、韩国等,其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高于2%,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低于30%,在世界专利强势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专利数位居全球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