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之道的现代诠释——自序

1699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tz，1646——1716）在《中国最新事物》一书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所以他希望西方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授自然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把中国的治国之道传回西方。这代表了17世纪一代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政治、道德、文化的景慕和向往。

中国的17世纪和18世纪正是所谓“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一方面是专制政体，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治理国家之道。这就说明了管理之道——它体现着一整套的哲学、思想、制度和技术——的普遍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能够维持如此之久，不能不说有这一管理哲学治国之道的一份“功劳”。

当然，专制制度是必然要失败的，再“开明”的专制制度也不能取代健全的民主制度，因为所谓的“开明君主”并不等于社会公共意志的结合。所以好的管理之道仍然需要开放的、和谐的、民主的社会制度相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国家是一个集体组织，企业也是一个集体组织，二者的不同在于国家是全面性的生活，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而企业组织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终极目标。但是，有关治国之道的政治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完全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活力和更高的境界。简言之，现代的企业组织，已经处在民主和谐开放的环境中，如果又能够运用宏观的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来完成其价值目标，那就更加符合开放社会的需要，真正走向高度和谐、高度繁荣的真善美的人类社会境界。

为什么几个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赞叹不已的中国治国之道，近代以来却走向衰落，既为西方人所否定，也使中国人失去信心了呢？为什么它非但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反而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落后了呢？这同与之紧密结合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如果把专制制度与管理制度分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其所孕育的管理之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知道，管理之道具有工具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而专制制度只不过是家族式的政治权威，必须经过现代民主制度的洗礼。但是，专制制度的衰亡并不意味着管理之道的失败，后者可以经过“净化”，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管理工具。因此，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及其管理之道，并不因为中国在近代史中政治上的失败，而丧失其内在的价值。

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从17世纪开始兴起，提倡科学理性、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寻找新的社会政治权威。卢梭（J.J.Rousseau，1712——1778）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说明真正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从而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基础。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的管理问题。如何使社会真正走向有秩序而又充满发展的活力，这就需要考虑管理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因此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没有宗教改革所赋予的个人的终极权威，其发展是有限的。西方社会肯定个人创造力和自由发展的权威，这就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发展就是凭借个人的理性、科学的知识、宗教的信念，从而设计出一套管理的方法，去推动和控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管理科学在西方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业革命、经济发展、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与此相反，中国的管理理念是凭借对人性的反省与思考，提倡集体主义，突出人的社会价值，结合人的感情需要，运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去实现管理并推动社会的发展。比较东西方的管理理念，前者是人性的、社会的发展，后者则是理性的、个人的发展；前者曾经同封建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后者则在资本主义的伴同之下发展出来。东西方管理理念上的差异本质上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方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的差异。

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东西方两种管理思想体系风云际会，其标志就是由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具有中国哲学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西方管理学界对源远流长的东方管理之道不得不刮目相看。特别是日本，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比较自觉和完整地保存了源自中国古代的东方管理之道，将其从政治层面成功地转移到经济层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西方发展的道路。在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古老的东方管理之道依然有着不可埋没的价值。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一直思考如何以中国哲学文化为基础，结合东西方两大管理思想体系的长处，发展出一套能够为现代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所接受的新的管理哲学。它既能够包含西方科学管理的精神，又能够汲取中国哲学管理的智慧，更能够洞察当代西方管理科学的局限性而加以改进。我所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当时人们所热衷讨论的美日管理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把管理的问题放到更大的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去加以哲学的反省，从而提出一条新的管理学之道。

这一条新的管理学之道，这一套新的管理哲学，我命名为“C理论”。所谓“C”指中国（China）的《易经》（Change）的创造性（Creativity）。它表明，这套新的管理哲学是以中国的文化历史经验为背景，以中国哲学思想为基础，对于现代管理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哲学特别是《易经》哲学是“C理论”的哲学基础。根据我个人的长期研究和体会，《易经》哲学具有宏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足可以容纳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管理思想和哲学思想。例如，西方的管理具有理性的权威、科学的基础，但却缺乏人性的灵活，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切入，社会的协和力明显不足；日本的管理虽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但过分压抑了个人的活力和独创性，同样缺少灵活性和包容性。而《易经》哲学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据此，我们可以把西方的理性管理作为“阳”，而把日本的人性管理作为“阴”，使二者相互结合，在整体性的基础即“道”的基础上把握全面的管理。

本书就是我对管理问题进行长期哲学思考的结果，从1979年我在台湾正式提出“科学管理中国化，中国管理科学化”的主张迄今已经十五年。在这期间，我来往于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大陆等地，为建立中国化的管理哲学、推进中国式的管理教育而奔走呼吁。1983年，我应（高雄）中山大学李焕校长的邀请，到该校作“中国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发展问题”的学术演讲。1985年，我在美国创办了“远东高级研究学院”，在台湾地区建立了“国际中国管理文教基金会”及研究所（后发展成为“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1989年，我作为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客座教授，应台大商学院的邀请，为其研究生和大学部的学生开设“中国管理哲学”课程，进行“C理论”的系统教育和应用研究；讲课内容在台湾《经济日报》和《实业家》杂志上连续发表。1989年，我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邀请，在该公司的“名人周”作有关东西方管理哲学比较的演讲。1992年，我分别应新加坡华文报业集团和《易经》学会的邀请，先后两次赴新加坡作“《易经》与中国管理哲学”的讲座。从1990年开始，“远东高级研究学院”同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合作，举办每届学期两年的高级管理人才研究班，此后，广州的中山大学、沈阳的辽宁大学以及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院校也陆续加入这一管理人才培育计划。在这些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式管理哲学的“C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

1993年初，我的学生、（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黎红雷博士，为教学需要，将我有关中国管理哲学的部分论文整理成《C理论：〈易经〉管理系统》一书，打印出来作为内部教材，在广州、深圳、沈阳、上海等地的高级管理人才研究班中使用，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94年6月，黎君应邀来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更进一步抽出时间帮助我充实整理本书。

这次整理，我们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由我口述，黎君根据录音编写成文，最后再由我审定，形成本书的第一章——C理论的基本内涵，作为全书的主干与灵魂。第二，把我历年来发表的且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有关论文和讲演稿，进行加工整理，分别编入本书的第二章——C理论的要素分析，第三章——C理论与东西方管理，第四章——C理论的管理境界，附论——C理论讲演与答问；有两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也由黎君翻译成中文并编为第三章最后两节。

黎红雷君学术思想开阔，思维敏捷，尤其热心于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事业，近两年来，他已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出版了四部有关专著。在本书的整理和编辑过程中，黎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特别是在全书的内容架构、章节标题、论点阐发、论据充实、文字表述等方面，融进了他本人的许多独到见解和智慧，对于本书得以完整的形式问世，贡献良多。

最后，希望读者不仅把本书作为一部管理学著作，而且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实际上，哲学研究是我的本行。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觉得我做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建树工作：一个是我提出的“本体诠释学”；另一个就是本书所阐发的“C理论”。前者重于哲学思辨，后者重于管理理论，实际上二者是互相联系、互为体用的。哲学为管理之体，它是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最高表现形式；而管理又为哲学之用，它可以作为哲学思想灵魂的运作之所。我历来主张，用哲学来阐发管理而又用管理来阐发哲学，用理论来启发实用而又用实用来启发理论，最后达到二者并进共荣的化境。是为序。

成中英

1995年5月15日

于美国夏威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