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这里的三十三篇文章前后写了十年。最早写于2008年5月，发表在褚钰泉主编的《悦读》杂志上；最近一篇写于今年3月，乃遵本书编辑王竞之嘱。她认为，好插画是附丽于经典名作的，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过中国几代人，又有麦绥莱勒的一流插画，焉能缺位？我赞成她的建议，结果把一百几十万字的小说重读一过，获益匪浅。

听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读文学经典，尤其不读西方经典。听说而已，并无根据。但私下里揣测，这说法八成不错，网络写作和手机阅读那样新奇，青年人的业余生活又缤纷忙乱，经典的空间就很狭小了。于是有另外一说：经典有那么重要吗？其实细想，几十年前，我辈读经典的时候，并无什么目的，不过是，青春萌动，无可打发，唯有读书。若说独特之处，则是读的虽杂，却视外国经典最为高上。理由不好说，反正是我切身的体会。那些《少年维特的烦恼》们，《巴黎圣母院》们，《爱伦·坡故事集》们，《大卫·考坡菲》们，《安娜·卡列尼娜》们，把我带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神奇的历史深处，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波澜壮阔浩瀚无垠的陌生世界。这世界有血有肉，有人物有建筑，有爱情有仇恨，有奇思和妙想……让我沉思，让我辗转反侧，让我大志满腔！记得写过一句诗：“惯于夜午奋读毕，心潮汹涌下长江……”说来也怪，那时“文革”正酣，极左盛行，怎么说这偏好也有悖于时代……也许有十分个人化的原因？——这些经典往往配有精彩插画。对于我这个迷于美术的少年来说，在西方绘画作品被封杀的岁月，这样的插画不啻珍宝。经典加插画，无疑强化了文学对我的影响。

有时候，画家对作品的阐释，超过了研究者和评论家。你看，电影《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和道具，是直接取自小说的插画，尤其是彼埃尔的善良、聪明而又笨拙可爱的样子；18世纪英国女作家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中收有40幅线刻铜版插画，所绘当时的服饰与发式，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形象、性格和风致，均为近年重新拍摄的电影所借鉴，达到酷似的程度。

插画之于文学作品的作用，当然不仅是阐释。常常是，插画内容的丰富性超出了文本，表达着画家独立的艺术精神，而图像的特点，是表达的不确定性，使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联想。这就是插画有时可视为单幅作品而独立存在的原因了。此时，插画起着扩张文本容量，调节阅读节奏，以及装饰书籍的作用。

一个画家，为自己所喜爱的小说作插画，是一件美妙、愉快的事情吧。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竟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刻了600多幅插画，美国画家肯特为《白鲸》作了300多幅插画。这些插画精美绝伦，其中许多可以制成大张，镶之镜框，装饰房间，并不弱于世界名作。称得上精美绝伦的，还有萨佛其和哈舒伯格为《十日谈》所作的插画、格里布尔为《德伯家的苔丝》所作的插画。这几种插画的共同特点，是有浓郁的装饰风格，是超越写实和高度概括的，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画家们在画这些插画时，心中所充溢的灵动之气，跃然纸上。有这样的插画在目，文学好像更加摇曳多姿，阅读生活也更加饱满愉悦了。

就这样，我成为西方经典著作插画的爱好者和收藏者。几十年下来，初衷不改，且随着各种条件改善，眼界日广，搜罗愈丰，品质更佳；进而铺陈成文，忙中偷作，奉呈同好。也曾罗列成书，为《难忘的书与插图》及其续编。时至今日，褚钰泉已去世两年有余。我在《悦读》延续七八年的“书与插图”专栏，随着刊物停办，亦无疾而终。感谢三联书店的朋友策划出版本书。从堂皇方面讲，是向经典致礼，是与爱书、爱插画者交流切磋；从私心里，也是对往日的一点纪念。

2018年3月末

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