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现简史与研究现状

一 发现简史

北方地区汉墓的发现情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一）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

这一阶段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又可划分为前后两段：

前段：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

在北方地区的汉代墓葬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画像石墓。1919年，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当地奸商对山西离石县马茂庄村的左元异墓进行盗掘，运走两块刻字墓石，被群众截获下来十二块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交博物馆的时候散佚了两块，直到1980年才被发现。20世纪20年代，陕北境内发现了“西河圜阳郭仲理墓”和“西河圜阳郭季妃墓”。人们对这些墓葬的关注只集中在画像石上，又因为墓葬多经盗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信息无人关注，也未见报道。

新中国成立以前，日本人曾先后对河北万安（今河北省怀安县）和山西阳高县的两汉墓葬进行了调查。1941年，日本东方考古学会在万安北沙城发掘了一批汉墓，这是北方地区汉代墓葬的首次正式发掘。1942年9月，由小野胜年和日比野丈夫主持，对山西阳高县境内的汉代墓葬进行发掘，并发表了6座汉墓的材料。这些墓葬地表有封土，随葬品丰富，年代多在西汉晚期。他们认为古城堡一带很有可能是《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代郡所辖的高柳县，是代郡西部都尉驻扎之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考古工作虽由境外的学术团队进行，但是一些墓葬材料得以科学整理，并出版了报告，这些材料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后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地方组建了文物工作队和勘查团，在汉墓的发现及报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墓葬发现的数量有所增加。依现行行政区划及墓葬发现年代，简介如下：

1．河北北部地区

1954年，在河北怀安耿家屯清理了2座墓葬。

1978年，在河北阳原北关发掘了2座墓葬。

1978年5月至11月，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工作队对张家口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在蔚县、万安、怀安、怀来等地发现了大量汉墓群，汉墓数量在150座以上，但仅有简单报道，材料未正式发表。

2．山西北部地区

1950年7月至8月，文化部组织了雁北文物勘查团，其中的考古组调查了山西省山阴县的广武汉墓，并且对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在阳高古城堡发现的汉墓群进行复查。在对此次调查进行介绍的《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一文中，作者认为雁北一带之所以会出现数量众多的汉墓，是由于雁北地处内外长城的中间地带，是汉朝和匈奴的主要战场。

1973年，在山西浑源毕村发掘了2座西汉时期的木椁墓。

1975年，在山西右玉县常门铺发掘了2座墓葬。

3．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内蒙古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组成了文物工作队，在考古调查工作中获得了许多关于汉代墓葬的信息和资料，主要有：

1953年，在乌拉特前旗公庙子发现1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另据介绍公庙子东10多里的台地上，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汉代墓群。

1954年，在包头市西郊的麻池、召湾、东西壕口等地清理了11座汉墓。

1956年，在包头市郊孟家梁村清理了10座墓葬。

1956年，在乌兰察布盟托克托发现1座东汉时期的闵氏壁画墓。

1956年，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瓦尔吐沟清理了8座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年代可能在西汉时期。

1957年，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发现汉墓300余座。

1958年，在伊克昭盟郡王旗红庆河乡的汉代古城附近发现部分砖室墓，墓中随葬陶罐、铜印和钱币等。根据其中的“大泉五十”判断，有一部墓葬应属于两汉时期。

1958年，在包头市麻池乡窝尔吐壕村发现了6座墓葬，清理了其中的4座。

1959年，在发掘呼和浩特郊区美岱古城时，发现2座汉代瓮棺葬。1960年，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试掘时，也发现过2座瓮棺葬。从使用的葬具判断，年代应在秦汉时期。

1963年，俞伟超、侯仁之等先生对乌兰布和沙漠地区进行了考察，调查了汉代临戎、三封和窳浑3座古城，并发掘了麻弥图庙附近的1座墓葬。

1963年，在巴彦淖尔盟包尔陶勒盖陶生井清理了2座墓葬。

1964年，在包头市东河区古城湾村发现1座东汉时期的墓葬。

1971年，在和林格尔新店子乡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壁画墓。

1975年，在准格尔旗川掌公社广衍故城附近发现18座秦汉时期的墓葬，其中属于汉代的有6座。

另据《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报道，巴彦淖尔盟临河县黄羊木头发现汉墓群，共有153座墓葬，但仅残存13座。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判断，该墓地的年代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巴盟五原县乌登云圪旦也常有汉代遗物发现，可能是一处汉代墓地。此外，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卓资县、清水河县等地也发现了汉代的砖室墓。70年代，对伊克昭盟杭锦旗霍洛柴登汉城的勘查，清理了古城附近20多座汉代墓葬，但这些资料都没有正式发表。

4．宁夏及甘肃东部地区

1972年，在宁夏银川平吉堡清理了8座汉墓，并报道了其中1座木椁墓的情况。

1972年以来，在宁夏吴忠县关马湖清理了45座墓葬。

1974、1975年，在甘肃灵台付家沟、陈家山发现2座墓葬。

1976年，在甘肃庆阳王家湾发现1座墓葬。

1977年，在甘肃泾川水泉寺清理1座墓葬。

5．陕北地区

这一地区的发现主要是画像石墓。1959年出版的《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一书发表了在陕北绥德、米脂等地发现的画像石。但材料多是采集得来，经过正式发掘的很少。已发表的经正式发掘的画像石墓主要有：

1968年、1975年，在子洲县淮宁湾曾发现3座画像石墓，但是简报中只报道了画像石的情况。

1971年，在米脂县官庄清理了4座画像石墓，其中1座画像石上有“永初元年”纪年。

1975年，在绥德县延家岔清理了1座东汉画像石墓。1977年，又对延家岔二号画像石墓进行了清理。

第一阶段后段的墓葬发现数量较新中国成立前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以调查发现的为主，正式发掘的很少。发表的材料基本都为简讯，墓葬数量没有明确统计，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大多没有配图，文字介绍也十分简略。

从最早被关注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五十年间，是北方地区汉代墓葬发现和材料积累的过程。一方面，汉墓发现数量增多，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物力和人力，少有对墓葬的科学发掘，材料的介绍不尽详备。一些70年代的资料到80年代以后才得以发表。信息的不完整性和滞后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开展。这种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以改观。

（二）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田野考古工作全面展开，发现汉墓数量不断增多，分布涵盖了整个北方地区。依照现行行政区划及墓葬发现年代介绍如下：

1．河北北部地区

1984年，张家口地区文物调查工作中，在宣化北门外墓地发现1座汉代墓葬。

1985年，在阳原西城南关发现1座东汉墓葬。

1985年，在阳原三汾沟发掘了11座汉代墓葬。

1986年，在涿鹿矾山五堡发现东汉时期墓葬4座。

1990年，在张家口下花园区发现2座。

1991年，在怀安刘家堡发现1座。

1992年，在怀安县乔子沟发现1座。

1997年，在阳原三汾沟又发掘了3座汉代墓葬。

1999年，在怀来官庄发掘了15座汉墓。

2004年，在宣化东升路发现3座墓葬。

2006年，涿鹿县古城发掘了1座汉代墓葬。

2．山西北部地区

1982年以来，平朔考古队在山西朔县（今朔州）境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截至1992年底，共发掘秦汉时期的墓葬1800多座，年代从西汉早期持续到东汉中后期。这是北方地区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批墓葬材料。遗憾的是，目前该墓地的正式报告没有发表，仅通过简报对该墓地的材料难有整体的认识，所以墓地的深入研究暂时还很难开展。

除朔县以外，山西北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散发表的墓葬材料，如：

1985年，在平鲁上面高村发现1座西汉时期的木椁墓。

1986—1987年，在平鲁县井坪南梁发现350余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在已发掘的200余座中，有三分之一属于两汉时期。

1988年，在广灵鞍子山发现西汉时期木椁墓1座。

1992年，在广灵北关清理了23座墓葬。

2003年，在朔州的新广武发现了11座汉代墓葬，清理了其中的9座。

3．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80年代末至90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开展文物调查，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了大量汉代墓葬，材料被收录于《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一书。该书按现行的行政区划分为五编，分别介绍了巴彦淖尔盟、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盟等地清理的256座汉代墓葬。书中对每个墓地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总结了各地区的墓葬特征，初步建立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墓葬的编年序列。各区具体发现情况如下：

巴彦淖尔地区磴口县附近132座：纳林套海45座，包尔陶勒盖25座，沙金套海39座以及补隆淖23座。

鄂尔多斯地区54座：鄂托克前旗三段地28座，鄂托克旗凤凰山13座，准格尔旗鲁家坡1座，乌海新地12座。

包头市郊52座：召湾37座，召潭3座，张龙圪旦1座，观音庙和西壕口3座，下窝尔吐壕6座，上窝尔吐壕2座。

呼和浩特地区7座：八拜3座，和林格尔托克托古城村1座，土城子2座，和林格尔城麻沟1座。

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呼和乌素11座。

此外，这一地区还有一些零散发表的墓葬材料，按发现年代列举如下：

1979年，在包头召湾清理5座。

1981年，在包头召湾清理2座。

1987年，在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发现14座。

1987年，在凉城北营子清理22座。

1993年，在呼和浩特八拜乡格尔图发现1座。

1996年，在鄂尔多斯市东胜乡潮淖梁杜四圪旦墓地清理了8座两汉时期的墓葬。

1998年，在清水河县城嘴子古城址发现4座。

1998年，在包头召湾和边墙壕清理了4座。

1999年，包头市麻池三队遗址清理了3座汉代的砖室墓，同年在对张龙圪旦汉墓保护区第二次发掘时，清理了5座汉代墓葬。

1999年，在鄂托克旗乌兰镇清理了3座东汉时期的壁画墓。

2000年，在托克托县黑水泉村清理2座汉代墓葬。

1997—2005年，在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共发现秦汉时期墓葬357座，但是目前仅发表了1座墓葬的材料。

2005年，在托克托县古城村清理了3座墓葬，其中2座属于汉代。

2006年，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塔拉沟镇发现了9座墓葬，目前仅发表了其中1座墓葬的材料。

2007年，在和林格尔店湾发掘了7座。

2010年，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顶盖敖包发现了7座汉代墓葬。

2011年，在和林格尔新店子乡西头号发掘了2座墓葬，其中1座为空墓，另1座为汉代墓葬。

2012年，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沟口子村清理了1座汉墓。

4．宁夏地区

1983年，在固原县城和彭阳县古城乡共发掘了4座墓葬。

1984年，在盐池县张家场清理了8座墓葬。

1987年，在吴忠市高闸乡韩桥清理了18座墓葬。

1987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在盐池县宛记沟共发掘7座墓葬。

1987年和1988年，在灵武县临河乡横城堡共清理了25座墓葬。

1988年，在固原城郊乡上饮河村发现1座东汉墓。

1988年，在西吉县将台乡清理了1座墓葬。

1991年，在固原头营乡陈家洼清理了4座墓葬。

1992年，在固原北原发现1座东汉墓。

1993年，在灵武横城发现2座。

1999年，在固原博物馆发现5座汉代墓葬。

1999年，在中卫县发现汉代木瓦双椁墓。

1999—2000年间，在固原市西郊乡发掘了10座墓葬，并报道了其中两座保存状况较好的墓葬情况。

2001年，在固原市区发现5座东汉时期的墓葬。

2003年，在固原九龙山发掘了2座汉墓。

2003—2004年间，在固原南塬发现了3座汉代墓葬。

2004年，在固原九龙山发现了15座汉墓。

另据报道，2002、2004、2009年，分别对中卫常乐汉墓进行过考古发掘工作，发现近百座汉墓。在2012年对该墓地进行的第四次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汉代墓葬24座。但目前仅有简讯，尚无正式报告发表。

5．甘肃东部地区

1980年，在灵台沟门清理了2座墓葬。

1982年，在庆阳野林发现1座墓葬。

1984年，在环县曲子清理1座东汉时期的墓葬。

1985年，在庆阳彭原乡发现2座墓葬。

1991年，在平凉县侯家台清理了3座汉代墓葬。

1998年，在西峰市彭原发掘了3座汉代墓葬。

2010年，在宁县和盛镇屯庄发现了1座汉代砖室墓。

6．陕北和晋西北地区

陕北和晋西北是汉代画像石墓的重要分布区。80年代以后，画像石墓又有了很多新发现。其中分布在陕西境内的主要有：

1980年，在绥德寨山发现1座。

1981年，在米脂官庄清理了1座。

1982年，在神木柳巷村清理了1座。

1982年，在绥德苏家圪坨发现1座。

1983年，在绥德黄家塔发现3座。1985年，又在此地清理和发掘了10座画像石墓。

1986年、1987年，在绥德辛店的呜咽泉和裴家峁各发现1座画像石墓。

1997年，在绥德县四十里铺发现1座画像石墓。

山西境内的发现主要有：

1990年，在离石马茂庄村发现3座画像石墓,1992—1993年，又在此地发现了3座画像石墓。

1997年，在与马茂庄相隔不远的石盘村发现了1座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

陕北和晋西北两地仅隔黄河，墓葬形制、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一致，颇具地域特色。关于画像石墓的研究已经成为汉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相比之下，陕北和晋西北的普通墓葬发现数量较少，研究也不及画像石墓深入。

陕北地区普通墓葬的发现主要有：

1981年，在黄陵县上畛子清理了3座汉代砖室墓。

1988年，在黄龙三岔乡发现1座汉代砖室墓。

1990年，在安寨王家湾发现1座。

1991年，在甘泉县清理了9座汉墓，并发表了其中8座墓葬的材料。

2003年，在定边郝滩四十里铺发现了20座汉代墓葬，目前已发表的1座墓葬为壁画墓。

2004年，在靖边张家坬清理了12座西汉墓葬，发表了其中1座墓葬的材料。

2005年，在靖边杨桥畔老坟梁发现7座汉代墓葬。

2006年，在靖边杨桥畔发现了1座壁画墓。

2008年，在榆林大保当发掘了1座汉墓和2座汉代画像石墓，出土了10块画像石。

晋西北地区普通墓葬的发现主要有：

1993年，在离石马茂庄发掘了2座砖室墓。

1997年，在柳林杨家坪发现汉墓28座，清理了5座。

1998年，又在杨家坪清理了36座汉代墓葬，并发现了1座画像石墓。

1998年，在中阳清理了7座汉代墓葬。

1998年，在离石市区抢救清理了1座汉代墓葬。

80年代以后，随着基本建设的开展，汉代墓葬在实际工作中屡有发现。较前一阶段相比，墓葬发现数量不仅有所增加，一批重要的墓葬材料得以及时发表，并且发表水平也有所提高。据笔者初步统计，目前正式发表的北方地区两汉时期墓葬的数量在2000座左右，但实际汉墓的数量应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材料的日益积累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二 研究现状

考古学的综合研究只有在积累了大量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开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北方地区墓葬的研究性成果很少。北方地区汉代墓葬的综合研究主要是在80年代以后逐渐展开的。

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期与编年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各省、市、区内发现的汉代墓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形制演变，建立地区内汉代墓葬的分期编年。例如《包头汉墓的分期》一文对包头地区汉代墓葬进行了梳理，建立起了包头汉墓的发展序列。《略论宁夏两汉墓葬》一文分析归纳了宁夏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特点，结合随葬品组合，将宁夏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分为四期，并对各期进行了年代推断。《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一书的结语部分，对各地的墓葬发展特征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建立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汉墓的分期和编年。另外，也有对墓葬的定年进行讨论的。例如《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一文就对山西朔县墓葬中发现的器物铭刻文字、铜镜、铜钱等进行重新考证，认为简报对部分墓葬的年代判定有误。

近年来出现一大批以分期编年研究为基础，对北方地区汉墓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不仅反映出北方地区汉墓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体现出北方地区汉墓的研究更趋系统化，研究上也更注重全局性。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墓的分期》，文章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划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东汉前期、东汉中后期等五个时期。同时注意到北方汉墓中存在的不同于汉文化丧葬礼仪的习俗，如殉牲、火葬及随葬桦树皮器等，体现出北方地区多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宁夏汉代墓葬研究》一文对宁夏地区的汉代墓葬进行了分区、分期研究，从墓葬形制、葬俗及随葬器物等方面对宁夏各区汉墓的差异及特征进行了探讨。

还有一些关于墓葬形制的研究，虽然这类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地区汉墓的编年序列，但是对于墓葬形制的划分、特点的总结以及发展规律的讨论是在明确了墓葬编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通过对墓葬形制各阶段特点的总结，又反过来可以为墓葬定年提供依据。所以关于墓葬形制的研究也可以作为分期编年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穆朝娜的《河北汉墓形制初论》对河北省境内的汉代墓葬进行了形制划分。侯宁彬的《陕西汉墓形制试析》一文，涉及了部分陕北墓葬形制的划分和归类。韩小忙的《略论宁夏境内发现的土洞墓》一文，对宁夏境内发现的各时期的土洞墓进行了梳理，其中也包括两汉时期。上述研究成果虽然是区域性的，但为整合北方地区汉墓的研究，为确立分期与编年提供了参考。

（二）个案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以部分地区墓葬中的随葬品为对象，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多是以墓葬中的陶明器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的。例如《河北汉墓出土的陶灶概述》一文选取河北地区墓葬中的陶灶标本进行讨论，对河北地区陶灶的区域特色、形制演变等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河套地区汉代墓葬陶明器的类型学及分期、分区研究》一文对河套地区陶明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以及分期、分区研究，将河套地区汉代陶明器的发展归纳为萌芽、发展、鼎盛、衰退、回升等五个阶段。对造成河套地区明器特征的原因、历史背景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河套地区汉代陶明器与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以陶明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河套地区与周边地区陶明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北方文化带上的陶器在形制、类型上存在一致性，但仍有一些地方特色。陶明器是汉代新出现的随葬品种类，其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汉文化在各个地区的发展及地区差异。《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壶述略》一文通过对鸮壶的整理，发现河套地区的鸮壶与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鸮壶在形制和年代上存在一定的演变规律。樊军在《宁夏固原西郊汉墓出土摇钱树及相关问题》中对西郊汉墓中的摇钱树制作工艺、地域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上关于随葬品的个案研究为北方地区随葬品的分类编年提供了参考依据，并为北方地区部分文化因素的来源问题提供了线索。

（三）文化因素分析及族属推断

由于北方地区地处边疆，与周边少数民族多有接触，很多学者开始注意分析北方地区汉代墓葬中所表现出的非汉文化因素。

这方面的研究有：仇凤琴的《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中的匈奴文化因素》，文章对三汾沟墓地中表现出的非汉文化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特征与匈奴文化有关。马利清的《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该文结合其他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对凤凰山汉墓壁画中涉及的人物形象、服饰特点等进行了分析，提出墓主人是“习染了胡俗的汉族中下层官吏”。而壁画中的“象人斗兽”图又是汉画中常见的题材。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因素在墓葬中同时出现，表现了边疆汉地文化和人群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于北方地区汉墓族属的推定是与匈奴墓葬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最早郭素新先生在《关于匈奴墓葬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曾提及包头召湾墓葬的一些不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墓葬的特点，指出召湾墓葬是否为南匈奴墓葬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随着这一地区墓葬材料的积累，有研究通过对北方地区汉代墓葬特点的归纳和总结，将其中一些不同于汉式墓葬的葬俗或者器物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墓葬的葬俗或器物进行对比，进而对北方地区墓葬的文化构成或者墓主身份进行分析。张海斌在《包头汉墓若干问题述论》一文中，总结了包头汉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及包头墓葬的发展过程，认为包头的汉代文化包含了北方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并在另一篇《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中，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部分墓葬中的非汉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凤凰山M1壁画墓为“东汉前期西羌人的墓葬”，包头召潭M3是“西汉中晚期归附汉王朝的匈奴人后裔的墓葬”，包头张龙圪旦M1是南匈奴墓葬的观点。其中关于南匈奴墓葬的判定得到了杜林渊的认同，后者在《南匈奴墓葬初步研究》一文中总结了“南匈奴墓葬”的特点，并将除上述两例墓葬以外的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部分墓葬主人也认定是南匈奴人。此后，马利清在《包头张龙圪旦一号墓的族属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南匈奴概念的界定及其文化遗存的辨析》等系列文章中对“南匈奴墓葬”展开了论述，其中将张龙圪旦M1认定为“南匈奴”墓葬。郝园林也持同样的观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张龙圪旦M1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符合汉人墓葬的特征，文化性质也应当为汉墓。在文化因素研究的基础上，杜林渊通过《宁夏地区汉代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等文章结合历史文献对北方边疆地区的移民墓葬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对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化因素分析是探讨北方汉墓文化构成的重要方法，基于文化因素分析对墓葬族属的判定使北方汉墓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因素和族属并非完全对应。尤其是在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错综复杂，墓葬族属的判定不仅需要厘清“族”的历史真实，还需要界定“考古学文化”内涵。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为我们判定墓葬族属提供重要依据。关于北方地区墓葬人骨材料分析的研究成果多围绕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墓展开，现已对出土于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等地区的汉代居民进行了体质性状的研究，对部分墓地的材料开展了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另外，对陕西神木大保当人骨材料的重新分析也得出了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上述成果为下一步开展北方地区墓葬族属、居民构成、经济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综合研究

目前关于北方地区汉墓的综合研究较少，仅见杜林渊的硕士论文《朔方刺史部及其周围地区汉代墓葬研究》。文章以汉代朔方刺史部及周边地区的汉代墓葬为研究对象，按各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结合汉代的行政区划，将这一地区划分为四个小区。在整理各区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基础上，对墓葬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就族属、人口迁移等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该文所选取的墓葬材料部分包括了本书所定义的“汉墓”，但由于文章是以汉代的行政区划为基础，因而没有论及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等地目前已经发表的汉墓材料。同时，文章将目前已经认定为匈奴的墓葬同汉墓混在一起讨论。

近来在汉代中小型墓葬、边疆考古研究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对于北方地区汉墓研究的深入、对比考察北方与周邻地区文化发展的异同、探讨边疆汉代文化发展模式及特征等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关于中小型汉墓研究的思考》、《“中国边疆考古”的认识论》、《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其中《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一文，将汉代边疆地区的汉文化发展划分为八个地区、八种模式，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属于“汉文化形成的移民类型”，为理解北方地区汉文化区域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虽然并不以北方地区墓葬为直接研究对象，但其研究成果也可帮助推进对汉代边疆文化的总体认识。例如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对北方地区汉代城址的考订将有助于墓葬的深入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史念海先生对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区变迁的研究，侯仁之先生对毛乌素沙漠、宁夏河东沙漠地带、乌兰布和沙漠变迁以及陕北榆林城的考察。城址的研究主要有：《汉武帝阴山之役和朔方、五原郡的屯垦开发》、《汉朔方郡河外五城》以及《战国至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古代城址研究》。其中资料最为翔实、论证最为充分的当属《战国至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古代城址研究》。该书将河套地区已经发现的157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址进行了类型学分析，通过城址的分期与年代的研究，并结合历史背景以及其他遗迹、遗物等多方面考证，使这一地区的城址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以上的研究涉及汉代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汉代对北方边疆的开发建设等问题，推动了北方地区汉墓的综合研究。

画像石墓、壁画墓也是北方汉墓研究的重要内容。画像石墓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信立祥的《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文章将陕北和晋西北作为独立的画像石墓分布区，不仅对其进行了分期，还对这一地区画像石墓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新近也有学者探讨陕北一带兴起画像石墓的原因，但所论并没有超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壁画墓的研究多集中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上。学者们对这座墓葬的年代、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所涉及的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在壁画墓的综合研究中，《古墓丹青》一书将内蒙古中南部和陕西北部长城沿线地区作为壁画墓的一个小区，对其地域特色进行了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北方地区的汉墓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就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以下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综合性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对北方汉墓材料的系统梳理和整合研究不够。已有成果多局限于某个地区内，研究工作多是在建立当地汉代墓葬编年序列的层面上，对整个北方地区年代框架的构建少有涉及。

（2）尚缺乏对北方汉墓区域特点的归纳总结及形成机制、文化背景的纵深研讨。而近年汉代考古学尤其是边疆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可为北方地区汉墓在发展模式和区域特色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3）在文化因素分析时，多侧重于与匈奴遗存进行对比，而对北方地区汉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则注意不够。

当前北方地区汉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期定年的基础层面上，综合研究明显滞后，研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