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无尽的逃亡（九）
佟达日记摘录——
昨天晚上十点半，“公民号”轮船晚点三个小时进港。和每次一样，我站在港口看那些脚夫争来抢去。出来了许多衣着晃眼且讲究的人，是一等舱的乘客。和通常情况一样，他们是俄国新经济政策警察部门的人和一些外国商人。自写日记以来我对外国人特别感兴趣。此前我一点儿都没有注意他们。大多数来自德国，少数来自美国，有一些是来自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我能毫不费劲地区分出他们，有些人来学院找我询问情况（在我们学院里我是唯一会说德语和法语的人）。我去港口辨别外国人的国籍，若能猜对我很高兴。其实我也不知道依据什么辨认他们。若让我一一列出民族特征，我会很尴尬。我判定他们的依据或许是衣装。也不是具体的衣服，而是整个举止。有时会把德国人和英国人搞混，尤其是那些年岁大的。德国人和英国人面部肤色有时是同一种红色，不过德国人是秃顶，英国人大都长着白色浓发，因此他们脸上的红色显得很深。他们的银发不能唤起我心中的敬畏，正相反，有时让人觉着英国人是由于卖弄风情而变老、头发变白的。他们的精力充沛中含有某些违背自然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是不信神的东西。他们的外表是那么不自然，就像驼背站在腰背挺直的人中间。他们像是在四处推销体操器械和网球拍，它们能保证人到高龄依然年轻。
而一些大陆的老先生看上去好像是在推销办公家具和上等沙发椅。自腰部往下他们体形变宽，两个膝盖碰来撞去，两条胳膊紧挨着上身，好似贴在柔软、宽大的皮质椅子靠背上。
昨天到了三个欧洲人，看第一眼时我无法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一位女士；一位年老、肩宽、小个头男人，褐色脸上长着黑灰色胡子；一位中等个头的年轻人，褐色皮肤，一双浅色眼睛在深褐色的脸上显得近似白色，嘴巴很是细长，两条长腿引人注目，白色亚麻裤子裹在膝关节处犹如另一层表皮。
长胡须的小个子男人让人稍稍联想到用彩色石头和石膏做的小矮人，有些花园里的花圃中间就摆放有它们。这位先生的健康气色也伤害了我的心，胡须围定的脸上泛着令人骄傲的褐色。他迈着急促的小碎步走在长腿男人和高个子女士身边，近似连蹦带跳地走在他们身边，其实看上去他像是被女士用一条细绳子牵着的一只动物。他做着各种活泼的动作，临上四轮敞篷马车前又将他那顶浅色软礼帽抛向空中。两个脚夫扛着箱子跟在他们后面。
我猜想，回到家之后，有些人会慢慢地仔细地算长胡子男人那些动作的账。他在旅途中很活跃。嘈杂声很大，他们说话声音又很低，所以我什么也没听清，尽管我挤到了他们跟前。
那位中年妇女是我最后一次在维也纳休假归队后见到的第一个风度高雅的女士。
今天早晨他们来找我。
他们是法国人。先生是巴黎的一位律师，另外还给《时代》写文章。女士是他妻子，年轻人是他的秘书。年轻人是为数不多的懂俄语的法国人之一，因此他也来了俄国，好像也是为了女士。
女士看着我时，我想起了已经很久都没有想起的伊蕾妮。这位女士长得似乎并不像我的那位未婚妻！
她黑色皮肤，非常黑，头发近乎蓝色。她眼睛细长，用一种高雅的近视眼光看我。看上去好像坦然地直视我与她身份的不相称。我一直在等待着某个命令，如果她对我说什么的话。然而她根本就没有想起来给我下命令。如果她赏脸吩咐我干一件什么事，我可能会非常高兴。
有时她用一只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敲打着一本书、一个椅子靠背和桌子。那是一种节奏缓慢的敲打和一种快速的掠过。她的指甲修长发白，没有血色的指甲，她那对嘴唇涂得格外红，好像是有意造成反差。
她穿着一双细长的灰色皮鞋，用细软皮革制成，她的脚趾很长，人们看得见藏在皮革下的它们。我想用一支铅笔描下它们。
那位秘书——按照他的名片他是艾德蒙·V先生——对我说：“您说法语不像一个斯拉夫人。您是高加索人还是俄罗斯人？”
我撒了谎。我告诉他我父母是移民，我出生在俄国。
“现在，”V先生说，“我们要在俄国各地转三个月。我们已经去过列宁格勒、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伏尔加河和阿斯特拉罕。在我们法国，人们对苏维埃俄国了解得非常少，在我们那里人们想象俄国一片混乱。我们对这里的秩序感到意外，当然也对昂贵的物价感到意外。用这笔钱我们能考察完非洲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只要它们不过于无聊。”
“这么说您失望了？”我问。
长胡子的律师瞪了一眼他的秘书。女士目不斜视，连看都不愿看一眼，我们谈话与她无关。我觉察到三人全都对我的问题感到恐慌。可能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里的秩序，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个密探。
“你们什么都不用怕，尽管说出自己的看法好了。我不是警察的人，我为我们学院拍科学影片。”
女士细长的眼睛向我投来一道迅疾的目光。她是生气还是相信了我的话，我看不出来。
（现在我才想到，或许是我让她失望了。或许只有在她
认为我拥有某个秘密的那个时段喜欢我。）
但艾德蒙·V先生在对我说话，他眼中显露着友好，嘴巴却透出一种鄙夷，以至我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他脸上的哪个部位。V先生说：“先生，您不应该认为我们害怕。我们有最权威的推荐信，我们差不多就相当于肩负一项正式使命。如果感到失望我们会告诉您。不，我们没有。我们为您的政府部门、您这里的人、您的人民的热情好客深受感动。我们只是认为——请允许我代我们所有的人说——您所描述的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只是一个民族的变化，一种俄国的变化。在我们看来布尔什维主义和——请原谅我使用这一比喻——沙皇制度一样都是俄国的。另外——在这一点上我与主人们截然相反——我希望你们能往自己的葡萄酒里多掺些水。”
“您大概是想说往自己的水里掺葡萄酒吧。”我回应说。“您真夸张，先生，我欣赏您的礼貌。”
“您大概是在挑衅吧！”女士说，眼睛望着空中。
这是她直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她不看我，好像是想表明话虽然是冲我说的，但并非绝对只是对我说的。
“我希望您是在开玩笑，没有疑心……”
“那是个玩笑。”律师打断了我的话。他说话时胡子动来动去，我尽力从这些动作中辨清他说了些什么。
“或许您乐意给我讲讲法国。很少有人从您的国家来，我不了解它。”
“给一个不了解欧洲的俄国人描述法国是件难事。”秘书说，“尤其是对我们法国人来说是件难事。从我们的书籍报刊中您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个完全准确的印象。您想知道什么？巴黎是世界之都，莫斯科或许也会成为那样一座城市。另外巴黎是世界唯一的自由之城。在我们那里住的有反革命者和革命者，有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有德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我们没有新闻审查，我们有公正的学校法、公正的法官……”
“……和能干的警察。”我说，因为我从一些共产党人的讲述中获知了这一情况。
“您不该抱怨的恰恰是你们的警察。”女士说。她还是一直不看我。
“您不用害怕我们的警察。”秘书说。
“如果有一天您想去我们那里，当然是不带敌意——您随时都能得到我的帮助。”
“那是一定的。”胡子确认道。
“我将带着最和睦的意愿来。”我保证道。
我觉着说此话时我显得那么真诚。女士看着我。我看着她那对红红的细长嘴唇说，愚笨而幼稚，因为我觉得必须把自己粗俗的真诚表现得再夸张一些：“我会去你们那里——因为你们的女人。”
“哦，您很有魅力！”胡子忙不迭地说。大概他害怕自己的妻子这么说。尽管如此他无法阻止她微笑。
我倒是很乐意说：我爱您，夫人。
她开了口，仿佛就她独自在场：“我永远都不可能在俄国生活。我需要林荫大道的那些柏油路面，需要布洛涅森林里的一个平台，需要和平街的那些橱窗。”
她突然停住，就像她突然张口一样。似乎她已将所有散发着芳香、晶莹闪烁的珍宝尽数倾倒在我面前，而捡起它们、欣赏它们、赞美它们就是我的事了。
她沉寂后我看着她，有好几分钟。我还在等待着一些珍品。其实我等待的是她的声音，那是一种低沉、刺激、智慧的声音。
“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巴黎生活好。”秘书又提起了话头，“我本人是个比利时人，因此不是出于地方观念。”
“您是巴黎人？”我问女士。
“是巴黎人。下午我们想去油矿区。”她急速地说。
“如果您不反对，我陪您。”
“我有事要做，明天早晨再去。”胡子说。
事先我在素食饭馆吃午饭，因为我肚子不饿。钱也要花光了，十天后我才领薪水。我担心女士会需要一辆车——我还付得起车钱。但她若有更多的需要怎么办？如果她突然间想吃饭呢？我不能让秘书为我付一个子儿。
我毫无胃口地吃了饭。两点半，我站在火车站前灼人的太阳光下。
二十分钟后她坐着一辆车来了，独自一人。
“您得陪我一个人去了。”她说。“我们决定让V先生留在我丈夫身边。他想在城里四处转转，担心自己与人沟通不了。”
我们坐在街头小贩、工人、遮住半张脸的穆斯林女人、无家可归的男孩、瘸腿乞丐、兜售商和卖东方甜点的白人糕点师中间。我指给她看那些钻塔。
“无聊乏味。”她说。
我们到了萨本奇。
我说：“没必要看这座城，费劲累人。天气炎热，不如我们等下一班火车。我们回去吧。”
我们返回。
回到巴库下车时我们都很难为情。几分钟后我们同时相互看着对方笑起来。
我们在一家小店铺喝汽水，苍蝇嗡嗡乱叫，窗子上挂着一张令人恶心的苍蝇纸。
我觉得非常热，尽管我在不停地喝水。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沉默比炎热更让人喘不过气来。可她坐在那里，炎热、灰尘以及我们四周的肮脏对她毫无影响，她只是不时地驱赶一只苍蝇。
“我爱您。”我说——尽管我已热得满脸通红，这下更红了。
她点点头。
我吻着她的手。卖汽水的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们起身离去。
我带她在这座亚洲古城四处转悠。天色还早，我诅咒它。
我们漫无目标地瞎走了两个小时。我担心她走累了，也担心我们会碰上她丈夫和那个秘书。我们到了海边，不是有意的。我们坐在码头边，我一次又一次吻着她的手。
所有的人都看我们。几个熟人跟我打招呼。
夜色很快降临了。我们走进一家小旅店，店主认出了我。他是一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犹太人。他认为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知道了一些我的私密他可能很高兴。他可能打算一有机会就利用这手里的秘密。
一片漆黑，我们摸到了床，却看不见。
“这里有什么东西扎人。”后来她说。
但我们没有开灯。
我吻着她，她用手指指向那里，又指向那里，她的肌肤在黑暗中泛着光，我用颤抖的嘴唇追逐着她那跳来跳去的手指。
她上了一辆车，她想明天上午与丈夫以及秘书再来。她准备来辞别。他们将去克里米亚，然后从敖德萨去马赛。
爱过她之后，我用两个小时写下这件事。我觉得必须把它写下来，以便我明天还知道这事儿是真的。
阿尔雅刚刚上床睡觉。
我不再爱她。数月来她用她那静静的好奇接受着我，我觉得这种好奇潜伏着危险。就像一个沉默不语的人在摸一个略有醉意、滔滔不绝的人的底，她就这样接受着我的爱……
翌日他们来向佟达辞行。
律师说：“昨天是我有意留住了V先生。我相信，带一个人会比带两个人多看许多东西。照我妻子昨天所讲述的看，你们一定是看了许多有趣的东西。”
律师确确实实像一个小矮人，不过不再像一个立在一片绿草地上的和善的小矮人，而是像一个住在阴森恐怖的石头堆里的小矮人。
他们像陌生人一样告了别。“给你。”女士走之前边说边将一张写有自己地址的纸条给了佟达。
过了一个小时他才打开看。
从这一天起佟达明白了，自己在巴库已无事可做。我们遇到的女人更多的是激发起我们的幻想，很少能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喜欢她们体现的世界，喜欢她们为我们预示的命运。
那个陌生女人的到访留下了她关于和平街橱窗的话。佟达找出自己过去的证件时，心里想着和平街的橱窗。
那是一个尚未执行的命令，编号二百五十三，盖有圆章，由克莱德尔上校签字，帕尔皮特中士拟定。那张黄纸的折痕里已有许多细孔，显出某种庄严的气质。它很光滑，摸上去犹如油脂，让人联想到蜡烛。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内容。那上面写着：着弗兰茨·佟达中尉前往伦贝格领取军装。
倘若不是他一天后被俘，趁这次差事之便就可以悄悄跑一趟离得不远的维也纳。
那上面弗兰茨·佟达的名字写得那么大，那么强劲有力，一笔一划都那么认真，它几乎要从纸面上跃然而出获取自己的生命。
与军装中裹着一种力量一样，名字里也存活着一种力量。数年来一直是巴拉诺维奇的佟达，看见过去的佟达从那份文件中大踏步走出。
那个没有执行的命令旁边放着伊蕾妮的照片。硬纸封面已经卷曲，照片已经褪色。照片中伊蕾妮穿着一件深色高领连衣裙，一件庄重的连衣裙；为一个战场上的勇士拍照片时都穿这样的连衣裙。还有那充满生气的目光，既带着卖俏的意味，又不乏聪慧，一种自然天性和一种照片修版效果成功地混杂在一起。
佟达一边看着那张照片，一边想着和平街的橱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