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翼文艺到工农兵文艺——对进入解放区左翼文艺家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犯，中国文艺家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迁徙、大流亡。他们或奔向抗日战场，或走向敌后，或暂时躲避到了敌人尚未占领的区域。其中，一部分左翼文艺家及文艺青年历尽千辛万苦，进入了荒漠的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目前，抵达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家人数尚没有精确统计，有文字记录的数以千计[1]，有一定创作成果的成员约407人。这407名文艺家中，作家227人，占55.8%;艺术家180人，占44.2%。左翼文艺家占407名文艺家的半数以上，参加过各种左翼文艺团体的文艺家89人，占有创作成果人员的21.9%。[2]本文将围绕参加左翼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进行实证研究、历史考察。
回家:左翼文艺家的甜蜜岁月
早在抗战前夕，左翼文艺家就开始陆续涌入延安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3]尽管他们原来政治态度上略有差异，艺术风格并不一致，但是，一踏入根据地的土地，他们立即产生出一种共同的“回家”的亲切感。丁玲到达延安后，在出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晚会上激动地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她“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4]艾青说，“所有的进步的作家都热爱边区——这是长期被政治放逐的革命者的温暖的家庭，更是无数的今天仍被放逐的革命者所渴望归来的家庭。被叫做‘根据地’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站脚的土地，没有人会愿意这土地突然从我们的脚下被抽去——除非他是我们的敌人。”[5]陈学昭说，“边区是我们的家”。音乐家冼星海更具体地描述了他对自己的家——窑洞的印象:“一进延安，许多新鲜的印象都来了”，“以前，我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是事实全不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像个小洋房。后来我还知道它有冬暖夏凉的好处。”[6]这些作家所叙说的“回家”的感受，留在他们心头的“家”的意象，既代表着刚刚进入根据地文艺家的感受和心态，也向读者提供了解读他们创作的一把钥匙。作为“家”的主人，他们开始投入了新的工作。他们的文艺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积极投身于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文艺大众化是左翼文艺家长期追求实现的目标之一。由于环境的限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大众化往往只停留于口号之中。到了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已开始普遍地化为人们的具体实践。只要看一张1939年至1941年出版的解放区部分报刊的目录，就可以理解他们对大众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了。这些报刊是:《大众日报·战地文艺》，1939年鲁南;《大众习作》，1940年陕甘宁;《大众日报》，1940年山东;《大众文艺》，1940年延安;《大众半月刊》，1941年淮北;《胶东大众》，1941年胶东;《路东大众》，1941年淮南;《群众报》，1941年山东。1942年以后，以大众、群众冠名的新的报刊又陆续出版，其中有《盐阜大众》、《新群众》、《大众画报》、《边区群众报》、《安塞群众》、《群众生活》、《群众报》、《群众文化》等多种。刊名本身是一种无声的阐释。刊名标示大众、群众字样，鲜明地显现了以左翼文艺家为骨干创办的报刊的宗旨。即使那些没有指明大众、群众字样的报刊，也一再向读者宣示，他们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左翼文艺家还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走到工农群众中去，主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实现他们在国统区难以实现的梦想。1937年8月，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西北战地服务团宣言宣告:“我们愿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牺牲性，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从1939年3月，鲁艺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工作，到1940年2月返回延安，在前方工作了11个月。他们认识到:“士兵是文艺大众化主要的对象，大众化口号应该用实践来充实，来提高”，“文艺真正深入到大众中间去，不仅为大众所接受和理解，而且为大众所扶植，产生大众自己的文艺作品和作家。”为此，他们采取五项措施，“提高士兵大众的文化水准和胜利的自信”[7]，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左翼文艺家在延安创办了“星期文艺学园”，帮助文学青年学习与写作。“星期文艺学园”从1941年5月到1942年8月，前后共办两期，系统地向学员讲授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华北的文艺运动》、《九一八前后哈尔滨文艺运动情形》、《“七七”前后北平的文艺运动》、《文学的本质》、《风格与形式》、《诗与民谣》、《诗与散文》、《诗与生活》、《修词学》、《技巧》、《鲁迅的精神和思想》等专题，使参加“星期文艺学园”学习的文艺青年受到了深刻的文学教育。在学园结束时，学员写出了《我的第一个保姆》、《我获得些什么》、《我忘不了》等文章，抒发对主办者的感激之情。一部分学员后来走上了文艺道路，成了实现文艺大众化的生力军。大众化实践的深入，也推动了左翼文艺家对大众化问题的理论思考。邓拓明确指出，“大众化不是使文艺价值减低，迁就群众，有人以为大众化就是使语言文字尽量粗野、粗糙、直率起来，这观念也同样是不正确的。”[8]丁玲在大众化实践中，根据创作规律，总是特别向习作者强调创作独创性的重要。她说:“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没有神秘，没有清规戒律，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9]实践证明，这些真知灼见，后来虽然受到过不应有的非难，但它的生命力却是强烈的。
第二，创作反映新生活的作品，促进解放区文艺的初步繁荣。解放区初创期[10]，左翼文艺家有较大的话语空间。讴歌解放区新生活的作品构成了创作的主调。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歌唱:“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卞之琳称赞西北青年开荒者的吃苦精神，“他们不怕锄头太原始/一步步开出明天”(《西北的青年开荒者》)。诗人公木甚至说，延安是被他爱得“想到就流出热泪的地方”(《哈喽，胡子》)。在叙事作品中，延安和根据地新的人物，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将士，更成了左翼文艺家讴歌的对象。报告文学作品，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周立波的《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同志》，刘白羽的《记左权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小说创作中，丁玲歌颂红军小战士的作品《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以及《新的信念》，卞之琳的《石门阵》，荒煤的《无声的歌》等，代表着这一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实绩。在音乐创作中，光未然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更唱出了延安和整个中国人宁死不屈、英勇赴敌的魂魄。
对于左翼文艺家来说，解放区、国统区两种生活的鲜明对比，在他们心理上所引起的震撼格外强烈。对新生活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激化而为诗、为文，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明丽、乐观的文学主旋律。甚至，左翼文艺家对于进入延安之前的苦难生活在创作中也很少涉笔。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周立波反映上海牢狱生活的系列短篇小说问世。作者以自己被关押在上海西牢的生活素材为内容，创作了五篇连续性的短篇小说:《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感情浓烈深沉，语言犀利纯熟，表现了革命者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和对自由的渴望。周立波的这些小说，为当时过于单纯的文学色板抹上了新的色调。
冲突:嬗变中的文学观念
解放区是左翼文艺家温暖的家。可是，温暖的家也并非世外桃源。他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家里残留的污垢同样需要消除，尘埃照样需要揩拭，于是，他们开始以主人的身份从事着精神上的大扫除，这就是艾青所说的，绝不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11]，或如丁玲更直截了当地宣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12]在现代意识烛照下的高度责任感和艺术敏感，催生了一批以现代理性批判意识为内核的新的作品和论文。这批切中时弊、犀利而又不无偏颇的文字挥洒自如而笔触沉重，显示了左翼文学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倡导创作中的独立精神，是许多左翼文艺家的向往。一些作家坦言，在解放区“温暖的家庭”里写作，他们并不希求作品以外的什么尊重，“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动的作用。”[13]艾青还用格言式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14]
批评家王实味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他认为，解放区音乐界创作一些小调是可以理解的，但小调并不同于民歌，不应该把小调当作民族音乐优良传统来接受。王实味说，《黄河大合唱》是光明、愉快、爽朗、犀利、健康的作品。他呼唤音乐创作中“激昂雄壮慷慨悲歌”[15]新旋律的诞生，反对文艺批评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狭隘眼光。连后来在1942年下半年文艺思想批判中态度极为严厉的周扬，此时在文艺批评中也同样保持有足够的冷静。他声明“我们不排斥异己，热望批评”，“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不好的话(而且并不是说整个延安)，就以为他是在反对着我们了”，他提出:“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16]
创作实践带动了理论研究，积极的理论建设又极大地推动了初创期创作的发展。丁玲的《在医院中》等小说以其思想的强烈震撼力而独树一帜，何其芳的《叹息三章》等诗作表现感情真挚细腻，艾青诗风明朗健康，田间鼓点般街头诗的呐喊，给解放区诗坛带来了高昂雄丽的格调。杂文与散文创作更有着质的攀升。丁玲、萧军、艾青、王实味、罗烽多人的散文、杂文，他们对现实生活没有夸张性的美化、神化，而是承认困难，揭发痼疾。上述作品，代表着解放区的第一批创作果实，体现了解放区创作和理论的生气和初步繁荣。初创期解放区的领导者，采取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果断决策。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写的决定，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用的题目就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此后，毛泽东还反复强调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7]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和外国文化时所使用的这两个“大量吸收”，不仅是语意上的修饰和强调，语言的背后隐含着他当时对这一问题全局性的思索。毛泽东要求同知识分子“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18]，“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的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毛泽东还说，“国事是国家的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9]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当然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对知识分子的偏爱，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194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20]，明确要求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指示还特别说明，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应力戒用政治口号与褊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
然而，即使左翼文艺家的理论和创作，如毛泽东所说，“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21]但在实际上，左翼文艺家坚持的左翼文学理念和毛泽东的工农兵文艺主张，还是有着不少的差异。左翼文艺家在国民党统治区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生活与创作，他们主张开展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为劳苦大众服务，但这一理想仍然多停留在理论上和宣传上，环境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实践的条件;在思想上，他们始终保持着较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尊崇个性，纪律观念淡薄;在创作上，他们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原则，对旧的社会绝不妥协，以揭露鞭挞生活中丑恶势力为己任，对当时已经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知之不多。而毛泽东则要求，文艺服从于政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作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在歌颂与暴露、作品表现人性等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分歧与冲突。冲突不仅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更导致这种观念分歧的表面化、尖锐化。
在通常情况下，左翼文艺家的某些针砭时弊的言论和创作，即使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和议论，但也许会淡化处理，而在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中，这些言论却会被看得过于严重，甚至看成是敌对力量的颠覆活动，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这样，在当时开展的运动中，对持异议者就很容易群起而攻之。王实味在批判会场上被人揭发为托派分子，后来又被轻率地宣布为托派分子[22]，开除作家会籍，关押审查，就是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形式。王实味事件在左翼文艺家心里投下的阴影是极为深长的。冤案平反拖的时间有多长，阴影也就会在心中留存多长。还是鲁迅看得真切:“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23]现实打碎了进入解放区的左翼文艺家的“浪漫蒂克的幻想”。
消融:丁玲、何其芳、周立波个案分析
经过组织文艺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整风运动，经历“抢救运动”，下乡深入生活，解放区文艺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毛泽东还要求“各根据地当局”“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连《解放日报》四版偏于文艺的稿件，也由毛泽东直接干预，他说，“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24]
最终，左翼文艺消融于工农兵文艺的洪流之中。抽样分析也许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左翼文艺家的消融过程，但丁玲、何其芳、周立波的思想转变，却展现了左翼文艺家融入工农兵文艺大潮的历史宿命以及融合类型的多样性。丁玲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位不久前以先锋姿态发表《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作家，在新形势下，立场迅速来了个大转弯，她在批判王实味大会上的发言，分明带有“反戈一击”的性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叫作“回头是岸”:“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25]“幡然而悟”之后的丁玲，果然写出了和自己过去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这就是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中的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作品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写信给丁玲和欧阳山，说自己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毛泽东说，他要“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26]
毛泽东的信意味深长。毛泽东要庆祝的“新写作作风”，实质上就是《讲话》所确立的文学工农兵方向，他惊喜作家从左翼文艺向工农兵文艺这一巨大的转变。此后，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为标志，丁玲“跨到了新的时代”。
和丁玲有所不同，但仍可以划入丁玲这一类型的左翼文艺家还有周扬。原为左联负责人之一、延安时期身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负责人的周扬，在题为《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一文中，他的自我批评应该说是诚恳的。他批评了关门提高的倾向，批评了“只管向古典名作和大师去埋头学习，埋头提高”的倾向，和本文前一部分所引他主张“创作自由”的言论判若两人。
抒情诗人何其芳属于另一种类型。在延安，他心情舒畅，偶然有抒发自己对新生活的内心感受的诗作发表。在参加整风学习一年之后，何其芳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重要任务，是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何其芳说，“改造自己的观念过去在一般文艺工作者中间是很模糊的。以为既已走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了，跟着走下去就成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殊不知自己旧我未死，心多杂念，不但今天在革命的队伍中步调不一致，甚至将来能否不掉队都还很可担心。”“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才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读过一些书本，缺乏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是很可羞耻的事情”。何其芳还认为，“其次，文艺工作者在今天还有一种改造艺术的责任。过去的文艺作品的毛病，一般地可以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与形式上的欧化。总之，没有做到真正为工农兵。使文艺从小资产阶级的变为工农兵的，从欧化的变为民族形式的，这也是一种改造，而且同样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改造。”[27]又是“旧我未死，心多杂念”，又是“半人半马的怪物”，从此时直到1949年，何其芳只写了3首诗，并且都不是抒情诗。在一个诗的时代，何其芳在否定自己过去的同时，连同自己的抒情个性也一起抛弃了。
曾经在国民党牢狱中受到过多年折磨的周立波，走向工农兵文艺的路同样曲折。奉命从上海进入延安后，周立波1940年至1942年上半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名著选读”。周立波有较为深厚的学养，他除向学生讲授鲁迅、曹雪芹等中国作家外，还重点讲授外国文学，包括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涅维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以及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等的经典名著。《周立波鲁艺讲稿》整理者介绍，在谈到新的主题和新的题材时，立波同志说了这样一段精辟的话:“在中国，是有了十月革命前后的情景，但是连涅维洛夫这样有才能的作家也没有产生。在中国的主题，大部分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一定要走出这狭窄的小巷，走到大野。把农民、工人、兵士，甚至狱中的囚徒介绍到文学里来，一定要突破知识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吹起洪亮的军号，而这新的主题，都在现实生活里。”整理者又说，承续着周立波上海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思想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要知道，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所讲，这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说明着周立波那时就已达到的思想高度。周立波在他的“名著选读”课中所讲述的这些话，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见解，今天看来，都仍然是正确的。在整风中，这些见解却被周立波“自觉地”检查为“走了一条旧的错误的路”。他对自己的缺点无限上纲。如说:“过去，为什么走了这条旧的错误的路呢?我现在反省，这原因有三。第一，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譬如在乡下，我常常想到要回来，间或我还感到寂寞，这正是十足的旧的知识分子的坏脾气。……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边区，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只有犯着偏向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才会有这样的病态的感觉……其次，是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在这些开明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精致的书里，工农兵是很少出现的，有时出现，也多半是只描写了消极的一面，而那些寄生虫，大都被美化了……我走了错误的一段路，没有好好的反映我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后悔已无及。”[28]周立波的调子是“后悔”，要“脱胎换骨”。[29]
1949年，工农兵文艺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相继出版。不能否认这些作品中仍然有左翼话语;但实际上，它标志着从左翼文艺到工农兵文艺的过渡期已经基本实现，左翼文艺家已消融于工农兵文艺的主潮之中。进入解放区的89名参加左翼文艺团体的左翼作家、文艺家，在战争年代牺牲、病逝8人，81人迎接了全国解放。解放后除10人没有担任要职外，71人分别担任国家和省市宣传、文化、文艺部门的负责人和其他部门的领导，业余搞点文艺，一身二任。这种双重角色对文艺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则已经是另一篇文字需要议论的话题。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1]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
[2]各左翼文艺团体成员主要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艺术家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员，以及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的成员，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等社团的成员。
[3]据笔者统计，每年进入解放区文艺家的人数分别是:1936年15人;1937年84人;1938 年180人;1939年39人;1940年51人;1941年18人;1942年7人;1943—1946年13人，共407人。1941年以前进入解放区的占绝大多数。
[4]转引自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7、99页。
[5]《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6]转引自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7、99页。
[7]荒煤:《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1940年6月15日《大众文艺》第1卷第4期。五项措施包括:组织各级文艺习作会和习作组，出版文艺刊物、编印文艺教材及士兵读物，成立小型的文艺图书馆，建立文艺通讯网，发现及培养文艺通讯员，发动写小故事、速写、记文艺日记及集体创作等。
[8]《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文艺创作诸问题——在边区文艺工作者创作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39年4月《边区文化》创刊号。
[9]丁玲:《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中国文艺》第1期，1942年2月25日。
[10]解放区初创期作品指1937年至1942年春解放区的作品。
[11]《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作》，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116页。
[12]《我们需要杂文》，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13]《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作》，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116页。
[14]同上。
[15]《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倾向》，《中国文化》1941年5月第2卷第6期。
[16]《文学与生活漫谈》，《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19日。
[17]《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7页。
[18]《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2页。
[19]《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7页。
[20]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2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页。以下引文时简称《讲话》。
[22]罗迈在《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一文中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了的许多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23]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话》，《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3页。
[25]《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26]《致丁玲、欧阳山》，《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27]《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28]《周立波鲁艺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2页。
[29]立波:《后悔与前瞻》，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