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1.二元社会结构理论

二元结构理论描述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首先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荷兰社会学家J.伯克于1953年出版的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二元结构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包括农业、小型商业和某些服务业，现代工业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种植业。与此对应的是相对落后的广大的乡村和相对发达的城市。一个社会及其本质特征是由相互依存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共同决定的。当传统社会引进西方工业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以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由于同质性的破裂而呈现出二元性。现代城市社会和现代工业部门同传统农村社会和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个人效用函数以及人的行为准则的迥然不同。所以，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社会矛盾的实质，在于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同农业社会及其传统性两种文化的冲突。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刘易斯，在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时，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他认为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顾问H.钱纳里，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变论。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经济结构成功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传统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由于市场需要的变化，在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资金投入、生产技术、资源配置的变化，从而转变为现代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舒尔茨比较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及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和配置，提出了现代要素引入论。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在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二元经济结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和外部国际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推进重工业的过程中，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相互交织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国家采取行政手段，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以城市和工业为利益导向，以二元就业制度、二元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制度构建的将城乡分而治之的独特的社会状况和城乡格局。“一元”是居住在广大农村的数量众多的农民，“另一元”是具有城镇户籍的城市居民。

2.社会系统理论

社会系统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动者，行动者包括个体行动者或者集体行动者，通过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的系统。科尔曼认为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由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组成。四个系统既有自己的边界，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社会系统是一种行动者互动过程中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一种基本结构。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通过社会身份和社会发生联系。一种身份就是社会中的一种角色地位，角色是与这种地位相应的规范的行为。角色是相互性的，角色之间相互期待，由此而形成社会的角色结构。集体则是由一系列互动的角色组成的系统。社会制度是另一种结构单位，是由价值观和规范组成的，是围绕一定的功能焦点而组织起来的权利与义务的模式。社会互动中的角色与人格和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在社会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部不同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输入和输出的交换关系，形成社会系统的过程。在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存在着具有符号—文化性质的交换媒介，金钱、权力、影响、义务等都是具有符号性质的交换媒介，这些媒介在集体互动和个人互动中被使用，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

3.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指出，社会行动最基本的单位是单元行动。单元行动包括：一个行动者，即在各种不同的目标与用以达成目标的手段之间进行选择和决定的主体。行动目的，即引导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某一种事情的未来的状态。行动情境，即行动者能控制的手段和不能控制的条件要素。行动规范取向。单元行动就是由目的、手段、条件、规范等要素组成。每一行动都涉及主观目的，并构成行动中的意志自主因素。这种意志自主的努力使行动情境区分为手段和条件。规范作为一种主观要素对行动者的这种努力起着调节作用。规范是行动者内化的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用以指导其行动。行动者在行动中存在着努力朝规范化实现行动意义的倾向。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在理论视角上，理性行动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个体行动者是有目的的行动，“目的”是人们期望的将来的状态。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因此，行动者虽然可以采取直接实现个人利益的行动，但在更多情况下，行动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而交换对于事件的控制，在特定情况下，他们还会单方转让控制。不同的行动具有不同的效益，“理性（有目的性）与效益”并不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含义，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等目的。理性行动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

（二）分析框架

科尔曼（1990）指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为，系统包括不同组成部分，从水平上分析，它们低于系统。个人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制度或亚群体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用系统组成部分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为是对系统行为进行内部分析，即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系统行为由低于系统水平的系统组成部分，即个人或其他行动单位的行动综合而成，资料的收集在个体水平上或低于系统的水平上进行，对系统的解释以进行观察的单位为出发点较合乎情理，解决问题也是在这一水平上。对系统内部进行分析的解释方法与仅仅停留在系统水平的解释相比，更具有稳定性与概括性，因为系统行为是系统组成部分的行动结果。系统行为以个体行为和倾向为基础的内部分析是更基本的解释，更接近构成系统行为的理论，即提供对于系统行为的理解。

科尔曼认为，要实现对系统行为（宏观现象）的解释，包括解释三种类型的关系：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以及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个人行动的结果影响着他人的行动，这是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个人行为的结合产生宏观水平的结果，这是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农村教育是一种系统层次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解释需要遵从一般的解释规律，即实现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农村教育是一系列微观层面共同行动的结合，其中包括农户在教育中的行动、农村教育组织的行动。无论是农户的行动还是农村教育组织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行动，农户及农村教育组织的行为结果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当前状态。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根据以下的分析框架展开：农村教育问题是农村教育内部产生的一系列不协调的现象，是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村教育在宏观政策环境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在这种不利的宏观环境下，作为个体的农户和农村学校出于自身的目的，在不利的环境中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导致农村教育的不协调和不平衡，并最终形成亟待解决的农村教育问题。因此，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农村教育产生的客观背景，农户教育行为和农村学校的行为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直接表现。

本研究始终贯穿农户在农村教育中的主导性地位，农户需求是农村教育的出发点（了解农户教育需求）和终点（满足农户的教育需求）的思想观念。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微观的农户教育需求行为与我国目前的农村教育组织行为。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农村教育问题的成因，教育的发展方向、途径、模式的政策选择。具体研究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1　农村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逻辑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