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与明朝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比较重视农民阶级。说到一个朝代的兴亡，往往从农民战争是如何推翻封建王朝的角度着眼。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固然很重要，但是，探讨封建王朝本身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特点，即地主阶级是如何不断腐烂，自掘坟墓这方面，也很有必要。事实上，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有着密切的关联。以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明朝为例，明代宦官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就是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又是明代地主阶级自身溃烂的一个事例。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军北京，穷途末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形影不离的司礼秉笔太监王承恩相对无言，一起悬尸煤山，明王朝覆亡了。明王朝之所以会被明末农民起义军推翻，固然有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因素，但与长在明朝经济肌体上的肿瘤——宦官对经济的破坏，也有极大的关系。正是那些无宰相之职称，但有时确有宰相实权的宦官，在逐渐控制国家政治、军事的同时，也干预了财政，给明代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
有明一代，能够玩弄权术，得到皇帝宠信的宦官上层，多数是无赖出身，其奴性十足，卑鄙无耻，愚昧低能，往往过于一般官僚；但其行事却是打着至高无上的主宰——主子皇帝的旗号，所以涉猎范围之广阔，触及之深远，祸延之迅速，肆虐之猖獗，危害之重大，往往又都在一般官僚集团擅权作弊之上，面其难于匡正性就更不待言了。具体来说，一是宦官在张牙舞爪的龙旗下，在经济领域巧立名目，滥加苛捐杂税，特别是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经济凋敝；二是宦官在皇权的保护伞下贪污勒索，违法越制，营私舞弊，使官场中贪污贿赂之风愈演愈烈，国库空虚。据《明天启实录》载，崇祯帝就曾一再痛斥魏忠贤“蠹盗内帑”，“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珍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几空”。也有人说在李自成进京前夕，国库存银不足四千两（这里说的国库藏银数并不等于崇祯内帑数），这些情况远远不是一般官僚集团贪污所能做到的。此外，宦官倚仗皇帝的淫威，恣意侵占官民田地和屯田，摧残小农经济，加速了土地的兼并，在挖掉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削弱了边防力量。由此看来，明清之际的不少史家说明朝亡于宦官，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宦官为祸是导致明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确切无疑的。本文试就宦官专权与明代经济的关系，作些考察，以揭示宦官专权是怎样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崩溃，使王朝向衰亡转化。这对进一步研究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性，显然是有意义的。
一
尽管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的教训，在明初明确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1]但是，在元末群雄纷争中夺得天下、建基立业的朱元璋，对于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却与历史上的许多开国皇帝一样，心怀疑忌，不予信任。为了确保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在对功臣宿将大开杀戒的同时，废丞相，把中书省职权分散到六部，由自己总其成；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前、右、后五军都督府，以与兵部互相制约，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而在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上，不得不委任和皇帝生活在一起，本身没有嫡亲后裔，用朱棣的话说，是“岂得复有营私”的宦官来监视査核；宫用采办制造之事，更不得不委任宦官监督。于是，从洪武年间（1368—1398）开始，宦官实际上已经干预财政。正统（1436—1449）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场、市舶、织造，处处均有宦官染指。及至万历（1573—1620），则更是矿监税使遍天下，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下面，我们仅以税务、仓储、采造、盐政等几个影响最大的方面为例，加以说明。
1.税务监督与矿税 税务，有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央集权的庞大官僚机构，以及在官僚专制局面下必然要引起的各种开支与浪费，都要靠它来维持。因此，统治者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亲疏贵介染指其中的。洪武十年（1377），当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时，朱元璋便打破自己定的不准宦官干政的禁令，“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窍实，立为定额”[2]。这是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预财政的开始。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年（1422），又分别派遣中官会同廷臣窍天下库藏和仓粮出纳之数，这是宦官干预财政的继续和扩大。有了这个发财机会，宦官们蠢蠢欲动。成化二年（1466），“中官欲出领抽分厂”[3]，这便是宦官企图直接管理税务的滥觞。及至正德年间（1506—1521），各地税务已普遍由中官管理。
明代封建专制政权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总的方针本来就是“抑”，用重税、派买等政策，压制它们的发展。掌握了税务权的宦官更是变本加厉地摧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他们增添税务机构[4]，开皇店税商榷利，弄得怨声载道。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九门，监税的全部是内官。九门的税收，据《中官考》载，弘治初年（1488—1505）是钞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正德七年至嘉靖二年（1512—1523），增至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三十文。万历时“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5]。在其他征税部门，也莫不如此。如芜湖抽分厂每年所抽竹木，易银不过二万余两，而嘉靖四年（1525），御用监黄锦一次便需索二十余万两，明世宗朱厚熜却照准给予[6]。隆庆（1567—1572）以来，更发展到：“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7]万历年间，由于大兴土木，宫廷生活奢侈日甚，“每事溢经制数倍”[8]，国家岁入不足以供支出，遂更致力于搜刮民财。明初只有商税，没有船税，宣德年间（1426—1435）始沿两京水道设关收钞，按船之大小收税，谓之“船料”。万历时有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处钞关，但实际上榷税的地方远不止此。万历初，给事中肖彦在《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中指出：“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买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9]而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税使大量派出后，更是榷税星满，“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10]；万历二十九年（1601），直隶巡按刘日梧疏言：“长江……一日而经五、六税地”[11]；仪征至京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也要收两次税[12]。这是就征税机构言。
至于商税本身，更是名目繁多。洪武中，“诸客商货贿倶三十而税一……五谷、农器、书籍、纸札不税”[13]，万历以来，却有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14]等，名目多得不可胜数。万历二十七年（1599），湖广巡抚支可大曾感慨地概括为：“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以治饔飧也而税，鸡豚以供肉食也而税，耕牛一农具也而税焉，骡驴一畜产也而税焉。”[15]至其程度，则“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16]。
这样干的直接后果是长江、大运河作为商品流通大动脉的机能被堵塞，商业遭到摧残，城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从昔日“吴丝衣天下”[17]，商人游江南北以至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18]。商店纷纷倒闭。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河西务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一百六十余家，今只剩三十余家；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两人；临清缎店向来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座，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差人挽捉，因而畏缩不来。”[19]应朝卿在《请罢采榷矿税疏》中亦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商业备受摧残，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必然引起商税急剧减少。赵世卿还指出：“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征本折定额约三十二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二十七年以后，历岁缩减，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余两。”[20]商税的急剧减少，不能不加剧了财政危机。
与税使同时，明神宗朱翊钧又派出矿监到处开矿。明代自洪武以来，金银矿屡有开采。成祖开始派出宦官提督查核。明中叶后，由于生产发展，需要更多的金属制造工具；更由于国内外市场扩大，货币经济发展，货币具有了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对铸币用的金属需求量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为摆脱日益加深的财政困境而进一步垄断矿冶采炼，极力搜寻地下富源；兼之开矿工程大，易于从中舞弊，敲诈勒索，故宦官不断趁机鼓噪开矿。弘治四年（1491），龙绶请开银矿[21]；正德初，秦文请复开浙、闽银矿[22]，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更是无地不开。开矿必派出中使，给以关防。这些中使多横暴，他们把“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23]；又任意指良田、美宅、坟墓为“有矿”，借机敲诈勒索；还任意侮辱督抚以下各级官员[24]。陈增强令有铅砂无银矿的益都纳银，“强采者代纳，稍缓，逮及吏民”[25]。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户科给事中包见捷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曾上疏言开矿之害，指出开矿所入，不是取诸山泽，而是“夺取之闾阎”[26]。
矿监税使，如狼似虎。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即在奏本中，说他们恰似“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众，逸圈内之豺狼以吞噬百姓”[27]。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矿监税使共进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其用处则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28]。而八、九倍于此数的银子则流入了宦官的腰包。为了这三百万两银子，明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经济上，由于中使及随行人员众多，致“岁靡八百万”[29]，弄得国内“贫富尽倾，农商交困”[30]。在政治上，造成了“天下之势如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百姓“流离转徙，卖子拋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31]。矿监税使的掠夺，激起了群众性的反抗高潮，民变四起。同时，地主阶级内部争夺财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环绕矿税的争论，皇族集团与官僚集团——特别是南方地主阶级代言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对这种封建统治险象环生的局面，高攀龙曾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32]
2.仓储 明代仓储有中央的和地方的两种。地方的由布政司府州县自行管理，归地方掌握使用；中央的由户部管理。自宣德末年开始，在京、通二仓设了由宦官担任的监督二人，以后增至二三十人，设中瑞馆管辖。从此，“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33]。一方面，内府各库监收者横索无厌。弘治九年（1496），给事中胡易就曾劾监库中官贺彬贪黩八罪。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交纳军器，因被索赂，嵇留八载，至乞食于市。嘉靖十四年（1535），提督京、通仓场内官监王奉、李慎互以奸赃讦奏，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就指出：在处理仓场钱粮诸事上，宦官只知恣意索贿，于国事毫无裨益。隆庆时，御史詹仰庇巡视十库，揭露“内官监岁入租税至多，而岁出不置簿……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渔猎”[34]。此外，如甲字库内臣赵纲勒索解户，甚至逼出人命。另外，内府收粮，以增耗为名，大肆勒索，“尝以数倍为率”[35]。如弘治时，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就勒索白金十两。以岁运四百万石计算，则得白金四千两。又各占斗级二三百人，“使纳月钱”[36]。其中为害最大的是白粮。弘治以后，令小民直接将粮食交到内府，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石八斗才被收下。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揭露，运粮加耗勒索之名称，有“太监茶果”“经历司”“该年仓官”“门官门吏”“各年仓官”“新旧军斗”“会钱”“小荡光银”“救斛面银”[37]，等等。以致解粮的人，“不得不称贷赔纳，轻则荡产，重则丧身”。到隆庆时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的白粮承担户，无不破产[38]。万历三十五年（1607），南京工科给事中曹于汴奏称，由于京库饯粮匮乏，对办纳三十七处内外仓房场局草豆的商人，不能按时付款，而内官却对他们横索铺垫等费，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御史刘澄则称，被佥商的富户恸哭就死，而诸司房却因有敲诈之机，沥酒相贺。这年，殷商一再佥报，得二十二户，其中因行贿、托情而得免以及逃亡去的，共二十一户，实际仅剩下一户。[39]仓储宦官之扰民，于此亦可见。
此外，宦官盗窃库存是常见现象[40]；刮取太仓银入内库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明“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于内，京师不收括于外”[41]。但成化十八年（1482）十月，取太仓银四十万入内库。[42]弘治时，发展到三次取入太仓官银共一百三十万两。正德年间，内承运库中官多次提出内库财用不足，要求支太仓银。户部一再反对无效。正德二年（1507）二月，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地方把历年积储的财物全部解送京师。据户部尚书杨一清揭露，这些钱实际上有一半到了刘瑾的腰包。隆庆四年（1570），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当时户部尚书刘体乾以真伪难分，拒绝支付，明穆宗朱载垕还是命令“如数以进”[43]。但是，当刘体乾提出要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两时，却被中官崔敏所阻，没有结果。万历时，太仓、光禄、太仆银几乎全部被捜刮完了，中官温泰还要求“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44]。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更用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京师、通州诸仓。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一切仓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对京城外面唯一藏金银珠宝的南京内库，魏忠贤也不放过，仍“矫旨取进，盗窃一空”[45]，造成内外匮乏的局面。崇祯帝朱由检虽然深知宦官之为害，一上台就收拾了魏忠贤。但是，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他没有、也不可能铲除这深深植根于封建专制主义肌体上的赘疣，依然宠信和倚赖宦官。崇祯四年（1631），朱由检不顾吏部尚书闵洪学等朝臣的纷纷谏诤，命司礼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六年（1633），派司礼监张其鉴等赴各仓，会同官员一起盘验收放；十二年（1639），又派司礼监崔琳清理两浙盐课赋税等。这样，在皇权的庇护伞下，宦官对仓储的侵蚀，与仓中的硕鼠一样，从未停止，直到明亡。
3.采造 明代派出宦官采购宫用物资、押运贡品或到当地监督制造御器，始于永乐初，当时已有“工役繁兴，征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46]的情况。永乐十五年（1417），就曾因马骐到交阯采办，大索境内珍宝，致人情骚动。[47]宣德时虽曾下敕停止买办，但实际上采办花木鸟兽珍异的内官，一直络绎于道。他们到处骚扰，贪纵为害，虐取于民，付给的物价十不偿一。不过，当时明宣宗朱贍基仍然坐朝问事，对民愤太大的如袁琦、阮巨队、唐受等人，还是分别处了死刑。因此，总的来说，在宣宗以前，采办宦官有时还不敢不有所收敛。
正统以后，采造不断扩大，其祸害亦不断加深。成化时（1465—1487），购书采药之中官“动以朝廷为名，需索要求，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48]。他们“抑卖盐引，私采禽鸟，靡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内府诸物料有至五、六倍者”[49]。弘治时（1488—1505），张庆以进贡为名，每年捜刮百姓财物数万，而所贡之物仍出自民间。甘肃巡抚罗明曾揭露边卫的“采办”，实际上是扣军士的月粮、马价，或骗取番人的犬马奇珍，佥派厨役造酥油等物品；及至起运进京，更是沿途骚扰。正德年间（1506—1521），刘瑾渔利无厌，镇守中官全得进贡万金，因而借“岁办”之名搜刮地方百姓，便成了普遍现象。如镇守河南太监廖堂，打着进贡的旗号，“无名之征百出，其后继之者率以为常”。镇守湖广太监杜甫在镇一年，所做的事只是“牟利自殖”[50]。贡茶、贡鲜，更是宦官生财之道。按规定，宜兴旧贡茶额只一百斤，宣德时竟增至二十九万斤；南京进贡鲥鱼，每年是五月十五日先进于孝陵，然后开船北运，七月初一在北京荐太庙。时间急迫，押运宦官得以趁机勒索，起运时要茶果银一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发船时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开行，求冰置换急如星火，但实际上在各地均不用冰，只是折合银两，即所谓“折干”，因而鱼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闻。显然，这种进贡冰鲜，实际上不过是向沿途百姓大捞一票而已。此外，不少宦官还借进贡名义，夹带私货，牟取暴利。如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尚膳监王敬进鲜过徐州时，被指挥王良査出船中夹带有硫黄等违禁物品。[51]
在采造中，最大的项目是织造、烧造。这里仅以织造为例，看看宦官恃势搜刮，摧残生产之一斑。
明代各省均有官局织造，重点是南京、苏州、杭州三地。洪武初，设苏杭织造，属地方官督造。永乐年间（1403—1424）开始派内使监督，弘治末年一度革除，以后时遣时革。万历后，南京、苏州、杭州织造均有内官。这些监督织造的太监，最初不过是督造上贡缎匹。万历中，由于承运库太监孙顺以岁造羡余八千两打动了明神宗朱翊钧，又力荐两淮盐法太监鲁保兼管南直隶、浙江等处，从此这些地方的岁造亦归并内监管理。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和从天顺四年（1460）开始的，由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的坐派，加在一起，对江南丝织业来说是个深重的灾难。
督造上贡便于敲诈勒索，“中贵以此差为登仙”[52]，常行数万金之贿来营求。故一到任，便用种种手法加倍责偿于下，“行户至废产鬻子以偿”[53]。为了拖延任职这一肥缺的时间，以便更能中饱私囊，宦官还往往蒙蔽皇帝增加上贡数额，如万历初，命停止织造，“内臣不即奉诏，且请增织染所颜料”[54]。后来除苏、松、杭、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余匹。南直、浙江纻丝、纱罗、绫、绢帛都按旧制增加丈尺，于是费用骤增至百万。这些钱有直接取给于户、工二部，“搜刮库藏，扣留军国之需”[55]的；有给中官盐引，鬻以供费的[56]。
太监监督织造的后果，一方面是进一步导致盐政日坏，国库空虚；另一方面是摧残了正在发展中的丝纺工业。苏州府本来是丝织较发达的地区，据《苏州府志》载：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蒋以化也说：“我市吴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两者相资为生久矣。”[57]太监的督造，客观上是对生产的屡次摧残。正统间（1436—1449），韦义使机户“民力告匮，杼轴皆空”。正德、嘉靖间（1522—1566），织造太监屡使“苏杭大扰”[58]。到了万历，情况更显著恶化，先是鲁保的兼管使机户“家家割机”，“闻风逃窜”[59]；孙隆到了苏州检査“漏税”，更是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民间织机一张，每月抽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要纳银三分，方准上市[60]，以致“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61]。大量失业织工生活无着，生产凋零。明朝这种用太监督管织造，对丝织业恣意掠夺摧残的情况，直“至国亡不变”[62]。
4.盐政 盐课是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来源，盐政的好坏，上关系国库收入、边储虚赢，下关系民生日食，与社会的治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历代统治者对此均极为重视，严加控制。在明代，盐业经营全部由国家垄断。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已经在杭州设两浙都转盐运司。洪武初，又在产盐之地次第设官管理。正统时还设两淮、长芦、两浙巡盐御史。《明律》规定“凡私煎货卖（盐）者，绞”；“非产盐处夹带三十斤以上者，决遣无赦”[63]。但从正统开始，宦官即插手盐政，如镇守辽东太监王彦家里藏有盐引；司礼监金英家奴郭廉、赵显“多支浙盐”[64]等，从此盐法大坏。盐政的被破坏，不仅表现在奏讨盐利者太多，而且表现在乘间贩运私盐的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其中的不少犯法者，恰恰正是知法、执法的宦官。这种情况，从下列两事例表1、表2中可见一斑。
表1 甲、奏讨盐引事例表
续表
表2 乙、贩运私盐事例
续表
其实，奏讨盐利与贩运私盐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奏讨得到的盐，有的打出“钦赐皇盐”的旗号，往来各地，乘间挟势骚扰，敲诈勒索，如表列的杨镇就是一例；有的收买私盐，发卖射利，盐引一纸便夹带数十起，如王敬，朝廷只发给他七千引公用，但实际上他却发了一万五千五百引与宁国等府卫，并有数十船发往江北。正德五年（1510），吴经等督南京织造，除支领盐引外，还要关津及巡盐衙门不得盘诘阻滞。“不得盘诘阻滞”的目的为何，是不言而喻的。
盐政被破坏，商引壅滞不行，导致私盐充斥，不仅百姓饱受盐价过高之累，政府收入减少，而且为了军事目的而创设的食盐开中制亦因此“废弛殆尽”[65]，出现商贾困弊、边储日乏的困境。财政危机的加深，边防力量的削弱，显然与盐政的被破坏有密切关系。
二
按照官样文章，宦官衣食于内庭外，收入是很少的。洪武中，重定内外文武官的禄米俸钞时，宦官俸是月米一石[66]。但随着宦官日益被宠信，“以功加岁米”者屡见不鲜。如成化时，汪直加至四百八十石；正德时，张永加至三百余石；嘉靖间，张佐加至二百四十二石，麦福加至三百七十石，黄锦加至五百石[67]，等等。如此几百倍地增加薪俸，固然惊人，但其数字毕竟有限，实际上宦官所得钱财远不止此。赵翼曾指出：“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68]，他们中有些人成了家财万贯的暴发户。如王振在宫城内外有第宅数处，皆重檐邃阁，陈设豪华。他建智化寺、玄明宫，所费以数十万计。智化寺是他亲自主持修建的家庙，寺内殿堂层层，屋瓦用黑色琉璃脊兽铺砌，架梁、斗拱、彩画全都精工制作。如来殿有两层，上层遍饰小型木制佛龛九千多个，称万佛阁。阁内明间亦有雕饰精美的斗拱藻井。说这寺穷极土木是毫不夸张的。他死后被抄家时，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数”[69]。梁芳，“假名乾没”，“累朝七窖金”，“家赀山积”。李广，受馈黄白米（黄米指金，白米指银）各千百石；“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70]。抄刘瑾家，得“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71]。冯保家有金银百余万，在原籍造私第五千四百八十间，庄田跨都邑。[72]至于魏忠贤，除了营建大宅外，在香山有“制作规模仿佛陵寝”的“自营生圹”一处[73]。其家财的具体数字未见于史籍，但据估计，“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74]。
上述宦官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主要都是靠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早在成化时，东厂太监尚铭即动辄罗织京师富室，谋求重贿，“卖官鬻爵，无所不至”[75]。《滇海虞衡志·料丝灯》载，镇守云南的钱能，垄断了永昌料丝灯这精美工艺品的生产，用它作为贡品，借机沿途勒索。为了榨取老百姓的钱财，他还耍了不少卑鄙可笑的花招。如《万历野获编补遗·镇滇二内臣》载，有个富翁患皮肤病，钱能对他的儿子说，你父有传染性皮肤病，他年纪已老了，不如把他扔到滇池淹死，以免传染军士。这儿子非常害怕，只好用重贿赎回老父的命。又有个姓王的百姓，因卖槟榔致富，故人们称他为“槟榔王家”。钱能抓了这人，说他煽动百姓，僣号称王，吓得这人把家产全部交了出来。钱能连勋臣后代也不放过，还仗势用七千两银子，强买了沐府价值四万多两银子的文物。正德初，刘瑾唆使武宗以“万金入贡”为条件，更换各地镇守，“新用者论地方大小借贷银两进献”[76]。于是在先朝因贪赃获罪的内官韦兴、齐玄，又得以夤缘差出分守，而镇守太监被允许干预刑名诸政，甚至“许问四品官”[77]。这些中官们肆意诛求，无所惮忌，凡事无不以贿。南直隶巡抚都御史艾璞，以勋戚势家夺民田判归民，刘瑾纳勋戚赂，逮璞下锦衣狱，徙其家海南[78]。刘瑾又令各布政使司进京觐见时，都要送银二万两，各地官员只好借“京债”，复任后再以库银加倍偿还[79]。凡出外差回来，也得给刘瑾送贿，给事中邵天和等盘査河东盐课，畏瑾索贿，由盐运使李德仁“敛所属银一万八千两有奇”[80]给他；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贿，害怕刘瑾迫害，自杀[81]。为了有利于索贿，刘瑾还改变选举法，凡有吏、兵部进退文武官员，都要先得到他的同意，才能奏报皇帝。有升了官而谢礼薄的，次日马上被黜退或强逼致仕，但贿赂一通，则已黜者又可立即起用。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是旧例，刘瑾为了要胁各官贿赂，让吏部不时考察[82]。神英因厚贿刘瑾，得封泾阳伯，禄米八百石[83]。相反，平江伯陈熊总督漕运，不肯送贿，遂以小故，被锦衣卫械送京师，削去爵位，追夺先朝给予的免死诰券，全家发配海南[84]。武状元安国进署指挥使，受命赴陕西三边立功，但他和同举六十人均无资贿赂，刘瑾便把他们编入行伍当兵[85]。御史涂祯巡长芦盐课，不肯割送该年余盐银两给刘瑾，竟被逮下狱[86]。还创立罚米法，有过错的官员可赂而求免，清廉正直的反被借故械系罚米。刘瑾甚至接受宁王宸濠的贿赂，帮他复护卫，“濠反谋遂成”[87]。东厂的张锐、司礼监张雄亦分别接受了宸濠上万两的银子。
宦官贪污勒索的猖獗，助长了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积弊——几乎无官不贪的歪风。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上疏中揭露：“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今安得不以钱偿？”“上司督取既多，……至考选朝觐，动费四、五千金……而欲守令之不爱钱乎？”这真是一语中的，连朱由检亦以其能切中时弊，命韩一良于廷臣中朗诵奏本，给予嘉奖，并越级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88]但是，积重难返，不管是韩一良还是朱由检，都无法煞住这股歪风。
宦官还把贪污勒索的黑手伸到外邦。正统时，王振和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多次接受瓦剌使臣贿赂的良马[89]。正德四年（1509），刘瑾接受日本使臣宋素卿贿送的黄金千两[90]。嘉靖二年（1523），日本使者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司中官赖恩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91]。万历时，高采造了两只通桅海船，置办了价数十万的通倭禁物[92]，又“勾引红夷，诈帛麻即钱三万，许以澎湖通市”，以致红夷“杀戮商渔，洊窥内地……以故占宋戕杀我二万余人；日本声言袭鸡笼淡水，门庭骚动”。自此以后，“红夷无岁不窥澎湖”[93]。可见宦官不择手段的发财，败坏了国家声誉，使中外关系的矛盾激化。
三
明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明王朝曾实行了赈恤、招抚、蠲免、治水等一系列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又大力鼓励垦田，广设屯田。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垦田数字激增，仓廪充盈，军国所需大都可以依靠屯田供给，出现了民气渐舒，经济开始兴盛的景象。但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无所不到的宦官的触角，也迅速伸到土地上来了。宦官们在替主子皇帝扩充皇庄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占夺土地，不仅吞噬民田，还攫及屯田，这更加剧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小农经济破产了，屯田破坏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随之而动摇。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由皇室直辖的庄田却是不多见的。汉代之苑，唐代的宫庄，宋代的“御庄”“奉宸庄”为数都不多。明朝皇庄最早的是永乐初的黄垡皇庄。洪熙时宫庄只有仁寿、清宁、未央三所。成化时只是以籍没曹吉祥的大片土地为皇庄，由宫中直接派宦官管理、收取租税。皇庄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正德年间刘瑾擅权的时候。这一时期皇庄土地的来源，表面上虽然是“籍没”“投献”，实质上却是各种形式的侵占民田，所以在皇庄中耕作的农民，不但看不到“皇恩浩荡”，相反，倒是受到更严重的掠夺和剥削。在这当中，作为皇庄实际统治者的管庄宦官又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弘治初，畿内皇庄有五处，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弘治中，赵瑄献雄县等处“闲地”为东宫官庄，户部力阻无效，因而武宗即位后，刘瑾奏置皇庄至三百余所[94]。所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此事时，深深感慨“宦官之关系治道如此”。至于宦官对皇庄的管理，更是假托威势，逼勒小民。如正德时，北直隶南宫、宁晋、新河、隆平四县管庄太监刘禅、金凤等先后十数人，都是专肆克剥的；刘宁、刘允在通、蓟、河间征皇庄子粒，均以私帖传递兵部，索用夫马。嘉靖初年，朱厚熜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夏言极言皇庄之害，揭露管庄太监出入及装运租税，不仅索取夫马食宿，而且分外生事，巧取财物，还擅作威福，“凡民间撑驾舟车，放牧牛马，采捕鱼虾蚌螺莞蒲之利，靡不括取”[95]，等等。自此以后，正德以来的投献侵牟之地，有一部分给还百姓。但由于宦戚从中阻挠，实际上成效甚微。万历时，皇庄还有所发展，如潞简王朱翊镠到藩地后，他把畿内的王庄改由内官管理，皇庄“自此益侈”[96]。而且“王府官及诸奄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97]。
除皇庄外，牧马草场、坟园、上林苑亦由宦官管理。他们在这些地方侵占民田，勒索财物更甚。牧马草场据《明史·兵志四》载，共有一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分布在九边及近畿一带。正统九年（1444），户部右侍郎焦宏等踏勘坝上大马房诸处草场后，奏称草场“多被内官内使等人侵占，私役军士耕种。甚至起盖寺庙，立窑冶及借与有力之家耕种，以致草场狭窄，马多瘦损”[98]。景泰六年（1455），太监陈公等甚至在南京定淮等门外城濠占种莲藕禾苗。弘治时，“蓟州民田多为牧马草场所侵”[99]。正德时，太监奏请草场已不是个别的，马永成的熏皮厂，谷大用的鹰房草场，皆夺民业为之。嘉靖时营建悼灵皇后陵，先后侵占乡民尹甫元地二十一顷。宦官在上林苑地擅自征派子粒，占用伴当，过索月钱等，甚至屡次逼死人命。嘉靖中，户部忍无可忍，指责各署内官“始则侵民田为牲地，终则夺牲地为己业”[100]。御马监麦福甚至要对牧马草场全部征收地租。显然，宦官们为了中饱私囊，是不顾皇庄官地农民的死活的。
宦官霸占民业，广置庄田，不纳粮刍，不当差徭的情况，在景泰时曾被人列为“内官十害”之一。其实，这些现象早在宣德年间已不是个别的。宣德六年（1431），宣宗曾令出榜晓谕，凡所差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的，均由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并责令归还原主。这样的晓谕，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但它反映了宦官在各地占地的普遍性。英宗以后，这种侵占更为猖獗。正统时，对于上文中所述焦宏等揭露宦官在草场中作弊一事，英宗只说：“作弊如此，论法当斩，今姑宽贷令速改过。”[101]于是汪直敢于霸占宝坻县七里海荒地二万多顷，立庄于其中；太监喜宁敢于大打出手，侵夺英国公张辅的田宅。天顺时（1457—1464），内官弟侄等人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当御史杨瑄到河间时，百姓纷纷控诉曹吉祥、石亨侵夺田地。[102]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如果不是被抢夺到忍无可忍的程度，是不敢轻易向官府控告的，曹吉祥等侵夺民地之多，于此可见。弘治时，李广在畿甸侵夺民田，几致激起变乱[103]。南京守备太监黄赐，指沿江洲地为芦场，尽收其利，但岁额租课仍责偿于民[104]。正德年间，夺民业为宦官庄田的事例更多了，谷大用占民田万余顷[105]；马永成不仅强占庆云侯周瑛地八顷，而且强逼驸马石璟之孙石诚把三十三顷地退让给他[106]。对勋贵之地尚且如此抢夺，民田可知。刘瑾在京师朝阳门外请地数百顷作玄明宫，不久，又请猫竹厂地五十余顷以供赡香火。为了扩充玄明宫地，先后拆毁民居一千九百余家，挖掘民坟二千五百余座。这玄明宫实际上是刘瑾的庄田。此外，刘瑾还侵占崇文门外淳安大长公主庄园；在天津附近亦有庄田不下千顷。张锐等也在顺天府东安县等处“强占田地”[107]。到天启年间，对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光他本人就拥有土地达百万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侵占往往是以乞讨、赏赐的形式出现，而其地则过半集中在京师附近。据《明史》载，宦官占有田地，是从正统时“尹奉、喜宁始”[108]。但实际上在《明宣宗实录》卷七七中，已见到宣德六年（1431）中官朱敬奏乞庄田的记载。不过，这种情况的加剧，则是在天顺以后。天顺元年（1457），“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赐邓永德胜门外田八顷[109]；又将故太监刘顺、王瑾的庄田赐曹吉祥，曹遂拥有涿州羊房草场庄地百余顷[110]。天顺二年（1458），又以原赐给皇太后之父孙忠的庄田一千多顷，赐给太监辰保（即御马监之陈宝）[111]；刘永诚也被赐给武清县利上屯庄田二百五十余顷。成化末年，“中官佞倖多赐庄田”[112]，如梁芳就得到了永清县庄田。弘治元年（1488），赐陆恺保定府定兴县等处地二百顷[113]。二年（1489），户部议给甘肃甘州地方镇守太监田二百顷[114]。正德时，张永奏求七里海等处庄田，刘瑾亦一再乞讨田地。嘉靖时，赐刘杲天寿山空地并九龙池草园；还将已改成皇庄的在湖广承天府的土地，赐给司礼监张佐等[115]。
上面所述这一系列奉旨的、不奉旨的侵夺，深刻地表明了在占夺民田上，皇权也是裹在宦官身上的虎皮，而宦官种种直接间接掠夺农民的行径，其后果不能不是对小农经济的摧残。
不仅民田是宦官的侵占对象，即使军队屯田，也逃不脱宦官的魔爪。明代军屯在规模之大和制度的完善上，都超过以往的朝代，已经从单纯的边镇屯田发展到内外屯田。永乐初，“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116]。
由于各镇皆有屯田，而且“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117]说明军屯在朱元璋认为是“兴国之本”的“强兵足食”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宣德以后，军屯渐坏，引起明廷忧虑，清屯主张屡有提出，甚至有过局部的或全国性的整顿。可是，积弊难除，始终无法收拾。军屯的破坏，其原因主要是屯田的被欺隐和占夺，而宦官在其中又起了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这从下列两事例表3、表4中可见一斑。
表3 甲、侵占屯田事例
续表
表4 乙、私役军士事例表
续表
军屯的破坏，使官军俸粮严重亏缺，各边军饷大半得由太仓拨银。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明廷只得默认了军屯向民田转化的事实。到崇祯时，盗屯损饷之弊已因“相沿已久，难于核实”，于是“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118]了。
军屯的破坏，严重地削弱了明王朝的边防力量。鞑靼以及稍后兴起的后金之所以能对边疆不断骚扰，甚至侵入内地掳掠焚劫，军屯的瓦解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宦官是封建专制制度孕育出来的怪胎，是皇权的派生物。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发展、强化的必然产物，这在明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明代宦官势力凌驾于其他官僚集团之上，但却又不同于汉唐时代。东汉时宦官专权导致“纲纪大乱”[119]；唐贞元之后，宦官废立皇帝如同儿戏，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120]。而明代宦官却没有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它只是皇权的一种特殊使用形式。皇帝在派出宦官监军、镇守、掌管厂卫时，也希望借助宦官的干预经济，从又一个侧翼来巩固皇权。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皇权的卵翼下，口衔天宪，直接掌握了军政刑狱财经大权的宦官，除个别人外，都是贪婪无耻、狡诈狠毒、鼠目寸光之辈，因此，在实际上，他们对明代经济的干预，只能起着阻滞、破坏的反作用。宦官的随意指令，残酷掠夺，使生产力遭受破坏，经济凋敝，财政匮乏，并加速了边防的瓦解。特别是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使各地百姓和工商业者遭受了一场少有的浩劫，造成民不堪命，“愤怒无处可伸，郁结无时可解”[121]的局势，逼成了遍于全国各地的民变。这表明了宦官对经济领域的破坏，已是积重难返，腐朽的封建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显然，明王朝重用宦官，到头来却是纵虎噬脐，加速了皇权的崩溃。而且，即使就宦官本身而论，尽管他们曾经横行一时，巧取豪夺，腰缠万贯，但最后，在农民军追赃助饷中却是被拷掠得体无完肤，家产一空，同样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宦官这个毒瘤，终于连同其腐烂的肌体一起，被农民革命的洪流迅速埋葬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后收入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
[2]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商税》。
[3] 《明史》卷一八五《徐恪传》。
[4] 如夏绶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张峻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等。见《明史》卷一八六《王璟传》。
[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
[6]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五《中官考五》。
[7]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商税》。
[8] 《续文献通考》卷三〇《国用一》。
[9] 《皇明经世文篇》卷四〇七。《萧司农奏疏》。
[1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11]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九。
[12]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〇。
[13] 傅维鳞：《明书》卷八三《食货志三》。
[14]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商税》。
[15] 孙之騄：《二申野录》卷五。
[16]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商税》。
[17]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〇《纺织之利》。
[18] 《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
[19]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20]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21] 《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22]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坑冶》。
[2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24] 这方面情况请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内监·内臣辱朝士》。
[2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2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27]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28] 储欣：《在陆草堂文集》卷三《明吴尚书传》。
[2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30] 《明臣奏议》卷三三沈鲤：《请罢矿税疏》。
[31] 《明臣奏议》卷三三沈鲤：《请罢矿税疏》。
[32] 《高子遗书》卷八下。
[33]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34] 《明史》卷二一五《詹仰庇传》。
[35]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36] 《明史》卷一八〇《胡献传》。
[37]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七。
[38] 《万历野获编》卷三；《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户部·江南白粮》。
[39] 《明神宗实录》卷四四〇。
[40] 参见《万历野获编》卷六。
[41]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42] 《明通鉴》卷三四。
[43] 《续文献通考》卷三〇《国用一》。
[44] 《明史》卷二二七《贾三近传》。
[45] 《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
[46]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采造》。
[47] 《明史》卷三二一《外国二·安南传》。
[48]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二《中官考二》。
[49]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采造》。
[50]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四《中官考四》。
[51]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四《中官考四》。
[52] 《万历野获编》卷一七。
[53] 《明史》卷二〇八《章侨传》。
[54] 《明史》卷二二三《朱衡传》。
[55]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织造》。
[56] 参见《明史》卷一八三《周经传》；卷八〇《食货志四·盐法》；《弇州史料》前集卷一四《中官考四》。
[57]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纪葛贤》。
[58] 参见孙珮编辑《苏州织造局志》卷一《沿革》；《明书》卷八二《食货志二·织造》。
[59]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〇、卷三八四。
[60]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徐元灏编：《吴门杂咏》卷一二《纪事》。
[61]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62] 《明书》卷八二《食货志二·织造》。
[63] 《明会典》卷三四《盐法》三。
[64]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二《中官考二》。
[65] 陈洪谟：《治世余闻》。转引自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献替》。
[66]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俸饷》。
[67]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一《中官考一》。
[6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五。
[69]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又，《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五中所载数字有不同。
[70]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
[71] 王鏊：《守溪笔记》，又，《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五；《继世纪闻》卷三所载数字均有不同。
[72] 《明史》三〇五《宦官二》；《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五。
[73] 陈登原：《国史旧闻》三分册《剗魏忠贤墓》。
[74] 《明史》卷二三三《樊玉衡传》。
[75]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
[76] 箬陂：《继世纪闻》卷一。
[77] 《裒谈》，转引自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献替》。
[78] 高岱撰：《鸿猷录》卷一二。
[79]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
[80]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三《中官考三》。
[81]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
[82] 谢贲撰：《后鉴录》卷上“刘瑾”。
[83] 《明史》卷一七五《神英传》。
[84] 《明武宗实录》卷五八。又，《后鉴录》“刘瑾”中，陈熊作“陈雄”。
[85] 《明史》卷一七四《安国传》。
[86]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
[87]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
[88] 《明怀宗实录》卷一；李逊之：《三朝野记》卷四《崇祯朝纪事》。
[89]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二《中官考二》。
[90] 《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三·日本传》。
[91]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市舶》，卷三二二《外国三·日本传》。
[92] 张燮：《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
[93] 《明神宗实录》卷四四〇。又，“占宋”应为吕宋之误。吕宋杀我二万余人之事，见《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三·吕宋传》。
[94] 此系引自《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所载数字。标点本《明史·食货一》据夏言《勘报皇庄疏》，改“三百”为“三十”；李洵亦考证“皇庄三百余”应是三十之误，详见《〈明史食货志〉的编纂学》，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95] 《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六》。
[96] 《明史》卷一二〇《潞简王传》。
[97] 《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六》。
[98] 《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九。
[99] 《明史》卷一八六《张泰传》。
[100]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五《中官考五》。
[101] 《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九。
[102] 《明史》卷一六二《杨瑄传》。
[103]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三《中官考三》。
[104]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
[105] 《明史》卷一九四《林俊传》；《皇明经世文编》卷九七；费宏：《乞正谷大用罪疏》。
[106] 夏言：《桂洲夏文憨公奏议》卷二。
[107] 《明世宗实录》卷三。
[108]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赐田给他们的记载，见《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九、卷一五〇。
[109] 《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七八、二八〇、三四〇。
[110] 《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七八、二八〇、三四〇。
[111] 《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一〇。
[112] 《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113]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二五。
[114]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二五。
[115]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二。
[116]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
[117]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俸饷》。
[118] 《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
[119]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
[120]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121]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