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城市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发展，有经验，也有重大教训，但这些经验教训根本上仍然是中西古今的矛盾的反映，尤其反映了国人特别是执政集团对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认知与态度。今天，我们在继续依据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关系思考城市问题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全球化与地方性这一更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框架。
新政权建立初期，工人阶级领导的意识形态一度让我们形成城市主导并引导农村的社会发展思想，工农联盟又似乎为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是，很快由于在城市消灭了民族资本家和私有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政策，扩大剪刀差盘剥农民，乡村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性遭到极大的破坏，城市也逐渐失去了作为“城”和“市”特别是市的功能。1958年，一号主席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未经政府同意离开原住地的农民，被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逮捕并劳教，以至于三年灾害时外出逃荒要饭，也必须有当地政府开具证明。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种群或阶级隔离——封闭制度。
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城市人的命运虽然比农村人要好一些，但他们统统属于“单位”所有，一切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更无可能自寻生活出路。结果，农村失去发展的动力，城市也停滞不前，甚至成为自我封闭、自我束缚的“城堡”了。在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引导下，我们不但破坏了中国的老城及其所积淀和承载的文化传统，还把新城搞得千城一面。到“文革”前夕和“文革”之中，在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极左政治思想主导下，又将大量市民和许多大学赶到农村去，后来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可言的城市，其残缺的文明也进一步流失，难怪中国许多城市都被人们称之为大县城甚至大村庄。
究其原因，应当说上述问题是我们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而与传统实行决裂的结果。尽管它表现为“政治挂帅”和“政治决定一切”，其实反映了我们对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也是残缺不全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事出有因”，这就是急于完成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导致对具有强大惰性和惯性的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应激反应即“矫枉过正”；对现代化的认知则是表浅的和“无根基”的，因为离开了市场经济的工业化，是不具有内在动力与广阔出路的。
中国城市真正建设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一方面是放活体制外的农村，另一方面恰是在沿海城市设置特区，大力开展面向国内外和“两头在外”的工商业活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沿海带动内地的格局。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家实行向苏联“一边倒”和闭关政策时，原来作为通商口岸的城市的发展几乎都停滞下来，甚至陷入萎缩，在改革开放之后，沿海沿江的传统口岸城市借助新的特区政策，迅速发展起来，重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窗口甚至引擎。
在今天，长期处于中西古今的矛盾冲突中的中国城市，正在被两种新的矛盾关系所塑造，一是“现代性”与“后现代”，二是“全球化”与“地方性”。由于西方后现代和消费主义思潮的流行，在权力和市场共同的作用下，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城市，却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奇形怪状的庞大建筑，这些与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的所谓“后现代建筑”，除了给人新奇、“违和”与咄咄逼人的感觉，并未让人产生亲切感、舒适感和美感。当然，要么千篇一律要么奇形怪状，这还只是对当今中国城市现象的表面观察，那么，深入考察和思考中国城市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这一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看法呢？
众所周知，由于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也由于政府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支配许多资源，作为政府所在地的城市是能够吸引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农民工留城或进城的。然而，由于既缺乏对城市发展问题的预见性，又要依赖“土地财政”，导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不断攀升，高居不下的房价和子女上学等问题，又让许多人踌躇不决、陷入两难，让许多人生存在条件极其简陋的城乡接合部，成为“蚁族”，这些地方则成为中国式的“贫民窟”；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两种城市景观：
一是景观城市现象的出现。城市的建筑本来不是自然的生成，而是人工设计和施工的结果；但是，城市毕竟是在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它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系、山丘、植物都是当地固有的，是城市建筑所要依托并要加以利用的生态系统，由此才能体现出“这一个”城市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体现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然而，由于城市管理者过于突出自己的意志，以及审美的唯美主义和病态化，结果，他们在为城市提供了雕塑、绘画、园林之后，还人为地制造出假山假水和假植物，在城市中自然退隐和恶化的情况下，更是强化了这一人为的趋势，当“美”脱离甚至背离了“真”，它就会变得矫揉造作，而自由也将变得失重甚至虚假，成为“伪自由”；
二是同样率先出现于西方的“欲望城市”现象，如果说欲望城市表现的主要是城市白领们的小资生活观念和情调，尤其是白领女性的女权观念与性观念，即生活的自主化、当下化、游戏化与物欲和情欲化；那么，一些人依托权力与金钱的炫富的、奢靡的、拜物的现象，也充斥于中国城市的一些高档俱乐部、夜总会和私人会所中，并在暴富起来的土豪们特别是他们任性的“二代”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在迅速走红的歌手与演员们身上体现，以中国式的特点重演着西方城市的“浮世绘”现象或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现象。在现代理性、法治和市民社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现象与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构成互为因果的关系。而无理性的纵欲和本能的任性，也同样都是伪自由。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太现代”了，或“太后现代”了？表面上如此。然而，事实上，我们却随处可以发现传统的“实用理性”与“关系文化”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大行其道。例如，城市换个主管领导就换一套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式或思路，造成巨大的重复和浪费，由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城市规划则被束之高阁，就既说明了公权力还未受到应有的约束，长官意志严重，也特别表明了中国城市的管理和决策离民主化、科学化还有很大的距离。再如，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留学人员，感到严重不适的，已不再是教学和科研单位的硬件，而是它的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以及让人头疼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种思想文化的“雾霾”。这显然涉及我们称之为“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的深层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正面来讲，这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城市的理性化程度和市民化程度问题。理性化和市民化，是标志着城市现代文明水平的最根本指标，它既包括上面提到的城市管理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还特别体现为市民的生活方式、交往关系、组织形式、价值观念，市民作为公民对政治与社区工作的参与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立自主的人格、自由平等的精神气质和关心政治与公益事业的社会担当意识。而现代市民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秩序”。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在中国发育最好的地方，首先是广州，其次是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并认为从广州以1千公里为半径，然后武汉，北京，哈尔滨，呈现出4个阶梯。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它说明中国城市的市民化程度还是极其有限的。[13]而留下的问题是，当年有“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为什么降到城市的谷底？是东北所处的国际地缘政治使然，还是国内的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造成的，抑或兼而有之？这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在今天，已经建立起繁荣市场的大城市，如果主要还是凭借其作为权力金字塔的塔顶才能保持其优势地位，那些既无地理和资源优势，又没有真正确立起市场经济规则的城市，一旦失去政治的庇护，恐怕就很容易陷入停滞和衰败之中。当然，国家基于发展战略的考量，应当也能够扶持某些城市，但这些城市必须在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尽可能迅速地发展出自己的造血能力，形成独特优势，如同那些主要依赖当地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也必须在资源枯竭之前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与产业模式。当然，这已经是超出本文主旨的问题了。
人类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创造了并塑造着城市，城市甚至可以视为人的非人格化身；而城市也在创造、塑造着进入这入城市的人，使人作为城市的人格化身。这是人与城市之间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能不在天空和大地、陆地与大海、人的肉身与精神之间展开。从自然的自在、自发，到人的自为、自觉，再到自由；而自由又总是意味着一种更为灵动和具有审美意义的秩序，一种理想化的因而也永远不可能终结的方向。正是在人类追求自由秩序的过程中，城市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驿站乃至目的的，人们在此不断地上演各种戏剧、话剧，甚至生于斯、终于斯。然而，城市这个舞台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城市只是矗立在天地之间的人为的高地，这个高地是不能替代真实的大山大水的。例如，在城市很难上演张艺谋导演的那些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城市如果一味地扩张，人口不断膨胀，就会产生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居住和活动空间狭窄、上学就医困难，以及行政管理和监管不断强化，乃至出现福柯将现代城市社会比做边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 on）等严重问题，它给人带来的自由就会变异为控制。
城市不是无所不能的，其功能也是有限的。即使我们前面提到的城市的巨无霸——“世界性城市”，由于借助大海的纽带而与世界各地保持着普遍的互动关系，富有生机和活力，然而，也几乎无例外地都患有“大城市”病，并且，正如芒福德早在上世纪30年代广泛地考察了欧美的大都市后所指出的：“世界性城市要想具有这样的功能还要求一个世界秩序。在一个秩序混乱的世界中，这些世界城市并没有什么作用，只是政治侵略与经济扩张的中心而已，甚至无法行使必要的城市职能以满足应该城市自身大量人口的需求。任何有效折大都市重建的要求都不能仅仅局限于地方交通规划或者地方建筑规范。”“换句话说，任何大都市重建的尝试，都必须改变大都市经济的基本模式。必须改变人口增长，改变越来越严重的机械化设施的运用和带来的拥挤，改变绵延的都市带的扩张，改变无法控制的‘巨大’和非理性的‘宏大’”。[14]这在让我们想到中国城市新一轮的发展与定位（即确定一批国家中心城市与世界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时，又不能不想到“人类风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世界已经一体化，城市与城市之外的地域海域也已经一体化，因此也就有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性关系，而一种世界性与地方性“自治”与“共治”的方式势在必行。
以上所论与城市人的“乡愁”也大有关联。我们所说的“乡愁”，是人类生存论意义上的，还是中国人特有的感情和体验？如是指生存论意义上又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情感，那么，它就同样涉及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地方性，涉及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现代城市固然体现着普遍的价值，体现着自由与开放，但是，它难道不应当传承并展示出自己在特定自然历史条件下成长的特殊性，即保存其特有的文化传统与历史遗产吗？当然需要。就北京而言，别的不说，如果它的旧城仍在，不是也能留住民族的记忆和作为集体意识的乡愁吗？在今天，正是那些“修旧如旧”的充满传统文化风格的园林、书院和大院，以及原来租界中各类西式风格的建筑恢复，让人在感叹历史沧桑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在历史的变革中，如何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让文化之中的文明与精神以新的形式发扬光大。而人既需要城市的文明、繁华与社会性自由，也需要乡村、山区和海边的自然纯朴、天然造化和悠然自得，这同样是自由的题中应之义，如果不是更接近自由真谛的话。
渴望自由又要留住乡愁，这大概是当代中国城市人，对城市在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地方性两种向度之间撕扯的具体感受吧？那么，中国的城市如何在扩大人们的自由度和提升创造力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归属感、家园感与幸福感，这需要大家共同来思考和探索。
（作者简介：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2] 参见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文化》，第1章，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另参见约翰·巴克勒等著：《西方社会史》，第1卷，霍文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9-505页；参见基佐著：《法国文明史》第四卷，沅芷等译，第42-76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
[3] 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页。
[4] 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88页。
[5] 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358—373页。
[6]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7] 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7、38页。
[8]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9] 参见许宏：《大都无城》，三联书店2016年版。
[10] 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1] 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第1讲、第2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
[13] 中山大学教授马天俊在与笔者讨论当代中国城市问题时，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14] 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