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士为何而隐

一个人，本来是做官的材料，为什么不去做官；或者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又非要找个地方去“隐”起来呢？这里头的原因比较复杂，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政治黑暗，世道混乱，或者虽然不能说是政治多么黑暗，但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异族征服者，有些人对这种社会现实看不惯，不想与现实的统治者合作，于是愤然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前面第一节里我们讲到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就是属于这一种人。一般来说，西汉以前的隐士们的“避世”，多数是“彻底”的，一概的，没有任何瞻顾，没有任何挑选；待至西汉以后，再有隐士与现实统治者不合作，就往往是颇有局部性，颇有针对性的了。如王莽篡位时期因不满王莽而隐的人；曹操专政时期因不满曹操而隐的人；元朝灭宋因不满元朝统治而隐的人；清朝灭明因不满清朝统治而隐的人，等等。据《后汉书·逸民列传》，向子平是一个既有学问又秉性和善的人，王莽篡位时期，有人推举他做官，他坚决不干，愤愤地说：“我已经知道‘富’不如‘穷’，‘贵’不如‘贱’了，所差的就是还不知道‘生’是不是还不如‘死’！”于是他便和一位志同道合者一起出门远游，从此下落不明。又据《清史稿·遗逸传》，李孔昭是京东蓟县人，明朝末年的进士。先是李自成攻入北京，接着清兵又占领北京后，李孔昭在野外哭了崇祯三年，而后隐入盘山。清朝局面稳定后，也照例访求遗老，便派官员进山寻找李孔昭。官员进山后，在山路上遇到一个身背一大捆柴草的汉子。官员们问他：“你知道李进士住在哪里吗？”那汉子用手向前一指说：“那几间破房子就是。”官员们走到房前一看没人，就问邻居。邻居老人说：“你们刚才遇到的那个背柴草的就是李进士。”待官员们再沿路回去寻找时，已经不见踪影。从此盘山上的人们也再没有见过李进士。

类似以上的这些隐士，都是在理想、信念，或者是在道德伦理上与现实的统治者不合，他们讲的是一种气节。也许在后代的人们看来，他们所坚持的那种理想、信念和他们所坚守的那种气节，也并不见得有多么重要，但在当时，他们都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

也有些人并不是生活在黑暗动乱的年代，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理想、生活见解与现时政治不同，也无奈地走上了归隐一途，如东汉初期的梁鸿。据《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是明帝、章帝时人，明帝时他和妻子孟光一道隐于霸陵山中；章帝时，有一次他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见到当时贵族阶级的居处壮丽，生活豪华，于是感慨地作诗说：“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汉章帝听说后，很不高兴，说是要派人捉他，于是梁鸿便带着妻子，隐姓埋名地躲到齐鲁一带去了。梁鸿见到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生活的对立而产生感慨，形之于诗歌，这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像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没有呢？明帝章帝在历代帝王里应属佼佼者。五百年后的王勃曾在《滕王阁序》里写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域，岂乏明时！”对梁鸿的遭遇表达了极大的感慨。

其二，避乱远害，以求身家性命的安全。这种人与前一类人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对现实政治不满，不愿与统治者合作。但他们也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后一种人大半是从个人的利害关系上考虑问题的。他们之所以避开官场，主要是怕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怕把自己的性命赔进去。这就颇有点像是被后人所批判的那种“活命哲学”了，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楚威王听说庄子有大才，便派了使臣请庄子，想让庄子去当楚国的宰相。当时庄子正在濮水上钓鱼，他问来人说：“你知道太庙里供桌上供的那种龟壳吗？占卜起来，百发百中，那是活了几千年的神龟死后留下的。你是愿意作个神龟死了让人去供着呢？还是愿意作个孬龟活着在烂泥塘里爬呢？”来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当然还是愿意作个孬龟活着在烂泥塘里爬！”庄子说：“你明白这个就好，我也正是愿意作孬龟活着在烂泥塘里爬。”庄子是不是真有当宰相的才干，楚王是不是真的请过他，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庄子》书里为说理而使用的人物、故事原不足为据，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道理却代表着他的真实思想，而且类似的话在《庄子》书里至少说过几十次。

据《晋书·隐逸传》说，孙登是魏晋之交的大隐士，司马昭听说这个人后，派了阮籍去看他，结果不被孙登所理睬。后来嵇康又去跟着他转了三年，还是讨不出一句话来。嵇康临别时去求他，说：“我跟了您三年，现在临别了，难道您就不能对我说点什么吗？”孙登说：“火是有光的，只有不让它发光，才能保住它的光；人是有才的，只有不表现他的才，才能保住他的才。像你这样才气不少，而见识不高，我看你在今天的社会上是凶多吉少。”嵇康不听，还总是锋芒毕露，后来终于被司马昭杀掉了。嵇康临死前，在他所写的《幽愤诗》里有所谓“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就是深深后悔当初没有听取孙登的话，没有及早地学点避世韬晦之术。

再如晋朝的隐士董京，有一次他跟人前往当时的首都洛阳，著作郎孙楚多次找他，请他做官，董京写了一首诗作答，其中的意思有：“燕子把窝搭在飘动的帐子上，它能够不倒霉么？有些鸟飞得很高，有些鱼游得很深，最后还是被人逮来了，不就是因为它们贪食才上了钩么?很多人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总是遇祸，而我是看透了这些道理的了。”生活在一种极端黑暗、动荡的社会里，对于一个身微言轻的小文人，恐怕也无法要求他们都成为革命斗士。他们知道凭自己的这点力量去抗争，除了白白送死外，对社会、对黎民百姓也不可能有任何补益，于是他们只好退出官场，明哲保身，实行古人的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了。这样看来，恐怕也不好过多地批判他们的“消极性”，把他们的行为都说成是“活命哲学”。

其三， 一些人在官场屡经坎坷，最后碰得头破血流，心灰意懒；或者本人并未碰壁，而是在官场看得太久，看得太透了，于是最后退出了这个是非之地，成了隐士。前者如唐朝的白居易。白居易早年意气风发，立志为朝廷兴利除弊，写了许多“不畏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秦中吟》、《新乐府》，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成为一大奇迹。但到屡受打击，屡遭贬斥后，白居易的思想行为就逐渐改变了，变成了什么话都不说。什么意见都不提的老好人，一下朝就躲入他的园林，喝酒作诗，自称为“隐”于朝廷的“隐士”。白居易和唐朝的另一个诗人王维的情况大体相似，只不过王维借以冲淡、平衡自己的更倾向于佛教禅宗而已。但他们内心的无奈相似，既想当“隐士”又不放弃官场的锦衣玉食的态度也很相似。

春秋末期的范蠡和汉朝初期的张良生活轨迹相同，都是对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看得极其透彻的人。范蠡帮助勾践灭掉吴国后，立刻辞掉官职，隐姓埋名地去泛舟游五湖了。因为他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文种没有这么做，于是被勾践杀掉了。张良自打跟上刘邦的那一天起，就处处对刘邦保持着警惕。待至韩信等人被杀后，张良一方面装病，一方面要求辞掉官职去求仙学道，实际上就是要走范蠡的路子，只是没有走成，后来就患病而死了。

苏轼的《方山子传》写了北宋官僚子弟陈慥（zào造）的故事。陈慥年少时有文武才，曾和苏轼一道相交甚欢。后来二十年没有消息。在这期间，苏轼可是饱经了宦海浮沉。他因为“乌台诗案”，也就是因为写诗攻击王安石的变法而被下狱，后来从宽发落，发配到了黄州。有一天，苏轼忽然在山里遇到了方山子。方山子很惊讶，问苏轼怎么来到了这个地方。苏轼说了一遍，方山子“俯而不答，仰而笑”。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他对北宋官场的钩心斗角，结党倾轧，早已看透了。不是么？从富弼、范仲淹搞“庆历新政”被打击、被放逐开始，到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各种派系之争，官僚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打击排斥异己，有哪个人是出以公心呢？黄庭坚曾有一首诗写当时的这种官场纷争说：“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犹酣。真是真非谁晓，人间北看成南。”陈慥正是及早地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这二十年根本就没有向官场里掺和。待至苏轼在官场里碰得鼻青脸肿，一跟头栽来黄州，重新见到陈慥的时候，你说苏轼的感慨该有多么深呢？苏轼后半生所写的诗里，把“归蜀”、“归耕”、“归隐”整天挂在嘴上，但到死也没有实现。看来想进入官场固然不易；想脱离官场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四，生性淡泊、不慕荣利，更捎带着或是不愿受官场的拘束，或是爱好自然山水，总之是希望过一种逍遥散荡、自由自在的日子。这里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的秉性本来如此，再加上生逢乱世，官场上风险极大，于是就寄情丘山，晋代的著名隐士陶渊明就是如此。他的作品中既表现了他对现实黑暗的不满，又表现了他对官场斗争的畏惧，而更多的则是表现了他对美好自然、对逍遥散荡生活的热烈追求。例如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过：“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说：“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这是他思想的一个方面。我们再看他在《归去来辞》中说的：“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在《归园田居》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些才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陶渊明的真面目。他是把做官当成一种负担，把官场看成一种罗网，一种囚牢，只有彻底摆脱了它，才能感到自己属于自己，才能感到恢复了本性。萧统在《陶渊明传》里曾讲过一个故事，说陶渊明在当彭泽令的时候，有一天，上级派人来县里检查工作，秘书请陶渊明穿好官服，出去迎接。陶渊明一听生气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卷起铺盖回家了。既然做官，哪能不穿官服，不按着礼节拜见上级呢？陶渊明竟为此挂冠而去，这里所表现出的既不是痛恨现实黑暗，也不是害怕自己遭殃，他所追求的乃是不违背自己的心志，不降低自己的人格，这就是这一类隐士的典型表现。

这一类里的第二种情况是，他们不是生活在乱世，不是生活在黑暗时代，他们有些人甚至是生活在古代最“圣明”的历史时期，可是他们居然也退隐了，前一节里我们所说过的许由、巢父就属于这一类。尽管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出于道家学派的编造、夸张，但社会上也的确存在着这种性质的人，例如东汉初期的严子陵就是一个。严子陵和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刘秀做了皇帝之后，想请严子陵出来做官，严子陵死活不干。刘秀问他为什么这么难请，严子陵说：“唐尧的时候还能允许巢父、许由做隐士，现在你做了皇帝难道就不能允许我当隐士？”这件事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大概不会有假。

这类人的共同特点是把做官看成累赘，看成枷锁。据说春秋时代老莱子的妻子在劝阻老莱子不要应聘去给楚王做官的时候曾说：“能够拿草料喂你的，就能够用鞭子抽你；可以用官爵俸禄养你的，也就可以用刀斧杀你，请不要钻进别人的牢笼。”这话虽然也是出自庄子一类人的口，但却很反映这类人的普遍心理。

古代还有个逃避“名利”达到了极点的人，这就是韩康。韩康也是东汉时期的隐士，住在山里，以采药为生。他经常带着自己所采的药到长安去卖，其特点是价钱说一不二，三十年来一贯如此。有一次，一个妇女向韩康买药，唠唠叨叨要求降价，韩康不答应。那个妇女说：“只有韩康卖东西才不让人还价，你怎么能不让人还价呢？”韩康一听，原来连这些家庭妇女也都知道韩康的名字，自己这个隐士是怎么当的！于是从此隐入深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其五，有才有识，有强烈的进取功名之志，只是由于尚未遇到机缘，故而只好暂时隐忍，待价而沽。这种人里头最早、最有名的是姜太公，前面第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另一个更有名的便是诸葛亮了。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少有奇才，常自比管仲、乐毅，当汉末天下大乱时，他隐居在襄阳西面的卧龙冈，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后来刘备被曹操打败，逃来荆州。在新野县任县令。这时有人向他推荐诸葛亮，于是刘备便带着关羽、张飞前去拜请，一连去了三次，才把诸葛亮请了出来。从此诸葛亮便死心塌地为刘备、刘禅父子效力，为西蜀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用“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等诗句表达他对诸葛亮一生的深深敬意。

与诸葛亮相似的还有明朝的刘基。据《明史·刘基传》，刘基字伯温，元末进士，曾为县丞。见天下将乱，乃辞官归隐。朱元璋率军打到括苍山，派人前去召请。刘基见到朱元璋后，向他陈述了当前时务十八策。随后协助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活捉了张士诚，收服了方国珍，接着北上赶走了元顺帝，建立了明王朝。在后世的说书唱戏中，刘伯温完全是一个和诸葛亮一样手摇羽毛扇的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

这类人和前面几类人的明显不同是，前面那些人既然归隐了，一般就没有打算再出来，至少也是在时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前他们不打算出来。而姜太公、诸葛亮、刘伯温这类人则与前几类人完全不同。按他们的本心而论，他们是连一天隐士也不想当的。他们随时地关注着国家时局的动向，巴不得哪个有利的时机突然降临，使他们能够迅速出山，大展身手，以实现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壮志。请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自述吧，他说在刘备没有去找他之前，他的高卧隆中是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谦虚的托词；他说当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的时候，他“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此一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的这种出处始末、君臣遇合，成为后世许多暂时隐忍，待价而沽的隐士们的理想楷模。

其六，欲正面求官而不得，遂转弯改走终南捷径。魏晋以后，隐士的地位日高，名声日大。到了唐朝，隐士更屡屡受到皇帝的垂青，有的人昨天还在山林，今天突然一下子就成了皇帝的座上客，这对于那些“十年磨一剑”还不一定能找到主顾的苦读于寒窗之下的文人士大夫们该是一种多么强大的诱惑啊!于是那些考进士考不中的；或是心急想要一步登天的；或是心高气傲、“不屑”于走科举道路的，总之，他们没有姜太公、诸葛亮的旷世奇才，但是又急不可耐地恨不能一下子挤入官场；他们本来是应该一窝蜂地挤向大明宫的人，结果却改变方向地一下子挤向了终南山。他们在山里也并不搞什么修炼，而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眼巴巴地盼着朝廷的聘书能够早日降临。早在南朝的时候，孔稚圭就写过一篇《北山移文》，内容就是讽刺这种表面装得清高，实际官迷心窍的假隐士。孔稚圭说假隐士刚上山的时候，“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而一旦“鸣驺入谷，鹤书赴陇”，皇帝的聘书一到，他们马上“形驰魄散，志变节动”，“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立刻颠儿颠儿地奔到朝里去了。

如果说这种人在南北朝时还只是刚刚有，那么到了唐朝就比比皆是了，例如吴筠。据《新唐书·隐逸传》说，吴筠原来考进士没有考中，一赌气躲进南阳的倚帝山，当了“隐士”。后来皇帝把他召进京师，让他当道士，在大同殿接见他，并让他“待诏翰林”，于是一下子名满天下。再如大诗人李白。据《新唐书·文艺传》说，李白生性豪迈，看不起科举的路子。他先是隐居于四川的岷山，又隐居在山东的徂徕山，与孔巢父、韩准等合称“竹溪六逸”，渐渐地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又认识了吴筠，在吴筠的推举下，也受诏进了京师。李白在离家的时候曾写过一首既惊喜万分又感激涕零的诗。其中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入朝后也被唐明皇用为“待诏翰林”，李白被尊称为“李翰林”，他的诗集有时被人们称为“李翰林集”，就是这么来的。接着又出现了什么“醉写吓蛮书”，什么“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等一系列传说，于是李白名震天下，其来头显然又比吴筠大了不止百倍、千倍了。至于后来李白没有在朝堂站住脚，没过多久又被人排挤出来了，那是另一码事。这都是通过“终南捷径”进入仕途的例子。当然也有费了半天劲没有达到目的例子，著名的如孟浩然。

据《新唐书·文艺传》说，孟浩然是襄阳人，青年时代隐居于鹿门山，四十岁时到京城找官做。有一天，他正在右拾遗王维处闲聊，忽然唐明皇来了。孟浩然一紧张，钻到了床底下。待至唐明皇把他叫了出来，问他最近写了什么诗时，他随即念了一首。其中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句子。唐明皇听了不大高兴地说：“是你自己跑到山里去当隐士，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你这不是诬蔑人么？”于是孟浩然把一个很好的机会错过了。后来张九龄任荆州长史时，孟浩然又给张九龄写诗请求提拔，其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渡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从孟浩然听说皇帝来了就往床底下钻的行动上可以看出他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是多么自卑，这和古代那些傲视王侯的隐士们是大异其趣的；我们又可以从他抱怨皇帝不提拔他的诗里体会出他出山的心理是多么强烈；至于他给张九龄的诗，则更是明确地乞求张九龄拉一把，以慰解他看着别人做官而自己不得其位的内心无法克制的煎熬。这哪里是什么隐士呢？不言而喻，与前面所说的那些通过“终南捷径”进入仕途的例子相比，恐怕还是这些白费心思而上不去的“隐士” 居多。这也和老秀才们考科举一样，跳了“龙门”中了进士的人当然每次都有，但考不上而落魄于民间的有才的如蒲松龄，无才的如孔乙己之类，那才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