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腐败现象的危害
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与党内健康力量相比,虽然是少数,但是它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却是极为严重的,并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扩散性。
(一)危害经济建设
腐败现象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危害最为直接,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影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
1.腐败现象破坏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腐败对社会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危害,有专家分析,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原因,倒不如说是政治原因更为本质,其深层的原因就是腐败。一个经济发展健康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腐败得到遏制、惩治的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保罗·莫洛对腐败的危害有独到的研究,他在《金融与发展》上撰文指出,通过回归分析,一个国家如果把它的腐败指数,譬如说从6提高到8(0是腐败最多,10是腐败最少),那么就能把它的投资率提高4个百分点,GDP的人均年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腐败对改革开放的破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导致资源配置错位。资源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这就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使之布局合理,相互补益,获得理想的效率,保持经济的均衡有效发展。腐败在资源配置上的结果是,用不正当手段使诸如不该建的机场、电站、开发区之类建了,造成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某些产业恶性竞争,效率低下,导致经济生活恶化。第二,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有序的市场是以法制、公正、公平为内涵的,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标志。腐败对市场的直接危害是使正常的市场秩序失范。以走私为例,走私物品因逃避关税,使物品的价格和价值相背离,冲击正常的物品价格,引起市场价格的畸形;挤占已有的市场,造成市场过度;冲击国内的生产企业,造成生产萎缩;逃避关税,造成国家财税的大量损失。第三,导致社会公共品流失。社会公共品即国有、集体财产,为国家或集体所享有,并用之于社会的公共事业。腐败中常见的“寻租”和“搭便车”行为,通过种种手段,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或贪污、或受贿、或挪用、或低价变卖,将国家或集体财产窃为己有。
2.腐败现象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下面几个案例。
·刘艺霞贪污案。刘艺霞,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出纳,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使用虚假名义、不记账及销毁支票存根等手段窃取、骗取现金支票、转账支票、汇票等共计人民币874万余元,给其丈夫用于赌博及挥霍,案发后仅追缴回极少部分赃物,其余大部被其挥霍。
·刘艳挪用公款案。刘艳,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海东支行学院路分理处外勤,伙同其兄于1995年至1997年,采取吸收存款不入账手段,先后5次将存款共计人民币7100万元挪用,用于个人银行存款、购买股票、期货买卖等活动,案发后,有人民币2500余万元不能退还。
·刘桂权挪用公款案。刘桂权,北京市人民政府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计财处副处长,于1992年至1994年,采取转款不记账、隐匿支票存根和银行对账单等手段,先后多次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876万元,用于本人及其朋友个人使用,案发后,有人民币571万元不能退还。
·钟增一挪用公款案。钟增一,中国统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中思达信息公司总经理,1996年至1999年,他利用职务便利,数十次擅自挪用公款人民币46万余元、港币398万余元、美元2.5万元用于个人赌博及偿还赌债,共计折合人民币480多万元无法退还。
以上显示出来的数字足以令人瞠目了,如果将北京市乃至全国历年来腐败分子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数字统计出来,又该是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呢?
腐败现象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还有无法以数字显示的一面。(1)腐败减少了国家的资本积累。腐败分子以攫取公共财富为目标,而又往往将非法所得用于个人消费,并不用于生产性投资。这样,国家损失了大量本该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腐败分子与寻租者勾结,在承包政府工程项目或采购物资等活动中侵害国家利益,使政府无端增加支付,削弱国家的资本积累。(2)腐败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腐败者充当寻租者的保护神,寻租者只要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如廉价资源、税收减免、低息贷款、财政补贴、进出口许可等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当然就不会在费时费力费钱的诸如改进技术、提高管理、增加产量和保证质量等方面再作努力了。(3)腐败现象还严重地妨碍着我们吸引外资工作。吸引国外资金特别是国外援助性贷款,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腐败分子把它们也当作了贪占、勒索的对象,这就极大地恶化了投资环境,难免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反腐倡廉更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3.腐败破坏社会公平合理分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财富是全社会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办法是行不通的。现阶段,收入差别是刺激竞争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益。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提高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效率,我们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同时并存的分配体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出现一批先富起来的个人和地方,先富与后富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先富对后富起着示范、带动、提携、帮助的作用,最终达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而腐败分子们的致富之路却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他们通过侵吞国家财产,出卖手中权力,索贿受贿从而一夜暴富,把这些腐败分子称作盗窃社会财富的硕鼠、毁坏共和国大厦的蛀虫一点也不过分。
原首钢总公司助理总经理、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总经理周北方,一人在香港和内地占有6处豪宅,其中一处仅购置费即高达2800多万港元,他一人占用奔驰、宝马等5辆豪华轿车。其妻子调入其主管的海外总部,不上班照拿高薪。仅在1989年9月至1990年10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周北方在东湖宾馆吃喝60余次,金额高达40多万,这还不包括住宿、美容、娱乐等高消费项目。1994年7月至1995年2月,他在东湖宾馆住宿5次,费用高达50多万。去国外,他热衷于名车美女,出没于一掷千金的高级娱乐场所。其挥金如土的“豪气”令外国富豪都为之咋舌。一位外国企业家幽默地说:“和周先生交往,会令你根本不敢相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才对……”
我们承认现阶段个人收入的差别,决不意味着我们承认非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合法性,这不仅仅是经济收入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果我们容忍腐败现象恶性发展,就会扩大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危害党风和社会风气
1.严重冲击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鱼不离水、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斗志;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谦虚谨慎、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坦荡胸襟等等。这些优良传统体现出先进的文化意识、崇高的精神境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些优良传统就是我们的党风,是我党的优势所在,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传家法宝。在以往的革命战争岁月,我们以此教育全党,带动和影响全国亿万民众团结一致,凝聚成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力量;今天,改革开放、建设富裕强大祖国的新时期,这些优良传统仍然是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的动力源泉。
腐败分子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恰恰与这些优良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大搞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剥削阶级的享乐主义、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以及官僚主义。他们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丧失了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贪婪成性、唯利是图、以权谋私,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准则。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敢干;不送钱来不办事,送上钱来乱办事。他们追求奢侈浮华、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吃必珍馐佳肴,居必豪华别墅,行必高档轿车。他们视自己如神圣,老虎屁股摸不得;视群众如草芥,可以任意摆布;工作中惯于强迫命令、压制民主、唯我独尊、打击报复、主观主义、个人专断。
这些腐败分子早已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党的根本宗旨,体现这些原则和宗旨的党的优良传统,早被这些腐败分子们当作政治包袱丢进汪洋大海里去了。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忠告;1980年,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今天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告诫,更加使人感到这些话语的分量。
2.导致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
行业不正之风滋生于20世纪中后期,肆虐横行于90年代初期。近年来,经过大力纠正和治理,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大面积蔓延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至今远远没有根绝。
所谓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主要是指一些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为本单位、小团体和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其他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管理职权,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以岗谋私的不正之风。20世纪90年代初,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大肆弥漫,不少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财税部门,截收虚报、违规担保、乱减乱免、滥发滥送;工商管理部门,违反行政处罚规定乱罚乱治、“吃拿卡要”,利用发放证照、批准商标、市场监督等职权敲诈收费或为亲友垄断市场提供方便;金融部门,违规拆借资金、擅自变动利率、非法集资、兴办实体、以贷谋私、以贷炒股炒地;计划、机构管理部门,利用审批权捞取利益;新闻部门,搞有偿新闻;出版部门,倒卖书号;医疗部门,收取红包、索要回扣;教育部门,向学生乱收费,向家长强讨硬要;铁路部门,倒卖车皮、车票;公路部门,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公安部门,利用所掌握的户口、护照、车辆管理职权高价收费,甚至包庇走私、贩毒、卖淫、造假;就连维护正义与社会公平最后关口的司法部门,也有的以各种名目收取不当收取的费用,以钱代法、以钱买刑的现象时有发生!
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盛行的直接原因是利益驱动,因为不正当收取的大部分资金没有上缴国库,而是暗中存入了单位的“小金库”里,可供这些行业、部门乃至个人任意取用。权重一方的各种行业和部门,是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当“七站八所九大员”有什么权用什么权,从四面八方一齐压来时,群众便不堪重负了。因此,行业不正之风成为群众意见最大、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问题。此病不除,国无宁日。
3.严重毒化社会风气,败坏社会道德风尚
贪污受贿大搞不正之风的腐败分子虽然是少数,但其严重危害却不可小觑。特别是那些身居党政领导重要职位的人物搞腐败,势必会带坏一帮人、影响大批人,产生毒化社会风气、败坏社会道德风尚的恶劣效应。
腐败分子搞腐败,一般都有一班亲信、同伙协助。这些“亲信”“同伙”在助纣为虐、作奸犯科的同时,自然也就分得一份好处。这些年来,不单腐败的花样形式翻新,腐败分子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而且团伙、集体犯罪现象增多,成为腐败动向的一个新特点。有的部门或单位,由于主要领导人带头搞腐败,整个班子跟着全部烂掉。如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同时,还败坏了单位风气,导致公司10余名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
腐败现象的恶劣影响,决不仅局限于发生腐败的区县部门单位等相对较小的范围。它会像得不到控制的瘟疫一样漫无边际地扩散开来,从而影响到社会上一大批人。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指好的榜样而言;但事实上,坏的典型亦具有同样大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如果出现搞腐败的人非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反而加官晋级的情况,这种坏影响益发显著。一部分意志薄弱、私心杂念较重的党员、干部,难免上行下效。正气不扬,邪气上升,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浊流就会开始涌动;对于反腐倡廉就开始阳奉阴违,写在纸上,喊在嘴上,反在明处,行在暗处。如此一来,尽管搞腐败的人是少数,但在党员、干部中有这样那样不廉洁行为的人就不再是少数了。于是,便形成了对于腐败现象的所谓“人人有气,人人有弊”的怪现状。这种情况不仅十分有害,而且克服起来难度更大。
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也会使一些人对反腐败逐渐失去信心,由初始的震惊、愤怒,转变为后来的习以为常甚至默许,出现“老鼠过街,无人喊打”的局面。甚至为了“趋利避害”,自己也“不得不”加入到搞不正之风行列中去的不正常现象:在入党、提干、招生、入户口、工作分配、职称评定时,看到不符合条件的人通过请客送礼、走后门达到了目的,有些够条件的怕被挤掉,也开始有门路的走门路,没门路的找门路,这样更加剧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可见,社会精神疲软,社会道德滑坡,与腐败现象对人们的思想毒害、对社会风气的污染有着直接的关系。最令人忧虑的是,腐败现象毒化了社会空气,连青少年也深受其害。有的中学生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的小学几年级的孩子,竟也“世故”地要家长给老师送礼。这是民族的悲哀,带给我们的将是一种可怕的苦果。
(三)危害党和人民政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我们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这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获得的共识和根本结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本要害,也正在于危及党的领导和危害党所建立的人民政权。
1.导致党的战斗力下降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国外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表现出无比顽强的战斗力。这种力量的源泉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第二来自于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第三来自于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然而在腐败分子那里,这些力量之源被堵塞了,结果势必导致党的战斗力的削弱。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在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了共产主义必将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它指出了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己任。那些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的人,入不得共产党的大门;那些只为寻求当官发财、浑身铜臭的人,也入不得共产党的大门;只有甘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人,才有资格入此大门。科学理论、远大理想,是我党统一全党思想意志、统一全党步调行动并进而团结、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根本原因所在,是我们党力量不竭的源泉。党内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他们产生了“共产主义渺茫”的观点;经济体制的转换,又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理想信念大厦的倾倒,必然导致其信仰危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直接原因。“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宗旨即根本出发点。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但腐败分子当官做老爷,完全丢掉了执政为民的本分,早已不是人民公仆而成为社会公害;他们贪婪地吞噬国家人民财产,无耻地出卖权力以从中索贿受贿;他们满脑子汽车、洋房、金钱、美女;他们压制民主,滥用权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拼命为自己和亲友捞取好处。当权力不是为大众服务而是为“小众”乃至为私人牟利时,怎么还能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同心同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私方无畏,方能产生战胜困难的勇气、智能和力量;私字当头,脱离群众,是造成我们党战斗力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严明的组织纪律是我党拥有强大战斗力的保证,我党自建党起就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家长式的“一言堂”。加强自身建设,从严治党,是我党的一贯做法。刘青山、张子善伏法,便是我党纯洁自己的队伍、清除自身病毒的典型例证。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许多腐败分子同当年的刘、张比较起来,胆子大得多,贪污受贿的数额大得多,手段也恶劣得多。他们破坏党的组织原则、践踏党纪国法的行径所产生的破坏力是不能低估的。它涣散了党心,瓦解了民心,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2.导致群众对党的信任度下降
腐败不仅降低了党的战斗力,使党难以更好地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而且直接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造成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下降。
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天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共产党人的本色。相对于剥削阶级的蝇营狗苟和世俗社会的庸庸碌碌,共产党人的“特殊”正是特殊在这里。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备受人民的热爱,也正在于此。“听党的话,跟党走”,是广大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党心、民心。党内那些腐败分子打着党的领导的招牌,利用我们体制转换过程中制度、管理尚不完善的时机,肆行鼠窃狗偷的罪恶勾当,且有愈演愈烈、由隐蔽到半公开、公开化的势头。这些人的胡作非为玷辱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丑化了党的伟大形象。这些人其实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披着党员外衣的败类,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党和人民的公敌;不过,当其东窗事发之前,一般人却不易识别其真伪,因而就会导致群众对党组织公信度的降低。
其次,腐败现象的存在,还会使一部分群众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产生怀疑,造成对党的信任度下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腐败现象大面积发生,尽管党中央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治理,但由于根治腐败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朝一夕完全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便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怀疑,认为商品经济导致权力腐败是客观的必然规律,怀疑党有没有能力根除腐败。此外,有的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拉大贫富悬殊、舍弃共同富裕的目标,甚至有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共产主义是理想还是空想”的质疑……从客观原因方面考察,腐败现象的肆虐不能不说是造成人们思想迷茫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度下降,“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打了折扣,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3.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腐败,说到底是权力的蜕变。任何一个政权的垮台,都与权力腐败有着直接关系。克里姆林宫红星的陨落,东欧剧变,究其深层次原因,腐败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拥有数千万党员并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存在不存在这种危险呢?
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同志告诫大家:“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也曾说:“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充分认识腐败现象蔓延发展的严重危害性,认识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治国之道治吏为要,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安危在令出,存亡在所任,吏治的关键是用人,因为一事失误,影响还小,但如果把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任用做领导、特别是做高层领导,其后果与影响将远远超过事情本身。近年来,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开始抬头,封官许愿、好恶取人、拉帮结派、投机钻营、跑官要官、贿赂拉票等各种现象有愈来愈烈之势。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的巩固,有赖于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只有清除腐败、特别是用人上的腐败,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把好用人关,选好选准接班人,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