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Participation: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Embedded Governance in the Big Data Er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eChat not only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ving habits, but also affect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governance model, which offers a variety of choices for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WeChat participation ca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embedded governance theory, WeChat participation can“embedded”in 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realiz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governance ecology of the micro-“sweeping”Society. Simultaneously, on account of WeChat participation“embedded”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may encounter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we ca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system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of the Informal rules and related stakeholders to promote WeChat participation“embedded”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to achieve effective operation and achieve a stabl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n shape the embedded governance of this benign path dependence.
Key words WeChat participation, Governance, Path dependence
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简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社交格局的发展，公民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BBS是公众娱乐与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多方服务平台的开发，许多基于PC交互方式逐渐走向没落，曾经广受追捧的网络论坛由于其在信息获取与交流上无法满足用户即时性的需求，加之自媒体和移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大量用户转向新兴移动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是近年来互联网民主领域备受关注的新生事物，一个“论坛已死，微博式微，微信正兴”的网络格局已悄然形成。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微信应用程序，几年的快速发展使微信从最初的仅有即时通信、分享照片等简单功能成长为如今连接人与人、人与商业、人与服务的强大平台。在此期间，微信不断开发新的功能，2012年4月，微信朋友圈上线，随后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微信企业号、微信城市服务等功能也先后被开发出来。来自企鹅智酷的调查报告显示，微信已经覆盖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注册用户已超过9.27亿，月活跃量用户达到6.5亿，汇聚公众账号超过1000万，支付累计绑卡用户超2亿，企业账户达65万，城市服务已上线16个省78个城市，90%以上的微信用户每天会使用微信，半数用户每天使用微信超过一小时。[1]可见，微信已在社交通信、内容分享和生活领域获得用户和第三方服务商的认可。
微信发展对地方治理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国外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领域关于“微信”方面的研究较少，大卫·班德斯基（David Bandurski, 2014）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在线人口和最大的媒体市场，分析了网民从微博向微信的转移趋势。[2]杰森（Jason, 2014）提及了微信言论自由的问题。[3]凯尔·福尔摩斯（Kyle Holmes et al. ,2015）则以微信的使用为例，论证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在网络社会的再现，认为网络媒体对集体主义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有较强支持作用。[4]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在互联网社交平台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同时，公民通过新媒体参政议政的方式也在随之演变，微信政治参与与微信治理等成为互联网民主领域备受关注的新生事物，相关研究亦开始呈现快速发展趋势。[5]如在董石桃和蒋鸽看来，微信协商可望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途径，它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基于数字的公民社会和公民参与并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驱动。[6]李秀丽认为，无论从用户数量来说，还是功能使用方面，微信都成为政府在移动时代开通移动政务无法回避的选择。[7]实践也表明，政府通过微信信息公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能够打造更加开放、亲民的服务型政府，变“微信”为“威信”[8]，改变着国家治理范式[9]，对促进政府治理创新具有积极意义。[10]但同时，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政务微信功能定位不明确[11]，以咨询发布为主、缺乏互动，许多便民服务功能因缺乏客服支撑而成为摆设。[12]而且，微信政治参与也存在主体构成过于单一、代表性不足[13]，参与过程中互动过少、反馈效率偏低[14]以及参与的环境建设滞后[15]等缺陷，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微信政治参与的进程。
已有研究表明，微信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已经引起了学者的积极关注，但关于微信政治参与或微信治理方面的研究仍比较少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如何有效发挥微信的优势，助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社会公众、实现微信政治参与民主等，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议题。基于此，本文将通过研究微信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融合，探究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的途径，以期对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有所启发。
二 微信政治参与：大数据时代的新民主模式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基于云计算而发展起来的大数据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同时也挑战着政府的决策过程、行政价值观以及治理范式。在大数据时代，微信平台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除了与论坛、微博等网络民主形式一样具有便利性、低成本等特点外，微信也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呈现出一些全新特征。
（一）微信好友具有高同质性
微信是基于人际交往的社交媒体平台，根据腾讯公司发布的2016年版《微信数据化报告》显示，微信用户中男性占七成，男女用户比例约为2∶1；半数以上微信用户拥有超过100位好友，拥有200位以上好友的用户比例较往年翻番，好友数更多的用户明显增加；学历结构方面，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微信用户比例超过一半，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用户仅占3%左右；从使用者的年龄看，介于19～40岁间的人占整体用户人数的85%以上，其中，19～30岁的用户占整体用户的54.32%, 31～40岁的用户占整体用户的31.49%；另外，94%的用户每天都会登录微信，其中，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的用户超过六成。[1]可以看出，微信用户呈现出规模大、高学历、年轻化、使用频繁等特征。由于微信好友的添加方式以手机“通信录”和QQ好友列表居多，通过随机添加的“摇一摇”和“漂流瓶”等方式占少数，可见，微信好友多为现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或志趣相投者，随意性很低而真实度较高，且在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高同质性。高同质性情况下，通过微信平台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不容易被质疑，信息被接受和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二）微信功能涉及范围广
经过多年的发展创新，微信已经逐步成为集社交、支付、媒体、生活服务、企业服务等诸多功能于一身的强大技术平台。近几年，强社交用户明显增多，刷朋友圈已成为网民社交强需求，超过八成用户是朋友圈的高黏性使用者，且朋友圈信息流中，用户更关注好友发布的生活状态；基于强社交状态，微信同时延伸出更多的服务领域，如短视频、红包、照片、朋友圈广告等。调查显示，使用微信支付和微信转账的用户已超过五成，67%的用户平均每月使用微信转账/支付100元以上，受益于红包等强社交功能，支付在微信用户中渗透率快速增长，微信支付有望将现金流从社会流转引导向金融流转和消费流转；有62.2%的用户使用过微信的生活服务功能如微信卡包、微信运动、微信公益捐助、微信读书、微信理财等。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主体中，个人与企业（组织）的比例约为1∶3，并在运营、服务、沟通、合作等方面开始发挥作用。[1]简言之，媒体结合社交传播，已然是国内外媒介发展的大趋势，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正在成为新媒体传播的核心渠道，微信已基本完成从社交平台向多维度服务平台的延展。
（三）微信点对点互动精准
微信功能的不断拓展使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便捷与频繁，相较于微博，微信同样具有信息海量与传播快捷等特点，似乎在内容展示上也旗鼓相当，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来了更好的互动性，胜在沟通的深度和渗透率。尤其是微信公众平台提供了关键字回复功能，使政务微信能够“识别”关键字而实现自动“秒回”，可以大大提升网络问政的绩效。对略微复杂或不能自动回复的内容，政务微信后台管理人员则可以进行“点对点”的个性化服务，工作负荷得以减轻并有助于公众满意度的提高。而且，微信的信息“一对一”精准传递和服务性能，能够突破“隐私”之忧而更有针对性地介入和化解任一微信用户的疑难，信息的传达率和渗透率更加高效。或许正因如此，微信得到诸多政府部门的青睐，一大批政务微信公众号纷至沓来。根据腾讯公司公布的消息，截至2016年1月，中国政务微信公众号已逾10万。[16]有官员指出，“在微信上，我们没法像微博一样每天发布几十条信息，作为公众账号的政务微信，一天只能发一条重点内容。因为它是点对点发送，到达性好，发多了会形成骚扰；但胜在‘一对一’‘个性化’深度沟通。”“作为政府来讲，微信的前景更加广阔。”[17]
微信的快速发展开创了网络民主的新渠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微信政治参与，即以微信为媒介的政治参与，是公众以微信平台为基础，发表政治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新民主形式。微信的特征决定了微信政治参与模式具有如下特质。
1．信息传递的多载体性“点燃”了公众参与积极性
微信的多种功能决定了微信信息传递的载体多样，即政府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多种方式来向公众传递信息，摆脱传统行政单一的信息传播方式。多样的信息载体更容易激发公众的阅读兴趣，在“释疑解惑”中增进对政府工作的理解，畅通诉求渠道、凝聚群众智慧，更有利于解决实质问题，提升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以“海淀公安”微信公众号为例，2016年1月4日，“海淀公安”微信创新举措，上线“海淀网友”互动平台，网民可通过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并在线与警方实时沟通，通过举报还可获得相应的在线奖励。该平台上线以来，接到网民举报警务类线索的数量已达数千余条，“海淀网友”骨干力量已超17万人。
2．信息理解度更深更广，公众参与更便捷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微信的使用者具有高学历、年轻化等高同质性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政府微信发布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其通过移动网络来表达自身意见、质询政府决策、提高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等意愿。2014年，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和全国政协大会新闻组首次启用了微信公众号。微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参与到两会的信息传递和媒体报道中，从官方信息发布到代表间的互动交流，再到媒体采访的过程及采访内容的构成，处处都有微信的作用，社会公众通过微信平台也可以参与其中，了解会议安排和动态，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无论是通过政务微信的参与，还是微信讨论、朋友圈点赞等方式，用户以微信为媒介的参与意愿和可能性大大增强，通过微信对公共问题发声或参政议政日渐成为“举手之劳”。
3．信息传递更具精准性和及时性，政府回应性增强
不同于微博“放射性”的碎片化信息，微信用户可基于自我需求进行政务微信“订阅”或“关注”，政务信息便能直达用户手机桌面，显现出其用户导向精准性的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微信，将民众普遍关注的方针政策、社会服务动态等及时、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关注”者，也可以对公众的问题做出及时回应与解答，促进“政”“民”良性互动并弥合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缝隙。2017年1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民政府“潮涌高桥”就11日上午镇上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发文，《关心凌桥交通的你，有一份告居民书》回应社会关切，并表示将迅速采取四大措施，展开集中整治，促进交通的明显改善。该文传播效果较好，得到了市民的普遍支持，阅读量突破6万，点赞量600余次。有网友留言表示“感谢政府关心。政府的行动，百姓都看在眼里。相信大家都会理性对待，我们要的只是安全”。
三 嵌入式治理：微信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融合
“嵌入”的概念是由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首次提出，而后经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沙龙·祖克宁（Sharon Zukin）等学者的发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并衍生出更多新概念（如嵌入式治理）。“嵌入”的原意是指两个事物之间发生的一种关联性，即一个体系进入另一个体系的过程或一事物根植于其他事物之中，进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融合机制。目前已有学者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中引入“嵌入式治理”的概念，如吴斌才将“嵌入式治理”用来分析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探讨政府如何将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管控意志渗入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实现对社会组织政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18]基于微信平台的微信政治参与亦可引入地方政府治理之中，在一定条件下将微信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功能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融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互惠互补，促进新型网络民主和地方政府治理在现实秩序整合中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一）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的必要性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海量的信息必须通过更加科学高效的手段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以助于地方政府治理，地方政府也无法逃脱信息化的洗礼，必须积极应对微信政治参与等新兴民主范式的“侵扰”。事实上，无论是论坛、微博还是微信，其本质都是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成果，对地方政府治理亦会带来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挑战。应用得好，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品质和政府公信力；反之，则可能导致信息大量贬值，不仅无益于政府行政效率，甚至可能引发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
毫无疑问，微信政治参与这种新型民主的出现意味着，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参政议政的需求，倘若政府不能很好地掌握各种信息和准确把握社会各领域的矛盾与需求，政府的公共管理功能恐将面临“失灵”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政治参与的发展是科技革命带来的不可阻挡的潮流，政府显然应该积极适应新兴民主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产生“畏难”情绪和开启“应付”模式，应该主动融入和促进微信政治参与而非选择偏安一隅和固守传统行政套路。在现有治理模式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需求和解决社会矛盾时，显然应积极地探索适应大数据背景的新民主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至少应该认识到，作为一种新兴民主模式，微信政治参与能够很好地协力政府获取信息与传递信息，增进政府与公众互动，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考虑到微信平台在公民参与方面体现的方便、快捷、成本低等特征更容易受到公众的认可和接受，思考如何很好地将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中，充分发挥微信的民主参与和社会共治功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优化显得必要且重要。概而言之，唯有迎难而上利用微信平台实现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让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方能在微信“席卷”社会的治理生态中实现政府治理的创新，这是地方政府应有的开放和自信的政治姿态以及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
（二）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的挑战
毋庸置疑，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也可能会遇到种种障碍与挑战。从政府角度看，受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政府部门存在一些人浮于事、安于现状等官僚主义作风的工作态度，不愿意进行相应的创新和改革。从公众角度看，微信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大多数微信用户参政议政的需求，但微信用户无法涵盖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从而导致微信政治参与的民主代表性稍显不足，而且微信用户的参与素质和参与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微信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从制度建构角度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操作规范和制约监督机制，微信操作的随意性过大，发挥作用与否完全取决于操控者自身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素养，这可能会带来微信政治参与的随意性和低效率，形成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全新挑战。以政务微信为例，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运用政务微信来促进政府治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政务微信的民主效应尚待验证。一如“被迫上线”，即地方政府并非自愿开通“官微”，而是在民众需求以及政府竞争的倒逼之下才仓促上线，这些“官微”基本是长期不更新或偶有更新，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二如“不务正业”，即“官微”虽然创建并且时有更新，但更新的内容却与政务关系不大，甚至仅以心灵鸡汤、养生内容等来“例行公事”，完全背离了其建立的初衷；三如“敷衍了事”，即“官微”虽然在常见的服务上与公众积极互动，但是一旦涉及贪腐、拆迁、问责等敏感问题时，就开始用尚未查清、正在处理等官话来敷衍公众；四如“互动不多”，即“官微”与公众鲜有互动，或者简单设置好固定问答，真正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回应。
四 路径依赖：优化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的途径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19]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下滑；更有甚者，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在大数据时代，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于推动微信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互动，促使微信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治理更好地融合，形成互惠互补的良性路径依赖。考虑到诺斯指出了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的三大原因：一是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连续的、累积的；二是非正式规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持久的、沉淀于历史过程中的；三是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保持制度变迁持续下去的推动力。[19]显然，我们应该致力于这三个层面，让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实现有效运作并达成稳定的治理架构，进而形成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良性路径依赖。
（一）健全微信治理制度，倒逼政府治理变革
当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关治理模式尚不成熟，微信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效率不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微信相关的制度不健全。缺乏一定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政府行为就会缺少顾忌，没有制约，从而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这在微信政治参与的实践中已有体现。尤其是在当前政务微信初步建立的阶段，政府部门使用与否、使用效果如何，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而相关微信使用的制度规范、法律法规还在摸索阶段，2017年9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于互联网群组网络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微信群立法”让相关群组管理者意识到了自身责任之重大。在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对政务微信公众号管理者行为的约束必不可少，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微信公众号管理规范和网络行为准则，将政务微信的运行和管理规范化、具体化，同时引入竞争机制，对微信政治参与先进的地方政府予以政策支持和物质奖励，促进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竞争，以此激励政府积极作为，倒逼政府治理变革；另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网络民主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同时，也要重视公众的意见，将公众对微信政治参与或政务微信的运行状态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提高政府部门发展微信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总之，随着微信政治参与功能不断完善，辅之以政府竞争、考核等制度激励，地方政府将改变传统治理模式而正视微信政治参与和推进政府治理创新。
（二）创新改革思路，发挥非正式规则影响
用制度建设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是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之一，但新制度经济学派同时也注意到非正式规则的作用。所谓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20]。非正式规则对人类文化和实践活动具有熏陶、规范、改造及评价作用，公众通过经验、习惯和教育习得规则并达到在正常情况下自发的、无反应地服从程度，而这种内在化的行为准则可以极大地促进有效的相互交往，在微信政治参与中也不例外。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在微信使用过程中规范语言，理性参与，往往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自律而非外在的强制规则。显然，在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的过程中，亟待充分发挥非正式规则的作用。首先，要在组织中营造民主环境，重视微信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让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对微信政治参与的态度；其次，对积极推动微信政治参与的主体予以奖赏，以及对微信政治参与实践施加外部的监督和舆论压力，促使微信参与的主体自觉自省，实现民主观念转变和民主行为的规范；最后，要发挥道德准则和价值规范的评价导向作用，由于非正式规则的评价性与规范性相辅相成，评价的尺度和标准往往是道德准则和价值规范，这就要求政府在全社会加大柔性宣传和加强思想教育，增强社会大众的道德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理性评价微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并力促实现对微信政治参与实践的行为规范。
（三）发挥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作用
利益主体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因此，要充分发挥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作用，包括地方政府、微信运营商、社会公众等。首先，要发挥地方政府“一把手”的作用。“雁群高飞首雁领”，地方政府“一把手”在思想上是否重视、行动上是否支持直接关系到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地方政府“一把手”是政务微信能否建立起来并良好运行的关键。例如，政府是否积极主动通过微信途径了解民意和集中民智，把握信息传播的力度和方向并促使微信平台为地方政府治理服务等。其次，运营商要不断开发完善微信的功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微信平台功能与价值的提升，有助于微信吸引用户和集聚人气，增加其服务项目的使用频率并为微信运营商带来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已经开始呈现民主政治的功能，运营商显然需要不断完善微信各项功能尤其是民主政治功能，及时修补相关漏洞，为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提供技术保障。最后，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尤其是微信用户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加强教育提升社会公众的参与能力，因为公众参与素质及信息辨别能力直接决定着微信能否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微信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融合显然离不开对社会公众的教育和引导。恰如登哈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参与有问题，产生的反应不应是终止参与，而应是进一步对公民进行教育。[21]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的监督也是微信平台在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平稳有效运行的保障，地方政府要重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做出调整并改正，探索更多便民利民服务，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五 结语
近年来，微信凭借其强大的功能及便捷的服务越来越受广大公众的欢迎，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大数据时代，微信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过程和治理模式，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本研究认为，让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方能在微信“席卷”社会的治理生态中实现政府治理的创新，这是地方政府应有的开放和自信的政治姿态以及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经之路。尽管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也可能会遇到种种障碍与挑战，但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发挥非正式规则影响和发挥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微信政治参与“嵌入”地方政府治理实现有效运作并达成稳定的治理架构，进而形塑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良性路径依赖。事实上，应该充分认识到，无论是BBS、微博还是微信带来的民主模式，都是互联网络发展的结果，随着新兴媒体的持续出现，民主模式将也会被不断更新，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显然应积极适应甚至引领由新生事物而衍生的民主模式，并将其“嵌入”地方政府治理，真正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本文为2017年江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时代政府话语权的挑战与应对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包容性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BSH01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016年微信影响力报告》，搜狐网，2016年3月23日，http://mt.sohu.com/20160323/n441650870.shtml。
[2] David Bandurski, Anti-Social Media: How China's Censors Stay One Step Ahead of Freedom, Global Asia, 2014（2）：16.
[3] Jason Q. Ng. Going Globa, World Policy Journal, 2014（3）：20.
[4] Kyle Holmes, Mark Balnaves, Yini Wang, Red Bags and WeChat: Online Collectivism during Massive Chinese Cultural Events, Global Media Journal, 2015（1）：12.
[5] 赵玉林、原珂：《微信民主和制度吸纳：基层治理中微信政治参与的激进化——以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抗议事件为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4页。
[6] 董石桃、蒋鸽：《微信协商：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途径和新策略》，《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2期，第40页。
[7] 李秀丽：《移动互联时代政务微信传播力研究》，《新闻传播》2016年第12期，第117页。
[8] 龚花萍、刘帅：《基于微信平台的政务信息公开新模式》，《现代情报》2014年第4期，第62页。
[9] 王金水：《微博微信社会参与和维稳长效机制建构》，《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0期，第156页。
[10] 郭泽德：《政务微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电子政务》2014年第4期，第76页。
[11] 袁菲、钟瑛：《提高政务微信质量提升应急管理水平》，《科技风》2014年第7期，第34页。
[12] 徐琦、宋祺灵：《“数读”首都政务微信的现状与问题》，《现代传播》2014年第10期，第61页。
[13] 王亚辉：《当前政务微博、微信存在问题分析及创新发展对策》，《管理观察》2015年第7期，第52页。
[14] 王芳、张璐阳：《中国政务微信的功能定位及公众利用情况调查研究》，《电子政务》2014年第10期，第58页。
[15] 章云峰：《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生政治参与》，《学海》2016年第6期，第204页。
[16]《全国政务微博账号近28万 政务微信公号已逾10万》，人民网，2016年1月23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123/c40606-28078213.html。
[17]《全国政务微信总量突破1000政务微信悄然兴起》，新华网，2013年5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3-05/09/c_124684605_2.htm。
[18] 吴斌才：《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80页。
[19]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7页。
[20] 段晓锋：《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195页。
[21] 〔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方兴、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