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井田制的衰亡

关于井田制的瓦解，不少人认为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变土地国有制为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允许了土地买卖，是“坏井田”之标志。战国时代中国土地开始了新的一轮土地变革。

《战国策·秦策三》:“蔡泽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史记·秦本纪》说：“（商鞅）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史记·商君列传》说：“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概括秦制曰：“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通典·食货一》云：“（商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食货四》云：“夏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益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末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朱熹《开阡陌辨》曰：“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方，使民有田。”《文献通考·田赋考一》马端临按云：“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遂舍地而税人，则其谬尤甚矣。”

《史记·商君列传》《正义》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按：谓驿塍也。……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

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解释、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开阡陌封疆”是设立阡陌，也有人认为是开辟削除阡陌疆界。且不论商君究竟是开立还是削除阡陌，局限于这个字眼便是有些一叶障目了。商鞅之所以会“开阡陌”，必然是矛盾到了不可调和之地步，土地私有化发展的脚步已经阻挡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再过分强调原来的疆界已经没有意义，要走向富国强兵道路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洪流，顺其道而行之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这也是“农战”思想的体现，如是这般，才有《通典·食货一》记载的：“（商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富国兵强，天下无敌。”但这并不代表井田制已经从根本上被完全破坏。在商鞅变法之前，其他各国也有一些变革。如《国语·齐语》记载公元前684年齐国“相地而衰征”,《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作爰田，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按土田定军赋，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作丘赋。这些改革，或多或少都对井田制的破坏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它们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是决定性的破坏因素，并不能被看做是以单纯的某一件事为标志。实质上井田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瓦解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具体看来，可以认为由以下因素导致井田制衰弱瓦解。

1．战争的影响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十分频繁，这使得军队对兵员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这种时候，只有国人才有当兵权利，而野人不能参加军队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土地制度不能一直停留在原来的状况，所以，扩大兵源，打破国、野界限并开始向野人征兵，就成为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的不一，又使得这些国家变革的脚步快慢不一。公元前645年，晋国的“作爰田”、“作州兵”适时而生。晋作爰田的起因，是由于秦晋两国在僖公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战于韩原”，而“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

晋侯使（大夫）邰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善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悦。晋于是乎作州兵。

晋国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场变革的前沿，和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谋求霸主地位的心理是分不开的。韦昭《国语》注曰：“征，税也。言征赋税以缮甲兵。”晋国通过“作爰田”发展农业生产、“作州兵”编练新军，开垦南鄙之田，一是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实现军赋的增加，从而达到增强军事力量的目的；二是为了鼓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赏赐有功之人，以期国力强盛震慑他国。这样为晋国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而晋文公即位后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等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晋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奠定了晋国称霸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594年开始的鲁国的变革，前后持续百余年，《左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成公元年：“为齐难故，作丘甲。”哀公十二年：“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一直没有当兵权利的野人此时既要缴纳军需物资，又要当兵打仗，这就是“作州兵”、“作丘甲”的真正目的，因为此举打破了传统，故《公羊传》成公元年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丘使也。”何休注曰：“讥始使丘民作铠也。”《谷梁传》成公元年曰：

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所能为也，作丘甲，非正也。

这种情况，正如《孙子兵法·作战》所说，是“财竭则急于丘役。”而“用田赋”，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其推行的背景为：“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子曰：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公元前548年楚“按土田定军赋”，公元前538年的郑国子产“作丘赋”，也都是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争霸战争下追求军事强大的需要有关。这里的“作爰田”、“作丘甲”、“作州兵”、“作丘赋”等等，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井田制，它们只是对旧制度进行改进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变革后的田制仍属于井田制，但是这种变化，加快了井田制崩坏的脚步。

在政治经济较为落后的秦国，直到公元前350年才有了秦孝公用商鞅的“制辕田，开阡陌。”如前所引《战国策·秦策三》说：“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不难看出，商鞅的目的也是“耕战”，他所实施的制辕田，不再是过去“换土易居”的形式，而是逐渐变成了“自爰其处”的形式，《汉书·地理志》记载“制辕田，开仟伯”，引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其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追求富国强兵，争取最终统一中国。《汉书·食货志》记商鞅第二次变法中明确规定：“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这不单是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化，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且应该看到，这是在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只是秦国地处偏远，历来经济水平等各方面的积累都不如中原国家雄厚，所以它的改革步伐才会晚于其他大国。

2．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影响

单位面积上居住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与一定的土地面积成反比关系，人口越少，人均土地越多，相反，人口增长，人均土地就会急剧减少。春秋时期，人口少，土地多，人不称土。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对人口增长的需求十分明显，这是由于在土地资源极为富足而人力资源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公室需要增加劳动力来创造文明财富，而要满足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通过战争掠夺人口和财物上。《左传》成公六年，晋与其他诸侯侵宋，有人建议“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说明多获人口可以减罪，类似记录还有很多，又如昭公十八年邾人袭鄅，“尽俘而归”，这都反映了周代有用战争扩充人口的目的。宣公十五年，晋荀林父帅军消灭赤狄潞氏，景公赏赐以“狄臣千室”，如果不是此时地广人稀，视人口为宝贵的社会财富的话，是没有人愿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再增加人口，挤占资源的。

又《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姜戎迁来河阴之地，他们说晋惠公：“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这说明当时还有相当广大的土地是无人居住的荒蛮之地。《礼记·曲礼》说诸侯：“相见于隙地曰会”，说明此时地尚不能尽其力，“地广大，荒而不治。”中原地区都是如此，更毋论偏远国家。此时的农业生产领域还实行轮耕制度，《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周礼·地官·遂人》：

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这种交替休耕以恢复地力的方式，如果要实行于人口密度很大的地区，必是十分困难的。

春秋战国之际，通过采取增殖人口的措施，中原地区人口日增，对土地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所以才有了《左传》襄公四年记魏绛记载的：“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自春秋后期始，耕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对土地已经用粪施肥，《老子》四十六章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战国时期《孟子·滕文公》记载“凶年粪其田而不足”，春秋后期农业上采用施肥不仅是生产技术的提高，还标志着土地已经承受了相当沉重的人口压力。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很大，如《墨子·号令》记载“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以二千家之邑。”《史记·赵世家》也说：“以万户之都三封太守，千户之都三封县令。”这些关于春秋以前的记载，从“十室”到“千家”，可以想见中原地区人口的增长之多。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上人口的膨胀，必然导致国家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不断进行土地分配。实行井田制的首要前提是地广人稀，国家可以源源不断为新生成年劳动者分配土地。政府手里的土地一旦告罄，井田制自然就瓦解了。

3．土地私有化

当政府停止向新的劳动者分配土地时，原来已占有份地的小农自然就不再因年老力衰将土地还归公家，久之，土地永久性占有自然形成。土地私有的现象出现，并且进一步扩大，对井田制的影响毋庸置疑。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土地所有制有些改变。西周以来，土地完全为宗子所有，不得买卖。自春秋中叶以后，有一部分土地逐渐转移到新起的地主阶级和新起的农民阶级的手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了。在土地兼并过程中，西周旧制度逐渐被破坏，特别是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变化，成为东周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动。井田制的崩坏是由于私田的产生，而私田的产生则是由于奴隶的剩余劳动之尽量榨取。这项劳动便是在井田制的母胎中破坏了井田制的原动力！

西周时期，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属于周王室，《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庄公十四年：“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臣？”《礼记·王制》也说：“田里不鬻，墓地不请。”《孟子·公孙丑》也提到：“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王臣也。”在这一法权基础上，周天子对土地可以授予，亦可收回。如《礼记·王制》:“不敬者，君削以地。”“其有削地者，归以闲田。”《周礼·大司马》也说：“野荒民散，则削之。”但这并不代表当时社会不存在个人拥有私有财产的现象。西周末期，土地以前只属国有，私人不得随意变更的现象已在改变，贵族之间开始私下转让、馈赠土地，虽然这仅是使用权的转让，土地所有权仍归周天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周王室的逐渐没落，贵族领主们之间的土地争夺逐步演变为了对土地所有权的追求，所以《诗经·大雅·瞻仰》才有：“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但这时的土地私有化现象并不突出，也无碍井田制度的继续实行，“田里不鬻”的原则对于西周还是适用的。土地可以转让，但这时的转让与土地买卖还不是一回事情。《左传》襄公四年魏绛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这种用货物交换土地的行为，还并非商业行为的土地买卖。

进入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由于私垦的田地最初是不需要缴纳贡赋的，所以开垦私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才有了《管子·问篇》中问到的“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而这种私田又可能被公室以田界整顿之名予以没收，如《左传》襄公十年载，郑国“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但这并不能阻挡土地私有化的脚步，大小贵族间争夺田地的“取其室”、“兼其室”常常发生，大夫之家的夺田夺邑促进了土地私有化，某些大贵族所掌握的私有土地甚至可能超过原来受封面积。日积月累，它虽不能直接瓦解井田制，却也推动了土地私有的进程。

战国时期，君主对大臣大量的赏田，也使得贵族们拥有数量庞大的土地。当时分封赏赐给臣属的土地相当惊人，如《史记·赵世家》就记载赵简子曾：“赐扁鹊田四万亩。”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卫嗣君为了留薄疑事卫，爵薄疑为上卿，并“进田万顷”。且国家有以田土作为俸禄的规定，《韩非子·喻老》记载：“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史记·赵世家》:“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如果没有把田作为俸禄的话，又何来“收地”之说？《孟子·离娄下》记载齐国的官员“去之日，遂收其田里”，这就说明齐国也存在以田为俸禄的现象。不仅如此，《史记·甘茂列传》也说甘罗出使有功，于是秦王“复以始甘茂田室赐之。”战国时期土地资源本就已经开始相对缺乏，而军功爵禄的赐田规模还如此之庞大，这就使得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贫富两极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井田制逐步走向了衰亡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由土地国有制过渡到土地私有制阶段。土地使用权转向农民手中，仅仅在名义上所有权仍属于国家而已。同时，井田制并非一日之内就消失殆尽的，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土地资源与人口比例的不平衡，它在列国消亡的时间必然不是同时发生的。可以看到的是，中原地区的井田制向土地私有转变的速度要高于边疆国家，在这些国家实现土地私有制时，那些地处偏远的地区肯定还存在一些井田制的残留形式。

4．商品经济的冲击

商品市场的发展改变了领主经济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以井田制为基础的领主经济此时受到了冲击。如果领主和农奴之间的契约是以固定工资、固定租金或产出分成的形式规定的，工资、租金或产出的一部分无论是以货币还是以实物的形式获得，由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减少，现在都能通过市场换取得到各自所希望的消费组合。此时传统的劳役分成安排在交易费用方面也就不再具有相对的优势了，劳役分成的契约形式必须进行改变。这种改变从以下两个方面同时进行：

（1）市场经济的普及、交易成本的变化，使契约安排背离劳役税而向着其他更有效的契约方式转变。但这种转变不仅取决于谈判和执行成本的大小，而且还要受到领地内的土地公有等“习俗”的影响和制约，这样的特殊习俗只有在执行成本很高时才会被彻底地改变。

（2）另一个改变契约形式的动因来自领主。市场的兴起、货币的出现，使得领主调整土地边界、扩大收入规模的愿望得以实现。在井田制下领主的收入主要来自公田，公田以外的农奴份地和井邑所属的大片公用土地如草地、牧场、森林和荒地等，领主都无法课税，即所谓“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而不税民之私”，领主的收入受到了限制。现在尝试由原来的“藉而不税”，改为“履亩而税”，实施“初税亩”,“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于公田税收之外，对原来不征税的农奴份地和井邑中公用土地都按占用者实际使用的份额一律征税。领主可以通过收取实物，进而取得货币，到市场实现自身的消费组合，实现自己扩大收入的愿望。契约是双方的契约，农奴也会提出利己的要求，包括适当的租金调整，最重要的是减少奴化义务、解除人身依附关系，后一个要求导致了租约的创新。新契约的能否实施取决于改变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成本大小，当这种成本—收益变得可行时，领主变成了地主，农民对地主也不再有依附关系，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只是一种租佃关系，租佃关系是契约关系，契约关系受到法律保护。领主经济死亡了，井田制瓦解了，至此劳动服务不可避免地被产品租金或货币租金支付所取代，土地被自由佃户和接受工资的劳工所耕种，这些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寻找他们认为最佳的工作。

（3）开辟和耕种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劳动力，大量的奴隶从公田上逃走，更加快井田制的瓦解。用奴隶制的办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一些顺应新形势的贵族为了招来劳动人手，改变剥削方式，如齐国田氏向民众征赋税使小斗，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采取扩大地亩，而不增税额的办法，收买民心。这样，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归之如流水”。封建依附关系产生了。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来的奴隶。虽然他们身份还不是自由的，但却不同于奴隶。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农民的前驱了。奴隶的逃亡，使一些国家的公田，“唯莠骄之”,“唯美桀桀”，变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并且一律征税。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整顿田制，视土地高下肥瘠，“量入修赋”，其后各国也纷纷效法。本来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旧秩序，但它们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已成的事实，在井田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缺口接二连三地被打开，井田制的瓦解崩塌就是必然的趋势了，就这样，井田制终于从历史的天空中逐步消失了。